第二章 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的方法论
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当然应当遵循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一般的方法论原则，同时也应当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的历史特点出发，把握这门科学具体的方法论原则，作为我们研究的向导。
一、要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门科学，有它本身严密的体系和不可缺少的基本内容。列宁曾经多次强调这一思想，认为“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马克思的观点极其彻底而严整”【1】。列宁毕生都在同各种歪曲和肢解马克思主义的倾向作斗争，他在谈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时指出：“在这个由一整块钢铁铸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决不可去掉任何一个基本前提、任何一个重要部分，不然就会离开客观真理，就会落入资产阶级反动谬论的怀抱。”【2】列宁的这一观点已经被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所证明。而且，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崭新的科学的世界观，还担负着正确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任务。正如它的创始人马克思指出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3】因此，这种哲学在一个国家传播的标志应当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来考察。在理论上，要看这一学说的基本观点和主要内容传播了没有，有没有对这一学说的实质和相对完整的体系作过比较客观的论述，对它的代表性著作的核心内容是否有比较准确的翻译或介绍。当然，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早期传播，不应当求全责备、苛求于前人，但是传播者的评述至少不应当是怀有阶级偏见的歪曲和攻击。在实践上，要看这一学说是否同传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是否用来作为观察国家命运和前途的工具，是否能够提出有针对性的改造社会的方案。尽管把这一学说运用于实践是一件十分艰难的事业，经历各种曲折以至失败都是难以避免的，但是重要的在于是否坚持理论同实践结合的方向，是否真诚地在这种结合的道路上努力探索。
不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上述特点，离开这门科学的体系和基本内容，离开这门科学所肩负的改变世界的历史使命，只是从词句上、从个别论点上、从片断的史料上去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的历史，那就会被许多历史细节所纠缠，抓不住历史发展的实质，从而作出错误的论断。
有人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开始在中国传播的时间不是十月革命爆发的1917年，而是比十月革命更早的19世纪末或20世纪初。他们把1899年由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节译成中文的《大同学》视为最早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把1903年由日文译成中文的部分著作的片断作为最早向中国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书籍，又把梁启超、朱执信视为第一批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等等。
这些说法是值得商榷的。从1899年的《大同学》来看，这本书是从英国资产阶级社会学家、进化论者颉德所写的《社会进化论》一书翻译过来的。作者把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列为当代流传于欧美的许多空想社会主义学派和资产阶级社会学派中的一派，称为“养民新学之一派”。他认为解决社会的种种矛盾，需要讲求养民，而养民又要依靠教会。可见，作为传教士的李提摩太和作为当时基督教在中国的宣传工具的《万国公报》较快地译载上述著作绝不是偶然的。这种情况说明，《大同学》介绍的绝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恰恰是同马克思主义哲学根本对立的唯心主义的宗教教义。
从1903年由日文译成中文的有关著作来看，主要有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和福井准造的《近世社会主义》。前者虽然介绍了马克思和他的某些思想，但仅限于有关劳动和资本的个别论点，而且把马克思作为巴贝夫的后继者，认为他们的共产主义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后者虽然较前者详细地介绍了马克思的“履历”和他的“学说”，但仅仅限于对《资本论》的概述，而且把马克思所阐明的资本主义灭亡的必然性同以暴力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思想对立起来，说马克思主张的是“由自然之趋势，以俟国家绝灭之期”，完全“一任自然以达其目的”。不论前者或后者，既没有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严密的科学体系加以介绍，更谈不上同本国社会的实际相联系，它们对当时中国的社会影响和社会作用都是微不足道的。
至于梁启超、朱执信是不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需要首先考察他们的基本立场和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梁启超所信奉的是地主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和主观唯心主义，同马克思主义是完全对立的。诚然，他在1902年《新民丛报》第18号上发表了《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一文，文中两次提到马克思。但一处是指责马克思在人类进化问题上“不能解难于人”，而颉德之《人群进化论》却能“解此问题”；另一处也是指责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只注重现在，却忽视未来，而颉德却能“驳难之”云云。可见，梁启超在这里意图贬低马克思主义而抬高颉德之进化论，是一目了然的。朱执信作为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代表，从本阶级的立场出发对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思想固然有所肯定，但是从根本上却是难以接受的，例如他在1906年《民报》第2号上发表的《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列传》就是这种情况。他在这篇文章中针对马克思关于社会革命和资本的学说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认为社会革命应当采取“善良之法”，采取“至秩序、至合法之方法”，“限制”“竞争”，使财富的分配渐趋“平均”。他强调这种革命“决无损于今日之富人”，决不会导致“下流社会”当权等等，其实质是把社会革命局限在资产阶级所能接受的范围之内。对于《资本论》的基本观点，他也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资本之始由于“贮蓄”，而“蓄积之事，往往亦自劳动”，断言马克思关于资本起源于掠夺的观点可谓“张皇夸大”，从而根本否定了《资本论》立论的基础。
