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如何践行大国责任

成熟的大国是理性的，会坚持自己的原则，坚定自己的信念，不会随波逐流，懂得“知己”才能更好地“知彼”、“我好世界才能更好”的道理。毋庸置疑，中国在履行大国责任、体现负责任形象时，方式、方法上还需进一步改进，整体提升履行国际责任的能力。

第一，调整和树立大国心态。心态决定认识，认识影响行动。目前，中国的国民心态处在一个调整适应期，此时树立大国心态十分必要。什么是大国心态呢？至少应从如下方面理解：比如，大国心态应该是更趋开放、自信，更具责任心，能够更客观、更理性地看待中国与世界，坦然面对胜负，体现出与大国地位相称的宽广胸怀，让世界看到中国人的团结、理性、智慧与勇气，让世界看到中国的开放、包容、自信与自强，既不盲目自大，也不妄自菲薄，想办法摆脱“百年国耻”情结，不应该在自卑和自信两端之间摇摆，而应该具有一个大国应有的平常心。又如，大国心态要有忧患意识、风险意识和挑战意识。大国心态不是高傲自大，而是能够认识到自身的不足和缺陷，改进和完善自我，时时刻刻有如履薄冰、如坐火山之巅的感觉，这样才能既不会被捧杀也不会被棒杀。大国心态要有成熟的国民心智，有抵御风险与应对挑战的能力，处顺境而思逆境之困，享太平而忧乱世之虞。再如，大国心态应该主动担当、同情弱小，倡导公平、正义，为人民谋福祉，为世界开太平。不因国力强盛而欺凌小国，也不因顺应潮流而随波逐流，不因融入世界体系而对西方过于崇拜，要有自己独立的声音、鲜明的特色、正确的定位。大国心态决定了我们的行动必须保持大国定力，一旦确立了目标就要坚持，在融入国际社会时，更多地以建设性的目光来看待外部世界针对中国的言语、行动，冷静但不冷漠，自信却不自负，有冲劲却不冲动才应该是中国应有的正确姿态。客观上，大国的发展与国际社会对该国的需求，都要求一个大国必须做一些事情，这是难以回避的。与中小国家不同，大国有大国的行事逻辑，即对于大国责任有着自己的独立认知，这个逻辑一旦启动，大国将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外界的力量不能影响我们的意志、左右我们的行为。

第二，在内部治理上多下功夫。纵观国际关系的历史，任何大国都不会在没有处理和解决好自身内部治理问题之前，承担与国力不相适应的国际责任。对中国而言，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就是很大的责任。我们必须跳出西方中心主义，用西方的标准来衡量自己国际责任的优劣得失，要站在自己的立场、发展中的立场，实事求是地考虑中国的特性，既不夸大问题，又不回避矛盾，切实把中国的事办好。因此中国大国责任的内部要求在于发展，在于增强自身实力，在于用较长一段时间来“强身健体”。只有先解决好自身在发展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才具备承担国际责任的道德实力和号召力。虽然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与此同时也还存在着经济结构不合理，治理危机不断显现，贫困问题突出，增长模式不够科学，社会矛盾复杂凸显，收入分配不均、贫富差距扩大，以及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等一系列问题。处理好内部治理问题，使国家与社会实现“共振”和“共鸣”，保持国家的健康活力，是中国承担国际责任的基础和前提，它不以领导人的意志为转移，也不因民众的一腔热情而动摇，而是顺应了哲学上的“内因是根本”的道理。当前，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经济增长将因人口红利渐趋消失而有所减缓，内部治理的挑战将更加凸显。此外，还需在有些地方付出努力和代价。如在治理环境污染、气候变化上，关闭高污染、高能耗、高排放行业，增加投入、增添设备，发展智能型、智慧型、战略性的新兴产业，在这一过程中，会损失一部分税收和GDP，会造成失业的压力。当面临这些战略困境甚至是一些外部指责时，我们要做到一心一意谋发展，不与人争、不出头，须知“韬光养晦”才能“有所作为”，当发展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现有的问题基本上可以顺利解决。

