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部地区人类活动空间分布格局的历史回顾
(一)人口空间分布历史回顾
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年鉴数据显示，西部12省(区、市)，2000年年末人口总数为35 635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28.12%，到2011年年末人口总数达到36 222万人，占全国总人口数的26.88%，西部人口年均增长率为0.149%。虽然西部地区人口数在不断增长，但图1—1显示，西部地区的人口数占全国人口的比例却在逐年下降。这可能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西部地区的人口增长速率低于其他地区的人口增长速率；二是西部相当一部分人口迁到了其他地区。西部12省(区、市)所占的国土面积共638万平方公里，占我国国土总面积的71.4%，但人口却仅占全国的1/4多一点，西部地区的人口分布相对比较分散。
图1—1 2000—2011年西部地区年末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
资料来源：根据2001年至2012年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整理。
(二)聚落空间分布历史回顾
根据国家统计局资料，西部地区的城镇人口比例从2005年的34.56%提高到了2011年的42.99%，六年时间内，西部地区的城镇人口比例提升了8.43个百分点，以平均每年超出1个百分点的增长速度在加快增长。与此对应，农村人口比例在逐年递减，截至2011年，西部地区农村人口比例已经下降到57.01%。详情见图1—2。
图1—2 2005—2011年西部地区城市和农村人口比例
注：2010年缺乏统计数据。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整理。
(三)农业生产空间分布历史回顾
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可以绘制图1—3。由该图可知，2011年西部地区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全国第一产业增加值的比例比2000年增加了2.19个百分点，但是，所占比例最高的是2008年，占到全国第一产业增加值的26.90%，比2011年高0.01个百分点。从2005年开始，西部地区的第一产业增加值开始大幅度增长。由此可以看出，西部地区农业生产空间在逐步增大，农业生产产值在逐年升高。
图1—3 2000—2011年西部地区第一产业产值占全国的比例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整理。
由图1—4可以看出，西部地区的耕地种植面积占全国耕地种植面积的比例由1999年的40.88%下降到2008年的37.74%，其中1999年到2006年都是平稳下降，到2007年由2006年的40.49%骤降到37.62%，农业耕地种植面积大幅度下降，到2008年又增加了0.12个百分点。由于国家对西部重点生态区的保护、退耕还林还草等工程的实施及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推进，西部地区耕地种植面积在减少。
图1—4 1999—2008年西部地区耕地种植面积占全国的比重
资料来源：西部地区的数据除重庆外其他都来自于2000年至2009年历年《中国统计年鉴》，重庆数据来自于2000年至2009年历年《重庆统计年鉴》。
(四)工业生产空间分布历史回顾
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可以绘制图1—5。由该图可以清晰地看出，西部地区工业增加值占全国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在逐年上升，由2000年的13.72%上升到2011年的22.88%，年增长率为20.6%。11年来，西部地区工业增加值所占比例几乎翻了一番。由此可以看出，西部地区的工业生产空间自从西部大开发以来在逐渐扩大。
图1—5 2000—2011年西部地区工业增加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例
资料来源：根据2001年至2012年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整理。
(五)西部地区人类活动空间分布格局演变的驱动因子分析
西部地区人类活动空间分布格局的演变主要表现形式就是西部地区城市化的过程，主要是农村人口逐渐变成城市人口、城镇人口比例不断上升的过程。特殊的工业化道路和城市化模式使得我国西部地区的城市化过程很难遵循国际城市化的一般规律。注33虽然每一时期的西部地区空间分布格局的演变都表现为经济因素、人口因素、制度因素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注34，但政府的影响却始终贯穿其中，并在很大程度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分析西部地区空间分布格局的演变可以知道，西部地区空间分布格局的演变主要走的是一条自上而下的道路，国家和政府通过制度和政策，对西部地区空间分布格局施加影响，因此，在其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明显的政府主导性特征。
改革开放以前，西部地区主要实行的是中央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城镇化制度安排，工业化无疑是城镇化，甚至是西部地区空间分布格局演变的主要推动力量，但这一作用的发挥与国家在该时期的各种政策密切相关。比如，新中国成立初期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工业化战略直接影响到国家在西部地区的基本建设投资，进而影响到其工业化进程，推动了其城镇化的快速发展。而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实施的工业结构调整、基建投资缩减、精简城市人口以充实农业第一线等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三线”建设的战略决策以及“文化大革命”期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等则直接影响到了工业化、资本、人口等因素对西部地区空间分布格局演变的作用。
改革开放以后，西部地区空间分布格局演变开始进入多元力量推动的时期，但国家制度因素的决定作用仍然表现突出。这不仅表现在相应政策的直接作用上，而且各项与之有关的制度，如城市建设、投融资制度、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在宏观上对西部地区资本、人口等经济要素也发生着强烈影响。改革开放初期国家以农村体制改革为特征的相关制度安排，不仅增加了西部地区农业剩余劳动力，而且也使得西部农村要素市场得到迅速发展，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有了物质基础和市场条件。由此引发的比较利益驱动也开始发挥作用，农民向非农地区和非农产业的转移极大地推动着西部地区的城镇化进程。同时，在20世纪80年代以城市体制改革为特征的相关制度安排则使西部地区的城市工业和其他非农产业都得到了快速发展，第三产业发展和比较利益驱动对西部地区空间分布格局演变的作用开始显现。但随后国家区域发展战略重心开始东移，各项政策都明显向沿海地区倾斜，西部地区的工业化进程、资本和人口等要素的集聚都受这一制度安排的影响而明显减慢，并进而使得城镇化过程也开始放缓。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期，区域发展战略又有了重大调整，尤其是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国家再一次加大了对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力度。西部地区的非公有制经济也在宽松的大环境下有了极大发展，政府、企业、个人三元主体在西部地区空间分布格局演变中共同作用，资本对西部地区空间分布格局演变的推动表现明显；而此过程中西部地区人口因素、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发展、比较利益的驱动等多重动力的交互作用，也是在近年来国家对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就业制度以及其他相关制度不断改革的背景下不断凸显的。
由此可见，西部地区空间分布格局演变深受国家及地方政府所制定的重大战略、制度及政策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