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舆情与观察
3.1 经济学家视点
上海自贸区：避开资本账户开放的“囚徒困境”
2013年人民币国际化的快速进展，给中国的国际收支管理体制带来了挑战，倒逼着改革，国际也为改革创造了新契机。这就是可将人民币资本项目开放和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分离出来，分别加以处理。根据IMF的标准，有关国际收支资本项目的科目共43个，中国大部分科目已经开放或基本开放。涉及资本项目管制的科目仅有3个，但都是涉及资本行为主体的科目。它们是：外商直接投资需要审查和批准；中国居民原则上不得对外负债，外债有严格的规模管理；中国资本市场原则上不对外资开放，外资进入中国资本市场需要特殊的安排，即QFII。人民币日益广泛的国际使用，使中国继续保持对外币实行上述科目管制的同时，可以实行本币的开放，即人民币FDI，中国居民以人民币形式对外负债，中国资本市场对境外人民币开放。其含义是在本币尚达不到全面可兑换的条件下，实现本币资本项目开放，并通过这一本币开放为本币资本项目，进而为全面可兑换创造条件。事实上，中国政府敏感地把握了这一契机，避开了新兴市场国家资本项目开放而必须本币全面可兑换的“囚徒困境”，开启了有别于上述传统路线的新鲜路线，这就是2013年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立。根据上海自贸区的方案及中国人民银行的相关安排，通过在自贸区设立区别一般账户的特别账户，率先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开放，并在条件成熟时，在特别账户实现本外币可互换，进而延伸至一般账户。这一安排可被理解为：在国际收支资本项目下，人民币首先取消用途管制，进而在资本项目仍对外资保持管制的三个科目中逐一逐渐将外币的使用条件向人民币方向靠拢。结论是显而易见的，一旦资本项目外币的使用条件与人民币使用条件趋同，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也就实现了。这一有别于传统路线的新鲜路线图，使人民币全面可兑换可操作，从而时间表可预测，我们认为在未来两年中，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实现基本可兑换。在这一过程中，汇率形成机制将市场化，进而使利率市场化深化，推动着尤其是以固定收益为代表的金融产品的多样化、丰富化，即金融市场的发展。这反过来又进一步促进人民币更广泛的国际使用。上海本币金融中心成为国际金融中心。
有鉴于此，我们认为，2013年人民币国际化迈上新台阶，预示着人民币国际化开始进入新阶段。如果说过去五年人民币国际化还仅仅为双边使用，那么，未来人民币国际化将进入多边使用，而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民币国际化。事实上，人民币的国际使用，尤其是在东亚的使用，已开始展现出这一趋势。2013年在新兴市场国家货币动荡的情势下，16年前亚洲金融危机所暴露出来的发展中国家货币原罪重新凸显，集中体现在货币错配、期限错配和结构错配上，深刻反映出新兴市场缺少以本币比价、本币支付的区域金融市场。而消解这一原罪的途径也是明确的，即区域货币金融合作的本币化。2013年全球国家银行、上海合作组织银行以及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倡议频频提出，并都以本币化为其鲜明宗旨。由于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贸易体，人民币在这一本币化进程中注定要扮演重要角色，人民币国际化将进入多边使用新阶段。
——曹远征
(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中资银行需要重点发展的离岸业务
人民币国际化与中资金融机构的国际化发展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人民币国际化步伐加快，国内金融机构进入和融入他国金融领域活动的能力就越强，金融机构自身的国际化经营和发展也会随之加快。同时，商业银行自身的业务发展和境外机构拓展也能进一步促进跨境人民币的使用。中资银行利用境外机构开展离岸人民币业务有助于提高离岸人民币市场的活力，加速世界范围内对人民币资产的接受程度，进而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
一方面，在人民币国际化的初级阶段，由于人民币还没有完全实现自由兑换，在央行清算系统尚未建立完成以及建设后的试运行阶段，中资商业银行自身的清算系统对跨境人民币业务发展提供支持，大大加强了境外人民币清算与结算市场建设。另一方面，中资银行开展境外业务以及经营国际化，大都实施对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跟随战略。通过给客户提供包括贸易融资、项目贷款及清算、融资、避险等一揽子人民币解决方案，促进了人民币输出，扩大了人民币在境外的使用范围。
