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唯物史观在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传播
如果说五四后知识分子在摸索中走出了与工人相结合的第一步，那么各地共产党组织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建立后，便进入了有组织地从事工人运动、深入工人群众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已不是一般地向工人进行民主主义教育和传播科学知识，而是自觉地向工人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灌输阶级意识，以马克思主义武装工人。上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唯物史观深入传播的过程。
在党的创建时期，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者还以极大的努力翻译、出版了经典作家的一批论述唯物史观的重要著作，其中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1920年8月)，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郑次川译，1920年8月)、《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节译本(恽代英译，1920年10月)，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版序言》(费觉天译，1920年10月)、《〈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范寿康译，1921年1月)、《哥达纲领批判》(熊得山译，1922年5月)、《马克思致魏德迈》(石人译，1923年7月)，还有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第一章(P．生译，1921年5月)、《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政治与经济》 (成舍我译，1921年6月)等著作。这些经典著作的翻译和出版，对于在我国深入、系统地传播唯物史观起了重要的作用，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的唯物史观传播的内容和水平。
唯物史观在建党时期传播的基本任务是阐述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批判形形色色的假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潮，指明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方向，同时阐述建党学说，奠定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基础。
一、陈独秀传播唯物史观的主要贡献
陈独秀(1879—1942)，安徽怀宁县人，原名乾生，因故乡有独秀山，故改名独秀，字仲甫，别号实庵，曾用由己、陈仲、陈仲子等笔名。他是我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和早期领袖，曾主编著名的《新青年》，和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作出过贡献。
陈独秀早期是一个典型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五四前夕，他开始表示拥护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经过五四运动逐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20年夏秋，他完成了从激进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历史转变，成为这一时期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一时期陈独秀发起和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活动，在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总书记。另外，他又撰写文章，发表讲演，编辑文集，领导和组织了马克思主义与假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争论，为唯物史观的传播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唯物史观的传播中，陈独秀注意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工人阶级及其历史地位，分析资本主义制度，并且直接到工人中去进行宣传鼓动。他在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上所作的题为《劳动者底觉悟》的讲演【1】，就是这种活动的一部分。在这篇讲演中，他通俗地阐明了“劳动创造世界”的观点，强调做工的人是社会的“台柱子”，靠他们的力量才能把社会支撑住。他进一步指出世界劳动者觉悟的步骤和目标，认为第一步“是要求待遇改良”，第二步“是要求管理权”。他还撰写了《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2】一文，同这篇演讲一起刊登在《新青年》的“劳动节纪念专号”上。
这一时期陈独秀积极领导和组织了关于社会主义的争论。他不仅积极参加了这场争论，而且编辑了《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的论文集，收入了《陈独秀致罗素先生的信》、《陈独秀复东荪先生的信》等文章。他还写了《国庆纪念的价值》等重要论文，发表了《社会主义批评》的讲演，比较系统地批判了研究系政客张东荪、梁启超等所鼓吹的基尔特社会主义以及他们散布的美化资本主义、力主阶级调和、反对暴力革命的议论，明确表示中国要走阶级战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
由于这一时期无政府主义思潮仍然十分活跃，为了抵制和肃清这股危害工人运动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马克思主义者开展了批判无政府主义的斗争。1920年9月，陈独秀在《新青年》第8卷第1号上发表《谈政治》一文，以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批判了无政府主义。在这篇文章中，他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名批驳了胡适和张东荪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批判了无政府主义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深刻地阐述了唯物史观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思想。
陈独秀首先论述了国家的阶级实质，认为不应该“笼统”地反对一切国家和强权。他说，“强权、国家、政治、法律是一件东西的四个名目”，都是阶级专政的工具，国家“就是征服者支配被征服者的主权，并且防御内部的叛乱及外部的侵袭”的工具。他还区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国家，即剥削阶级的国家和劳动阶级的国家，指出“古代以奴隶为财产的市民国家，中世纪以农奴为财产的封建诸侯国家，近代以劳动者为财产的资本家的国家，都是所有者的国家，这种国家的政治法律，都是掠夺的工具”。而劳动阶级所要建立的国家则是“禁止掠夺的国家，排除官僚的政治，废止资本家财产私有的法律”。他对于强权也作了阶级分析，认为“强权所以可恶，是因为有人拿了他来拥护强者、无道者，压迫弱者与正义。若是倒转过来，拿他来救护弱者与正义，排除强者与无道，就不见得可恶了”。他进一步分析说，世界各国里面最不平、最痛苦的事，就是资产阶级利用国家、政治、法律等机关压迫劳动阶级，而“要扫除这种不平、这种痛苦，只有被压迫的生产的劳动阶级自己造成新的强力，自己站在国家地位，利用政治、法律等机关，把那压迫的资产阶级完全征服，然后才可望将财产私有、工银劳动等制度废去，将过于不平等的经济状况除去。若是不主张用强力，不主张阶级战争，天天不要国家、政治、法律，天天空想自由组织的社会出现，那班资产阶级仍旧站在国家地位，天天利用政治、法律；如此梦想自由，便再过一万年，那被压迫的劳动阶级也没有翻身的机会”。他还深刻地指出：“资产阶级所恐怖的，不是自由社会的学说，是阶级斗争的学说；资产阶级所欢迎的，不是劳动阶级要国家、政权、法律，是劳动阶级不要国家、政权、法律，劳动者自来没有国家，没有政权。正因为过去及现在的国家、政权，都在资产阶级底手里，所以他们才能够施行他们的生产和分配方法来压迫劳动阶级。若劳动阶级自己宣言永远不要国家，不要政权，资产阶级自然不胜感谢之至；你看现在全世界底国家对于布尔什维克底防御、压迫、恐怖，比他们对于无政府党利害的多，就是这个缘故。”
陈独秀还论述了无产阶级国家的职能，其中包括镇压资产阶级的反抗和组织经济的职能，批驳了“无政府党否认国家政治”的错误观点。他指出，各国资产阶级都有长期统治的经验和基础，劳动阶级要想征服他们固然很难，征服后想永久制服他们，不致死灰复燃，更是不易。这时候利用政治的强权，防止他们的阴谋活动，利用法律的强权，防止他们的懒惰、掠夺，矫正他们的一切恶习，都是很必要的方法。“这时候若反对强权的压迫，若主张不要政治、法律，若提倡自由组织的社会，便不啻对资产阶级下了一道大赦底恩诏；因为他们随时得着自由，随时就要恢复原有的势力地位。所以各国共和革命后，民主派若失了充分压服旧党的强力，马上便有复辟底运动。”他还以俄国十月革命为例说：此时俄罗斯若以克鲁巴特金的自由组织代替了列宁的劳动专政，马上不但资产阶级要恢复势力，连帝政复兴也必不可免。因此，我们应该“诅咒的”是“资产阶级据以造作罪恶的国家、政治、法律”，而不应该诅咒“劳动阶级据以铲除罪恶的国家、政治、法律”，否则，就成了“资产阶级的朋友了”。他强调说：“我们把国家、政治、法律看作一种改良社会的工具，工具不好，只可改造他，不必将他抛弃不用。”
陈独秀明确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他说：“我虽然承认不必从根本上废弃国家、政治、法律这个工具，却不承认现存的资产阶级(即掠夺阶级)的国家、政治、法律，有扫除社会罪恶的可能性。”他对于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不取革命手段改造这工具，仍旧利用旧的工具来建设新的事业”的主张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指出：“他们不主张直接行动，不主张革那资产阶级据以造作罪恶的国家、政治、法律底命，他们仍主张议会主义，取竞争选举的手段，加入(就是投降)资产阶级据以作恶的政府、国会，想利用资产阶级据以作恶的政治、法律，来施行社会主义的政策。结果不但主义不能施行，而且和资产阶级同化了，还要施行压迫劳动阶级反对社会主义的政策。”这实际上是“与虎谋皮，为虎所噬，还要来替虎噬人的办法”。
陈独秀还论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道路，指出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规律。他在批判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否认暴力革命的观点时指出：“他们反对马克思的阶级战争说很激烈，他们反对劳动专政，拿德谟克拉西来反对劳动阶级的特权。他们忘记了马克思曾经说过：劳动者和资产阶级战斗的时候，迫于情势，自己不能不组成一个阶级，而且不能不用革命的手段去占领权力阶级的地位。”他以《共产党宣言》的论述作为理论依据断言：“我敢说，若不经过阶级战争，若不经过劳动阶级占领权力阶级地位的时代，德谟克拉西必然永远是资产阶级的专有物，也就是资产阶级永远把持政权抵制劳动阶级的利器。”最后，他明确地宣称：“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
继《谈政治》一文发表后，1921年8月，《新青年》第9卷第4号上刊载了陈独秀致蔡和森的信，以及陈独秀在1922年7月发表的《马克思学说》、《中国农民问题》等论文，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并且尝试用唯物史观的观点分析中国革命的问题。
1921年2月，蔡和森以《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为题写信给陈独秀，陈独秀在复信中着重讨论了“唯物史观的意义”。他说，唯物史观的要义告诉我们：历史上一切制度的变化是随着经济制度的变化而变化的。我们因为这个要义的指示，在创造将来的历史上，得了三个教训：第一，一种经济制度要崩坏时，其他制度也必然要跟着崩坏，是不能用人力来保守的；第二，我们对于改造社会的主张，不可蔑视现实社会经济的事实；第三，我们改造社会应当首先从改造经济制度入手。在第一、二教训里面，我们固然不能忘了自然进化的法则，然而同时我们也不能忘了人类确有利用自然法则来征服自然的事实，所以我们在第三教训里可以学得创造历史之最有效最根本的方法，即经济制度的革命。他还批判了那种把历史发展的规律同人类利用历史规律改造社会的主观能动性对立起来的形而上学的观点，认为若是把唯物史观看作是一种消极的自然进化说，那么“马克思主义便成了完全机械论的哲学”。
陈独秀在《马克思学说》一文中，以剩余价值、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劳工专政为题分四部分，对马克思主义作了系统的介绍和宣传，对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相互关系作了详尽的阐述。他以剩余价值学说为依据，说明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并指出：“这种历史上经济制度之必然的变化，在马克思学说里叫作‘经济的历史观察’，又叫做‘唯物的历史观察’。”
陈独秀在阐述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时，综合马克思所著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共产党宣言》、《哲学之贫困》等著作中的论述，说明了社会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的生产力与社会制度的辩证关系乃“唯物史观之要旨”，并明确指出唯物史观系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石，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是以唯物史观为依据的。他还着重批评了那种把唯物史观同阶级斗争理论对立起来的错误观点，指出：“有人以为马克思唯物史观是一种自然进化说，和他的阶级争斗之革命说未免矛盾。其实马克思的革命说乃指经济自然进化的结果，和空想家的革命说不同；马克思的阶级争斗说乃指人类历史进化之自然现象，并非一种超自然的玄想；所以唯物史观说和阶级争斗说不但不矛盾，并且可以互相证明。”
陈独秀还大量摘引了《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和《哥达纲领批判》中的有关论述，说明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必然性和重要性以及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使命，阐明了无产阶级必须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才能掌握政权，强调了无产阶级专政乃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政治过渡时期所必需的。
【1】、【2】参见《新青年》,第7卷第6号，1920年5月。
二、李达传播唯物史观的主要贡献
1920年夏，李达怀着“寻找同志，干社会革命”的目的从日本回国，在上海与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1】、施存统等共同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后称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自1921年2月到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李达代理上海发起组书记职务，主持上海发起组和一大的筹备工作。在一大上，他被选为中央宣传主任。1922年冬，他应毛泽东函邀，去长沙任湖南自修大学学长。
这一时期，李达围绕中国共产党的创建，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批判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为唯物史观的传播作出了重大贡献。
首先，在传播唯物史观的实际活动方面，李达主编了《共产党》月刊。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党刊，刊物的创办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决定，于1920年11月7日十月革命三周年纪念日创刊的。它除了大力宣传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和建党学说，介绍十月革命的成就和经验，报道国际工人运动的消息外，还宣传唯物史观的理论，注意用唯物史观批判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探讨中国革命问题。刊物被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列为必读资料，在革命者中广泛流传。毛泽东曾在1921年1月21日给蔡和森的信中称赞这个刊物说：“上海出的《共产党》……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
《共产党》月刊每期都有一篇社评性的“短言”。这些短小精悍、言简意赅的未署名“短言”，常常用唯物史观阐述党的主义和中国革命问题，注重思想建党。它明确提出：“我们共产党在中国有二大使命：一是经济的使命，一是政治的使命。”【2】所谓经济的使命，就是要用社会主义改造旧的经济制度，不再走人家已经走过的资本主义的“错路”。所谓政治的使命，就是要担当起改造政党、改造政治和改造中国的大责任。中国人民不仅尝够了君主政治的滋味，也与代议政治无缘。“什么民主政治，什么代议政治，都是些资本家为自己阶级设立的，与劳动阶级无关”。而所谓联省政治，只不过是武人割据的别称；各派政党也免不了“鼠窃狗偷”。我们要逃出奴隶的境遇，“只有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打倒一切资本阶级，从他们手里抢夺过来政权，并且用劳动专政的制度，拥护劳动者底政权，建立劳动者的国家以至于无国家，使资本阶级永远不至发生”【3】。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达和陈独秀一起于1921年9月建立了一个地下的人民出版社，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出版社，由李达主持。他亲自担任编辑、校对和发行工作，地址也设在李达的寓所。为了迷惑敌人，则有意把地址写为广州。人民出版社成立后，仅仅一年内实际出版了包括《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雇佣劳动与资本》、《国家与革命》等马列经典著作以及《资本论入门》等通俗著作，为唯物史观的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