上述种种有关马克思主义的只言片语，许多只能说是曲解和非议，至多也不过是一些片断的、零星的介绍而已。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根本不可能系统地了解马克思主义，加上当时中国的生产落后，工人阶级还没有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谈不上有一定规模的工人运动，更谈不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践的结合。如果把这一切说成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开始，实质上只能降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歪曲传播史的历史特点。
【1】《列宁选集》，3版，第2卷，41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同上书，221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6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二、要突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实践的概括和回答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资本主义时期生产实践和阶级斗争实践的概括和总结，也是对无产阶级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论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它的阶级性，公然申明辩证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再一个是它的实践性，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1】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绝不是一种纯粹学术思想的传播，不是单纯地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的传播。离开中国的实践，离开中国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方面的情况，离开中国的工人运动，就不可能正确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史。
只有十月革命的伟大实践及其影响下的五四运动，才真正开创了中国人接受和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时期。
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在于它提供了一个活生生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典范，提供了一个新世界观如何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生动的范例，使中国人从实践中了解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五四运动的爆发又进一步提出了中国社会的改造问题，提出了怎样认识国家命运、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推动了中国工人阶级走上政治舞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社会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所有这一切，都不是那种“坐而论道”，靠几篇文章、几次讲演、几本著作能够达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最根本的还是要靠实践的推动。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实践的作用、社会经济条件的作用，归根到底决定着哲学的发展。但是这种作用多半不是直接发生的，“对哲学发生最大的直接影响的，是政治的、法律的和道德的反映”【2】。因此，当代的政治生活和重大的政治事件，应当成为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的首要问题。就当时中国的情况来说，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以及如何摆脱这种压迫、争取解放，无疑是政治生活中最重大的问题，也是广大群众最关心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得到传播和发展，它的生命力就在于能够对上述问题作出科学的反映和概括，对时代提出的要求能够作出正确的回答。那种对时代、对国家、对民族漠不关心的哲学，不可能提出正确的革命策略，也绝不会有生命力，必然是短命的。恩格斯说得好：“在我看来，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任何坚定不移和始终一贯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为了找到这种策略，需要的只是把这一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3】可见，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绝不能离开中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特别是中国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以及反映这一斗争的五四爱国运动。应当把我们的考察同研究这些条件密切联系起来。
我们强调密切联系时代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来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当然不是说对于有关的论文著作和各方面的学术理论活动可以不去考察。问题在于如何考察，把它们放在什么位置上考察。只有把它们放到一定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下、放到一定的历史范围内考察，才能看出它们是否对实践作出了正确的概括和回答，是否发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应有的作用，如果脱离社会实践孤立地考察它们，那就只能抓住书本上的词句和片断，忽视它的社会效果和社会作用，在传播史上作出错误的判断。
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对实践中的许多重要问题作出概括和回答，就不能不针锋相对地批判各种非科学的哲学思想，批判旧世界。马克思早在自己哲学思想转变时期，就预感到新哲学的诞生非冲破旧世界的牢笼不可，非鲜明地竖起批判的旗帜不可。他说：“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4】他坚定地表示：“什么也阻碍不了我们把我们的批判和政治的批判结合起来……也就是把我们的批判和实际斗争结合起来，并把批判和实际斗争看做同一件事情。”【5】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是要通过批判和斗争的，中国的情况也不例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绝不可能在一帆风顺的情况下，在平静的书斋里、沙龙里得到传播。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从一开始就没有像马克思所讥讽的那样，竖起“教条主义的旗帜”，或采取“空论家的姿态”，他们是在同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各种假社会主义思潮的辩论中，在批判各种资产阶级哲学和封建主义哲学中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如果不认真研究这种同哲学传播紧密结合的批判和斗争，就不能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的具体情况，既不能正确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什么情况下传播的，也不能正确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怎样传播的，至于传播的内容那就更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了。
