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的对象和任务

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的对象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已经有将近一百年的历史了。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一百年当然不能算很长的时间，但这一时期社会历史所发生的深刻变化，社会的迅速发展，社会关系的不断分化和组合，都是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所不曾有过的。一百年的历史同以往历史的一个根本区别，是中国人民多了一个科学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理论武器，有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一百年来，中国人民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武器，正确认识和分析了自己的国情，把握着和解决着前进中的种种矛盾，找到了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和建设道路，中国的面貌正在不断地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中国的历史就在不断地谱写出崭新的篇章。对于这样一段短暂而又无比丰富、深刻的历史，交织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和中国人民奋斗的历史，把它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领域，集聚充分的资料和人力，开展深入的研究，是完全必要的。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应当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应用和发展的历史作为研究的对象。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社会历史上的作用和命运不是孤立的，只有从广阔的社会实践、群众的革命斗争、思想理论问题的论争去考察和研究，才能把握它在传播过程中的特点和作用，从而进一步去研究和揭示它本身发展的规律性。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唯一科学的哲学，它比任何一种哲学都更能正确地反映时代精神的精华，保持同实践的密切联系。因此，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还要从中国这段历史上众多的哲学流派方面去比较、去分析，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各个历史阶段上是怎样正确反映时代的要求、群众的利益，又是怎样对实践中各种重大问题进行哲学思考，作出哲学结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的哲学，它不是为人们提供一种超时空的解决问题的现成的公式和答案，而是提供一种思考的方法、认识的方法和工作的方法。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不是纯粹书本知识的传播，不是原理原则的照抄照搬，而是和中国具体实践的结合，在中国具体实践中的应用和发展。应当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去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的历史，并且围绕二者的结合或分离来总结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的历史经验和教训。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革命的批判的哲学，它对一切都持分析的批判的态度，而不承认有所谓绝对的权威，它坚持批判旧世界，批判唯心论和形而上学，而又汲取人类所创造的一切优秀的文化。因此，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要密切结合政治上、哲学上、思想文化上的斗争，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这些斗争中是如何坚持唯物论，坚持辩证法，在人类实践中是如何不断前进、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传入中国之前，也有70多年的历史了，在中国的传播是在70多年积累起来的丰富的理论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当然不能离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全世界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哲学思想和哲学著作，对于这些丰硕的成果同样有一个学习、理解、消化和创造性应用的过程，有一个坚持和发展的过程，也有一个不断识别和抵制各种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总之，这门学科的对象同时也就规定了它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绝不应归结为单纯的历史纪年和史实的陈述与罗列，这是一门需要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中国现代史为基本功而积极建设的新学科。

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不应割断历史。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于19世纪40年代，经过马克思、恩格斯的刻苦钻研和不断总结，在19世纪中后期已经形成了一个严密的科学体系和完整的世界观，到了19世纪末，经过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的努力，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俄国得到了传播和发展，列宁又进一步提供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新经验。这一切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的理论前提，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发展的理论基础。不研究全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特别是不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发展史，就说不清它在中国的继承和坚持，更说不清它在中国的应用和发展，对它在中国的传播而引起的一系列深刻变化就不能进行科学的论证，也不可能有高度的说服力。

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也不应脱离实践。中国的具体实践是一个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新民主主义社会，又向社会主义社会逐步过渡的实践，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前仆后继，克服艰难险阻，战胜国内外强大敌人而取得胜利的实践，是一个创造出许多有中国特色的历史经验，特别是孕育和生长了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经验相结合的伟大实践。这一切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的出发点和根据，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巨大力量，也是检验和证明马克思主义哲学正确性和生命力的唯一标准。不研究全部中国现代史和中国革命史，就说不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是如何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更说不清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实际生活中何以产生如此巨大的作用，就会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史降低为“照本宣科”或书本知识的传授史，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许多脱离实际的资产阶级哲学、唯心主义玄学等量齐观。