1921年10月，李达还和陈独秀创办了上海平民女校，李达兼任校长。他不仅兼课，讲授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且以很大的努力，研究妇女问题，撰译了许多文章。在他撰述的《告诋毁男女社交的新乡愿》、《女权运动史》和翻译的《社会主义的妇女观》、《列宁的妇女解放论》等文论中，用唯物史观研究妇女解放问题，阐述妇女运动的历史，说明妇女解放的条件和意义。他在《女权运动史》中指出：“女奴运动，从主观的方面说来，固然可说是个人主义思想在妇女界发生的思想的革命，而从客观的方面说来，实是使女子适合现时经济组织的社会的改造。”它“是由经济组织的变迁和社会制度的演进产生出来的”。从18世纪末叶以来的欧洲妇女运动必然要“变为劳动运动”，中国的妇女运动可以从欧洲妇女运动史中“寻求根本解决的目的和手段”。他强调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实现“真正的妇女解放”。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作为中央宣传主任的李达，在密切配合工人运动、向工人进行宣传鼓动、灌输社会主义思想和唯物史观方面作了积极的努力。他在自己的文章中刻画了工人备受压迫和剥削的悲惨状况，强调解决劳动问题和社会问题的一个最大的根本解决方法，就是社会主义。他还积极配合各地出现的罢工高潮，针对反动派的镇压、军阀吴佩孚所谓“保护劳工”通电【4】的欺骗，要求开展劳动立法运动，首先争取结社自由和罢工权利，而不能靠特权阶级的恩赐，要靠全国劳动界的通力合作和奋起斗争。
李达在任湖南自修大学学长期间不仅尽学长之责，指导学友自修，考察学友成绩，而且兼任该校及其附设补习学校和中学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教学工作，讲授唯物论和辩证法、价值及利润、劳动及剩余劳动、唯物史观和社会发展史，等等。1926年出版的他的名著《现代社会学》，就是在这一时期教学讲义的基础上形成的，他还编写了《马克思主义名词解释》，为学友提供学习辅导资料。
1923年4月，李达主编了毛泽东创办的自修大学校刊《新时代》。这个刊物的宗旨与自修大学的办学方针完全一致。该刊《发刊词》指出，它将“努力研究致用的学术，实行社会改革的准备”。其使命就是要研究“国家如何改造，政治如何澄清，帝国主义如何打倒，武人政治如何推翻，教育制度如何改革，文学艺术及其他学问如何革命、如何建设等等问题”。李达在这个刊物上发表了《何谓帝国主义》、《马克思学说与中国》等文章，围绕“帝国主义如何打倒，武人政治如何推翻”这个根本问题，用唯物史观原理从“政治组织”与“经济组织”关系的考察上，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二大宣言的基本精神，说明了中国商工阶级的使命和应有的觉悟。他指出：“经济组织既由农业而趋向于工业，同时政治组织也不能不由封建政治而趋向于民主政治。”因此，“推倒军阀政治完成民主政治，以促工商业之发展，确是商工阶级唯一的重要使命”。而为此，中国商工阶级应有四大觉悟：应当与国民党联合；应当与工人携手；绝不与任何军阀妥协；应当反抗外力即帝国主义。
李达在《新时代》上还发表了他译的《哥达纲领批判》（当时译为《德国劳动党纲领栏外批判》)，成为马克思这部名著的第二个中译本。
其次，在理论撰译方面，李达所译的《唯物史观解说》成为我国系统介绍唯物史观的最早的译著之一，全书约7万字，1921年5月由中华书局出版。李达在这本书的译者附言中说：“这本书是荷兰人郭泰为荷兰的劳动者所作的，解释唯物史观的要旨，说明社会主义必然发生的根源，词义浅显，解释周到。”《唯物史观解说》一书共有14章，系统地阐述了唯物史观的主要内容和基本观点。
这本译著首先说明了作者撰写“本书的目的”，强调劳动者掌握唯物史观的极端重要性，指出“社会主义不单是有政治战争及经济战争的意思”，而且还有“对于绅士阀即富力阶级行哲学上的思想战争”，“劳动者要想征服绅士阀，要想由自己阶级掌握权力”，“单单加入工会加入政党无济于事”，还必须掌握唯物史观，“脱离绅士阀精神的隶属关系”。并强调指出，“唯物史观(唯物的历史观，历史的唯物论)说明社会生活决定人的精神，把人的思想纳入一定的轨道，决定个人或阶级的意志和行为”，因而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科学的世界观。
这部译著概述了唯物论与唯物史观的联系和区别，指明前者探求精神与物质的关系，后者探求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的关系。认为唯物史观不是说明精神与物质、思维与存在的一般关系，而是“说明依社会变化所产生的思想的变化”，其重要意义在于“引导着我们达到社会主义的新宇宙观”。
特别是这部译著从理论和实例的结合上阐明了唯物史观的主要内容，着重阐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它把唯物史观的概要归纳为三条加以说明。第一，说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即决定生产过程中互相对立的人与人的关系”，指出“劳动技术、劳动工具、生产力，均是社会的根底。这是此大而且杂的社会组织赖以存立的根本基础”，“不单是我们的物质关系，被技术所左右，被劳动与生产力所支持。实在是我们要在自己的物质关系之中，或在这物质关系之下，去考察事物，所以我们的思想，又间接的被生产力所左右”。它还指出，“在分成阶级的社会中，生产关系同时又是财产关系。生产关系与财产关系不单是个人间的关系，又是阶级间的关系”，“这些都是根据了人类劳动的进步，由劳动过程，劳动技术之中生产出来的东西”。第二，说明劳动技术的发展是无休止的，生产力的变革引起生产关系的变革，从而引起上层建筑的变革，并用实例证明生产与财产及其阶级关系是随着生产技术的发达而变化的，而法律、政治、道德、宗教、哲学、艺术等观念则是随着生产关系及生产力共同变化的。由此得出结论说：生活物质生产方法，控制社会生活的全部，不是人们的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而是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第三，说明新的生产力在它进步的某阶段上，与旧生产关系相矛盾冲突，结局是代表新生产力的阶级得胜。它明确指出：“在人类进步发达的某阶段中，社会物质的生产力，就与当时现有的生产关系及财产关系矛盾冲突起来。新生产力在旧关系中早已不能充分发展了，于是以旧生产关系及财产关系为利的人就起了争斗。这就是社会革命的时代，其结果新生产力遂占胜利，可以使生产力兴旺的新生产关系发生了。”于是人的思想也随着这革命变化了。“思想是与革命共同变化的，而又变化于革命之中。”因此，“劳动者要做世界的支配者，若得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所许可，就可以成功。什么神的操纵力，什么人的超越的精神力都不能妨碍他”。
这部译著逐章论述了各种社会意识形态，其中包括科学及其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作者并在“结论”中指出：“科学、法律、习惯、宗教和哲学、艺术都是随生产关系的变迁而变迁，这个生产关系又随技术的进化而变迁。”另外，作者还肯定了民族历史和地理环境的作用，指出：“别的要素我们也不能不加入考虑，那个国民的政治历史、气候、地理的情形，都是同时与技术影响到生产的方法和思想的。我们要把别的一切要素都知道了，唯物史观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效果，然后才能明白显露出来。”“精神的各种领域决不是互相孤立的，各种领域是合起来成一个完体的”，但是，“这东西底原动力就是劳动，精神所流通的河道就是生产关系”。总之，历史发展绝不是纯粹机械的，“世界上最愚蠢最不忠实的人，莫过于把历史的唯物论和机械的唯物论相混同的人”。我们的结论是：“唯一的永久的真理，即变化的绝对真理。”
这本书还阐述了“真理之力”与“个人之力”，说明唯物史观是客观真理，劳动者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只要劳动者“攫得社会主义真理之力”，就可以脱离绅士阀精神的隶属关系而“成为战斗员、成为胜利者”。它号召说：“劳动者诸君！诸君决不是为盲目的运命所驱使的，实在是依活的社会所发出的社会主义决定的。诸君依阶级的地位非如此不可。诸君不得不求更高的工银，不得不求更大的幸福，不得不求更多的休养。诸君不得不自行团结，诸君不得不与绅士阀战斗。战斗不得不掌握政权。诸君非成胜利者不可。生产力是这样要求的，劳动是这样要求的。”而劳动者要成为胜利者必须掌握唯物史观，“唯物史观教诸君明白自然与人类的关系。唯物史观教诸君晓得人类不但支配自然，而且能支配人类自身的时代也接近了。唯物史观又教诸君说诸君带有招致这种时代的任务。善于理解的人，就是获得自由的人。这种人对于自己阶级造出新社会的事，很能够用个人的努力多方助长这事的成功”。
值得重视的是该书还有一篇题为《马克思唯物史观要旨》的附录，不仅把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的1888年英文版序言中阐明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最精辟的论述辑录在一起，而且简要说明了唯物史观的产生及其划时代的意义。这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该书出版后，深受当时渴望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读者的欢迎，报刊上发表的评介文章说：“一部重大著作译成中文介绍到中国来，不是思想界的一件小事。郭泰底《唯物史观解说》现在经李达君转译成我国的文字，我知道20世纪的中国读者中除我之外，一定还有许多人感谢李君为他们做完了这件工作。”【5】这部译著对于广泛深入地传播唯物史观，对于建党作思想理论准备都是有意义的。截至1932年，此书重版过12次，其影响是不可低估的。
接着，李达为配合中国共产党二大宣言的基本精神，分析中国政治经济形势，宣传唯物史观，撰写了《马克思学说与中国》一文。文章对以下三个问题作了分析： (1)目前的中国可以应用马克思学说改造社会吗? (2)假使目前的中国可以应用马克思学说改造社会，中国无产阶级应该怎样准备?怎样实行?(3)假使中国无产阶级能够掌握政权，应该采取何种政策?李达一方面依据《共产党宣言》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有关论述作出了必要的理论说明，一方面对当时“国际的国内的政治经济现状”和“阶级对抗的形势”进行具体的分析，从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得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结论。
第一，依据唯物史观关于政治革命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的论述，客观地考察和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状况及其相互关系，指明了民主革命的对象和动力。他说：“政治组织虽然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动而变革，而政治组织的变革却较经济基础的变动早日完成。这政治组织变革的原动力实是无产阶级。”【6】“社会革命乃是由无产阶级实行政治革命，夺取政权来实现的”，因此，“无产阶级欲促社会革命的实现，第一步事业便是组织起来实行政治革命”【7】。同时，他运用阶级分析方法考察了中国社会的阶级状况，指出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性胜过资产阶级，强调我们党应该首先组织和依靠无产阶级进行革命。他说：“中国无产阶级受本国有产阶级的压迫，政治上受封建阶级的压迫；有产阶级直接受封建阶级的压迫；而两者又同受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前者是三重的，后者是两重的。”他从这种正确的阶级分析出发，得出结论说：“中国无产阶级处在这样的经济的政治的情形之下，中国共产党乘机起来组织无产阶级，企图社会革命，在理论上在事实上并不是没有确实的根据的。”【8】
第二，依据《共产党宣言》中所规定的共产党人在政治斗争中的策略原则以及中国的“国情”，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在国共合作中应采取的基本方针和策略。他认为中国共产党联合国民党推翻军阀政治的主张，在马克思学说上是有基础的，认为本国的实际情况是无产阶级政党制定战略策略的客观依据。《共产党宣言》上并未为中国共产党筹划具体的办法，只有按照目前中国国情，参照马克思在1848年替波兰、瑞士、德国共产党设下的计划，来确定我们的政策。他指出中国共产党在实行国共合作时必须注意下列两项：一是在国共合作中，中国共产党不应追随国民党，而应该引导和帮助国民党，在当前的民主革命中，影响他们向左倾。将来民主革命成熟时，引导他们到无产阶级革命中去。不然，共产党应该单独地严整无产阶级的阵营。二是中国共产党在同资产阶级结成的民主革命的联合阵线中，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在这里，他对国共合作的方针和策略，对于共产党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问题作了正确的分析，从当时的历史情况来看，他在国共合作的问题上发表这样的观点是难能可贵的。
第三，依据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关系的原理，论述了革命政权在实现社会变革中的作用。他认为在民主革命成熟时，由于“国际的地位和阶级决战的勇气”，“假使中国无产阶级能够掌握政权，当然可以利用政治的权力把私的资本主义促进到国家资本主义去”【9】，从而过渡到社会主义，不必“等待一切生产力完全发展”。并且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必须“根据当时产业的状况和文化的程度来决定”国家的政策。 【10】
《马克思学说与中国》一文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史的一篇重要历史文献。李达在文中以党的二大宣言的制定为标志，概括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研究和传播的特点时说：“马克思学说之在中国，已是由介绍的时期而进到实行的时期了。”【11】他的这篇文章就体现了我党初期力求把马克思学说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精神，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以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作为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的理论基础，作为指导中国革命斗争实践的指南针。因此，这篇文章在传播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方面的特色是值得重视的。
最后，在思想理论斗争方面，李达在建党时期，及时批判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和所谓第四国际的“左”倾机会主义，这对于传播唯物史观和奠定党的思想理论基础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批判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方面，李达发表了《第三国际党(即国际共产党)大会的缘起》、《马克思还原》、《马克思派社会主义》等文章。他援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史实，详细批判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尖锐地指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经过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蹂躏，精采完全消失，由国际主义堕落到国家主义，由社会主义堕落到自由主义，由革命主义堕落到改良主义，由阶级斗争堕落到阶级调和，由直接行动堕落到议会主义。”【12】为了划清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界限，李达在1920年12月撰写的《马克思还原》一文中，把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集中地概括为以下七条：
（1）“一切生产关系财产关系，是社会制度的基础；一切社会宗教，哲学、法律、政治等组织，均依这经济的基础而定。”
（2）“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至于一定程度时，就与现社会中活动而来的生产关系财产关系发生冲突，资本家利用收集生产物的剩余价值，坐致巨富，劳动者仅赖工钱以谋生。富者愈富，贫者愈贫，遂划分社会为有产者无产者两大阶级。”
（3）“人类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资本制度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大多数的无产阶级就与少数的有产阶级互相对峙起来。劳动者发生阶级的心理与阶级的自觉，互相联合组成一大阶级，与有产阶级为猛烈的争斗。”
（4）“资本主义跋扈，渐带国际的倾向，而无产阶级的作战，亦趋于国际的团结，于是全世界一切掠夺、压迫、阶级制度、阶级斗争，若不完全歼灭，全世界被压迫被掠夺的无产阶级，不能从施压迫施掠夺的有产阶级完全解放。”
（5）“无产阶级革命，在颠覆有产阶级的权势，建立劳动者的国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6）“无产阶级借政治的优越权，施强迫手段夺取资产阶级一切资本，将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到劳动者的国家手里，用最大的加速度，发展全生产力。”
（7）“国家是一阶级压迫他一阶级的机关，若无产阶级专政，完全管理社会经济事业，把生产工具变为国家公产以后，则劳动阶级的利益，成为社会全体的利益，就没有奴隶制度，没有阶级差别，生产力完全发达，人人皆得自由发展，国家这种东西自然消灭，自由的社会自然实现了。”【13】