【1】《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28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70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6卷，30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卷，4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卷，417～418页。
三、要突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
从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的历史不仅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结合在一起，而且同中国现代哲学思想的历史结合在一起。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长期历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经受了历史的检验，在同形形色色的哲学思想的斗争中，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日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且创造了既具有中国特色，又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给中国革命提供了切合国情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传播过程中，面对的论敌是复杂的、多样的，有些则是很顽强的，哲学战线上的斗争呈现出复杂而曲折的情况。在中国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立面，主要是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这种哲学是传入中国的西方资产阶级哲学和中国固有的封建主义哲学相混合的产物。帝国主义哲学和封建主义哲学如同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主义文化一样，是反映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统治或半统治中国的东西，其中包含着为帝国主义服务的奴化思想的哲学，为封建主义服务的尊孔读经的哲学，以及各种宣扬个人主义、维护旧礼教，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等等。这种哲学既得到帝国主义的支持，也得到国内反动统治阶级的支持，严重阻碍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在不断批判和战胜现代资产阶级哲学中传播的。不了解和研究中国现代资产阶级哲学及其演变，就不能正确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史。
有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看作是无干扰、无斗争，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历史，这是不符合事实的，也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特点。列宁说，“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工人阶级中的传播和扎根，必然使资产阶级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攻击更加频繁，更加剧烈”，“因此这一学说在其生命的途程中每走一步都得经过战斗”【1】。我们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放到历史的战斗中去研究，“知己知彼”，才能真实地反映历史，避免简单化的错误。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需要经过战斗，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战斗又会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去研究新的问题，开拓新的领域，揭示新的规律，概括新的经验，这一切又不是单纯用战斗能够说明的。不注意研究现代资产阶级哲学所提出和涉及的各种问题，同样也会犯简单化的错误。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依靠着一批先进的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依靠着中国共产党内许多杰出的革命家和理论家，也依靠着为数众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当然，毛泽东和毛泽东哲学思想在这一事业中具有突出的历史地位和重要的历史贡献。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史，要全面地研究上述两个方面，不可偏废。正确的方法应当是在全面研究现代哲学思想的基础上，突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
突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绝不是任何人的主观愿望和安排，而是由它所处的历史时期和历史条件所决定的。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一定历史阶段和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它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一个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从当时的情况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经过马克思、恩格斯半个世纪的努力和钻研，又经过列宁进一步的研究和发展，它在理论上已经达到比较系统和比较完善的程度，不仅确立了自己的基本体系、基本规律和基本范畴，而且广泛运用于自然界和社会历史的各个领域，甚至对人类的未来和社会的发展作出了有科学根据的预见。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哲学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承和发展，自然不是在理论上标新立异、另搞一套，而是从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去研究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达到的成果，解决中国革命实践提出的种种问题，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所没有遇到过的新问题，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增添新的内容。同时，毛泽东哲学思想也是在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产生的。中国革命的具体历史条件，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从事革命活动和研究哲学的条件也有所不同。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在长期的、残酷的武装斗争和敌强我弱的条件下形成和发展的，是在共产党部分地掌握政权和军队的条件下坚持和运用的。长期的游击战争和农村根据地的环境，使哲学研究只能在极端闭塞、十分困难而又缺少充裕时间的情况下进行。毛泽东哲学思想就是在上述历史时期和历史条件下作出自己的贡献的，这种贡献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一般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正确结合的结果，它既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则，又完全符合中国的国情。