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的基本内容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同许多学科有密切的联系，而又以自己固有的内容同有关的学科相区别。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和具体的空间的延伸和展开，也就是说，它是继20世纪十月革命后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从这一意义上说，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它又以研究中国这一特定的范围为内容，对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情况只是当作相关的背景和条件作必要的涉及。这一学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则应从纵的方面即历史上和横的方面即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作全面的展开、深入的研究，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作出的贡献和发展进行充分的反映，对有代表性的中国论著和有关思想作历史的评价，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发展的历史特点和历史作用也应作科学的分析。而这一切又都必须以丰富的史实为基础，从理论高度进行概括和总结。对于这一份艰巨的工作，我们不应推给其他国家的学者，而应看作自己分内的义不容辞的任务。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同中国现代史和中国革命史有密切的联系。从时间上，从历史运动的重大实践上，从必须涉及的某些历史材料和历史人物上，都有其共同的方面。但是，它同一般的历史科学不同，它是以一种特定的哲学思想的历史为基本内容的，是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和发展的。它不像一般的历史科学那样，着重研究历史事件的推移和变化，而是结合历史事件去分析其中的哲学思想及其发展的内在逻辑，分析围绕着这些事件而表现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先导作用和总结作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既要结合历史实践，又要有所超脱，要以对历史的哲学分析、概括和总结，去启迪人们对历史的沉思，把握历史的命运。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同中国现代哲学史也有密切的关系。它们作为中国五四运动以来的哲学史是彼此共通的；在众多的哲学流派中突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也是彼此一致的。但是，前者是明确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为基本内容的。对于同时在中国流传的其他哲学流派和哲学思想，则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的范围内加以考察，区别不同情况作出论述。有些同马克思主义哲学关系较大的，则适当展开；有些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立面进行过较量的，则针锋相对地给以评述；有些同马克思主义哲学关系疏远者，则可略而不述。总之，这门学科的基本内容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为主体的，其他哲学流派和哲学思想的评述以服从这一主体，有助于说明这一主体，可以更好地突出这一主体为原则。而后者则有所区别，它对中国现代哲学舞台上存在过的哲学流派和哲学思想都应作出恰当的评述，评述中要注意各派自身的特点和体系，而无须以某一观点是否同马克思主义哲学较量过作为评述的取舍。在众多的哲学流派中当然应当如实地突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它们的关系不是并列的，但也无须像前者那样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放在中心的、概括一切的地位。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同毛泽东哲学思想史有着不可分离的紧密的关系。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它是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完全适合中国的国情，它的发展和展开是同中国革命实践密切结合在一起的。毛泽东哲学思想作为集体智慧的结晶，不仅包含着毛泽东在哲学上作出的贡献及其有关著作，而且包含着中国共产党作出的有关决议和文献中的哲学思想，也包含着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成员和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杰出的哲学思想，以及人民群众在实践中为这种哲学思想所提供的无比丰富的原料和经验。这一切都应当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史研究的不可忽视的内容。离开了毛泽东哲学思想史，就是抽掉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的主导线索而使这种研究落空，也就不可能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但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又不必同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传播完全等同起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的普遍适用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除了和时代的革命实践相结合外，还会反映在众多的领域和方面，诸如自然科学成果的概括和方法论的讨论，社会问题的探讨，历史现象和历史人物的评价，哲学思想的论战，学术问题的争鸣，基本理论的讨论，等等，不可能要求处在斗争第一线的毛泽东哲学思想对这些都有所反映，有所研究，但也不能把它们排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的洪流之外。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对此应当作出自己的努力，既要突出反映中国历史发展的革命运动的主流，反映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发展和展开，也要反映汇成江海的涓涓细流，反映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各个方面的传播和发展，如实地展示一幅中国现代史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多姿多彩、奔腾向前的历史画面。

