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资本形成机制
2.2.1 资本形成机制分析
资本形成机制，是库兹涅茨提出的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机制：储蓄本身并不能完全转化为资本，只有先将储蓄有效转化为投资，才能给经济增长提供资本支持。资本形成过程作为储蓄向投资转化的过程，主要涉及三个因素：第一，充足、可用的储蓄资源是必要的。一个经济体的年总收入减去年总消费后，必须有可供储蓄的剩余。储蓄是资本形成的最基本要素，是其供给力量。第二，要有足够的投资需求。投资需求是资本形成的动力，没有投资需求，储蓄就实现不了向投资的转化。第三，储蓄向投资转化的多元化渠道必不可少。在这里，资本形成机制指的就是储蓄供给、投资需求以及储蓄向投资的转化渠道三者彼此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从而共同决定资本形成过程与结果的机制。
资本形成既然受制于储蓄供给与投资需求两个方面，那么，影响储蓄供给与投资需求的所有因素，都会成为最终影响资本形成的因素。假如储蓄供给和投资需求能够有效结合，显然其效率是资本形成能否得以实现的制约因素。因此，储蓄供给、投资需求及储蓄向投资的转化效率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共同决定着资本形成，当三者之间的关系得以有效发挥并使资本形成供需的转化得以实现时，这便是资本形成机制。
一、储蓄供给
储蓄是指在一定时期内国民经济中家庭、企业和政府总收入与总消费的差额。储蓄按照部门分类主要分为家庭储蓄、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储蓄部门的不同必然导致储蓄供给的影响因素也不完全一样，甚至有很大的差异，需分别加以讨论。
家庭储蓄对收入和利率的变化都极其敏感，其对利率变化总能做出迅速的反应。但是现代经济学则认为储蓄是收入的函数，而不是利率的函数。首先，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定认为，影响人们储蓄行为的因素有很多，其中绝对收入对储蓄倾向和消费倾向的影响最大。在短期内，由于收入变动较小，储蓄倾向、消费倾向表现极其稳定。但从长期来看，随着收入的增加，消费支出的绝对量也会增长，但消费支出的增长总不及收入的增长快，从而出现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或边际储蓄倾向递增。杜森贝利（Duesenberry）在凯恩斯（Keynes）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对收入理论，他分析了消费上的“示范效应”与“攀比心理”，从而得出结论：如果一个家庭的收入没有改变，而其他家庭的收入提高了，那该家庭相对其他家庭的收入地位就降低了，从而导致该家庭增加消费、减少储蓄。绝对收入假说和相对收入假说理论中所指的收入变量都是现行收入，而弗里德曼（Friedman）则以“持久收入”（permanent income）取而代之，他提出由于持久消费是持久收入的一个固定比率，那么消费和储蓄将主要取决于持久收入，而不是依赖现行收入。莫迪尼安尼（Modigliani）的生命周期假说（LCH）则发展了一种新的储蓄理论，认为“现期消费和个人储蓄额大小是现期收入、预期平均收入和原始资产的一个线性和多次函数，它的参数视家庭成员的年龄而定”。所以，对于家庭储蓄而言，除利率对其有重要影响之外，收入分配制度与方式、社会福利水平、文化传统与社会风险等因素，也都对家庭部门的储蓄供给存在一定的影响。
企业部门的储蓄供给与家庭部门有着很大的不同。企业部门储蓄的动机比家庭部门简单，主要是为了扩大投资而储蓄。所以企业部门的储蓄主要源于利润，储蓄供给的水平取决于企业的经营业绩。就其储蓄能力而言，一个高盈利企业自然可以多储蓄；反之，则只能少储蓄或不储蓄。由于企业部门负债经营的特点，金融市场整体运行状况也会通过融资能力、融资条件等因素对企业经营业绩造成影响，所以说，金融市场也会影响企业部门的储蓄。另外，如果考虑到留存收益是公司各种分配扣除后的净剩余，则政府税收政策、企业的分配政策等都会对企业的储蓄产生重大影响。