上述七条，相当系统、相当准确地概括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阶级和阶级斗争、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观点。这对于帮助人们从理论上划清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科学社会主义和假社会主义的界限有重要意义。
党的一大召开前夕，李达又于1921年6月2日写了《马克思派社会主义》一文作为前文的补充和发挥，对考茨基的“正统派社会主义”、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以及工团主义、组合社会主义逐一进行了分析批判，着重论证了“多数主义(按：即布尔什维主义)的设施，完全遵奉马克思主义”。特别值得重视的是，这篇文章抓住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分歧的焦点，集中论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意义、本质、作用和形式等问题。他说，“多数主义指导的原理就是劳动专政”，“多数主义何以反对现代的民主主义，反对议会政策，而必欲实行劳动专政呢?这是因为议会政策是资本阶级社会的政治机关，和阶级斗争的思想绝对不能相容的。据列宁说一切民主主义都是对立的，换句话说，就是阶级的民主主义。以前的民主主义不过是一阶级的机关；资本阶级的民主主义，不过是资本主义专制的表现。所以劳动阶级的民主主义(即劳动专政)要努力把资本阶级的民主主义打破”。他指出：“劳动专政的本质，即是一阶级对于他阶级所行的革命的强有力的国家。” “资本阶级的国家是资本阶级专政，劳动阶级的国家是劳动阶级专政。” “劳动阶级专政的目的在征服资本阶级，根本铲除资本主义的一切思想、风俗习惯和制度，确立社会主义的根基；一方面用强制的权力破坏资本阶级压迫劳动阶级的机关，从资本阶级夺取武装，把劳动阶级组织起来，制服一切反革命的反动力，因此徐徐的经过这政治的过渡时期，巩固新社会的基础。”“劳动专政用什么形式表现出来呢？”他认为典型的形式是“劳动阶级和下等农民永久专政的劳农会共和制度”。【14】从这里可以看到，李达相当准确、相当深刻地阐明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包括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的阶级本质及其根本对立，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民主的统一，武装夺取政权，无产阶级专政国家镇压反革命的职能和组织经济的职能，无产阶级专政的组织形式，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使命，等等。在当时多数共产主义信仰者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修正主义的分歧以及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还不可能有很系统的了解的条件下，在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建立的情况下，李达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述，无论对于深入传播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还是对于指导革命实践活动，都具有重大意义。
应着重指出的是，李达在批判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时，还从哲学上揭露了它的理论来源。他深刻指出：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者“在哲学方面已由实证主义转入新理想主义，所以社会主义也不能超过这范围独立存在。所以新理想主义，渐至代替唯物史观的位置，同时修正派运动发生了‘新马克思派的康德化，新康德派的马克思化’的现象，愈益显著了。于是伯伦斯坦因(按：即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遂支配了社会民主党员多数的心理，都放弃革命主义流而为进化主义、改良主义了”【15】。新康德主义把人类的历史看成一堆偶然现象的堆积，否认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企图把新康德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并用它来“修正”马克思主义。伯恩施坦把新康德派的所谓“伦理学社会主义”搬到无产阶级运动中来，利用康德关于伦理道德理想是达不到的“彼岸”思想来“批判”马克思主义，把工人运动的根本目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说成是一种“永远不能实现的”，属于“彼岸”的理想。因此，他竭力宣扬“最终目的算不了什么，运动就是一切”这句臭名昭著的口号，妄图把工人运动引到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道路上去。李达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不相信革命的必然主义，以为从旧社会到新社会的过程，只有进化而无革命，只有运动而无目的。在这里，李达不仅深刻地揭露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实质及其哲学基础，而且也深刻揭露了基尔特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反动实质及其哲学基础。这些形形色色的所谓“社会主义”都是企图以进化代替革命，其结果只不过是和资产阶级妥协。研究系的反动政客也是新康德主义的拥护者。张东荪主编的《解放与改造》杂志曾发表许多攻击唯物史观，鼓吹“新理想主义”，即“新康德主义”，的文章，有的文章甚至叫嚷“去马克思而返于康德”。张东荪在《指导、竞争与运动》一文中攻击马克思主义过于偏重唯物主义的方面，反而“足以妨碍社会的改良”，不可不加修正，要“从唯物主义移到精神主义”，等等。李达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哲学基础的批判也是针对研究系鼓吹新康德主义而发的。
李达不仅批判了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还批判了所谓第四国际的极左思潮。在党的一大闭幕不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些极左派在柏林成立了第四国际，在一系列原则问题上反对列宁主义。他们的影响虽然不如第二国际，但如果刚成立的共产党不同这股极左思潮划清界限，就有离开列宁主义轨道的危险。李达清醒地看到了这一点，1922年4月，当第四国际出现才半年，李达就写了《评第四国际》一文，就共产党的领导问题、对待黄色工会问题、对待资产阶级议会问题、联合农民问题等方面系统地批判了他们的错误理论和策略，运用唯物史观进一步阐明了党的性质和作用以及无产阶级革命中的某些战略和策略思想。
在党的性质和作用问题上，李达依据唯物史观论述了阶级、政党、领袖和群众的相互关系，说明阶级和政党并不是一样东西，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有组织有纪律的先锋队，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他说：“无产阶级革命的目标在夺取政权，实行劳工专政。政权必须用武装方能夺到手，既用武装就不能不有严密的组织，什么劳动者的自由结合，完全没有用处。阶级争斗，就是战争，一切作战计划，全靠参谋部筹划出来，方可以操胜算。这参谋部就是共产党。”他响亮地宣布：“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柱石，是无产阶级的头脑。”“无产阶级要实行革命，必有一个共产党从中指导，才有胜利之可言。”
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略和策略问题上，他批判了第四国际的极左思想，正确地阐明了党对待黄色工会、对待资产阶级议会、对待农民的基本态度。他指出，“共产党的天职，以组织训练无产阶级为己任的”，要“唤醒”黄色工会中的劳动者而引为同志，绝不能“用关门的法子”与其“绝交”。只有这样，“共产主义军队的势力才能够雄厚起来，方才有胜利的希望”。他指出无产阶级政党不可迷信议会，但又不能绝对排斥议会斗争。共产党人对待资产阶级议会的态度是从革命的目的出发，“利用议会而不为议会所利用”。他还指出工农联盟的重要性：“社会革命，工业劳动者固然是主力军，而非与农村无产阶级结合，就不易成就。”【16】李达所阐述的这些基本观点，表明了他对当时社会经济状态及各阶级的相互关系所进行的客观分析，从各方面体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
这一时期，李达还批判了江亢虎的假社会主义及其唯心史观。1923年8月，湖南省政府举办了有各县教师参加的暑期学校，请冒牌社会主义者江亢虎来讲学，还搞了个《暑期学校日刊》登载其讲演录，大肆兜售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货色，企图抵制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在湖南的深入传播和自修大学的革命影响。面对这种情况，李达立即撰写了《社会主义与江亢虎》一文，连载于湖南《大公报》，对江亢虎所鼓吹的“新社会主义”及其唯心史观痛加抨击，并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中国的国情，进一步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他在阐述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的依据”、“实行的方法”和“具体的主张”时指出：“马克思提倡社会主义，首先根据他的唯物史观学说，说明社会革命的发生及其经过；根据他的剩余价值学说，说明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崩坏；根据他的阶级斗争学说，说明无产阶级推倒资本阶级的方法及其手段。他同时联络共产主义分子组织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向资本阶级作战，并主张无产阶级专政来没收资本阶级的资本归劳动者国家掌握以及革命以后发展产业的步骤。”他还明确指出：“我们若对于中国社会革命作理论的说明，必须根据中国现时的经济的政治的状态，详加分析。”当他作了这种分析以后得出结论说：在政治、经济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之下的中国，“要想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首先要组织群众竭力打倒国际帝国主义，打倒国内军阀政治”，并且“必须由社会革命党，厉行无产阶级专政”。他还强调：要把发展生产力看作社会主义经济革命的重要内容和长期任务，认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只是达到社会主义的门墙，还没有走进社会主义的门里去”；把资本家所有制改为劳动者国家所有制，也只是踏入社会主义的第一步。“怎样经营产业，却是今后的中心问题。”【17】总之，这篇文章剥掉了江亢虎的画皮，为科学社会主义及其理论根据——唯物史观在湖南的深入传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陈望道(1891—1977)，浙江义乌人，著名语言学家、 教育家，1915年留学日本，1919年5月回国后在浙江一师任教，是年底在家乡艰苦的条件下翻译《共产党宣言》并于1920年8月正式出版，时任《新青年》杂志编辑。
【2】《共产党》月刊，第5号。
【3】《共产党》月刊，第1号。
【4】吴佩孚(1874—1939)，山东蓬莱人，北洋军阀直系首领，时任两湖巡阅使、直鲁豫三省巡阅使等职。发布此项通电不久，即镇压了京汉铁路工人的二七大罢工。
【5】泽民：《看了郭泰底〈唯物史观解说〉以后》, 载《民国日报》“觉悟”副刊，1921年7月14日。
【6】《李达文集》，第1卷，20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7】同上书，206页。
【8】同上书，211页。
【9】《李达文集》，第1卷，214页。
【10】参见上书，212页。
【11】同上书，202页。
【12】《李达文集》，第1卷，30～31页。
【13】《李达文集》，第1卷，30～31页。
【14】以上参见《李达文集》，第1卷，100～103页。
【15】同上书，36～37页。
【16】《李达文集》，第1卷，133～138页。
【17】同上书，223～233页。
三、蔡和森传播唯物史观的主要贡献
蔡和森(1895—1931），字润寰，号和仙，学名蔡林彬，湖南湘乡人，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宣传家。
蔡和森青年时期，与毛泽东在湖南省第一师范同学并结为挚友，开始了早期革命活动。在十月革命影响下，蔡和森和毛泽东等发起组织新民学会，并被选为干事。新民学会是五四运动前夕我国影响最大的社团之一，它在思想上和组织上为湖南建立中国共产党作了准备。1919年12月，前往法国勤工俭学，探讨救国救民的革命真理。他系统钻研马克思主义著作，不久即翻译了《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马列原著以及若干宣传俄国十月革命的小册子，成为旅法学生中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
在传播唯物史观方面，蔡和森的主要活动首先是发起讨论和决定新民学会的方针。1920年7月，蔡和森发起新民学会旅法会员在蒙达尼举行了五天会议，着重讨论学会的会务方针与方法。蔡和森明确提出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方针，受到与会者的一致赞成。但在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方法上出现了革命和改良的两种不同意见。以肖子昇【1】为代表的少数人，主张“温和的革命”，“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以工会合作为实行改造之方法”，“倾向于无政府——无强权——蒲鲁东式之新式革命”，不赞成“俄国式革命”。而蔡和森为代表的多数人则力主马克思主义的激烈革命，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主张立即组织共产党，进行阶级斗争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为了说服持不同意见的同志，他把自己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的有关段落，用纸抄好，贴在开会的教室的四壁，耐心地向大家进行解释。
蔡和森还同旅法学生中所组织的其他社团有密切的联系，经常与他们一起研究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改造问题，并热情帮助他们开展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斗争。当时，旅法学生中思想比较复杂，信仰什么主义的都有，群众团体也是名目繁多。其中倾向无政府主义的工学世界社则在蔡和森的帮助下进行了革命性的改造。1920年9月，他应邀参加了工学世界社在蒙达尼召开的会员大会，并作了《怎样救中国》的演讲，批驳了各种错误的“救国”论调，尤其是批驳了采用无政府主义改造中国的错误主张，得到了大多数社员的赞同，并表示要以信仰马克思主义和实行俄国式的社会革命为工学世界社的宗旨。李维汉回忆这个组织发展的过程时说：蔡和森“对于工学世界社宗旨的改变起着相当作用”【2】。
蔡和森不仅在旅法学生中深入宣传马克思主义，而且经常用书信的方式或撰写专论文章向国内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1920年8月和9月，蔡和森就中国革命问题给毛泽东写了两封信，极为明确地提出要以唯物史观作为中国革命的行动指南，作为党的指导思想。1921年2月，蔡和森得知国内组党活动的情况后，立即致函陈独秀，极表赞同，并论述了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
1921年底，蔡和森因积极参加和领导旅法学生的爱国民主斗争被法国当局驱逐回国。他回国后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并留上海党中央工作。1922年5月，出席广州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并发表《中国劳动运动应取的方针》。他运用唯物史观深刻地分析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形势，提出了中国劳动运动的根本的目的、原则和方针，为中国劳动运动指明了正确的方向。他还出席当时在广州召开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负责起草大会宣言文件，当选为团中央委员。他负责主编过团中央机关报《前驱》，并在该刊发表《法兰西工人运动的最近趋势》、《现在还是政治战争时代，并不是“法统”战争时代》等文章，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史实和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反复论述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些基本观点。
1922年7月，蔡和森出席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宣言起草委员会委员，对党的纲领的制订作出了重要贡献。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分管宣传工作。他负责主编党的机关刊物《向导》，并为该刊撰写了160余篇文章，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反复阐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鼓动工农群众运动，在党的理论战线和宣传战线上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对于唯物史观的传播也起了重要作用。
蔡和森在传播唯物史观理论方面，有重要意义的论著首先是他在1920年8月13日和9月16日写给毛泽东的两封长信。信中系统地阐述了他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认识和信念。
蔡和森认为，中国无产阶级要进行革命，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并且特别要以唯物史观作为根本的指导思想。他把唯物史观看作是同唯心史观根本对立的世界观和认识路线。他说：“我以为现在世界显然为两个敌对的阶级世界，学说亦显然划了鸿沟。自柏拉图统御以来的哲学思想(人生哲学、社会哲学)，显然为有产阶级的思想。其特点重理想轻生活，重精神轻物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显然为无产阶级的思想。以唯物史观为人生哲学社会哲学的出发点，结果适与有产阶级的唯理派相反。故我们今日研究学问，宜先把唯理观与唯物观分个清楚，才不至堕入迷阵。”他以马克思所说的人必须首先解决吃、穿、住等物质生活资料，才能从事精神生产的活动这个“直捷简单的理由”，“肯定唯物观，否定唯理观”，并高度评价说：唯物史观“由马克思寻找出来，真是思想史上一桩大喜事！”