第三，在内政与外交、手段与目标之间搞好平衡。一是平衡好内外事务的关系。大国责任包含国际责任和国内责任两个方面，顾此失彼最终将会此彼皆失。与外部事务相比，人们总是更关心自己身边的事情、自己切身的利益和眼前的视野。住房、就业、医疗、反腐败等民生话题，国内社会、经济领域的发展，公平、正义等问题更容易引起普通民众的注意。持有“中国自己还很穷却在国际上出手阔绰”、“帮别人还不如帮自己”这样一些认识的人不在少数，他们对中国在国际上慷慨解囊的行为还不能充分理解，对国际上需要中国主动积极介入的事务还缺乏理性的认识。比如，2011年中国政府决定向马其顿捐献校车，遭到网络上一边倒的反对。所以，协调好国内与国际的微妙关系，培养民众的国际视野，加深其对海外利益的理解，赢得广泛支持，对国家来说显得尤为重要，它会给中国履行国际责任、体现负责任形象提供源源动力。二是平衡好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关系。中国始终坚持发展中国家的自我定位，代表着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在重大问题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有着一致的立场。同时，中国与发达国家也有着广泛的合作交流和利益空间，特别是在经济贸易、应对全球问题、发展现有国际机制等问题上有着共同利益，在推动解决地区冲突、促进世界和平与稳定上也持有相近的基本立场。中国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要保持平衡，既肯定自己的立场，也不否定对方，增进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对话，和而不同，求同存异，成为沟通联系的纽带。三是平衡好发展对外经济合作与维护国家形象的关系。经济建设是中国当前压倒一切的任务。发展经济必须寻求国际市场，经济增长必须有能源供给作为“血液”，中国也不例外。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对能源的需求越来越大，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也在加强。对此，西方世界感到了一种莫须有的威胁，同时这也给“新殖民主义”提供了口实。事实上，发展友好外交关系是中国一贯的原则，“不为所取，但为所予”是中国外交的一个传统。但是，西方媒体却嗅到了不同的味道——中国只是为经济利益而来。其实，这是一种莫大的误解。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总是本着互利共赢的原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从不强人所难；是己所欲，也慎施于人。要改变西方的误解，就需要多进行文化交流、民间交往，多做说明推介、信息宣传、军事展示等工作，参与国际多边合作，保持国民在外形象，多渠道、广范围、分层级地建构大国外部形象，友善对待他国，树立简单、清新、和善、异于传统强权的新兴大国形象。四是平衡好外交上“刚”与“柔”的关系。实际上，外交本身就是和平的不流血的政治，讲究方法和技巧，不能逞匹夫之勇，要留有回旋余地，以笑脸示人。随着民意对外交决策影响的不断扩大，外交越来越需要在慎重理性决策与回应民族主义情绪之间保持平衡，以避免出现重大的战略性失误。所以，在战略层面中国仍将保持具有防御姿态的“韬光养晦”战略，以“柔”性为主，“柔中有刚”，为国内问题的优先解决创造条件；在战术层面则需保持积极有为的姿态，以维护不断拓展的国家利益和承担起相应的国际责任，“刚”性服人，“刚中有柔”。总之，刚柔并济、平衡好两者的关系会更好地体现中国承担国际责任的优美身姿。

第四，要主动地有选择地承担国际责任。由于客观形势的发展，中国被推到了国际舞台中心，不管主观意愿如何，中国现在“被迫”在国际上承担某种责任，如何变被动为主动，应该做到以下三点：一是着力消除“认知差距”，主动有选择地承担国际责任。一方面，中国需要认识到国际社会已经对自己有着某种期待，要完全回避这种期待，肯定不现实。另一方面，中国现实情况非常复杂，要完全按照国际社会提出的种种要求去做，既做不到，也容易导致矛盾。中国并非万能，主动承担国际责任并不意味着要承担过多过高的责任，履行大国的义务并不代表要承担超常规义务。过度承担超出能力所及的责任会损害履行正常责任的能力，从而不利于发挥应有作用和作出应有贡献。因此，中国要准备好主动有选择地承担国际责任，但要把体系大国摆在比责任大国更优先的位置，把握好两个原则，既要量力而行，不接受超过能力之外的责任要求；又要尽力而为，从非政治领域入手，多参与全球治理，而更高级别的政治领域的国际责任，中国目前还难以承受。二是更多地主动设置议题，更清楚地提出自己的责任主张，减少在责任议题设置上的被动性，提高控制议题的能力。如在碳排放及交易、伊朗和朝鲜核问题、世界经济再复苏平衡、新能源开发等问题上，中国要主动提出自己的意见和主张，好钢用在刀刃上，这样既回应了责任不可避免的要求，又能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拿出有效可行的办法，一方面表明中国有主动承担国际责任的态度和决心，另一方面预示着中国有担当大国责任的方式和能力。总之，中国要从现实情况出发，发挥现有优势，保持友好传统，推动和谈，应对危机，化解仇恨，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国际社会和谐化，此为应有之道。三是更加重视地区责任，周边地区是中国的战略依托，经营好周边是中国的安全之基。这可能是指导中国国际战略的一项长期原则。国家统一的任务、经济建设的环境、外部的安全条件以及自身实力的水平都决定了，中国首先要作为东亚地区大国来承担更多地区性的责任，在周边营造更加和平稳定、互信互惠的环境，而这也考验着中国责任大国的智慧和能力。

