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导向生存美学的真理游戏

在福柯的学术生涯中，真理游戏是到达生存美学的前奏曲，也是进行生存美学的系谱学研究的前提。在福柯看来，真正的真理，不应该是那些用来约束人的主体性的近代知识体系，而是像尼采所说的那样，是能够给人带来快乐的知识游戏。根据福柯从70年代中期开始对西方性史和“自身的技术”的研究，在古希腊和罗马帝国前期时代，真理本来是作为寻求自身幸福和快乐的基本手段。寻求真理和达到快乐幸福以及实行道德伦理原则是一致的。在古代那个时候，旨在关怀自身的“自身的技术”，集中体现了寻求自身快乐的实践智慧，把获致真理和实现审美生存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但自从基督教道德和权力的基督教教士运作模式(modalité pastorale du pouvoir) 占据统治地位之后，原来用来实现审美生存的“自身的技术”，变成建构和控制个人主体性的策略，使生存美学随着“自身的技术”的变质，逐渐地失去了原有的光辉。进入近现代阶段以后，西方社会通过权力游戏和道德的策略以及极其奸诈的计谋运作，把人们引入由各种规范和法制所制定的“真理游戏”之中，使本来可以为人们带来愉悦的真理，越来越变成各种社会统治势力所控制的论述策略体系。所以，福柯所说的真理游戏，就是一种披着理性和道德外衣的欺诈性圈套。真理游戏的整个进程充满着策略、诡计的权术游戏过程。自从近代社会推崇科学知识之后，真理游戏尤其成为统治者控制整个社会各个成员的基本手段。

正因为这样，只有首先经历对真理游戏的考古学和系谱学的批判，并深刻认识它的真谛之后，才会发现贯穿于西方文化中的“自身的技术”及其变迁，是连接西方文化从古代向近代转化的重要线索，而进行“自身的技术”的历史系谱学和性史的研究，则是穿越“自身的技术”的演变过程而把握生存美学的必由之路。福柯一再指出，他所关怀的中心问题，就是“我们自身”。生存美学就是以“关怀自身”为核心，努力使人生变成审美过程的实践智慧。更确切地说，福柯首先要揭示的，是“我们自身”的实际命运及其形成的社会历史条件，然后，对造成我们自身现状的知识论述及其与权力的交互运作策略进行系谱学的研究。在西方思想和文化中，“我们自身”的现状、身份、社会地位、权利及义务等，都决定于“我们自身”的主体性。但是，人的主体性的建构及其运作，并不是由人自身能够任意决定的；人的主体性的建构必须在一定社会文化条件下进行。正如福柯所说：“真理只有首先将主体自身的存在纳入游戏之中，才可能成为主体的真理。”(la vérité n'est donnée au sujet qu'à un prix qui met en jeu l'être même du sujet)(Foucault, 2001: 17)人们总是试图使自身成为真理的主体，确立自身的主体性，使真理成为他自身所掌握的客体，但这一切并不是单靠主体本身就可以决定的。福柯看到了围绕人的主体性建构紧密关联的根本问题，那就是将人的主体本身卷入一系列复杂的知识论述、权力和道德实践的“真理游戏”(jeu de vérité)。所以，“我的问题，始终都是关于主体与真理的关系。也就是说，主体究竟是如何进入某种真理游戏之中”(Foucault, 1994: Ⅳ, 717)。福柯在追求和实现其创造与叛逆的双重过程中，首先把研究重点集中在对当代西方人来说最关键的主体性与真理的关系问题上，因为在主体性的非常复杂的历史形成过程中，主体与真理的相互关系始终是一个决定性的主轴。正如福柯在1980年至1981年的法兰西学院课程大纲中所指出的，“获致真理”(l'accès à la vérité)对当代西方人来说是如此重要，以至连西方人自身的身份及其生活的意义，都是由此决定。(Foucault, 2001: 504)在还没有能力将自身从传统力量的约束中解脱出来之前，谈论自身的生活美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意义的。因此，福柯用其一生的绝大部分精力，研究主体性与真理的相互关系，从事知识考古学和权力及道德系谱学的批判活动，以便揭示主体性的奥秘，并由此走向“关怀自身”的生存美学。

所以，本书在本篇中，分别从三大章节分析福柯所从事的真理游戏批判活动：首先，厘清福柯所独创的考古学和系谱学的真理游戏批判活动的性质；接着，揭示真理游戏同权力游戏的关系；最后，以福柯在各个具体领域内所开展的“权力微观批判”为典范，说明福柯导向生存美学研究的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