蔡和森将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德国十一月革命失败的原因进行对比分析，认为这是因为“俄国社会革命出发点”，即指导思想是“唯物史观”，方法是“阶级战争+阶级专政”，目的是“创造共产主义的社会”；而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则“立足于修正派社会主义及中产阶级的德谟克拉西之上”，其方法是企图通过“与帝国主义政府通力合作(入战时内阁)，利用革命与中产阶级联盟组织政府”，而得到“劳资合组的德谟克拉西”，其结果只能是“延长资本政治的危险，内乱，反革命，压迫工人，闹个不休”。【3】
蔡和森认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手段是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他在第一封信中明确地指出：“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为“现世界革命唯一制胜的方法”。所谓“阶级战争，质言之就是政治战争，就是把中产阶级那架机器打破(国会政府)，而建设无产阶级那架机器——苏维埃”。他还深刻地指出，无产阶级革命后不得不专政，因此现世界不能实行无政府主义。他在论述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使命时指出：“世界革命运动自俄革命成功以来已经转了一个大方向，这方向就是‘无产阶级获得政权来改造社会’。不懂的人以为无产阶级专政是以暴易暴的，不知列宁及万国共产党已再三宣言，专政是由资本主义变到共产主义过渡时代一个不可少的办法。等到共产主义的社会组织世界组织完成了，阶级没有了，于是政权与国家一律取消。”【4】他认为，要消灭阶级，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无产阶级专政乃是一个唯一无二的方法。在这里，他科学地论述了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中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蔡和森认为，中国无产阶级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必须建立自己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了建党思想。他全面地研究了各国共产党特别是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建设的经验，对党的性质、指导思想以及组织原则等一系列问题提出了明确的主张，认为这个党必须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动者、领袖者、先锋队、作战部。他主张建立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俄国布尔什维克为榜样，以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为方法，坚持国际主义原则的，以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目标的中国共产党。他认为，只有建立一个这样的党，才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
毛泽东对蔡和森的两封信给予高度评价，对信中提出的主张深表赞同，认为他的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5】，并将此信编入《新民学会会员通讯集》第三集，以广流传。
蔡和森在传播唯物史观方面的重要论著，还有他在1921年给陈独秀写的一封长信，以《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为题发表在《新青年》第9卷第4号上。
蔡和森在这里首先概述了马克思学说的主要内容，批判了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他认为马克思在历史上发明唯物史观，在经济上发明资本论，在政治上发明阶级战争论。三者一以贯之，遂成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他在阐述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时，着重阐明了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以及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他认为这种主张不是主观的，乃是客观的、必然的。因为阶级战争是阶级社会必然的结果，阶级专政又是阶级战争必然的结果。不过无产阶级专政与中产阶级专政有很大的不同：一是中产阶级专政是永久的目的，无产阶级专政则是暂时必然的手段，其目的在取消阶级，实现世界永久的和平；二是中产阶级专政假名为“德谟克拉西”，而无产阶级专政公然叫作“狄克推多”，这是事有必至理有固然的，是客观的历史的过程。他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旗帜鲜明地批判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和思潮，对于初期的社会主义、乌托邦的共产主义、不识时务穿着理想的绣花衣裳的无政府主义、专主经济行动的工团主义、调和劳资以延长资本政治的基尔特社会主义，以及修正派的社会主义，一律排斥批评，不留余地，对于掺杂中产阶级思潮的修正派，专恃议院行动的改良派，以及专恃经济变化说的投机派，等等，也都深恶痛绝，彻底批判。
蔡和森还依据唯物史观从经济根源上分析中国革命的必然趋势，揭露和批判梁启超、张东荪之流所鼓吹的假社会主义及其唯心史观的实质。他认为中国受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经济压迫异常之大，五大列强的大机器生产品日日浩浩荡荡地输进来，在生产方法上因循守旧的手工业生产者一批一批地失其职业，全中国有十之八九的人因经济压迫不能生活了。在这种情况下，革命的爆发乃是必然的趋势，也如自然力的雷电之爆发一样，行所必然。纵然革命的经济条件、生产条件不具备，革命后会被围困封锁而饿死，但使群众一旦觉悟，与其为盗贼、土匪、流氓、痞子而饿死、乱死、争夺扰攘而死，死得不值，毋宁为革命而战死、而饿死，死得荣誉。社会革命的标准在客观的事实，而不在主观的理想；在无产阶级经济生活，被压迫被剥削的程度之深浅，及阶级觉悟的程度之深浅，而不在智识程度、道德程度之深浅。在社会革命的根源问题上，他尖锐地抨击了资产阶级御用学者所鼓吹的历史唯心论。他说：从来一般的中产阶级学者或空想的社会改造家，好以他个人的头脑来支配世界，视社会改造或社会革命为几个圣贤豪杰、伟人志士、思想家、学问家的掌上珠、图案画和绣花衣，任凭他们几个人的主观理想去预定，去制造，去点缀，去修饰，去和颜配色，去装腔作势，去包揽把持，去迟早其时，去上下其手，指挥群众如此如彼的做去便是。这真愚妄极了。为了打破资产阶级御用学者的这种“迷梦”，驳斥梁启超、张东荪之流宣称中国没有阶级，否认阶级斗争的谬论，他提出要把中国的阶级斗争和国际的阶级斗争联系起来，“劳动解放绝不是一个地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问题，乃是一个世界的社会问题，马克思社会主义乃是国际的社会主义，我们绝不要带地域的民族的色彩。中国的阶级战争，就是国际的阶级战争”【6】。在这里，他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了资本阶级剥削和压迫无产阶级的国际性，以及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国际性，深刻地阐明了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一个必要条件。
此外，1922年至1923年期间，蔡和森在《前驱》、《向导》等刊物上还发表了许多政论文章，力求从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深入宣传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他在《中国劳动运动应取的方针》一文中，运用唯物史观深刻分析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形势，提出了中国劳动运动的根本目的、原则和方针，为中国劳动运动指明了正确的方向。他提出一切生产手段收归社会公有，这就是劳动运动根本的目的，而达到这个目的应采取的唯一的方法，就只有实行阶级争斗与社会革命，用调和妥协的办法，比如“增加工钱”、“减少时间”，工人阶级是永远不能摆脱“工钱奴隶”的地位的。
蔡和森在《向导》第2期上发表的《武力统一与联省自治——军阀专政与军阀割据》一文则用唯物史观批驳了胡适所鼓吹的“联省自治说”的政治主张及其唯心史观。他认为一个时代的政治变化，有一个时代的经济变化为基础，所以近世政治上的民主革命，不过是经济上产业革命的伴侣，中国的政治乱源在封建的旧势力之继续，而不在胡适那种新发明的“统一”史观！胡适鼓吹的联省自治说是一种“和平改良的议会政策”，用这种政策“来解决政治问题乃是绝对不可能的”。中国政治的乱源既然在军阀，所以现在根本的问题不在改制而在怎样推翻军阀，怎样革命。因此，“一切政治问题，不是创法改制可以解决的，换过说，就是非继续革命，完全打倒军阀，解除封建阶级的武装不能解决”【7】。这就是说，现在所需要的不是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而是强有力的革命党，不是武力的统一，而是革命的统一。
【1】肖子昇(1894—1976)，又名旭东，湖南湘乡人，新民学会会员，曾任总干事。1919年赴法勤工俭学，追随李石曾，宣扬无政府主义。后曾做过国民党政府农矿部次长。1934年在故宫博物院任监守时，盗窃文物，携款潜逃，后长期旅居国外。
【2】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18页，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
【3】参见《蔡和森文集》，63～6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4】《蔡和森文集》，71页。
【5】《毛泽东书信选集》，1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6】《蔡和森文集》，78页。
【7】同上书，103页。
四、毛泽东传播唯物史观的主要贡献
1919年12月到1920年7月，毛泽东因率驱张(敬尧)【1】代表团第二次到北京以及在返回湖南途中于上海停留期间，进一步系统地接受和传播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他阅读了《共产党宣言》【2】等马克思主义著作，并同在上海的陈独秀讨论过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心得和在湖南开展革命活动等问题。他后来回忆说：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实际上，我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回湖南后，他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新文化运动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为这一时期唯物史观的传播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这一时期，毛泽东传播唯物史观的活动首先是创办文化书社，发行马克思主义著作和革命期刊。1920年7月，毛泽东在长沙创办了“文化书社”，后又在宁乡、衡阳、平江、浏阳、宝庆(今邵阳)、溆浦、武冈等地设立了七个分社。文化书社的宗旨是“使各种有价值之新出版物，广布全省，人人有阅读之机会”。书社成立后，业务日趋发达，大量经销全国各地出版的新书报刊，尤其是《新青年》、《先驱》等，以及新青年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丛书等。文化书社在湖南境内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推动新文化运动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为了推动对新思潮的研究，特别是扩大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传播，毛泽东又与何叔衡【3】等人于1920年8月22日发起组织“俄罗斯研究会”。在成立会上，毛泽东被推选为书记干事。研究会对于引导湖南地区进步青年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俄国革命经验起了推动作用。
1921年元旦，新民学会会员在毛泽东、何叔衡主持下，在文化书社召开新年大会，会期三天，就如何“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问题展开热烈讨论。毛泽东在会上阐述了他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认识，并对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思潮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认为社会政策，是补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的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在毛泽东的影响和帮助下，出席会议的绝大多数会员都一致拥护布尔什维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毛泽东还把会友们讨论有关改造社会的通信汇编成《新民学会会员通讯集》出版，作为“会友论坛”，作为他们比较和鉴别各种新思潮和社会主义流派的参考材料，对于引导会员接受马克思主义，走十月革命道路起了积极的作用。
毛泽东参加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在创建中共湖南地方党组织的过程中，更加重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传播工作。1921年8月间，为了加强党、团干部的理论学习，他利用船山学社的经费和社址，创办了自修大学，自任教务主任。自修大学开设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社会进化史等辅导课。为了适应革命发展的需要，自修大学还相继办了附设补习学校和中学部，通过教学有计划地向学生灌输马克思主义思想，为党培养和训练青年干部。
1922年，自修大学曾举行过几次公开的马克思学说的讲演大会。5月5日，以自修大学的学友为骨干，召开了长沙地区的纪念马克思诞辰一百零四周年讲演大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题为《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与中国》的重要演说。为了广泛深入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探讨中国革命问题，在毛泽东的倡议和支持下，以自修大学的名义创办了《新时代》月刊，创刊号于1923年4月15日出版。第一篇文章是毛泽东写的《外力、军阀与革命》。这是一篇运用唯物史观分析当时中国政治形势和革命斗争的重要文章。
毛泽东在这一时期传播唯物史观的理论著作，首先是他在1920年12月1日和1921年1月21日，先后给蔡和森等写的两封回信。回信对蔡和森提出的采用“俄国式的方法”去“改造中国与世界”表示“深切赞同”，而对肖子昇、李和笙【4】所主张的“用和平的手段”进行“温和的革命”则“不表同意”【5】。
毛泽东在这两封信中着重阐明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批判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潮。他首先把肖子昇的“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与罗素到长沙讲学所宣扬的“教育万能论”的观点联系起来，作了深入的分析。他说：“罗素在长沙演说，意与子昇及和笙同，主张共产主义，但反对劳农专政，谓宜用教育的方法使有产阶级觉悟，可不至要妨碍自由，兴起战争，革命流血。”“我对于罗素的主张，有两句评语，就是‘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6】主要是因为资产阶级之所以掌握教育权，是同他们有议会、政府、法律、军队和警察等国家机构，占有银行、工厂企业和各种文化教育机关，控制着一切权力分不开的。“教育一要有钱，二要有人，三要有机关。现在世界，钱尽在资本家的手；主持教育的人尽是一些资本家或资本家的奴隶；现在世界的学校及报馆两种最重要的教育机关，又尽在资本家的掌握中。”【7】可见，在资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共产党人非取政权，且不能安息于其宇下，更安能握得其教育权?”【8】在这里，他已经表述了“政权问题是革命的根本问题”的思想，说明革命必须首先夺取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否则，包括教育在内的一切改革都无从谈起。
毛泽东还批判了那种劝说剥削阶级“回心向善”的阶级调和论。他在信中指出，从历史发展来看，“要资本家信共产主义是不可能的事”，“人心不知足，得陇又望蜀”，“小资本家必想做大资本家”。资本家本性贪得无厌，不可能“回心向善”。他进一步指出：“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9】这就是说，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决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只有实行暴力革命，才能推翻剥削阶级的统治。
毛泽东还就国家与革命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批判了无政府主义的观点。他提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我现在不承认无政府的原理是可以证实的原理，有很强固的理由。一个工厂的政治组织(工厂生产分配管理等)，与一个国的政治组织，与世界的政治组织，只有大小不同，没有性质不同”【10】。既然工厂需要有安排生产、分配和实行管理的组织，同样的道理，国家也需要有政权组织，“非得政权则不能发动革命，不能保护革命，不能完成革命”【11】。因此，“我对于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的主义，以及德谟克拉西主义，依我现在的看法，都只认为于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12】。