政府部门的储蓄是政府总收入减去政府经常性消费总支出即公共消费后的余额。因此，所有能影响政府收支的因素，都会影响政府部门的储蓄供给。有偿性收入和无偿性收入是政府收入的主要组成部分。有偿性收入是政府的公债收入，而无偿性收入则主要是税收收入。其中，货币的财政性发行收入本就是政府征收的通货膨胀税，属于无偿性收入。另外，政府的经常性消费支出指的是除生产性支出外的政府公共开支，主要包括政府军队部门人员的工资、非耐用商品和劳务的开支、公债的利息支付以及各种补贴和转移支付等。因此，在政府收入不变的前提下，政府公共消费开支的减少就意味着政府部门储蓄供给的相应提高。
综上所述，一国储蓄供给水平是由家庭、企业和政府三大部门的储蓄供给共同决定的，因此，对家庭、企业、政府部门储蓄产生影响的每一个因素，都是影响一国储蓄总供给函数的必要变量，主要包括收入水平、收入分配、财政税收、货币金融、心理预期、人口增长、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如果用S表示一国储蓄供给总量，以a，b，c，d，e，f…分别表示变量因素，则可以把储蓄供给总量函数记为S=F（a，b，c，d，e，f…）。
二、投资需求
家庭部门的投资需求是家庭、企业和政府三大部门的投资需求中最有限的。通常，家庭部门最大的投资需求一般为住宅和其他耐用消费品。其中对住宅的投资需求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例如财富状况与收入水平、住宅等资产的收益率、现有的家庭住房规格以及房地产金融状况等。而对其他耐用消费品的投资需求则主要受家庭的收入状况、消费者个人偏好以及耐用消费品本身的价格等因素的影响。但是，确切来说，家庭部门对耐用消费品的购买只能算做消费需求。由此可见，家庭部门储蓄占总储蓄的比重较大，而其投资需求较小，所以，家庭部门是净储蓄较大的部门。
企业部门的投资需求主要由重置资本和新增资本两大部分的投资需求构成。凯恩斯认为，新增资本的投资需求是企业意愿资本存量和实际资本存量之间的差额，根据资本存量调整的原则，影响投资需求的直接因素是企业所持有的资本存量。所以，实际资本存量与意愿资本存量的差额越大，新增资本的投资需求就愈旺盛；反之，投资需求就越低迷；当两者相等时，新增资本的投资需求几乎为零。另外，预期利润也是投资需求的一个决定因素，预期利润的高低与资本边际效率（MEC）的关系密切。资本边际效率是指企业每增加一笔投资的机会成本，将投资的各期现金注入量以资本边际效率进行贴现，其现值之和恰好等于资本的重置价值，也就是说，净现值为零。根据企业投资决策的净现值法可知，只有净现值不小于零的投资项目才是可取的。这时若市场利率在此资本边际效率之下，则用利率去贴现计算的项目净现值一定大于零，此时企业就会存在投资动力；相反，当市场利率高于此资本边际效率时，用市场利率贴现计算的项目净现值一定小于零，这时企业就不会有任何投资需求存在。此外，企业部门的投资需求除了与影响企业投资决策的企业内部行为有关外，还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国家经济所处周期的阶段、进出口状况以及市场范围等企业外部因素直接相关。
政府部门的投资需求不同于家庭部门和企业部门。家庭部门和企业部门的投资需求主要是受收益最大化或利润最大化的驱动，而政府部门的投资需求一般不会以经济利润最大化为首要目标，而会着重考虑社会效益。此外，区域经济发展政策、社会公平与效率目标、政府财政赤字等多种因素也会在不同程度上对政府部门的投资需求产生作用。
综上所述，家庭部门、企业部门和政府部门的投资需求共同构成一国的投资总需求。每一部门投资需求的影响因素也都会成为影响一国投资总需求的变量。如果以D表示投资总需求，以a′，b′，c′，d′，e′，f′…分别来表示影响三大部门投资需求的因素变量，则可以把投资总需求函数简单地表示为D=F（a′，b′，c′，d′，e′，f′…）。
三、储蓄转化为投资
1.储蓄转化为投资的动力
投资需求是促进储蓄转化为实际投资的动力，对资本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假如储蓄就是为了用于投资而且只能用于投资，那么储蓄只是投资的一个代名词，即储蓄就是投资，也就不存在资本形成。但是，实际上，无论储蓄主体是家庭、企业和政府三大部门中的哪一个，其储蓄的动机都有很多方面，一般也总是可以用于生活性消费或生产性消费。对此，凯恩斯认为为投资和创业积累资金只是八大储蓄动机之一。由此可见，储蓄并不完全是为了投资，因此，要促进储蓄向投资转化，就必须有一个促进转化的推力——投资需求，或者说是投资动力。投资需求的大小决定了储蓄供给能在多大程度上用于投资活动。可见，投资需求越旺盛，储蓄流向生产领域的比例就越大，反之，储蓄将绝大部分流向生活消费领域。
2.储蓄向投资转化的结构调整