突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是因为它能解决中国客观存在的矛盾，推动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直至取得彻底的胜利。毛泽东哲学思想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要在一个既不同于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西欧，又不同于资本主义有一定发展的俄国，而是在一个落后的中国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列宁在1919年论中国革命时曾经把它看作是一个困难的、特殊的和特别崇高的任务。他指出这里主要的群众是农民，要反对的不是资本主义，而是帝国主义和由中世纪延续下来的封建势力，这是欧洲各国所没有的一种特殊情况，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没有遇到过的任务。要完成这一任务，不能仅仅依靠马克思主义的现成的结论，而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来研究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例如，在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史上虽然没有以农村包围城市、夺取政权的先例，但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却抓住了中国农村广阔而反动统治又比较薄弱的特点，创造性地提出工农武装割据、建立红色政权的思想和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必由之路。在马克思主义军事科学中对于游击战争虽然从战役上有所论述，而毛泽东却能集中全党全军的实践经验，根据敌强我弱战争需要持久进行的特点，把游击战争提到战略的高度，提出了一整套战略战术思想。其他如统一战线和利用矛盾的策略思想，解决党内矛盾的方针和整风运动的形式等，无一不是从中国的实际状况和具体特点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的成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成功地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典范，是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科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突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还因为它在同党内外各种哲学思潮的较量中经受了历史的考验，逐步地被全党和全国人民所接受。曾经活跃在中国哲学舞台上的各种资产阶级哲学，不论它是受到外国哲学权威杜威、罗素、尼采之流的支持也好，还是受到本国反动统治者蒋介石、陈立夫之流的支持也好，都在众多的中国实际问题面前束手无策而销声匿迹，唯独毛泽东哲学思想在认识中国和改造中国的茫茫大海中指引着中国革命绕过无数暗礁而走向光明。就中国共产党内来说，它以自己对中国革命经验所作的一系列创造性的科学的哲学概括，同党内的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相对立，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颠扑不破的真理性。我们党内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曾经盛行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特别是以王明为代表的机会主义，他们照搬苏联和欧洲革命的模式，以共产国际的“钦差大臣”自居，以马克思主义和最革命的词句为外衣，以势压人，指挥一切，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这种教条主义气势之凶、形式之“左”、危害之烈，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都是空前的、罕见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反对过的巴枯宁主义、拉萨尔主义和杜林主义，列宁反对过的考茨基主义、布哈林主义等机会主义所不及的。毛泽东哲学思想在这种情况下，敢于顶住一切压力，破除一切迷信，不信神，不怕鬼，只相信科学，而又善于踏踏实实地研究中国情况，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真正地在一般原理和具体情况的结合上下功夫，在具体地分析具体问题上下功夫。可以说，经过长期的实践的检验，经过哲学战线反复的比较和较量，毛泽东哲学思想在中国现代革命史和哲学思想史上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是其他任何一种哲学都代替不了的。
突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还因为它在中国革命的长期实践中作为指导思想，渗透到政治生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已经成为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马克思、恩格斯是在没有掌握政权的条件下研究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哲学思想还是从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开始的。而毛泽东哲学思想则不同，早在它形成的初期，在开创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就发挥着指导的作用。在几十年的艰苦的武装斗争中，在解放区的政权建设中，在全国各阶层的民主运动中，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实践中，毛泽东哲学思想以它真理的光芒发挥着日益巨大的影响和作用，同广大群众同呼吸、共命运，产生了日益密切的联系。一部漫长的现代中国革命史和现代中国哲学史，如果离开毛泽东哲学思想，就得不到正确的说明。试问，为什么众多的哲学流派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会成为来去匆匆的过客?为什么毛泽东哲学思想在几十年的战斗中能够指引着革命的进程而取得胜利?其他如正确认识中国革命的特点和发展规律，揭示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确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纲领和路线，制定和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以及如何夺取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和规划全国政权的建立，等等，中国现代史上哪一页重要的篇章离得开毛泽东哲学思想这种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可以说，在中国现代史上没有任何一种哲学在对中国国情的了解上，在对中国现实问题的分析研究上，在对中国革命事业的作用上，能够同毛泽东哲学思想相比。不仅一切资产阶级哲学相形见绌，即使那些熟读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书本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是难以相比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犹如贯穿在现代史上的一根红线，同社会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思想各个方面都息息相通，不可分离。离开了它，就不能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也就不懂得现代的中国革命史和哲学史。
【1】《列宁选集》，3版，第2卷，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