毛泽东在1923年4月《新时代》创刊号上发表的《外力、军阀与革命》一文，是又一篇具有重要政治意义和哲学意义的论文。当时，京汉铁路工人二七大罢工遭到失败，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相勾结，残酷地压迫中国人民。中国向何处去？革命的前途如何?这是全国人民苦心焦虑的大问题。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对当时中国的内外政治经济形势，以及帝国主义、封建军阀与革命的关系，作了深刻的分析，明确指出，要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必须建立以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为中心的革命民主派的队伍。他认为当时的中国实际上已出现了三种势力、两大营垒的局面。他说：“把国内各派势力分析起来，不外三派：革命的民主派，非革命的民主派，反动派。”革命的民主派以最急进的共产党与较急进的国民党合作而形成；非革命的民主派包括胡适、黄炎培【13】、穆藕初【14】等人在内的研究系、知识派和商人派，即当时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言人；反动派包括直、奉、皖等各派军阀势力。这三派势力的相互斗争与联结，决定着中国政局的发展，在“三派之中，前二派在稍后的一个时期内是会要合作的，因为反动势力来得太大了，研究系、知识派和商人派都会暂放弃他们非革命的主张去和革命的国民党合作，如同共产党暂放弃他们最急进的主张，和较急进的国民党合作一样”。由此，中国就出现了两大营垒的对立局面：一方是强大的民主派，另一方是反动的军阀派。“中国政治的结局是民主派战胜军阀派，但目前及最近之将来一个时期内，中国必仍然是军阀的天下。”
但是，帝国主义之间争夺中国的矛盾，必然引起中国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复杂化和逐渐激化，“他们的协调终久是要破坏的”。国际帝国主义虽然极希望最黑暗的“反动统治完全霸占中国”，但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政治经济情况，使直、奉、皖和西南各派军阀绝然不可能形成统一的局面。而且“政治愈反动愈混乱的结果是必然要激起全国国民的革命观念，国民的组织能力也会要一天进步一天”；“民主派分子必然一天一天增加，组织一天一天强固”。毛泽东号召大家要认清历史的这一辩证规律：“现在是混乱时代，断不是和平统一时代，政治是只有更反动更混乱的；但这是和平统一的来源，是革命的生母，是民主独立的圣药。”只有革命派最后战胜了反动派，中国的民主独立政治才算最后完成。这些科学的分析和预见，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统一战线的建立所证实。
这篇文章虽然还没有对中国社会各阶级作出具体的分析，但是它已经根据唯物史观的观点，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预示了代表中国各阶级的主要政治势力的消长趋势，划清了敌、我、友三方面的根本关系。这不仅标志着毛泽东开始独立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的国情，也体现出唯物史观与中国革命实践的日益结合。
【1】张敬尧(1881—1933)，字勋臣，安徽霍邱人，北洋皖系军阀，1918年被任命为湖南督军。由于在湖南实行残暴统治，激起人民反抗，致使湖南学生会、教育界和新闻界联合掀起了“驱张运动”。1920年6月，在人民群众和湘军的逼迫下退出湖南。
【2】毛泽东此时读的《共产党宣言》很可能是流传的油印件，因为陈望道的译本至1920年8月才问世。
【3】何叔衡(1876—1935)，湖南宁乡人。1918年参加新民学会，曾任执行委员长。后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后任中共湘区委员。1935年2月于转移途中在长汀突围时牺牲。
【4】李和笙，即李维汉，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青年时代是新民学会最早的会员之一。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当时曾受过无政府主义的影响。
【5】《毛泽东书信选集》，8页。
【9】同上书，6页。
【12】同上书，8页。
【13】黄炎培(1878—1965)，字任之，上海川沙人，早年参加同盟会，1919年赴美考察，回国后在上海创立中华职业教育社，任理事长。1940年参与筹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5年参观延安后发起筹建中国民主建国会。新中国成立后，担任国家和政府的重要职务。
【14】穆藕初(1876—1943)，名湘玥，江苏上海(今上海市)人，学徒出身，1909年赴美留学，回国后相继创办德大、厚生、预丰等纱厂。历任北洋军政府农商部名誉顾问、国民党政府工商部常务次长、农产促进会主任和农本局总经理等职。
五、李大钊继续传播唯物史观的活动和贡献
这一时期，李大钊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及其唯物史观进行了多方面的活动。
首先，他在1920年3月，为适应进步青年的需要，在北京大学秘密发起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最初参加这个研究会的有邓中夏、高君宇【1】、何孟雄【2】、朱务善【3】、罗章龙【4】、张国焘【5】等人，不久，瞿秋白也参加了这个研究会。李大钊引导会员学习《新青年》杂志和其他报刊上发表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如河上肇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考茨基的《马氏资本论释义》(又译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他还从北大图书馆借来一批外文版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组织通晓外文的会员帮助大家学习。在李大钊的帮助下，研究会筹集资金，购买图书，设立一个小型的图书馆，以“共产主义”音译取名为“亢慕义斋”。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为了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李大钊等决定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公开，并于1921年11月17日在《北京大学日刊》发表“发起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启事”。到1922年2月2日，研究会成员从19人增加到63人。
1922年2月19日，在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第一次公开讲话会上，李大钊作了关于“马克思经济学说”的重要演讲【6】。他阐述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说明了“在现代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之下，资本家把劳动的结果怎么劫去”的，并用唯物史观说明了社会革命的不可避免性。他说：“马克思唯物史观讲，在资本主义发达中，产生了一种新势力，这种新势力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之发生，恰如鸡子在卵壳里发生一样，鸡子一旦成熟，就非打破卵壳不可。“‘社会主义’也是如此。到了已经发生成熟的时期，便非打破这资本主义的制度不可。”他强调指出，有些人愿意进化而不愿革命，但是“革命是不可避免的”。
在研究会的一次关于“社会主义是否适宜于中国”的讨论会上，李大钊被邀请作“评判员”。这次讨论会进行了两天，北京各大专院校的许多学生和教职员都纷纷参加，不同意见的双方争辩得异常激烈。最后大家都想听听李大钊的意见，于是他作了即席讲演。他说，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证明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正像封建社会因生产力的发展必定要转变为资本主义社会一样，正像雏鸡必定要破卵而出一样，同为“必然之理”，并认为“赞成派若是拿唯物史观的观点来解答这个问题，就比较容易驳倒反对派了”。他的讲演吸引着听众。一位在会上反对社会主义的北大学生说：“李先生以唯物史观的观点论社会主义之必然到来，是一针见血之论，使我们再也没话可说了。”【7】
其次，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等院校讲授唯物史观等课程。1920年7月8日，北京大学评议会决定将“图书馆主任改为教授”。于是李大钊除继续任北大图书馆主任外，还兼任北大教授，并从是年暑期后担任新课程的教学工作。
李大钊在北大历史系开过“唯物史观”、“史学思想史”、“史学要论”等课程，在政治系和经济系开过“现代政治讲座”及“社会主义和社会运动”的课程。他还兼任女子高等师范和私立朝阳大学的教授，在女高师开过“女权运动史”、“社会学”等课程。为了进行这些课程的教学，他撰写了大量讲义，主要有《唯物史观讲义》，包括“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特点”、“原人社会于文字书契上之唯物的反映”；《史学思想史讲义》，包括“史观”、“鲍丹的历史思想”、“鲁雷的历史思想”、“孟德斯鸠的历史思想”、“韦柯及其历史思想”、“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理愷尔的历史哲学”；《史学要论》【8】；等。从已收入《李大钊选集》的上述讲义的部分内容，可以略窥他在教学中传播唯物史观的概貌。
李大钊在《史学思想史讲义》“史观”和“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两节中首先阐述了新旧历史观的对立，说明了树立唯物史观的重要性。他认为，人类的历史是无始无终的，人类赖以生存的社会，“纵以观之，则为历史，横以观之，则为社会”。所谓历史观，就是对于“历史的解释或概念”，亦可说是一种社会观。但是，新旧历史观是对立的。“古昔的历史观，大抵宗于神道，归于天命，而常有宗教的气味”。自康德以来，“名家巨子努力以求历史法则的发现”，于是产生了种种历史观：神权的历史观、宗教的历史观、道德的历史观、教化的历史观、圣人的历史观、王者的历史观、英雄的历史观、知识的历史观、政治的历史观、经济的历史观、生物的历史观、地理的历史观。这种种历史观，大体上又可分为四种对立的历史观：退落的或循环的历史观与进步的历史观、个人的历史观与社会的历史观、精神的历史观与物质的历史观、神教的历史观与人生的历史观。并且，历史观是发展的。“大体言之，由神权的历史观进而为人生的历史观，由精神的历史观进而为物质的历史观，由个人的历史观进而为社会的历史观，由退落的或循环的历史观进而为进步的历史观。神权的、精神的、个人的历史观，多带退落的或循环的历史观的倾向；而人生的、物质的、社会的历史观，则多带进步的历史观的倾向。神权的、精神的、个人的、退落的或循环的历史观可称为旧史观；而人生的、物质的、社会的、进步的历史观则可称为新史观。”马克思的历史观，则“普遍称为唯物史观”。
李大钊进一步说明了树立唯物史观的重要意义。他指出：“历史观者，实为人生的准据，欲得一正确的人生观，必先得一正确的历史观。”不言而喻，正确的历史观当然是指的新史观，也就是唯物史观。但是，必须看到旧史观在中国的影响是很大的，要树立新史观，即唯物史观，则必须开展对旧史观，即唯心史观的斗争。他说：“一部整个的中国史，迄兹以前，遂全为是等史观(按：即旧史观)所支配，以潜入于人心，深固而不可拔除。时至今日，循环的、退落的、精神的、‘唯心的’历史观，犹有复活反动的倾势。”因此，“吾侪治史学于今日的中国，新史观的树立，对于旧史观的抗辩，其兴味正自深切，其责任正自重大”。这就是说，树立新的唯物史观，反对唯心史观，是我们迫不及待、义不容辞的责任。
李大钊还阐述了唯物史观之“大体”，即基本原理，说明了马克思的不朽功绩。他指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关联历史和社会”，“社会的变革便是历史”。他在说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之后指出：“从来的历史家欲单从上层说明社会的变革即历史，而不顾基础，那样的方法不能真正理解历史。上层的变革，全靠经济基础的变动，故历史非从经济关系上说明不可。这是马氏历史观的大体。”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创立，使历史法则的发现成为可能，“才把历史学提到自然科学同等的地位。此等功绩，实为史学界开一新纪元”。
李大钊的“原人社会于文字书契上之唯物的反映”一节讲义，是我国最早用唯物史观从事古文化研究的记录。他通过对刻石记号、象形文字、结绳记事等古文化现象的考察，说明原始社会的文字书契是原始社会经济情形的“明著的反映”。他指出：“人类生存于宇宙之间，每于不知不觉之间受宇宙自然法则的支配。”因此，“原人的‘秩序’、‘恒久’的观念，大概得自太阳的出没和地球在太阳系中与其余诸星相保持的关系”。他认为古代石刻记号多作圆环形，实是天文的印象即太阳的记号。中国古代以黄色为重，则是农业经济时代的反映。他还从文字语言上考察了古代生活的遗迹，说明它是当时社会“经济情状”的反映。
最后，李大钊还撰写了一些有关唯物史观的重要文章。其中有《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社会主义下之实业》、《桑（圣）西门的历史观》等。
他在《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一文中，首先考察了唯物史观的名称，说明了唯物史观对于历史发展根本原因的揭示及其在现代史学上的意义。他说，唯物史观的通用名称有四个：“历史之唯物的概念”、“历史的唯物主义”、“历史之经济的解释”和“经济的决定论”。他虽然尚未对这四种表述进行科学的分析和准确的把握，但他的考察本身是有意义的，说明这四种表述实质上是从不同角度表述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那么，唯物史观对于人类社会发展有什么意义呢?李大钊认为，人类社会生活是“种种有关联，互与影响的活动”，从前把历史只看作是政治的历史，以政治生活概括社会生活，这就不能不是“以一部分概括全体”，因而陷入“误谬”。与此相反，唯物史观“在这互有关联、互与影响的社会生活里”找到了“那社会进展的根本原因”，认为“经济的生活，是一切生活的根本条件”，经济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后的原因”。因此，唯物史观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意义正在于它强调了经济生活的中心地位和决定作用，而它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在于它们所提供的研究历史的方法。他指出：“研究历史的重要用处，就在训练学者的判断力，并令他得着凭以为判断的事实。成绩的良否，全靠所据的事实确实与否和那所用的解释法适当与否。”唯物史观的解释法开辟了一条历史解释的“新路”，它与旧的唯心史观的解释法“截然不同”。因为它“不求其原因于心的势力，而求之于物的势力”，从而所解释的“历史的实质亦不同，从而及于读者的影响亦大不同”。因此，只有唯物史观所提供的历史解释方法，才能“于人类本身的性质内求达到较善的社会情状的推进力与指导力”，“给人以奋发有为的人生观”。
李大钊的《社会主义下之实业》【9】一文，针对罗素和张东荪等人鼓吹用资本主义发展实业的论调，阐述了用社会主义发展实业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他指出：“中国经济之厄运已至，实业确有振兴之必要。但谓振兴实业而必适用资本主义，其谬已极。”他强调说：“中国不振兴实业则已，如欲振兴实业，非先实行社会主义不可。”因为在资本主义下，资本不能集中，劳力不能普及；而社会主义则既可集中资本，又可普及劳力。从中国的实际看，第一，它不是没有资本，而是资本分散，又不占投资实业，若实行平民专政，强行集中资本，那就“一定可以大办实业”。第二，中国劳动力本来供过于求，又有很多流氓、无赖、政客等游手好闲的人，如果像苏俄那样，实行“不工作者不得馒包”，这种游手好闲的人也可以变为有用的劳动者。第三，中国官僚势力太大，他们“掣肘”着实业。只有行社会主义，才能消灭这种人。因此，“中国实行社会主义，不愁缺乏资本，尤不愁缺乏劳力，以此而开发地大物博的中国富源，实业是大可发展的”。这就是说，“中国实业之振兴，必在社会主义之实行”。
李大钊的《桑(圣)西门的历史观》【10】一文，阐述了圣西门历史观的演变及其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说明了空想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相互区别的哲学根据。他认为，圣西门早期的历史观是唯心史观，但通过对法国大革命及其以后法国经济的考察，“他的历史观乃一变而重视经济的因子；但其方法论，即根本原理，固未尝有所变动”。他在引述圣西门关于产业是社会生活的“根柢”和历史发展的“原动力”，以及必须依“产业组织的变化”理解和测度社会的发展等说法之后指出，圣西门是“由空想的社会主义向科学的社会主义进化的程途而为开拓唯物史观的道路者”。因此，他的思想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价值”。但是，李大钊强调指出，圣西门仍然是“18世纪启蒙派的社会哲学”，空想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不同点，从历史观上说“就在两派对于历史的认识的相异——就是历史观的相异”，从而从历史观上说明了空想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
【1】高君宇(1896—1925)，原名高德，山西静乐人，五四运动领导人之一，时任北京大学学生会负责人。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和领导人之—。
【2】何孟雄(1898—1931)，湖南酃县人，1920年参加北京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入党，1931年2月7日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上海龙华。
【3】朱务善，时北大学生。
【4】罗章龙，生于1896年，湖南浏阳人，新民学会会员，时北大学生。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1931年因另立中央被开除出党。新中国成立后在湖南大学、湖北财经学院任教，曾任政协全国委员，中国革命博物馆顾问。
【5】张国焘(1897—1979)，又名特立、凯音，江西萍乡人，时北大学生。参加中国共产党创建活动，系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1938年投入国民党特务集团，被开除出党。后逃往香港，死于加拿大。
【6】这篇讲演曾连载于北京《晨报》，1922-02-21—23。