在储蓄向投资转化的过程中，风险与收益成正比增减。无论是对储蓄者来说，还是对投资者来说，高收益必然伴随着高风险，同时低风险也只能带来低收益，这就是储蓄者与投资者在行为模式上存在的共性。因此，在储蓄者与投资者相分离的情况下，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效率也就取决于储蓄结构与投资结构的吻合程度。实际上，储蓄者与投资者的行为模式完全吻合，只是极其偶然的现象。一般而言，储蓄者与投资者的行为模式是存在差异的，而且不同的行为模式又是由不同的利益机制与条件约束机制所支配的，从而使得储蓄向投资的实际转化中存在许多结构性障碍，影响了转化效率的提高。尽管储蓄者和投资者在收益—风险正比规律的作用下，可以主动调整自己的行为模式，使彼此相适应，但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结构性矛盾对转化实践的制约。要解决储蓄转化为投资的过程中的储蓄者行为模式与投资者行为模式的矛盾，仅仅依靠储蓄者与投资者自我调整是不够的。这就需要一个既能满足储蓄者行为要求，又能满足投资者行为要求，本身既不是储蓄者也不是投资者的中介来成为储蓄者与投资者两者之间的纽带，协调两者行为模式的差异，这个中介就是金融机构。金融机构介入储蓄向投资转化的过程以后，储蓄向投资的转化主体就由过去储蓄者和投资者的两主体形式转变为以金融机构为纽带的三主体形式。从而，储蓄与投资也就由过去的直接转化关系，升级为以金融机构为中介的间接转化关系。
3.储蓄转化为投资的规模
储蓄供给为资本形成提供了基础物质保证。从量的关系角度来看，资本形成的数量最终取决于储蓄供给水平。因而，资本形成的规模始终受制于储蓄供给水平，而投资需求的大小会直接影响究竟有多大比例的储蓄用于投资活动，从而也会影响资本形成的规模。在投资需求受到限制这一问题的讨论中，部分经济学家认为，提高储蓄供给对落后国家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对此，则可用“短边规则”的原理，先假定储蓄—投资转化形式具有充分效率，再来解释资本形成的规模的决定。
由以上分析可知，一国的资本形成规模不仅取决于其储蓄供给，而且也受到其投资需求的制约，因而由储蓄供给水平与投资需求大小共同决定。即在储蓄总供给大于投资总需求的情况下，资本形成量等于投资需求总量；在储蓄总供给小于投资总需求的情况下，资本形成量等于储蓄供给总量。这就符合木桶效应的“短边规则”原理。也就是说，资本形成规模始终是与储蓄供给总量或投资需求总量中的较少一方——“短边”——相等的，这是总量分析的结果，其中并没有考虑储蓄供给与投资需求的物质要素的结构吻合性以及储蓄向投资转化过程中的分割性。如果考虑这一结构性因素和转化的分割性，则“短边”会被进一步“截短”，这就意味着社会实际的资本形成规模必定小于单纯从总量观点来看的社会储蓄供给或投资需求总量的“短边”，一国的资本形成规模就由经总量和结构二次截短后的“短边”来决定。
4.储蓄向投资转化的形式和渠道
储蓄向投资转化的形式大体可以分为直接转化形式和间接转化形式。其中，直接转化形式是指储蓄单位将其所持有的储蓄资源直接投放到生产领域来获取投资收益，这种转化方式就是麦金农（Mckinnon）的“内源型融投资”，发展中国家资本形成的一个标志性特征就是内源型融投资。而间接转化形式则是储蓄单位先将自己持有的储蓄资源通过某种中介手段交到投资者手中，然后投资者利用这些储蓄资源来进行生产性投资从而获取投资收益。这种情况下的间接转化形式也有两种不同的情形：一是储蓄者直接借款给投资者，或储蓄者通过购买投资者发行的债券、股票等向投资者提供资金；二是储蓄者通过金融中介机构把自身的资金集中到金融中介手中，金融中介再将集中起来的储蓄资金用于购买投资者的直接证券，从而使投资者筹集到资金进行投资。
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渠道与上述的储蓄向投资转化的形式不同，是指在社会上存在大量闲置资金的前提下，将储蓄供给与投资需求结合起来，最终将资源配置于一些投资活动所借助的某种手段和措施，分为财政主导型和金融主导型两种转化渠道。储蓄向投资转化的财政主导型渠道和金融主导型渠道是分别对应其直接转化和间接转化形式的。储蓄转化为投资的直接转化形式，即储蓄主体的储蓄动机就是进行投资，储蓄者就是投资者，所以储蓄和投资的过程是相结合的，财政渠道就是这种情况下的转化渠道。实际上，政府在储蓄—投资转化的经济活动中扮演的角色既是储蓄者，也是投资者，所以政府通常选择财政渠道，将社会上的闲置储蓄资源集中用于投资发展。而在储蓄投资的间接转化形式下，储蓄行为和投资行为分别在不同的单位、部门单独进行，储蓄主体与投资主体是相分离的，其动机也各不相同，此时，金融中介机构活动于储蓄者和投资者之间，成为两者转化的关键。所以，储蓄投资转化的金融渠道在转化形式上属于间接转化。