综上所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如同当代科学发展中的许多交叉学科一样，它一方面要借助有关学科已有的成果和基础来充实和丰富自己的研究，另一方面又要在自身所固有的基本内容的基础上做深入的开掘和研究工作，加强学科建设，使它作为一门史料充实、脉络清晰、视野广阔、说理透彻的新兴学科，生长在百花争艳的科学园里。

三、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的任务

中国革命和建设是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我们的坚持是以自己的历史经验为基础的，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性为基础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就是要正确阐明我们的经验，正确阐明这种科学性，进一步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日益为广大人民所接受和实践的历史，从而对过去坚定信念，对未来充满信心。

第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作为历史科学，应当客观地实事求是地按照历史的本来面貌去解释历史。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历史，也就是中国人民寻找真理和坚持真理的历史。马克思主义哲学从传入中国后，其信仰者由少而多，以至和千百万群众共命运、同呼吸；其影响由弱而强，以至任何反动措施都不能阻止它的传播；其作用由小而大，以至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夺取了全国的胜利。它主要依靠的不是权威，不是暴力，不是政权的强制，也不是名利的诱惑，而是靠它的正确性、科学性和真理性。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应当忠实地反映无数进步人士为寻求真理而献身，为坚持真理而捐躯的动人的历史，也要结合中国的历史实际说明和论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正确性，为提高人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觉性开辟一个有启迪意义的历史课堂。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历史，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日益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历史。最初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诚然还是一种“舶来品”，但它却能以自己的科学性逐步和中国的国情、中国的实际问题、中国的现实斗争、中国的文化思想、中国的广大人民结合起来，形成富有中国特色、适合中国国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哲学思想。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应当忠实地反映上述结合的历史，总结上述结合的经验，为人们创造性地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一个生动的历史课堂。总之，离开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就谈不上中国的特色，说不清中国的国情，拿不出中国的经验，也不可能正确地介绍中国现代的文化。历史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我们应当向国内外人民如实地宣传这一段历史。

第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作为哲学史科学，应当科学地总结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的特点和它的历史命运。自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以后，它本身及其周围的条件和面临的问题都在发生着不断的变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开始作为一种学说和思想被介绍过来，到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应用于现实生活，直至逐步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指导革命和建设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所经历的这种变化，不能不反映出中国社会历史条件的剧烈的变化，而这种变化的表现就是中国革命史上出现的胜利和失败、高潮和低潮、安定和动乱、革命和建设等，伴随着上述变化而来的，是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体也发生着不断的变化，从开创革命事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先进知识分子，到投身民主革命洪流的热血青年和工农大众，再到和平时期特别是动乱年代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同时，我们也看到，在中国漫长的岁月里，马克思主义哲学始终没有停止过它的活动，既有影响全国的哲学论战，也有对国家、社会、人生问题的深沉的哲学思考，还有常年不懈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宣传和普及活动。凡此种种，都需要进行具体的分析和研究，总结其特点和规律，而后才能在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命运的基础上更清醒、更自觉地以历史的成败得失和经验教训为借鉴，走历史的成功之路，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

第三，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作为寓理论于历史之中的科学，应当透过历史事件分析和研究哲学基本理论在现实生活中的意义。哲学是最抽象、最一般的理论，但是实际生活中的重大争论和是非，又往往是同哲学上的根本分歧或围绕某个哲学理论而进行的斗争联系着的，归根结底又是同哲学上的世界观和思想认识路线联系在一起的。历史和现实一再表明，就事论事，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纠缠于枝节之论，往往解决不了问题，而抓住了世界观和思想认识路线问题，似乎是“舍近而求远”，倒反而从根本上解决了问题。毛泽东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领导的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抗日战争时期开展的整风运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提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都是从哲学上解决现实生活中重大问题的范例。从这一意义上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也是一部在生动的历史实践中发挥哲学理论的威力、发挥哲学能动作用的历史。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历史实践中所积累的经验、所发挥的作用，是无数革命先辈付出重大代价而取得的珍贵的历史遗产。我们应当像珍视其他历史遗产一样，学习它、研究它，用它来推动我们的理论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