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北京市所代表的中国现代城市规划的特点
北京作为新中国的首都，其城市规划自一开始就备受重视，可以说其历次城市总体规划的指导思想都集中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不同时期的治国方针，历次城市总体规划设定的城市发展目标集中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变迁，历次城市总体规划规定的城市性质集中反映了对城市发展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同时，北京的城市规划在城市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引领了中国现当代的城市发展，有学者将其称为“中国城市发展的风向标”注46。因此，北京城市规划发展历程的特点，典型地反映了中国现代城市规划的特点。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卷 革命的中国的兴起 1949—1965年》的“序言”指出：“要了解中国，不能仅仅靠移植西方的名词。它是一个不同的生命。”同样，要了解中国的城市规划，也不能仅仅靠移植西方的名词，它有自己独特的成长历程。由于与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紧密联系，中国现代城市规划具有自身的特征。通过对北京城市规划与城市发展的整体考察，可以更深刻地认识中国现代城市规划的本质特点。
一、中国现代城市规划的发展历程是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一种体现
北京城曾是中国古代都城规划与建设的集大成者，反映了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的最高理想。1949年以后，北京作为新中国的首都，其城市规划与城市建设备受国家重视，决定城市发展目标和发展方向的城市总体规划更是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纵观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的编制和修订，与国家的社会经济变迁、政治环境等因素高度相关。其所代表的中国现代城市规划的发展历程，实际上是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一种体现。
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新中国成立之初，经济建设主要学苏联经验。以1956年4月的《论十大关系》为标志，中国开始提出自己的建设思路，形成自己的一套内容，并经历了几次转折。注47在这个过程中，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不断演进，并呈现阶段性特点注48，表现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
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共进行了四轮城市总体规划的编制工作，规划方案典型代表了中国现代城市规划发展的四个阶段，即20世纪50年代的初创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成熟阶段、20世纪90年代初在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的转折阶段及21世纪的新的探索阶段。
如果将城市规划的演进与城市发展本身结合起来作一整体考察，可以发现，北京的城市总体规划实际上体现了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权对城市及其发展规律认识的变化。这种变化也具有阶段性：(1)建国初期，随着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和新的社会制度的确立，党对社会主义城市有了初步认识，与此同时，新中国的现代城市规划从无到有，建立了实现国民经济计划、指导城市建设的实践体系框架。(2)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工业化是国家的首要任务，城市建设的主要目的是“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城市规划紧密配合这一城市建设目标，成为体现国民经济计划的主要工具。(3)20世纪80年代后的一系列经济体制改革，使城市进入快速扩张与大发展时期，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起来的城市规划体系面对新的政治形势和经济环境，迫切需要转变。(4)进入21世纪后，城市化成为国家发展战略，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等发展理念的提出表明党对城市的认识进入一个新阶段。同时，社会经济体制转型带来的新问题，为城市规划改革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基于前一阶段的实践和思考，规划界关于城市规划转型的呼声越来越高，并力图通过实践进行检验。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的发展历程有代表性地说明，在对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不断摸索与发展的进程中，经济体制的变化使城市所承担的功能发生变化，因此，城市规划需要不断调整与之相适应的目标，这就使得中国现代城市规划的内涵不断变化。所以，中国现代城市规划的问题实际上与国家发展道路的问题是一致的。研究中国现代城市规划的发展史，必须在一个变化了的意识形态的背景下进行。“城市规划理论绝非数理式的纯理论，可以脱离社会历史自成系统运行”注49，忽视了城市规划理论与实践所处的社会经济和城市发展阶段，就不可能对中国的城市规划有全面清醒的认识。在西方，现代城市规划是城市发展的产物，可简单归结为工业化、人口增长、城市化的结果。注50而在中国，现代城市规划是国家政治、社会、经济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虽然现代城市规划在中国最初的产生是西方移植的结果，其后的发展历程也深深打上了向西方学习的烙印，但在今天，中国的现代城市规划已经演化成为自成体系的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组成部分，是一个基本上独立的进化过程的最终产品。
