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版前言

20世纪全球社会结构和人们心态的重大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人类生活方式的根本改变，使流行文化迅速地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和泛滥起来。当代流行文化的出现和普及是人类文化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它不但典型而全面地显示了20世纪社会文化发展的新特点，也预示着21世纪整个文化发展的趋势，而且，流行文化同社会经济和政治之间的紧密关系，也进一步使它的任何一点变化都成为整体社会变迁的重要迹象。在人类历史发生世纪转折的重要时刻，流行文化的发展同整体性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全球化”、“后殖民化”、“本土化”的各种新趋势息息相关。

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人文社会科学来说，研究流行文化，不论就其理论层面，还是就实际经验调查而言，都具有战略性理论意义。当代西方社会学、人类学、哲学、语言学、符号论、心理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文学艺术理论以及美学等学科的最卓越的思想家们，从20世纪60年代起，就已经敏感地意识到当代流行文化的兴起所隐含的重要意义。(Bailleux,N./Remaury,B.1995;Barthes,R.1983;Ariès,P./Duby,G.1987;Bell,D.1970;Baudrillard,J.1969;Bourdieu,P.1979 ； Bauman,Z.1999;Alexander,J.1989;Douglas,M.1999)从那时起，西方流行文化、社会结构、人的心态和学术界对于流行文化的研究，就形成同步发展而又相互渗透的“四重结构”。这四大方面社会文化力量，对当代整体西方社会、文化和人的心态结构的变迁及其发展，都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理论的目光与生活的旋律使笔者对流行文化发生了兴趣，或者，更确切地说，引导笔者投入流行文化的洪流。笔者同流行文化的反复遭遇与对话，把笔者导向更深入的境界。在那里，笔者看到的已经不仅仅是“后现代”都市时空中折射的幻影、橱窗里的时装、街上的车水马龙或人群中散发的香水气味，而是朦胧地混杂在其中的文化气氛和蒸蒸日上的神秘氛围。这一切，把笔者带入历史的长河，穿梭于既可爱又矛盾重重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并在文化的广阔场域中反思。追随流行文化，但又不沉迷于它，对它投入，又保持自律，就会给我们带来青春活力，不仅获得理论的新生，而且也使自己的生命变得年轻。流行文化不仅使笔者进一步学会在生活中思考，体会到理论与生活的一致性，而且也使笔者无穷地回味生活的乐趣，对生活充满了信心和憧憬。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通过对于当代社会和文化的研究，笔者一直坚持系统地研究以法国为代表的当代西方象征论社会人类学的基本理论及其发展特征，有机会集中地研究了西方当代文化理论以及当代西方文化的实际状况，同时也进一步加深了此前笔者早已进行多年的对于西方当代社会思潮的研究工作。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1908—2009）、布尔迪厄和鲍德里亚等人，以及著名哲学家德里达、拉毕卡和德勒兹等，也都先后对笔者的文化研究工作给予了亲切而具体的关怀和指导。同他们的多次深入讨论和交往，使笔者得到很深的启示。在此期间，连续多年参与布尔迪厄所领导的“欧洲社会学研究中心”所进行的文化研究计划，更为笔者在这方面提供了丰富的数据和实际经验。

中国改革开放在近三十年来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不但大大地改变了中国的经济状况，也改变了社会和文化的结构以及中国人的心态和生活模式。由于西方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全球化的影响，中国的改革也自然地引进了西方的流行文化。西方流行文化随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而势不可当地在全中国范围内泛滥的事实，有力地说明了当代西方流行文化的威力，说明流行文化是当代社会文化变迁的重要动力。不但先进的西方国家，而且连发展中国家的近代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也要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流行文化的强大酵母和媒介力的影响。原来非常强大的中国传统文化和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竟然也招架不住流行文化的发展洪流。不但思想开放的中国青年，而且占全国人口多数的中国农民，也深受西方流行文化的感染。北京这个东方文化古都，也受到了西方流行文化的冲击。北京的街道以及高耸入云的现代和后现代建筑群，充斥着流行文化的物品及其气氛。北京已经成为如同纽约、巴黎和伦敦那样的流行文化中心。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所显现的流行文化问题，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值得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哲学家反省和深思。