中资银行可以重点发展以下四类离岸人民币业务，在获得盈利的同时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一是离岸人民币存贷款业务。离岸人民币存贷款业务是离岸人民币金融业务的基础，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初始平台和必要条件。中资银行境外机构应将其作为基础性业务加以开展。二是离岸人民币债券相关业务。离岸人民币债券为境外人民币资金提供了优质的投资渠道。中资银行应积极参与从债券发行承销到投资认购等相关业务，扩大离岸人民币市场的影响力。三是汇率和利率衍生品业务。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深入推进，市场参与者对其持有人民币资产的避险需求日益强烈。通过积极开展离岸人民币汇率和利率衍生品业务，能很好地契合市场需求，激活离岸人民币市场。四是人民币资产管理类业务。中资银行深入拓展离岸人民币保险、基金等资产管理类业务，能拓宽境外人民币的投资渠道，丰富离岸人民币市场的产品线。
——连 平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一、快速响应，稳步推进霍尔果斯合作中心创新业务
2014年1月6日，交行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支行正式开业。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是国家向西发展和紧密亚欧各国经济合作的创新合作平台。交行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支行以经营跨境人民币业务为特色，通过依托创新合作平台，为园区内企业、个人及离岸客户提供人民币NRA结算、人民币跨境融资、人民币跨境担保等各项跨境人民币金融服务，是交行向西开展跨境人民币创新的重要窗口。一方面，交行着力开展账户类金融服务。一是为园区内注册的中方企业开立人民币境外融资专用账户，专门用于存放从境外融入的人民币资金，用于中心内项目建设、境外项目建设和与非居民的贸易。二是为境外机构开立人民币NRA账户，并开展人民币现金缴存和支取、人民币跨境融资、人民币跨境担保及人民币定期存款等创新业务。三是为境外银行开立人民币同业往来账户，用于办理与境外银行间的人民币资金清算，同时吸收同业人民币存款并提供定期存款服务。另一方面，交行将重点推进贷款融资类业务。从市场融入低成本人民币资金，通过跨境人民币境外借款结算、跨境人民币NRA账户等通道，开展跨境贷款融资及担保类业务，支持中心内项目建设、企业“走出去”和跨境贸易融资等活动。
二、服务为先，开创苏州工业园区、昆山合作区跨境金融合作新模式
苏州工业园区试点政策支持新加坡银行机构向符合条件的园区内企业或项目发放人民币贷款；昆山合作区开展了台资企业内部跨境人民币双向贷款和个人业务试点。交行苏州分行在第一时间跟进，将创新金融服务模式聚焦在跨境人民币信贷融资业务上。一方面，在人民银行南京分行发布《苏州工业园区跨境人民币创新业务试点管理暂行办法》后，新加坡分行与苏州分行联动向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市政公用事业发展有限公司发放4 700万元跨境人民币贷款，成为新加坡银行机构对园区的首笔跨境人民币贷款业务，为园区内企业拓展了全新的资金渠道。另一方面，交行苏州分行、台北分行联合，为台资企业集团内部人民币借贷业务搭建渠道，对昆山试验区内台资子公司和台湾关联公司间的双向借款提供金融服务，降低了台资企业人民币资金筹措成本。目前，交行苏州分行已试水7笔跨境人民币双向借款结算，金额为878万元，极大地便利了集团企业内部人民币资金管理。
三、积极创新，扩大上海自贸区人民币跨境使用
交行积极先行先试，扩大自贸区人民币跨境使用的相关业务，取得多项业务首发。一是成功签约首笔非银行金融机构境外借款业务，交银租赁与交行新加坡分行签署跨境人民币境外借款合作协议。二是成功签约首批中资企业境外借款，交行自贸区分行与上海某电子商务公司签约，以境外直贷模式借入人民币外债，用于公司跨境电子商务平台的运营。三是交行自贸区分行与香港分行联动，成功为自贸区某集团办理跨境人民币境外借款。四是成为区内首家获批的为外商独资商业保理企业办理自贸区首笔商业保理业务结算服务及首单商业保理公司人民币外债业务的银行。五是与某快运公司、某海运集团开展自贸区首单飞机和船舶租赁业务。六是积极参与自贸区金融要素市场建设，为国际能源交易中心、国际黄金交易中心等机构制定人民币资金划拨方案，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范围，推动自贸区金融要素市场向前发展。
撰稿人：王红涛,魏星
人民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所需的经济政策布局
鉴于目前人民币在全面迈向国际储备货币的道路上所处的地位以及各主要经济体的历史经验，有两条启示意义深远。第一，国际储备货币地位会导致一国经济政策的汇率渠道趋于弱化。第二，相关的资本账户开放是失衡的来源，而这根源于为抵消该货币的结构性过度升值而采取的过于激进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当前中国政府对资本账户开放问题的谨慎态度是非常适合并且必要的。