【7】朱务善：《回忆守常同志》，见《李大钊传》，13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8】《史学要论》于192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9】载《曙光》，第2卷第2号，1921年1月。
【10】载《社会科学季刊》，第1卷第4号，1923年8月。
六、施存统《我们要怎么样干社会革命?》等文的哲学意义
施存统(1889—1970)，又名复亮、伏量，浙江诸暨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员和中共早期党员。后脱党，与黄炎培、章乃器等组织中国民主建国会。新中国成立后，任全国人大常务委员。
五四运动时期，施存统在浙江省立一师读书期间，组织“新生学社”，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五四反帝爱国运动爆发后，他积极进行反日爱国宣传。在杭州编辑出版《浙江新潮》，随后参加北京工读互助团第一组的活动。工读互助团解散后，他带着“投向资本家底生产机关去”以了解社会实况的愿望去上海，随后即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创建活动。
这一时期，施存统在报刊上发表了许多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探讨中国社会改造的道路。其中，他的《“工读互助团”的实验与教训》、《我们要怎么样干社会革命?》、《马克思底共产主义》、《唯物史观在中国的应用》等文章，应用唯物史观探讨了中国社会改造和社会革命问题，是这一时期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重要内容。
施存统总结工读互助团失败的教训，说明了中国社会根本改造的必要性。大约在1919年底或1920年初，当时信仰无政府主义的施存统，以极大的热情离开杭州去北京参加工读互助团的活动。北京工读互助团是在工学主义指导下于1919底成立的，它实行半工半读的集体生活，以为这既可消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又可以此为理想社会的雏形，达到改造整个社会的目的。但是，三个月的实践就使这种实质上是改良主义的空想宣告失败，工读互助团也宣布解散。
那么，怎样认识工读互助团的失败呢?发起人之一的王光祈认为，工读互助团的方向没有错，只是人谋不臧。但是，施存统却从这个失败中认识到方向有问题。他在给费哲民的一封信中指出：“要拿工读互助团为改造社会的手段，是不可能的；要想于社会改造之前试验新生活，是不可能的；要想用和平的渐进的方法去改造社会的一部分，也是一样地不可能的。”他明确认识到：“改造社会要用急进的激烈的方法钻进社会里去，从根本上谋全体的改造。”【1】
施存统的《“工读互助团”的实验与教训》【2】一文，进一步强调了从根本上改造社会的必要。他指出要改造社会，须从根本上谋全体的改造，枝枝节节地一部分的改造，是不中用的；在社会没有根本改造以前，也不能试验新生活，工读团和新村都起不了这种作用。因为试验新生活自然不能离开社会，既然离不开社会，自然要免不掉社会的支配；既然免不掉社会的支配，当然要发生许多试验新生活的障碍；要免除这些障碍，唯有进行革命，既然革命，还试验什么新生活?要试验新生活，只能到世外桃源去。他在《为什么要从事根本改造》【3】一文中还明确认为，社会改造的根本问题是经济问题。因此，首先要推翻私有制，而不是枝枝节节地解决诸如教育、恋爱、家庭等问题。他强调指出，如果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一定顾到这里，又顾不到那里，东补一块，西补两块，这块刚好，那块又破。所以，我们总要弄一个根本原因，从事根本改造。
施存统上述认识具有特殊意义的是，他是通过总结自己参加“工读互助团”的经验教训得出的，是从信仰无政府主义到接受唯物史观、信仰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得出的。因此，他的认识上的巨大转变具有典型性和深刻性。
施存统在《我们要怎么样干社会革命?》【4】这篇长文中，阐述了中国革命的必要性和艰难性，说明社会革命既靠“经济的必然”，又靠“人们底努力”。他认为，要想中国有希望，“就非实行共产主义不可”；在中国提倡共产主义，是符合马克思的主张的。第一，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都是“带国际性质的”，它们又是“根本不相容的”。中国资本主义虽然不发达，而世界资本主义却已崩坏了，“决没有世界底资本主义灭亡而中国底资本主义能独立存在之理”。第二，连张东荪也知道中国无产阶级过的是“非人生活”，要使无产阶级得着“人的生活”，只有用共产主义发展产业。这就是说，中国革命是十分必要的。但是，施存统又认为，中国革命，也就是说在中国实行共产主义是十分困难的。因为“实行共产主义，第一个条件，就是‘一切产业底社会化’”，而社会化的必要条件又是“用机器生产”。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工业很不发达，因此，“实行共产主义，比别国要加倍困难”。
那么，怎么办呢?施存统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正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他指出：“社会革命，一半是‘经济的必然’，一半还靠着‘人们底努力’。社会革命，没有‘人们底努力’，是决不会成功的；但是单有‘人们底努力’，没有‘经济的必然’，也决不会成功的。所以马克思一面证明社会主义是必然到来的命运，一面却又极力主张革命。”他进而说明了什么是经济的必然和人们的努力。所谓经济的必然，“乃是指一切社会底经济组织而说的”。有一定的生产力，就有一定的经济组织；有一定的经济组织，就有一定的社会组织。反过来说，要造成一定的社会组织，就必须先造成一定的经济组织；要造成一定的经济组织，就必须先发展一定的生产力。这就是说，经济组织是社会组织的基础；基础不稳固，上层构造一定要倒下来的。因此，“我们要想造成共产的社会，第一就要把共产社会底基础筑得稳固才行。换句话说，要使共产主义完全实现，必须将彼搁在一个强固的经济组织上面。这是马克思主义底根本原理我们决不敢违背这个根本原理”。但是，如果据此认为只有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才配提倡、才能实行马克思主义，那就“大错特错”了；而以为马克思主义是所谓机械论、宿命论，则尤其是“妄不可言”，因为还有人们的努力。那么，什么是人们的努力呢?这就要视各地的情形而定。正因为中国产业不发达，需要建造共产主义的经济基础，“我们不能不比别人加倍努力”，以借助于政治权力和劳动者的团结。也就是说，中国革命“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也是一件特别该努力的事……我们底职务，就是尽这个‘人们底努力’，去完成那个‘经济的必然’”。施存统这个认识，既符合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又符合中国社会的实际；既是对中国革命的正确认识，又是对张东荪等假社会主义理论的有力驳斥。
施存统在这篇文章中还阐述了社会革命的方法。他认为，在中国干社会革命，有两种方法：一种是缓进的方法；一种是急进的方法。前一种方法就是抛弃政治，专做社会运动；后一种方法则是一面做社会运动，一面做政治运动，乘机夺取政权，借助于政治的优越权完成革命。至于无政府主义者所用的炸弹、手枪和少数人暴动等武器，不过是一种革命行动，要想由此得到革命成功，那便是梦想了。他强调指出，要在中国搞社会革命，行共产主义，当然只能采用急进的方法。缓进的方法不仅不适用，而且事实上也做不得。他认为，中国革命就是要把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合拢来干。因此，第一步就要把现政府推翻，自己跑上支配阶级地位去，借着政治的优越权，来改变经济组织，除此以外，再没有第二个方法。
既然中国革命必须使用急进的方法，先夺取政权，那么，又应该采用什么具体的方法或步骤呢?唯一的方法或步骤是由无产阶级、兵士、学生三角联盟成的直接行动，并且这三者缺一不可。在中国革命中，最有力量的人是无产阶级和兵士，然这两种人，现在都是无觉悟的，不懂社会主义的；要使他们有觉悟，相信社会主义，就非有觉悟的学生跑进他们团体里去宣传不可；等到无产阶级和兵士相信社会主义的多了，然后三者团结一致，利用机会，猛然干起社会革命来，把那个地方的政权夺在手中，凭借政权来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组织。施存统认为学生本身没有什么力量，但一加入其他团体，就很有力量了。学生的责任又是很大的，革命没有他们就不会成功。因此，学生投身工场和加入军队进行革命宣传是很重要的。无产阶级的训练、组织、觉悟固然很要紧，宣传兵士也是非常要紧的。社会革命只有得着军队的援助才能成功，“力”只有“力”方能抵抗。可以说，施存统是第一个用马克思主义强调无产阶级、士兵和学生联盟，强调武装夺取政权的。当然他未能注意到农民这个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
这篇文章还阐述了无产阶级专政及其领袖问题，驳斥了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的谰言。他针对有人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是所谓个人专政的谬论，说明了无产阶级领袖的重要及所应具备的条件。他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最初一定要有事实上的领袖。领袖的重要，正如生产需要专门家指导一样。当然，领袖个人决无特权，而只有为主义牺牲一切的人格和精神。只有像列宁那样刻苦、牺牲、坚忍、温和、诚实的人，才有做无产阶级领袖的资格。他还具体阐述了保证无产阶级领袖不变节的十个条件，并认为，只要大家真正信奉共产主义，又能为共产主义牺牲，即使有野心家，也无所施其技，而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也决不会做了领袖之后反而变节。
此外，施存统的《唯物史观在中国的应用》【5】一文，概述了唯物史观的五大“要义”，说明了中国革命的理论根据。唯物史观“要义”除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个基本原理外，还包括从这两个基本原理所引申出来的三个重要观点：其一，一切精神的革命(不管是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哲学的)，根本原因都基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的冲突；其二，一切革命的阶级战争(不论政治的、经济的、思想的)，其根本原因都源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冲突；其三，一切问题，只有具备了物质条件，才能够解决。因此，要想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去掉军阀、官僚、政客、绅士、资本家和地主对中国的支配，唯有一切被掠夺被压制的阶级一同起来实行无妥协的阶级斗争，把一切权柄收回自己手里之一法；要想救中国，使人人能得到“人的生活”，又只有赶快实行社会主义之一法。但是，根据唯物史观，实行社会主义必须先具备物质条件，即一切生产社会化。这就要有一个过渡时期，即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时期。这个过渡时代的作用，一方面固然在于铲除不劳而食的阶级，而最重要的，却还在于造成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简单点说，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是用社会主义的生产方法，做资本主义所未了的事。因此，要改造中国社会，只有实行社会主义；要实行社会主义，只有遵守唯物史观。经济进化的趋势是不可抗的，社会进化只能适应这种趋势，而绝不能采用反动的政策或空想的政策。他还针对所谓唯物史观不适用于俄国和中国的论调，说明唯物史观是不分中外、普遍适用的。他指出，俄国现在施行的一切政策，莫不以唯物史观为指针。同样，用唯物史观来反对在中国提倡马克思主义，是不懂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国际性，不知道除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以外还有社会主义的生产方法。从唯物史观说来，国际社会主义战胜国际资本主义，是一种千真万确的事。
还有，施存统的《马克思底共产主义》【6】一文，根据《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和《哥达纲领批判》等经典著作，具体阐述了共产主义的“过渡期”、“半熟期”和“完成期”，再次强调了应用马克思主义“根本原则”的必要。他指出：要实现共产主义，必须以生产力十分发展为前提；要生产力十分发展，必须以改造经济组织才能实现，即只有靠社会革命才能实现。虽然马克思的全部理论都是拿产业发达的国家的材料做根据的，他的有些话不能适用于产业幼稚的国家，但是，研究一切学说、一种主义，绝不应当“囫囵吞枣”、“食古不化”，而应当把那种主义那种学说的精髓取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经济学说正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唯物史观，忘记了唯物史观就没有了马克思主义。他指出，马克思主义本身并不是一个死板的模型，我们只要遵守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就是了，至于枝叶政策、个别结论，是不必拘泥的。施存统的这种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在当时不失为一种卓见。
【1】《存统复哲民》，载《民国日报》“觉悟”副刊，1920年4月11日。
【2】载《星期评论》，1920年 5月1日。
【3】载《民国日报》“觉悟”副刊，1920年5月27日。
【4】载《共产党》，第5号，1921年5月16日。
【5】载《民国日报》“觉悟”副刊，1921年8月21日。
【6】载《新青年》，第1卷第4号，1921年8月1日。
七、周恩来《共产主义与中国》等文的哲学意义
周恩来(1898—1976)，字翔宇，曾用飞飞、伍豪、少山、冠生等笔名和化名，祖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淮安，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杰出的共产主义者。
1919年，周恩来在天津参加五四运动，组织革命团体“觉悟社”。1920年夏，他在天津因从事革命活动被捕，在狱中坚持斗争，从事过唯物史观的传播活动，向难友宣讲“马克思学说唯物史观”、“唯物史观的总论同阶级竞争史”、马克思“经济论中的余工价值说”和“经济论中的‘资本论’同‘生产集中说’”。
周恩来从天津出狱后直到1924年回国前，先后在法国和德国勤工俭学，发起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称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书记，并参与中共旅欧支部的工作。
周恩来旅欧期间，一方面从事向中国旅欧工人和学生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实际活动，另一方面又撰写《共产主义与中国》、《宗教精神与共产主义》和《西欧的“赤”况》等文章和通信。这些活动和文章对唯物史观的传播具有重要意义。
周恩来在《西欧的“赤”况》【1】这封给“觉悟社”两位社员的通信中，不仅表示了对“共产主义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的竭诚信仰，介绍了欧洲的共产主义运动，说明了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和基尔特社会主义的穷窘末路，而且对所谓共产主义“太唯物”的说法进行了辨析。他认为，就普遍现象说来，共产主义者把经济制度和社会组织看得“十分重要”，但并不是不重视其他人生问题和心理上的现象。他还认为，解决社会制度问题和精神领域的问题的方法是不同的。经济组织和社会制度问题能够用一种较有秩序的革命方法来改造，而属于精神上的人生问题和心理上的诸现象，则不是可以用死板的方法代替的，是要用教育的启发功能而导入自由发展之途的。应该说，周恩来提出用革命改造的方法解决经济组织和社会制度问题，用教育启发的方法解决精神领域的问题，这是对于用不同方法解决不同性质问题的思想的最早表述，他本人那种既敢于斗争，又善于斗争的革命领导艺术也发端于此。
周恩来的《共产主义与中国》【2】一文的副标题是“从经济现状上立论”。在这篇文章中，他针对胡适、江亢虎、张君劢、李石曾【3】、吴稚晖【4】、张东荪等人的种种反社会主义主张，阐述了中国“共产革命”的唯一可行性。他认为，从经济现状上立论，开发中国实业是“不可争论的必然趋向”，但是用何种方法开发“却大可注意”。用资本主义方法吗? “无论是外资或内资，只要以资本主义的方法来开发中国实业，其同一结果总是压迫贫民阶级使之成为纯粹的无产阶级，困苦颠连，以致历劫难复，我们从这个观点上，永远要与资本主义为敌”。用国家社会主义吗? “以中国的国情和民性”也难以着手，“便令胡适等的‘好政府’，江亢虎、张嘉森的‘德意志社会民主主义’都能如愿实现，但他们后边所凭藉的民众与阶级究是什么?所开发的实业究是为了何人?”用无政府主义吗? “他们只会高谈那空想的艺术，高谈几个‘真’‘善’‘美’的名词，论到实际的开发实业的方法，恐怕除掉毁坏大规模生产、反对集中制度外竟无什么具体主张”。李石曾、吴稚晖等人一旦遇到当前的政治经济问题，也只会手忙脚乱。用工团主义和基尔特社会主义吗?在他们法国、英国“都无望”，何况实业不振、经济权在外人、工人无知的中国?只好让张东荪靠“闭着眼睛坐在屋里乱讲去吧”。因此，“依着现在中国的时势，一切缓和修正的办法都无所施”，只有用马克思共产主义这个“救时良方”。
周恩来进一步指出：“欲期未来社会造出自由发展的人群，自不能不先使现今的人类脱去物质上的梏械；欲期今日世界的经济乱象、阶级对抗情势、文化颓机不再长久下去，自不能不先使现今的人类全无产化了，好绝灭这个最大的乱源。因此，凡有心的人都应能感觉出共产革命的切要。”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私有制是束缚人类自由发展的桎梏，是经济危机、阶级对抗的根源，因此，“私有制不除，一切改革都归无效。共产主义者决不能作枝叶的问题，要大刀阔斧地来主张共产革命”。他强调说：“总归一句话，中国现在的经济情势，除去努力预备革命，实行共产革命外实在无法可解。”
周恩来在《宗教精神与共产主义》【5】一文中驳斥了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所谓“共产主义具有宗教精神”的谰言，阐述了迷信与信仰的区别，提出了反对个人迷信的重要思想。当时区声白集资编印了一本名为《无所谓宗教》的小册子，其中《如何掘去宗教之根》一文“竟以共产主义与宗教同刊”，“谓共产主义具有宗教精神”。周恩来首先表明了共产主义对于宗教的态度。他指出，共产主义者对于“牺牲弱者、庇护强者”、长人依赖性、诱人容忍、锢蔽思想的宗教是“深恶痛绝”的。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是本科学精神探求出来的，它与宗教是水火不容的，又怎么能说共产主义具有宗教精神呢?