相比来说，发展货币金融渠道对于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形成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发展中国家存在资金不足、资本质量低劣等一系列问题，因此，提高其储蓄供给水平、改善投资在储蓄中的使用效率是至关重要的。货币金融系统顺应了发展中国家的需求：首先，它能有效地将社会闲散资金集聚起来，挖掘储蓄潜能，增加国内储蓄供给；其次，通过金融市场上的各种投资竞争，稀缺的储蓄资源总是倾向于流向高收益投资，从而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和资本形成的质量。更重要的是，储蓄向投资间接转化的金融机制适应现代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运行，增加了资本形成的总量，提高了资本形成的质量，大大促进了经济发展。
2.2.2 资本形成的制约因素
在前面一节中，我们分析了资本形成机制的三个基本要素：储蓄、投资和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渠道。在经济生活中，影响储蓄和投资的因素有很多，必然会直接或间接地对资本形成机制产生影响，从而制约资本形成机制。
一、资本形成的内生制约因素
资本形成的内生制约因素有很多，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收入机制
收入是资本形成的基础，提高收入是增加资本形成的最直接来源。西方经济理论认为，居民储蓄基本与收入呈正比例关系，居民的收入水平直接影响居民储蓄的状况，进而影响资本形成。国家收入分配格局就是国民收入在不同的收入群体之间的分布，其收入主体分为三大部门：政府部门、企业部门、居民部门。
不同的收入机制会产生不同的储蓄主体，从而会造成储蓄主体与投资主体的合并与分离。当储蓄主体与投资主体合为一体时，只要投资者有投资需求，那么储蓄就可以顺利转化为投资；当储蓄主体与投资主体相分离时，如果储蓄者与投资者的意愿不统一，则储蓄向投资转化就可能存在障碍，就需要通过一定的机制和渠道来疏通。
1979年以前，中国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国家财政集中了相当大一部分的国民收入，在资金配置中占据主导地位。1979年以后，中国逐步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经济发展呈现出两大变化：一是国民收入格局发生了重大调整，国家财政在国民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逐步下降，而居民部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相应上升；二是原来单一的公有制形式逐步向所有制形式多元化转变。这些变化都大大提升了金融性融资在社会资金配置中的地位，因此，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金融性融资日益成为将储蓄转化为投资的主要方式。
2.影响储蓄向投资转化过程的因素
储蓄向投资转化的过程涉及很多因素，如转化成本、转化信息、转化风险等，这些因素都将对资本形成机制产生影响。
（1）储蓄转化为投资活动中的交易成本由发现价格的成本、谈判和签约的成本以及保证合同履行的成本等构成。搜寻成本、经纪费和律师费等交易成本的存在，使得经济运行中大量的小额储蓄无法得到有效的集聚，极大地限制了整个社会中储蓄向投资转化的规模，使储蓄无法按照效率原则有效地进行配置。
（2）储蓄转化为投资过程中的信息问题对其转化效率有重要的影响：经济主体在进行消费和投资决策时，必须以利率水平及其未来的波动、利率结构等有效经济信号为基础。这些信号获取的高成本会阻碍储蓄的形成，因而使有效的投资无法实现。在储蓄主体与投资主体相分离的条件下，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等问题在储蓄—投资转化过程中十分突出。要使储蓄—投资转化能有效地进行，必须保证储蓄者获得未来本金和利息的有效偿还，并且促进作为代理人的投资主体的行为符合社会利益。