分析美元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经验，我们可以总结出四类失衡问题，每一类失衡都需要经济政策提前布局。
第一，产业政策将抗击货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过度升值所带来的竞争力下降以及贸易逆差累积。产业政策降低了对价格竞争力的敏感性，避免了贸易账户逆差的累积。货币储备地位更适合消费或服务业占主导地位的经济体，原因是该国货币过度升值因进口价格下降而有利于国内需求。此外，服务业对国际竞争的独立性更强。因此对服务业占据GDP绝大部分份额的经济体而言，货币过度升值的负面影响将会下降。也正因如此，人民币获得国际货币地位与中国新一届政府的结构性经济改革目标并行不悖。大力促进消费和服务业发展的目标与人民币逐渐迈向国际储备货币的趋势一致。中国政府也必将通过支持研发活动提升中国产品的技术含量，鼓励服务业和非贸易商品的发展，提高产品的普遍质量。这样的方向与新政府的目标一致，也将降低中国对价格竞争力的依赖性。因此，在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中应降低人民币升值的影响。
第二，财政政策将紧密配合并且不乱用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带来的铸币税利益。例如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所带来的公共债务的累积。财政政策避免公共债务累积，因为国际货币地位催生具有道德风险的策略。在极为有利的融资条件下，以美元计价资产的结构性需求鼓励美国政府增加公共债务。中国债券的全球供应规模得到提升，但也应密切监控，这是因为“热钱”涌入可能会造成经济波动。为此现任政府的目标是控制地方政府债券、地方政府进入债券市场的机会及对债券市场进行监控，这些不可或缺。
第三，货币政策将进行监控并防止由于经济的对外贸易疲软导致的泡沫形成。货币政策防止泡沫的形成。长期而言，制度改革也是必需的，这旨在保持对金融业，特别是对资本汇回的控制可能导致总体经济陷入动荡。我们已经看到汇率渠道趋于弱化可能促使央行实施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为避免这样的错误，对中国人民银行(央行)的地位进行改革势在必行，提高透明度，强化利率市场化机制，也须加强对金融市场的监管。
第四，社会政策必须做好准备以面对由于资本账户的开放带来的不平等加剧。社会政策组织与资本账户开放有关的利益共享，降低了不平等。资本账户开放和吸引外资意味着税率偏低，再分配能力下降，因此应对不平等问题的难度加大。资本自由流通将对少数人有利，同时产生新的财政收入。减少失衡显然是现任政府优先考虑的问题。
——胡一帆
(海通国际首席经济学家)
人民币国际化不可能一蹴而就
经济实力强，不意味着该国货币能成为国际货币。有人认为,中国经济实力在可预期的时间内能超越美国,可支持人民币在相应时间内成为国际货币。实际上，美国早在1894年GDP就已经跃居世界第一位，到1913年其工业产值已经相当于英国、法国和德国三个国家工业产值之和。但直到1944年《布雷顿森林协定》的签署,美国才确立了美元的国际核心货币地位。从GDP跃居世界第一到美元取代英镑成为国际货币,美国整整用了50年。显然，不考虑其他货币国际化条件，中国经济总量还远未达到全球第一，人民币国际化更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
国际收支的“双顺差”局面决定了短期内中国无法向世界提供充足的人民币。长期以来，中国的消费不足，GDP的增长主要依靠投资，而投资创造的大量商品和服务在国内无法完全吸收，必须通过出口引向其他国家,以致经常项目顺差。同时，中国作为最主要的新兴市场国家，国际直接投资和金融资本长期、大量进入中国，资本项下也出现了资本净流入的顺差状态。自1994年开始，中国的国际收支一直为“双顺差”，预计在未来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双顺差”局面不会根本扭转。在当前情况下，货币当局只能通过“货币互换”，或者扩大资本项下人民币流出、降低资本项目顺差规模的方式向国际市场输送人民币，但这些方式只能在短期内使用。
人民币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无法成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一方面，目前中国的综合经济实力尚不足以支持重要经济体选择人民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另一方面，中国的金融市场还不够健全，容量与深度也还不够。这两个方面或许能解释为什么各国中央银行不得不大量持有美元资产。