周恩来认为，信仰与迷信是完全不同的，二者的区别就在所信的理论与方法，能否用在“实际”上来“试验”，换过来说，便是能否合乎科学精神。超越于理智范围以外的信是迷信，而在理智范围以内的信则是信仰。迷信是要反对的，信仰则是必要的。为要解决物理学上的问题，便要以牛顿、爱因斯坦的发现为“不易之良方”，而为要“铲除社会痛苦的根源”，我们才信“共产主义为不易之良方”。因此，我们相信马克思著作“为可贵可重”，甚至言之为“经”为“典”，也是毫不足怪、无可非议的。显然，周恩来这种以理智的范围为标准区分信仰与迷信的思想，不仅具有反宗教的意义，而且也含有反对个人迷信的意思。他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第一次称马克思著作为“经典”著作。
周恩来还进一步说明了信仰与盲从的区别，表述了反对个人迷信的重要思想。他指出，迷信是盲从，而信仰则既服从又独立思考。共产党人一方服从领袖的指挥，一方实时监督其行动！换句话说，共产党不要“既不能令又不受令”的自由主义者，但它“决未曾想造出蠢如鹿豕只知服从的党员”。共产党人的信仰是建立在独立思考之上的服从，包括对于自己领袖的监督，既爱护好的领袖，也驱逐“不良的首领”。
这一时期，周恩来还在有关十月革命的几篇文章中总结了十月革命的基本经验，驳斥了无政府主义者对于十月革命的攻击。
周恩来分析了十月革命的原因及其基本经验。他认为，依据马克思唯物史观和革命学说的“诏示”，革命的“内幕总要含有生产状况变动和阶级争斗的重大意义在内”。俄国革命正是如此。从产业观点看，俄国农奴制及其以后的封建地主制与工业发达后生产力的变化和外资的进入有极大关系。从阶级观点看，俄国历来的政权操于沙皇和贵族高僧之手，中小资产阶级除了依附权贵，很少能崛起而与沙皇贵族相对抗；农民虽占大多数，且有反抗地主的要求，但却没有什么组织，只有劳动阶级随工业的兴盛而成为“最强阶级”，不仅其组织和活动能力日见进步，而且其战斗力益见伟大。而俄国革命的“近因”则是沙皇穷兵黩武，劳民伤财，参加了三年大战。这就说明了俄国革命的历史和阶级的原委。他还认为，俄国革命不仅含有阶级斗争的意义，而且是以劳动阶级为“主动力”，“农兵从旁赞助”，特别是共产党“作了忠实的指导”。在这里，周恩来对俄国革命基本经验的分析，实际上涉及中国革命的历史根据、领导权和同盟军问题。
周恩来还分析了俄国十月革命的理论根据，说明了马克思学说的“真实价值”。他认为，社会主义革命之所以在工业后进的俄国首见成功，其理论根据是“将马克思唯物史观和阶级争斗两说打成一片”。一般工业发达国家，虽然其“资本制度已不能再与生产力适合，崩坏之期本已很近”，但是一方面由于资产阶级千方百计救济资本主义危机，另一方面由于无产阶级“困于种种情势”。俄国则不同，它虽然是个工业后进国，但是其生产状况的变动已不复能与君主独裁、地主专横的制度相适合，于是乃必然地需要一个革命。恰巧应这革命而起的阶级，只有劳动者是富有斗争性和较有训练的战士，所以才能一跃掌握政权，超过了欧美先进国家劳动阶级成就的纪录。这就是说，后进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需要把唯物史观与阶级斗争学说结合起来，而不是“等到资本主义将国内实业发展够了的时候才去革命”。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真实价值”。正是在这一点上，俄国革命是后进国家“从而效法”的一个“领路者”。他还指出，后进国家革命的成功当然不是“共产社会的真实完成”，而“仅是一个革命的起首”。它还需要“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资本来发展实业”，并且在成效上超过资本主义。【6】
【1】载《新民意报》“觉邮”副刊，1922年3月。
【2】载《少年》，第2期，1922年9月。
【3】李石曾(1881—1973)，名煜瀛，又号扩武，笔名真民，河北高阳人。1902年留学法国，不久接受无政府主义，自1907年创《新世纪》周刊起，在中国系统宣传无政府主义。辛亥革命后，组织勤工俭学学生赴法，创办里昂中法大学。1927年后成为国民党反动派的御用文人。
【4】吴稚晖(1865—1953)，名朓，又名朏，后改名敬恒，江苏阳湖(今常州)人。曾入同盟会，后赴法留学，宣传无政府主义，后为国民党官僚。
【5】载《少年》，第2期，1922年9月。
【6】参见《十月革命》，载《少年》，第5期，1922年12月。
八、马克思主义同假社会主义争论的哲学意义
这一时期，继1919年“问题与主义”的争论之后，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之间又进行了关于社会主义的争论，在这场争论中，李达、陈独秀、陈望道等马克思主义者揭露批判了张东荪、梁启超等人的假社会主义，为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扫清了又一个障碍，直接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活动，对于唯物史观的传播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马克思主义同假社会主义的争论是从1920年11月开始，到1922年初大体结束的。它与罗素来华讲学直接有关。这年9月到翌年7月，罗素应梁启超的国内讲学社和北京大学的联合邀请，来华讲学十个月。杜威在华有“五大讲演”，他也有“五大讲演”。罗素在各地讲演中，反对十月革命，宣扬帝国主义的世界主义；反对阶级斗争，宣扬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宣扬中国实业不发达，因而不存在阶级差别和阶级斗争，认为中国的当务之急是所谓发展实业，兴办教育。
罗素的讲演受到了研究系分子的喝彩。张东荪【1】在1920年10月陪同罗素到湖南讲演回上海后，便于11月6日在上海《时事新报》发表《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一文，重弹并发挥罗素的论调，公开向马克思主义宣战，挑起了这场关于社会主义的争论。12月，张东荪又在《改造》杂志发表《现在与将来》一文，系统地阐述了他反对马克思社会主义的论点。梁启超【2】则随即在这个刊物上发表《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一文，对张的言论加以支持和发挥。他们在这些文章中，一方面虚伪地承认资本主义必倒，社会主义必兴；另一方面又认为中国的出路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资本主义。他们歪曲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鼓吹阶级调和，反对阶级斗争。他们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因此，这场争论的焦点集中在中国要不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要不要进行革命、要不要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等问题上。梁启超、张东荪认为，中国“实业不发达”，“产品贫乏，无法均产”，当务之急是“开发实业”，“增加富力”，发展资本主义，“造成”劳动阶级，然后社会主义才有“凭借”。他们极力鼓吹基尔特(行会)社会主义，主张“劳资协调”，反对社会革命，还说中国“无劳动阶级”，社会主义运动无法兴起，无产阶级政党不能建立，如此等等。陈独秀、李达对他们散布的这些谬论针锋相对地进行了揭露和批判。他们运用唯物史观从不同的方面集中论述了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明确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是中国的真正出路。他们还揭露了“劳资协调主义”的反动性和欺骗性，指出社会主义就是要完全铲除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和私有财产这个“万恶根源”，劳动阶级要谋解放，只有采用非妥协的阶级斗争手段才能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而不能采用改良主义的妥协办法。他们还以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客观事实为依据，有力地驳斥了所谓中国“无劳动阶级”、不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谬论，公开宣传建党的必要。
在马克思主义同假社会主义的争论中，始终贯穿着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斗争。研究系的假社会主义者极力否认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攻击唯物史观过分强调了物质的作用而忽略了精神，认为社会的进步是由人的思想智力推动的，鼓吹改造世界首先是精神的改造。梁启超在《改造》发刊词中宣称：“不良制度”是由“不良思想”所维持的，因此，“非先思想革命不能颠覆制度”。张东荪在《我们为什么要讲社会主义?》一文中说：“精神方面的思想不解放，道德不改造，那物质方面的组织是不能改造的。”他还连篇累牍地提出要用怀疑的精神研究社会主义，要以“人智之进步”，在学理上把社会主义推进一步，以“创造出一种更圆满的社会主义”。张君劢在《中国之前途德国乎俄国乎?》一文中歪曲十月革命，把这个革命说成是列宁个人的天才与胆略造成的，等等。这些观点实际上是把思想、观念、理论和人们的意志看作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和社会变革的终极原因，是十足的唯心史观。李达、陈独秀等人针对研究系的假社会主义者所宣扬的唯心史观，着重阐明了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说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社会革命的根源存在于经济领域，同时还阐述了社会变革中的物质条件和人的因素的辩证关系，说明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是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直接动力，彻底批驳了历史唯心主义者所宣扬的各种谬论。
关于社会主义的争论持续时间较久，规模较大，很多刊物都对争论的问题发表了看法，一些进步的社团内部也进行过类似的争论。在这次争论中，由于马克思主义者运用唯物史观阐明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揭露和批判了研究系的假社会主义者所鼓吹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这对于确立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方向，深入传播唯物史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李达是这场争论中马克思主义营垒的一个主要代表。他在张东荪抛出《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一文的当天就挥笔写了《张东荪现原形》，予以迎头痛击，拉开了关于社会主义争论的序幕。随后发表的《社会革命的商榷》一文，抓住争论的实质问题，把斗争引向深入。1921年4月8日，他受党的上海发起组的委托撰写的《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一文，则击中了论敌的要害，是这场争论中最有分量的论著。他在这些争论文章中，运用唯物史观阐明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揭露和批驳了假社会主义者的唯心史观。
李达运用唯物史观的原理，揭示社会革命的根源，批判假社会主义者否认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唯心史观。他反复说明社会的发展主要是由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所推动的，生产方式内部的矛盾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社会变革的根本原因，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并指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已成了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必然引起社会变革，从而科学地说明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他针对梁启超、张东荪等人的唯心史观，在《社会革命的商榷》一文中指出：“社会构成的基础，成立在支持人类生活的物质生产和生产交换之上的。一切革命的原因，皆由生产交换的方法手段而生，不是人的智力发明出来的，也不是抽象的真理产生出来的。简单说，社会革命不是在哲学中探求而得的，乃是发生于现社会的经济状态之变动。”【3】从而揭穿了历史唯心论者用人的思想、精神或者用“伟人”的意志、天才与胆略来解释社会革命的各种谎言。
李达论证了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驳斥了梁启超、张东荪炮制的中国“无劳动阶级”，“欲社会主义之实现，其道无由”的谬论。他依据唯物史观的原理，从经济根源上分析了当时社会阶级对立的基本事实，断定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他还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说明了无产阶级是推动社会由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的决定力量，指出了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方向，明确地认为解决中国社会问题有一个最大的根本解决方法，就是社会主义，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劳动者非信奉社会主义，实行社会革命把资本家完全铲除不可”【4】，因而，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是历史的必然。
李达还阐明了实现科学社会主义的道路，揭露了社会改良主义的反动实质。他依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明确指出：“劳动阶级的革命，第一步在使无产阶级跑上支配阶级的地位。无产阶级就用政治的优越权，从资本阶级夺取一切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到国家手里，即是集中在组成支配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于是全部生产力就可用大速度增加起来了……若照这样的发达起来，阶级的差别自然消灭，全部的生产，必然集在全国民众大联合的手中，公的权力自然失掉政治的性质。政治力本来是一阶级压服他阶级的一种组织力，无产阶级若和资本阶级战斗，迫不得已，自己不得不组织一个阶级，用革命的手段，把自己造成一个支配阶级，并且用权力扫除旧生产条件，于是阶级对抗的存在和一切阶级的自身都要扫除的，于是无产阶级的优越权也是要废除的。”【5】这里既指明了实现社会主义必须采取的几个关键性的步骤和手段，也指明了实现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物质基础。
李达为了揭露研究系的假社会主义者企图以进化代替革命，鼓吹改良主义的反动性和欺骗性，分析了社会主义运动的三种手段：议会政策、工会运动、直接行动。他认为议会政策的手段，不过是“主张劳动者组织团体为参政的运动”，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的议员要想在议会中成立一种除去自己阶级痛苦的法案，是断然办不到的。这时候就是不唱高调只求贯彻自己政治的几分之一的主张，非与资本阶级妥协不可，非得资本阶级的同意不可。照这样成立出来的法案，无非哀求资本阶级政府行非驴非马的社会政策。社会革命的目的，简直成了一种空想”【6】。他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国家是受资本家维持的，是代表资本家利益的，企图依靠资本家国家来“矫正”资本家，那是欺人之谈。而且资本家也不可能发善心帮助劳动者，他们是“唯利是图”的。如果无产阶级运动要求资本家阶级实行社会政策，那就变成了“贫人丐富人恩惠以谋生的运动，只可说是乞丐的社会主义运动”【7】。社会主义的敌人之所以实行社会政策，是为了麻痹无产阶级意识，使劳动者安于奴隶状态而不思反抗。因此他号召劳动群众要采取最普遍最猛烈最有效力的一种非妥协的阶级争斗手段，要采用劳农主义的直接行动，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不能在现制度下谋求改良。他在谈到工会运动时指出：工会运动是劳动者想借用团体的力量谋劳动的解放的一种手段，但不能算作社会运动的唯一手段，若想利用它行社会革命是办不到的。特别是就中国劳动界的具体情况来说，中国的经济不发达，工厂本来少，劳动过剩，中国多数无产阶级都是失了业的劳动者，工会运动在现时的中国，是不容易发达的。但是，为了增加阶级斗争的速度起见，劳动界不能不结合一种团体和资本阶级对抗，所以工会还是要从速组织进行的。他认为采用劳农主义的直接行动是社会革命的唯一手段。他还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辩证关系方面，深刻地说明了非妥协的阶级斗争对于实现社会主义的重大意义。他说：“照社会主义的原则说，社会革命在资本制度发达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自然要实现的；然而也可以用他种人为势力——非妥协的阶级斗争——促进他的速度。”【8】承不承认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是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直接动力，这是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同空想社会主义以及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的一个根本区别，也是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斗争的具体表现。
总之，用唯物史观阐明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把传播唯物史观和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是李达早期传播唯物史观的一个重要内容和特点。
在关于社会主义的争论中，陈独秀是马克思主义营垒的另一个主要代表人物。他为了批判罗素及其追随者张东荪等人所鼓吹的基尔特社会主义，先后发表了《独秀致罗素先生底信》、《独秀复东荪先生底信》，以及《社会主义批评》等讲演以及有关文章。在这些通信、讲演和文章中，他以唯物史观为依据，阐明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论证了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抨击了基尔特社会主义的错误观点，同时还分析批判了无政府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工团主义等各种社会主义流派。
陈独秀题为《社会主义批评》【9】的讲演是批判假社会主义思潮的代表作，它精辟地分析和回答了三个问题：为什么要讲社会主义？为什么能讲社会主义？应讲何种社会主义？
陈独秀首先用唯物史观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矛盾，说明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客观基础及其宗旨。他在回答“为什么要讲社会主义”的问题时明确指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古代所讲的社会主义是根本不同的：古代所讲的社会主义提出“均富论”的理论，想把社会的贫富弄得绝对的平均或相对的平均，但这种理想是建设在伦理上面的、空想的、主观的社会主义，而不是建设在社会的经济的事实上面，所以未能成功。因为已成的社会都有它已成的经济的事实在那里做改革进化的障碍，我们固然不应该跟随着它维持现状，然而也断乎不能够把社会当作米粉团子，由我们任意改造。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不是“简单的均富论”，而是要用社会主义的生产分配方法来代替资本主义的生产分配方法。这种理论是从分析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的矛盾中得出的必然结论，因而，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是科学的、是客观的、是建设在经济上面的。为了论证这个问题，他用了较大的篇幅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和分配的特征及其不可克服的种种矛盾，说明只有实行社会主义的生产和分配方法，在生产方面废除资本私有和生产过剩，在分配方面废除剩余价值，才可以救济现代经济的危机及社会不安的状况。这也就是我们所以要讲社会主义之动机。
陈独秀在这篇讲演中阐述了中国实行社会主义的可能性，批判了张东荪反社会主义的谬论。陈独秀在回答“为什么能讲社会主义”的问题时说：“我们无论主张什么，第一步是问要不要，第二步是问能不能。若是不能，那‘要’仍然是一个空想。若问现在能不能讲社会主义，是要研究现在能不能用社会主义的生产分配方法来代替资本主义的生产分配方法。关于研究这个问题，先要明白资本主义底来历，进而考察现代资本主义底危机，然后才达到结论。他依据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对资本主义作了这种历史考察后得出结论说，我们可以断定资本主义生产分配方法不良，已到了自身不能救济自身底危机，必然崩溃的运命，代他而起的自然是社会主义的生产分配方法，所以我们可以说现在能讲社会主义。”他针对张东荪等人散布的中国资本主义不发达，不能实行社会主义的论调，指出这种论调最大的缺点，“是忘记了现代人类底经济关系乃国际的而非国别的了。各国资本制度要崩溃，中国那能够单独保存他；到是各国资本制度底崩溃还未实现以前，中国单独完全采用社会主义的生产分配方法，恐怕免不了资本主义各国经济上政治上的压迫。可见，我们中国不但有讲社会主义的可能，而且有急于讲社会主义底必要”。
陈独秀在这篇讲演中还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区别。他在回答“应讲何种社会主义”的问题时，针对张东荪等人对社会主义的歪曲，首先向读者指出：社会主义的流派很多，我们应该择定一派，不能觉得各派都好，自以为兼容并包。他把至今尚存留的社会主义流派分为五种：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工团主义和行会社会主义，逐一进行分析、比较。他在批判了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和行会社会主义这三种社会主义流派以后，着重分析和比较了共产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从以下四个方面说明了这两派主张的根本对立。
第一，国家社会主义的主张是“劳资携手”，共产主义的主张是“阶级战争”。德国社会民主党已令劳动者从事选举运动，已利用资本阶级的政府国会采用社会政策改善劳动的地位，已实行与一切资本阶级的政党妥协，已反对无产阶级共同团结了。反之，俄国的共产党是主张绝对的阶级战争的，是不独反对与资本阶级妥协，而且是反对与一切不主张阶级战争的温和派妥协的。他还特别提醒人们注意：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自第一页到最末页都是解释阶级战争的历史及必要的讲义，可惜自称为马克思派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竟然忘记了！