当代流行文化的发展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为此，必须从哲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经济学、语言学、符号学等多学科的角度对流行文化进行研究，特别要注意从理论上进行总结。但对当代西方流行文化的研究，不能停留在基本理论的层面上。理论固然重要，有助于把握研究的方向和抓住事物的本质，但对于当代社会实际具体现象的观察和经验分析，也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对于流行文化的研究，更脱离不开对于具体的经验资料的整理和分析。在这方面，不论是早期的布隆代尔、埃里亚斯、松巴特、维布伦、索洛金，还是当代的布尔迪厄、罗兰·巴特、鲍德里亚，都为我们树立了将理论研究同实际经验统计调查分析相结合的良好榜样。

本书所引用的资料，大多数是笔者近十年来在巴黎和台北亲自搜集的。从数据搜集到撰写草稿、修改稿以及最后定稿，经历了将近十年的时间，包括20世纪的最后几年，并一直延伸到21世纪的最初岁月。时间的维度把笔者置于最幸运的历史时刻，得以观察到世纪转折时期的各种纷乱的文化现象及其创新与重构过程。而笔者近二十年生活于法国巴黎，又在空间上得到了观察和体验流行文化的最近距离和最生动的场域。巴黎作为世界花都，从来都是流行文化的发源地和倡导者。巴黎的街道商店就是最好的流行文化表演场所，而巴黎的居民，不管是其上流社会人士，还是其普通民众，都是流行文化最狂热的演员。在台湾地区，近三十年来经济文化的发展也大大促进了流行文化在全岛的兴盛。台湾地区的最大都会台北已经成为模仿法国、美国和日本流行文化的先锋，而台北闹市区街道，特别是最繁华的忠孝东路、敦化南路和西门町的人流和橱窗，则是西方当代流行文化最积极和最生动的推销者和展览台。

由于流行文化本身带有明显的时代性，所以，笔者尽可能选用最新的书面和图片数据。每当本书进行一次新的修改，就采用直至修改当天所得到的最新资料。例如在2001年5月19日，当笔者在巴黎东郊寓所面对着计算机准备展开修改本书序言工作之时，笔者仍然以极大的兴趣和尽可能敏锐的眼光去寻求新的流行文化资料。动笔前，信步走到最近的书报摊浏览，居然发现当天巴黎《世界报》(Le Monde)出版了长达十六版的《首都时尚》副刊。这正好佐证了“流行文化时时处处呈现”的判断。一位美女的头像占满整个报纸第一版。美女的脸部皮肤涂上了以植物原料制成的化妆液，耳垂上悬挂着用贝壳制成的耳坠，口红是由植物原汁精工细作提炼出来的，头上戴着由青草及树叶编织而成的草帽。《世界报》说，“生机美”(beauté bio)是当今巴黎最流行的时尚。(Supplément au Le Monde du samedi 19 mai 2001,No.17516)一切回归自然。使用最新和最高明的当代科技手段，将自然界的植物及其原料精心加工，制成各种美化身体的化妆品。生活在科学技术产品充斥的世界，人们不再喜欢百分之百的科技化妆品，而是追求纯自然生物产品。但是，这种新的纯生物化妆品实际上也不是百分之百的自然，因为它是经最新科技加工而制成的。这就表明现代生活的矛盾和悖论：既爱自然，又不是爱百分之百的自然；既创造了科技，又不喜欢百分之百的科技。流行的生命就在于它的时代性。不同的流行带有不同的时代特点。因此，结合不同时代流行文化史的分析需要，本书也精心选用了反映不同时代特征的史料。又由于各国流行文化带有明显的民族传统特征，所以本书也尽可能选用世界上各国各地区多民族流行文化的多元化原始资料。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在本书简体本的修订过程中，考虑到流行文化本身强烈的时代性，笔者特地再次精选和增加了流行文化的新材料，尤其增加了自2000年至2006年年初的重要资料。

不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学术界，对流行文化的研究尚处于开端阶段，甚至带有一定程度的试验性和探索性。希望本书的出版能有助于推动对流行文化的研究，也有助于推动对整个人类文化的研究。为此，热诚欢迎学术界人士和朋友对本书提出宝贵的意见。

高宣扬

2002年夏完稿于世界花都巴黎

2006年1月23日简体修订本完稿于

同济大学法国思想文化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