金融市场容量不够，不能贸然完全开放资本项目。对中国而言，资本项目完全开放，意味着国内金融市场完全暴露于全球资本的自由冲击场景之中，若金融市场的容量不够，难以抵抗来自全球的资本冲击。尤其是在债券市场的容量还不够大的情况下，大量资金进入或者流出中国市场，将引起利率和债券价格大幅上涨或者下跌，对实体经济运行造成直接危害。比较目前人民币和美元的本土金融市场容量，美国供全球投资者选择的风险较小的固定收益市场总额在2012年就达到38万亿美元，占美国GDP比例高达240%；而截至2013年10月底,中国债券市场总额只有4.86万亿美元。注6由于市场容量的巨大差异，在相同的开放环境下，等量国际资本流动对市场的冲击力是完全不同的。
人民币国际计价功能是人民币国际化最短的短板。人民币的国际计价功能是指人民币在国际范围内的私人用途和官方用途中，承担价值衡量和记账工具职能。相对于人民币的国际结算职能，目前人民币的国际计价职能严重滞后。例如，虽然我国已逐渐成为大宗商品消费大国、贸易大国，多个品种进口数量高居全球榜首，但全球大宗商品的定价权仍主要集中在欧美发达经济体手中，形成了以CBOT(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农产品、NYMEX(纽约商品交易所)能源和LME(伦敦金属交易所)有色金属为主的几大商品定价中心。这些定价中心基于历史惯性、交易双方接受程度、套期保值途径和容量、理论模型和硬件辅助系统的完备程度等因素，推出了以美元为主的大宗商品定价机制和价格。
通常而言，某一货币能否作为国际计价货币主要与如下因素相关：一是通货膨胀，通胀率低、币值稳定的货币更有可能被选作贸易计价货币；二是汇率变动，进出口双方选择计价货币时会更多地倾向于选择具有稳定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国家的货币；三是金融市场发展程度，进出口双方更愿意选择兑换成本最低且能被其他国家贸易商普遍接受的货币，这就要求该货币的发行国必须有发达的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和外汇市场以及完善的货币市场工具；四是货币的可兑换程度，如果一种货币还没有成为可自由兑换的货币，那么境外持币的风险与成本就比较高，这种货币在与其他可自由兑换的货币的计价竞争当中，就会处于劣势地位。从这些方面来看，人民币充当国际计价货币的路途还十分漫长。
——黄志凌
(中国建设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2020年人民币能否成为前三大国际货币
目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只有四种货币可被视作广泛使用和广泛交易的国际货币：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这四种货币组成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Special Drawing Rights，SDR)的货币篮子。有几个指标被用来评估一种货币是否在全球广泛使用，并在主要外汇市场上被广泛交易，这些指标包括：
(1)官方储备持有的货币组合。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中央银行已表示将人民币加入了其外汇储备持有，关于人民币在全球外汇储备中被使用的数据尚不可用。然而，人民币在全球储备中所占份额可能还是微小的。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新数据，以“其他货币”命名的货币储备(其中包括人民币)，在2013年第3季度末占总“分配储备”注7的份额约3％。美元仍然占主导地位，比例是61％；其次是欧元，占24％；而日元和英镑各占4％。现有数据表明，随着各国央行转向对外币持有的多样化，尽管“其他货币”的份额近几年已上升，但多样化的程度仍非常有限。
使用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的一个补充指标是中央银行持有的人民币数量。一项对储备经理人的调查显示，15％的受访者持有人民币(苏格兰皇家银行，2013年)。而对于一些储备经理人而言，人民币缺乏可兑换性通常被认为会阻碍投资。然而，37％的被调查者表示，在未来5～10年他们会考虑投资人民币。
(2)国际银行负债和国际债券的计价货币。国际清算银行关于国际负债未偿贷款的数据充分彰显了美元和欧元在国际金融交易中的长期主导地位。这两种货币的占比大致稳定在合计份额75％~80％的范围。日元和英镑则远远落后，分列第三和第四。人民币所占份额虽然没有作单独报告，但被计入在了“其他货币”项，2013年9月底达到7％。
(3)在外汇市场的交易量。国际清算银行三年一度的中央银行调查显示，人民币在2013年成为第九种最活跃的交易通货。该调查指出，人民币在全球外汇交易中的作用上升，主要得益于离岸人民币交易的显著扩大。人民币交易量从2010年的340亿美元飙升至2013年的1 200亿美元。然而，人民币仅占全球外汇交易量的2.2％，美元占87％，欧元占33％，日元占23％，英镑占12％。
总体而言，基于中国的经济规模、增长潜力及贸易联系，人民币国际化已势在必行。然而，中国金融业的现代化和深化、资本账户的逐步开放均处在行进阶段。尽管人民币作为贸易结算货币已占有了一席之地，其与国际金融交易中符合“广泛使用”和“广泛交易”标准的国际货币相比仍有一定差距。