第二，国家社会主义的主张是“议会政策”，共产主义的主张是“直接行动”。不赞成阶级战争的人自然要向议会讨生活，但是议会制度本是资产阶级专为供给及监督他们的政府的财政而设立的，要拿它来帮助劳动者，来废除资本所有制，岂不是与虎谋皮吗?所以，马克思的著作无一不是主张无产阶级对于有产阶级采取革命的行动。
第三，国家社会主义的主张是“民主政治”，共产主义的主张是“无产阶级专政”。陈独秀强调说：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不许有产阶级得到政治的意思。这种制度乃是由完成阶级战争、消灭有产阶级做到废除一切阶级所必经的道路。他摘引了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的著名观点，即“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还摘引了《共产党宣言》中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些重要论述，说明无产阶级专政明明是马克思的主张，可惜自称为马克思派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竟然忘记了！
第四，国家社会主义的主张是“国家主义”，共产主义的主张是“国际运动”。陈独秀进一步分析说，俄国共产党和德国社会主义党对待国家的问题有三点不同：一是生产机关集中到国家手里，在共产党是最初的手段，在社会民主党是最终的目的；二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带着很浓的德意志国家主义的色彩，俄国共产党还未统一国内，便努力第三国际的运动；三是社会民主党所依据的国家是有产阶级的国家，共产党所依据的国家是无产阶级的国家。他还强调指出，《共产党宣言》最后的名言是“世界劳动者团结起来啊！”
根据以上这些分析比较，陈独秀明确指出，只有俄国的共产党在名义上、在实质上才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若是采用德国社会主义党的国家社会主义，不过多多加给腐败贪污的官僚政客作恶的机会罢了”。
从上面的介绍可以看出，陈独秀在题为《社会主义批评》的讲演中，依据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剖析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和必然崩溃的命运，论证了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既批判了张东荪等人贩卖的假社会主义，也批判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
【1】张东荪(1886—1973)，浙江杭县人，研究系首领之一，资产阶级哲学家。曾任《时事新报》总编辑，1919年9月创办《解放与改造》杂志，大肆贩卖基尔特社会主义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后与张君劢等组织反共的“国家社会党”。新中国成立后任北京大学教授。
【2】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著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和影响甚大的学者，戊戌变法时期最有影响的政治家和主要领导者之一。变法失败后逃亡日本，鼓吹君主立宪，辛亥革命后成为研究系领袖。时支持张东荪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谬论。1923年起任清华大学教授。
【3】《李达文集》，第1卷，47页。
【4】同上书，41页。
【5】《李达文集》，第1卷，51～52页。
【6】同上书，53页。
【7】同上书，63页。
【8】《李达文集》，第1卷，56页。
【9】载《新青年》，第9卷第3号，1921年7月。
九、马克思主义同无政府主义争论的哲学意义
马克思主义者同研究系的假社会主义者展开争论的同时，还同无政府主义者展开了争论。在这场争论中，陈独秀、李达等马克思主义者批判了区声白【1】、黄凌霸等无政府主义者的反马克思主义谬论，深刻剖析了他们所鼓吹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反动实质，进一步划清了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界限，对于唯物史观的传播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争论是从1920年底开始的。是年底，陈独秀在广州法政学校作了题为《社会主义批评》的讲演。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听讲以后，立即给陈独秀写信，表示“异议”。于是陈独秀与他进行了往返三次通信，展开了争论。与此同时，李达也针对无政府主义者的议论，撰写了《无政府主义之解剖》等文章，批判了中国无政府主义者的另一个代表黄凌霸，从而使这场争论全面铺开。
这场争论的主要问题是要不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要不要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要不要建立一个有严密组织和铁的纪律的无产阶级政党。无政府主义者声称他们反对一切国家和强权，主张人类“互助”和“平等”；反对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原则，主张小生产者的分散生产和绝对平均分配；反对任何组织和集中领导，主张绝对自由和极端个人主义。他们把攻击的矛头主要指向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列宁的建党学说。在与无政府主义展开的争论中，中国共产党的各地组织都积极投入了战斗。陈独秀在党的机关刊物《新青年》卷首发表《谈政治》一文，以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批判了无政府主义，实际上成为中国共产主义者开始回击无政府主义者的信号。由李达主编的《共产党》月刊，把批判无政府主义作为一项重要任务，从第1号到第5号的社评性的《短言》和许多重要文章都批判了无政府主义。他在这个刊物上发表的《社会革命的商榷》和《无政府主义之解剖》两篇著名的论文，对无政府主义作了系统的清算。另外，李大钊在《少年中国》上发表了《自由与秩序》等文章，蔡和森在国外为《新青年》撰写了《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一文，毛泽东给肖旭东、蔡林彬并在法诸会友的信，以及当时旅法的周恩来、尹宽等，都旗帜鲜明地批判了无政府主义。他们首先抓住无政府主义者关于“一切国家都是祸害”的根本政治观点进行批判，着重阐明马克思的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说明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与资产阶级专政国家的根本区别，说明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以及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任务。他们针对无政府主义者企图超越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实行“按需分配”等错误观点，依据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基本原理，阐述共产主义社会两个不同发展阶段的学说，着重说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说明社会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制度都是与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从而划清了科学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界限。他们还针对无政府主义者鼓吹唯意志论和英雄史观，宣扬“社会由个人自发的冲动而进步”、“要无限制地发挥自我”等唯心史观，阐明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基本观点，揭露和批判了各派无政府主义的共同世界观的基础——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由于理论的贫乏，虽然对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一再表示反对，终于没有作出像样的回答。1922年7月，作为当时无政府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的区声白在写给陈独秀的信中不得不表示承认错误：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乃今日社会革命唯一之手段，以后惟有随先生之后，为人道尽力而已”【2】。这正是马克思主义者取得反对无政府主义斗争胜利的一个重要标志。
陈独秀是用马克思主义批判无政府主义的一个重要代表人物。他不仅在《谈政治》、《社会主义批评》等总论性的文章和讲演中以大量的篇幅批判无政府主义，还发表了《和郑贤宗【3】讨论国家、政治、法律》、《和柯庆施讨论劳动专政》、《中国式的无政府主义》、《下品的无政府党》、《陈独秀与区声白讨论无政府主义的信》等批判无政府主义的专论文章，驳斥了无政府主义者的谬误。
陈独秀首先论述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批判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谬论。无政府主义者反对得最厉害的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郑贤宗给陈独秀的信从头到尾都是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他声称：无政府党既反对资产阶级专政的“现在的国家”，也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未来国家”，“至于政治与法律，都是随国家而来的，于人类生活上只是有害无利。无政府党反对了国家，当然一并反对之”。他把国家当做人类互相“仇恨”、“嫉妒”以及“相侵相夺、相杀相害”的根源，因此标榜反对一切国家和权威，同时也反对一切政治斗争和暴力革命。他还认为：“社会革命成功了以后，当然要把资产阶级所私有的财产归之于公，那末资产阶级也变作无产阶级了，还怎样谋复辟呢?资产阶级的势力都是金钱给予他们的，一旦金钱没有了，他们那里再有势力来复辟?”因此，郑贤宗所主张的终极目的，在于“无国家、无政治、无法律”。
陈独秀逐条驳斥了以上论点，从历史观上指出无政府主义者的“终极的理想”是一种唯心主义的空想。他认为在社会的进化上，物质的自然趋向的势力很大，留心改造社会的人万万不可漠视这种客观的趋向，万万不能够妄想拿主观的理想来自由改造，近代空想的社会主义和科学的社会主义之重要的区别就在这里。无政府主义者妄想拿主观的理想来自由改造，空想最远的将来及终极的理想，而对于现在及最近的将来之改造却不去努力。这种“理想”只是一种唯心主义的空想。陈独秀尖锐驳斥了无政府主义者关于国家是一切祸害的根源的谬论，认为不可抽象地反对一切强权，应该对国家和强权进行阶级的分析，像那些仇视、嫉妒，以及相侵相夺、相杀相害等事，最甚的大部分是资产阶级拿国家主义做招牌争商场弄出来的，不全是国家本身的罪恶。政治与法律也和国家一样，是有人拿它作恶。一部分无政府党所主张的暗杀、暴动、掷炸弹、放手枪，也有人用这些事作恶。它本身并不一定就有罪恶。无政府党以为绝对不要国家政治法律就是根本解决，实际上是因噎废食。他针对郑贤宗对《谈政治》一文观点的歪曲进一步论述说：对法律应当具体区别，压制人民的政治束缚人民的法律当然不好，但是废止资本家财产私有的法律，强迫劳动的法律，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还是需要的，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还是需要的。他指出：“从革命发生起，一直到私有财产实际归公，必然要经过长久的岁月，从私有财产在制度上消灭，一直到私有财产在人心上消灭，又必然要经过长久的岁月；在这长久的岁月间，无论何时都有发生阴谋使资本制度死灰复燃甚至于恢复帝制的可能。我们不可把社会改造看得太简单，太容易了。”因此，推翻资产阶级的国家之后，一定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否则，革命就不能完成，共产主义就不能实现。
陈独秀阐述了自由与集中的关系，批判了无政府主义者所谓“绝对自由”的谬论。反对任何组织纪律，反对一切约束，主张个人绝对自由，是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核心。无政府主义者反对一切国家和强权正是从这种思想出发的。他们强调绝对自由，说什么社会是自由组织的，人人都可自由加入，自由退出。这实际上是办不到的。在现存的制度未推翻以前，我们仍然要受这一制度支配，除非自杀或逃到深山穷谷没有人迹的地方，绝对没有办法可以自由逃出。所以，就是对于资本制度深恶痛绝的无政府党或社会党，在社会革命未成功以前，仍然是资本制度支配他们的生活，没有方法可以退出。我们唯一的使命只有改革社会制度，否则什么个人的道德、新村运动，都必然是无效果的，因此我们应该觉悟，非个人逃出社会以外，绝没有绝对自由，绝不能实现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者反对集中，要求绝对自由的论调，不仅不能打倒资产阶级，而且给资产阶级破坏工人运动以很好的条件：“劳动团体的权力不集中，想和资产阶级对抗尚且不能，慢说是推翻资产阶级了；因为权力不集中，各团体自由自治起来，不但势力散漫不雄厚，并且要中资产阶级离间利用和各个击破的毒计。”【4】
在陈独秀批驳无政府主义者的这些精辟论述中，包含着对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个人与团体的关系、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的关系等问题的正确认识和说明，对于唯物史观传播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李达也是用马克思主义批判无政府主义的一个重要代表人物。早在1919年6月，李达发表《什么叫社会主义?》一文，对无政府主义就进行了初步的批判。在这场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争论中，他陆续发表了许多文章，依据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对无政府主义进行了系统的批判。
首先，李达揭露了无政府主义政治观点的荒谬，论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指出无政府主义“各分派的共同要素就是否认一切政府，一切国家，一切权力”，其要害是否认无产阶级专政。他针对无政府主义者的“一切国家都是祸害”的观点，强调必须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国家，说资产阶级的国家“是特权阶级的所有是可以的”，“若说一切国家都是特权阶级的国家就不免是独断了”。“若嫌特权阶级的国家不好，只好把特权阶级打倒，建设无特权阶级的国家就好了。”【5】他还着重论述了无产阶级政权的伟大作用，强调指出，为了镇压国内敌人的反抗和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不能没有国家，“监狱也要的，警察也要的，因为要对付反对共产主义的人。军队也要的，因为要对抗那资本主义的敌国”【6】。他还针对无政府主义者所鼓吹的绝对自由的观点指出：“资产阶级并不怕人提倡什么绝对自由、绝对平等的社会那种抽象的思想，他们所怕的，还是那种最有力的具体的即时可以实现的社会主义制度。”【7】
李达批判了无政府主义的生产和分配观点，阐明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状况的规律，划清了科学社会主义与“无政府共产主义”的界限。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要不要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这是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论争的一个重要问题。正如李达在《社会革命的商榷》一文中所指出：科学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就是在生产和分配的法则上分别的”【8】。无政府主义者从反对任何集中、反对一切权威的观点出发，根本反对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建立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反对有领导有计划地组织社会化的大生产，反对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他们认为，马克思所主张的生产资料归公的观点，就是要使国家“成为一大资本家”。在生产方面，他们主张“将一切生产机关，委诸自由人自由联合管理”，企图永远维护自己分散的个体小生产。在分配上，他们从小资产阶级的绝对平均主义的观点出发，反对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企图超越社会经济的发展阶段，在社会生产力没有获得充分发展以前，就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分配原则，建立所谓“无政府共产主义”。
李达针对无政府主义者所散布的这些反对社会主义的观点，以马克思的关于共产主义社会两个不同发展阶段的学说为依据，着重说明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他认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从所有制来看，应用生产制度的公有制代替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应“从资本阶级夺取一切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到国家手里”。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组织生产是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区别，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与无政府主义所主张的将生产资料分散给小生产者，“将一切生产机关，委诸自由人的自由联合管理”的原则界限。
从生产方面来看，李达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目的在供给社会全体的消费，并不是生了产就完了的”。因此，整个社会的生产必须实行集中统一的领导，应由有计划地调节社会生产代替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只有这样，社会生产才不致盲目，供求关系才能基本适应，他尖锐地指出，如果像无政府主义那样去组织生产，那“与资本主义的生产组织差不多”，其最大缺点是“不能使生产力保持均平”，势必造成与资本主义生产同样的“混乱状态”。
从分配方面来看，李达明确指出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又一基本特征。实行这一分配原则是由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的，并不是像无政府主义者攻击的那样，是共产党故意造成的不平等。在这里，他一方面说明了“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以自由平等为根据”，由“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代替资本家对劳动者的剥削；另一方面又说明了在社会生产力还没有高度发达，“在人类的道德程度还没有达到至圣至神的地位时，对于有限的生产物实行公平的分配”，再没有比社会主义分配制度还好的了。他认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分配原则，“非待世界的产业发达到极境的时候，不能办到”，超越现阶段生产力的水平立即实行这种分配制度，是不切实际的。“譬如今日行了社会革命，明日组织新社会，而新社会都是继承旧社会的生产力，继续发展的，这生产力是有一定限制的，生产力既有限制，生产物当然也有限制了。以这有限制的生产，听各人消费的自由得其平等，是绝对办不到的。”“在生产力未发达的地方与生产力未发达的时期内，若用这种分配制度，社会经济的秩序就要弄糟。”【9】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李达剖析了无政府主义的理论渊源和哲学基础，揭露了它的唯心史观的实质和核心，阐明了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李达在批判无政府主义时，深刻地揭露和剖析了无政府主义的鼻祖施蒂纳、蒲鲁东、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等各派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内容及其在中国的信徒们的共同的世界观基础，指出无政府主义是“没有科学的体系和哲学的基础的”，“能够成为无政府主义的，只有个人主义”。李达抓住他们唯心史观的实质和核心——唯我论，进行了切中要害的批判。他认为，“主张无政府主义的人，是根据‘个人主权的哲学’上面说话的”，“个人的无政府主义的特质，主张个人绝对的主权和自由，单靠完成个人实行无政府主义，所以个人的无政府主义，主张自我，主张改造内部生活，主张发展心意性格，改造内部生活、精神生活，与社会主义的本质完全不对”【10】。
李达在批判无政府主义者所鼓吹的“社会由个人自发的冲动而进步”这一类谬论时，还明确地指出，决定社会进程的不是个别英雄人物的意志，而是人民群众的力量。他说：“一切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组织和各种制度，都是人类久远的历史集积而来的，并且受了合理的批判所指导、所开拓、所蓄积而成的，正所谓根深蒂固，决不是一人或数人的意志和感情表现所能颠覆，所能绝灭的。要干这种革命事业，必定要具有一种能够作战的新势力方能办到的。”【11】很明显，这里所说的“能够作战的新势力”是指新的生产方式的代表者无产阶级，唯有这个思想上政治上力量最强大最富于革命性的阶级，才能成为扫除旧制度和创立新制度的社会力量。
总之，李达对无政府主义所作的系统而又抓住要害的理论批判，对于剥掉中国无政府主义者的理论武装，划清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思想界限，深入传播唯物史观，具有重要的意义。
【1】区声白，广东人，五四时期发表不少宣传无政府主义的文章，并著有《无政府革命方略》一书。后留法，在里昂继续宣传无政府主义，集资编辑小册子《无所谓宗教》一书。抗战时期堕落为汉奸，任伪广州市政府教育局长，后逃亡南洋，下落不明。
【2】《新青年》，第9卷第6号，1922年7月1日。当然，区声白实际上并没有放弃无政府主义，随后他在旅法期间，仍然宣传无政府主义。
【3】郑贤宗(1901—1949)，名松堂，又名太朴，今上海市人，学徒出身，自修数学和德文，五四时期宣传无政府主义，1922年由蔡元培提名派赴法国留学，在德国加入共产党。大革命后脱党，加入第三党和民主党派，致力于民主运动。曾任同济大学、交通大学教授，新中国成立前夕应邀赴解放区途经香港病逝。
【4】以上均见《新青年》，第9卷第3号，1920年11月1日。
【5】《李达文集》，第1卷，80页。
【6】同上书，90页。
【7】同上书，88页。
【8】同上书，49页。
【9】《李达文集》，第1卷，49～51页。
【10】同上书，80～82页。
【11】同上书，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