第五，要妥善处理好与首要强国美国的关系。国际关系当中，“老大”与“老二”之间如何友善相处，是一个历史性的难题。中国要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作用，必然涉及与美国关系如何相处的问题，因为美国是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中国外部主要的责任压力来源于美国，中国崛起所面临的主要结构性难题也来源于美国。因此，探索与美国建立一种致力于合作与稳定发展的双边关系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而现实情况是，美国对华疑虑情绪渐浓、防范戒备心理日重。在这种情况下，增信释疑十分必要，需要双方通过多种途径的互动、沟通、协商，逐步在相关重要问题领域达成更多相互谅解与必要的妥协，乃至建立较大程度的战略互信，朝着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目标，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一是注重维护体系而非塑造体系的责任，认可并维护美国领导下的国际体系，进一步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社会。这是美国欢迎的。而塑造国际体系，表明中国要改变国际秩序，这势必继续刺激美国对中国的疑虑。中国要做的是，在融入中影响国际体系发展的进程，从实际效果看，融入与塑造是密不可分的。一方面，充分的融入过程伴随着塑造的不知不觉的发生；另一方面，只有先充分融入成为国际社会的成员后，才能以和平的方式塑造国际社会。在融入过程中，要结合中国国情，独立自主地确立发展道路，保持自己的特色，不能照搬模式，避免造成内部动荡和混乱。二是建立建设性的战略框架，无论是“中美两国集团论”还是基辛格的“共同演化论”，都反映了美方对中美战略框架的思考。从中国方面来讲，本书提出“两个分担”（two reciprocal shares）的设想，即“美国分享权力、中国分担责任”。具体地讲，两国应展开建设性、功能性的合作，一方面，中国可以帮助美国分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如气候变化、伊核、朝核、应对非传统安全、稳定和平衡全球经济等挑战，摆脱过去那种“大国家、小国民”的心态；另一方面，美国也要相应地与中国分享它的国际权力，让渡部分权力和中国所需的国际空间，帮助中国在国际制度安排、全球与地区事务上争取更大的话语权与作为空间，尊重中国在世界其他地区的利益关切。

第六，把践行国际责任与推进、拓展国际影响力结合起来。应当承认，今天国际上诸多的重要问题和重大事件，如果缺少中国的参与，解决起来是相当困难的，中国在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立场与行动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其发展进程，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是前所未有的。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尽管中国的实力快速崛起，但其对外的影响力仍相对滞后，尤其是在软实力方面，不仅落后于美国，甚至还落后于日本，在一些相关国家和地区，中国的影响力远不如经济实力，中国缺少有吸引力的文化产品和品牌，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也难以走出国门，在影响国际舆论方面往往处于弱势地位，一件正当的、正确的事可能会被故意扭曲刻画成不好的事。因此，这是一项相当紧迫的课题，即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增强软实力，全面提升国际影响力。应注意将践行大国责任与扩大影响力同步进行，除了在国际多边场合，还要对当事国及该国普通民众，多做深入人心的工作，努力将这种责任、这种作为转化为信任资源，把实事、好事做成多方受益的功业，使得中国的责任论转化为中国的机遇论，真正体现出大国应有的所作所为。这当中需要注意的是，中国既要做得好，还要善于说得出，丰富传播手段，增强传播能力，积极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和空间，在地区内要拥有更多话语权，同时对美寻求平等的伙伴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