我相信，人民币具有成为国际货币的巨大潜力。关于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未来面临的主要挑战就是在金融市场自由化的支持下开放资本账户，发展有深度和流动性的金融市场，放开利率和汇率，并加强监督与监管框架。这些改革的步伐和顺序同样具有挑战，经验表明，近期的金融危机往往发生在金融市场欠发达且监管框架薄弱的国家开放资本账户之时。这些改革一直是中国改革议题的核心，十八届三中全会宣布了加速改革的计划。如果改革能顺利进行，我认为人民币没有任何理由不能在2020年成为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纳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的“可自由使用的国际货币”。
——曾颂华
(IMF亚太局前副局长)
人民币国际化路径应该怎么走
全球货币金融出现了三大变局。第一大变局是虚拟经济恶性膨胀，虚拟经济日益背离实体经济。货币金融快速甚至恶性膨胀，虚拟经济日益背离实体经济，成为过去40年来全球经济最显著的特征之一，也是全球经济最令人困惑、最有趣的重大现象之一。1980年全球金融资产与GDP的比例是11，2012年全球金融资产已经是全球GDP的11倍了。第二大变局是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改变了全球货币金融格局。以美联储为首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进一步恶化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背离，成为全球经济金融稳定的主要威胁。2014年美联储计划开始退出量化宽松政策，如果退出速度过快，则除了中国以外的金砖国家的汇率都可能出现大幅度贬值，甚至会出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困境。第三大变局是美元霸权持续增强。全球金融危机并没有削弱美元霸权，反而从多个侧面强化了美元霸权。2008年金融危机过后全球的美元储备超过了8万亿，如此大规模的外汇储备进一步巩固了美元的国际地位，而中国是世界第一大债权国，中国也不会选择大量减持美元资产，不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人民币国际化路径到底应该怎么走？我认为人民币国际化有三个基本路径：第一条是贸易路径，即从贸易结算过渡到金融结算，再过渡到储备货币，日本和德国是经典案例。第二条是货币金融路径，即类似卢森堡、苏黎世和中国香港，纯粹打造成金融中心。第三条是经典路径，即同时打造制造业中心、贸易中心和货币金融中心。美元和英镑的国际化过程都是典型的经典路径，美国和英国在其货币化的过程中，已经是全球制造业中心、贸易中心和货币金融中心。目前中国是贸易大国，但不是制造业大国，也不是货币金融中心，在货币金融市场中甚至没有什么话语权。当全球经济格局、权力格局出现巨大变化时，人民币国际化应当选择哪一条路径？中国人民银行规划的是第一条贸易路径，希望通过贸易结算首先发展香港离岸市场，最终实现人民币国际化，但这个路径能否走向成功？日本和德国的例子都证明这个路径也许并不正确。此外，美国正在大力推进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TPP)以颠覆WTO，新的贸易规则格局是否会很快形成？贸易规则会直接影响金融交易和金融结算，所以贸易规则改变必然会对货币金融规则产生显著影响。在新的贸易规则下，人民币国际化的贸易路径是否还能走通？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到底是什么关系，是实体经济主导虚拟经济还是虚拟经济主导实体经济？货币中心和金融中心又是什么关系？基于这些问题，我认为全球的资本主义经济迈入了第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商业资本主义阶段，第二个阶段是产业资本主义阶段，第三个阶段就是金融资本主义阶段，所以基于过去两个阶段构建的传统经济学原理不能有效解释当前的经济现象了。这个大背景加剧了贸易路径的难度。还有一些其他问题也会阻碍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比如我国货币政策美元化的程度大大加深，所谓货币政策美元化即本国货币政策和货币供应量深受美元和美联储货币政策之影响，导致本国货币政策部分或全部丧失独立性。此外，我国商业银行海外网点的构建与人民币步伐相差不是一点、两点，“走出去”的步伐太慢。中国工商银行的资产、市值、收入和利润都是世界第一，却不是全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因为其海外业务不到5%，而根据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制定的标准，海外收入占比达到30%才能称为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