二、城市规划的计划特质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长时期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一体制在新中国成立初主要是向苏联学习并按苏联模式进行，但在1956年党的八大之后，基本上是由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进行的自己摸索的发展道路。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我国建立起了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一切经济建设和发展活动都是由国家统一安排、布置和控制的。
在这种体制下，城市规划的计划特质非常突出，它被定位为国民经济计划的具体体现，而正确贯彻党的各项方针政策被认为是搞好城市规划的根本前提。注51这个时期国家以工业化建设为主要目标，因此城市规划明确以“为生产服务、为劳动人民服务”为工作的根本方针，同时，为消灭阶级和社会差别，在城市发展中“反对大城市思想”，强调“应贯彻大中小相结合，以中小为主的方针”。这些思想都体现在北京的城市总体规划中。计划特质还体现在多年实行双重领导的国家管理体制方面。注52 1953—1958年，城市规划工作一直由城建部门和经济综合部门共同主管；1961—1965年，城市规划工作则完全由国家经济综合部门主管，先是国家计划委员会，后是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虽然国家于1979年恢复了城市规划局，但在1984—1988年，城市规划局也是由建设部和国家计划委员会双重领导的。双重领导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有显而易见的优势，但也造成了中国现代城市规划的依赖性，缺乏主动探索、积极干预城市发展的方式方法。
三、城市规划的政治性
1961年出版的我国第一部城市规划教材——《城乡规划》，是在总结建国十年的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写成的，标志着中国现代城市规划体系的形成，也奠定了中国现代城市规划的发展思路。该书将城市规划工作的指导思想定义为：第一，要体现共产主义的政治方向；第二，要符合社会主义建设原则，坚决贯彻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虽然受到时代背景的限制，但中国现代城市规划与政治环境的紧密结合是不容置疑的。这一特点导致两方面的结果：一是由于新中国成立初期政治环境起起落落，城市规划的成长道路左右摇摆；二是规划目标的确定不是基于城市发展规律的，而是根据上级领导的指示，贯彻中央和市委的有关指示精神，这成为历次规划指导思想中一脉相承的根本特点。
城市规划作为一种政府行为，本应是政府用来协调社会多方利益的手段，但中国当时的政治体制使城市规划成为延续或表达政府主导意识形态的工具。纵观建国后北京的城市规划史，北京的总体规划一直受到过多的关注，以至于其宣传作用、政治作用大于实际效应，形式大于内容。当然，这不仅仅是北京一个城市的问题，中国许多城市的总体规划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个问题。这是中国城市规划政治性的一个表现。对政治环境的过分依赖，使历次政治运动都直接影响城市规划的发展，其满足政治任务的性质大于城市发展的实际需要，因此也导致了城市规划缺乏对城市发展规律的认识基础。
四、传统文化构成中国现代城市规划思想的隐性基础
中国的城市规划，归根结底还是中国文化的产物，因此我们在探讨中国现代城市规划思想时，绝对不能忽略传统文化的影响。传统文化对城市规划的影响在北京的城市规划与城市发展史中体现得尤为明显。(1)统治者历来对政治中心的重视通过对北京规划建设的重视在新时代继续得以体现，北京的城市发展得到中央与地方双重领导所带来的实惠和制约。(2)通过强化城市轴线体现一种代表华夏文化的“永久意志”。与欧洲文化不同，华夏文化的特点是“永久意志”。注53明北京城在设计上采用一条贯穿南北的中轴线，一切重要的建筑物都安排在中轴线上或在中轴线两侧相对称的位置上。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首都在封建都城原有南北中轴线的基础上，建设东西新轴线，将重要的建筑安排在轴线两侧。1953年的《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的要点》提出“将南北和东西两条轴线大大延伸和加宽”，在1957年的市区道路规划中又明确指出“轴线，是首都最重要干线，所有道路都围绕它对称发展”，它最终成为北京独一无二的城市标志。(3)寻求作为全国中心的象征意义的空间秩序。古代北京城拥有无与伦比的空间秩序，因为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是一种仪式的空间表现。在社会主义时期，北京以旧城为中心，通过一圈一圈的环路，继续延续着这种秩序。对比不同城市的空间形态，我们必须承认，北京的这种空间形态秩序感十足。(4)集体主义下的均衡发展思想所导致的追求区域发展平衡，这种传统心理追求区域平衡，甚至是城市空间布局的均衡形态，而较少考虑地区发展差异。北京在2004年的城市总体规划中提出的两轴两带多中心式的城市空间结构，依然是这种心理的延续。
中国悠久的历史、未曾中断的文明、长久以来形成的稳定的心理格局和对社会秩序的追求，成就了古代北京城的建设形式。而稳定的深层心理结构，即便面对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革命——社会主义政权的建立——也依然继续发挥作用。因为思想不会随着有形的器物、有限的生命一道消失，而是通过语言文字、耳濡目染、学校教育等方式，一代一代地在时间中延续下来。注54而且“文化的结构像地理中的地形那样，具有很长的持久性，而且的确具有惰性”注55。中国几千年文明史积累下来的传统文化必然反映在城市规划中，在全国各个城市中都不同程度地体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