最后，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人民币国际化有重大推动作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明确强调了市场的决定性作用，肯定了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市场化改革方向。金融改革的核心和关键就是金融市场体系的逐渐市场化。其中与人民币国际化有关的具体政策有如下几项：(1)金融领域的利率市场化；(2)汇率市场化(逐步)；(3)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多渠道推动股权融资；(4)发展并规范债券市场；(5)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健全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国债收益率曲线；(6)推动资本市场双向开放，有序提高跨境资本和金融交易可兑换程度；(7)加快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8)推进金融、教育、文化、医疗等服务业领域有序开放；(9)扩大企业及个人对外投资，允许到境外开展投资合作、自由承揽工程和劳务合作，开展绿地投资、并购投资、证券投资、联合投资。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我国企业和个人将掀起新一轮海外投资高潮。
——向松祚
(中国农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人民币国际化需树立“内外互动”战略思路
经过近几年的快速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日益清晰。但伴随这一进程，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也逐渐暴露。在当前资本账户有限开放的背景下，如何保障和持续拓展人民币离岸市场的流动性、有效增强人民币对境外持有主体的吸引力，是提升人民币国际地位所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境外人民币市场和境内人民币业务的良性互动，有助于解决上述问题。这一“内外互动”的战略思路，需要“两条腿”走路：一是建立境内外分离的离岸金融中心模式，二是中资银行通过推进国际化发展将本币业务的境内优势延伸至境外。
首先，建立多种形式的人民币离岸市场，可以推动人民币在全球范围的需求和使用。我国可借鉴日本、新加坡的经验，建立内外分离的离岸金融中心模式。第一，推动香港等境外离岸人民币中心取得更大发展。继香港之后，可在新加坡、伦敦、东京等世界金融中心逐步建立离岸人民币中心。此外，中东的迪拜、南非的约翰内斯堡、俄罗斯的莫斯科、美国的纽约以及巴西的圣保罗也都是潜在的人民币离岸市场。应通过进一步完善人民币境外清算机制、丰富境外人民币产品体系、发挥中资银行的主动作用、加强在岸和离岸的市场融合和监管合作、做好离岸中心运行的风险防控等措施，为境外离岸人民币市场的快速发展创造各方面软硬件条件。第二，通过上海自贸区人民币跨境使用的扩大，加速人民币国际化。上海自贸区不仅要建设成境内的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还应进一步打造成全球性人民币产品定价和清算中心。同时随着国内自贸区的增设，考虑在其他有潜力的自贸区扩大开放人民币离岸业务，并准许更多有条件的中资银行开办境内离岸金融业务。第三，注重加强境内外人民币离岸市场之间的合作。未来各离岸市场需要确定好各自的发展定位，相关的货币当局、监管部门和金融机构需秉持互利共赢的理念，保持密切合作，共同发展离岸人民币业务。各人民币离岸市场应该打通，保证人民币在各离岸市场之间流动的便利。人民币在各离岸市场之间流动的便利有助于形成统一的离岸人民币价格，降低人民币市场参与者的管理和交易成本，增加境外人民币使用的吸引力。
其次，人民币跨境业务的开展也为中资金融机构的国际化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机遇。从全球来看，金融机构的国际化是本币国际化的重要载体。一方面，人民币境外使用要取得更大进展，必须以中资银行的国际化经营作为重要支撑。另一方面，中资银行作为人民币业务的主要服务商，可以借助跨境人民币业务将自身的本币经营优势扩大到国际市场，推动国际化经营。就中资银行而言，应继续完善境外人民币清算网络、加快人民币离岸金融产品创新，支持企业“走出去”、积极参与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就监管政策而言，人民币国际化作为中国最高层次的金融战略的组成部分，尤其需要做好顶层设计，特别应注重将人民币国际化、企业“走出去”及中资金融机构的国际化进行统筹考虑、协同推进。
——詹向阳
(中国工商银行金融研究总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