（3）储蓄向投资转化是跨期交易，存在不同利益主体的冲突，所以这种以资金为媒介、以信用为基础的储蓄—投资转化过程具有一定风险。当储蓄体现为各种金融资产时，储蓄主体面临的风险主要有：1）借款人违约，本息无法收回的信用风险；2）遇到通货膨胀，本息贬值的购买力风险；3）遇到意外冲击，金融资产无法足额转化为货币的流动性风险；4）市场利率、汇率的不利变化所引起的利率风险和汇率风险等。同时，风险对储蓄—投资转化规模和效率也会产生影响。首先，对规模的影响，就投资而言，风险的存在使得企业投资扩张的动机受到抑制，还使企业融资成本提高，金融约束加强，融资可得性降低；就储蓄而言，风险的存在可能会导致金融储蓄降低，实物储蓄增加，长期而言金融储蓄的规模也会下降，投资的经济基础被削弱。其次，对效率的影响，储蓄投资的效率主要体现在市场化的资金导向机制上，资本总是从低效率投资项目转向高效率项目，进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所以，风险的制约主要集中在对企业项目选择和投资技术的限制上，同时，专业化程度的加强也就意味着企业对获利能力的波动更加敏感，企业可能会为了规避这种风险而采用生产率低的原有技术。
3.消费文化与储蓄心理
节俭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这就决定了中国的高储蓄水平。而新加坡、印度、韩国等国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较深影响，储蓄率也高达40%～50%，相当于欧美发达国家储蓄水平的好几倍。另外，中国现有国情及市场状况，使得人们对未来预期极不确定，储蓄观念更加强烈，都在为子女教育、住房、养老等储备资金，所以银行存款成为最合适的储蓄选择。
除传统文化对储蓄消费的影响之外还存在其他非收入性的制约因素，例如，行业垄断、服务不到位、信息不对称、商业欺诈、供给质量不高、产品不对路等。对此政府应加大改革力度，切实考虑国民利益，破除此类非收入性因素的影响，真正启动消费。
二、金融转化机制
金融转化机制涉及储蓄向投资转化的各个环节，所以，金融转化机制是资本形成的核心机制，直接关系到资本形成机制的顺畅与否。
1.金融活动与储蓄、投资
金融活动是包括货币的发行、流通与回笼，货币的借贷，外汇和金银的买卖，各种有价证券的发行与买卖，以及票据贴现、信托、保险等经济活动的范畴。金融活动分为直接金融活动和间接金融活动两种形式。其中，直接金融活动是指由企业和政府部门发行初级证券（又称直接证券，包括公债、国库券、股票、抵押契约、债券、借款合同及其他各种形式的票据等）而进行的金融活动；而间接金融活动则是指由金融机构发行二级证券产生（如银行存款、金融债券、保险单等）的金融活动。在现代市场经济中，间接金融活动是金融活动的主要形式，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占有较大优势。首先，间接金融活动可以获得较大的资金流动性，降低金融成本；其次，间接金融活动下借贷双方不受资金规模的制约；再次，间接金融活动下金融机构能为资金融通提供便利与服务；最后，通过间接金融活动可以降低投资风险，因为它将一部分风险转嫁给了金融机构。
金融活动的出现，产生了储蓄和投资的职能分工。这种分工给商品市场带来了相当的利益，并且克服了资金运动过程中收支不平衡的矛盾，一方面可以使投资者在一定期限内超出收入进行消费支出，另一方面还可以为储蓄者当期积累的收入带来增值收益。由此可见，不论是储蓄者还是投资者都可以从金融活动所带来的储蓄和投资的职能分工中获益。
另外，金融活动还能使储蓄和投资职能在分离之后重新组合起来。戈德史密斯（Goldsmith）认为，即使人们的经营能力与冒险精神是相同的，投资和经营机会在人们之间的分布也是不均衡的。假设每个人都有相同的机会用同样的投资来获得同等收益，则储蓄与投资的职能分工只是给储蓄者和投资者带来了好处，并未对整个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积极影响。但正是由于机会不均等的存在，这种职能分工才对经济增长起到了积极作用。储蓄者通过金融机构及其多样化的金融资产参与到金融活动中，能够获得更多的投资机会，这不但使储蓄者获得了投资带来的收益，还推动了整个社会经济健康发展，为全社会谋取了福利。
2.金融组织体系衔接储蓄与投资转化过程的合理性
第一，储蓄是资本形成的源泉，是资本形成的供给力量。金融组织机构是金融服务最重要的提供者，是闲置货币转化为储蓄的重要场所。金融组织机构的网点越多，越有利于居民及时将闲置货币转变成储蓄。网点少则相邻网点之间的距离较远，这往往会给持有闲置货币的居民带来大量的时间成本和距离成本，从而降低居民储蓄和购买金融产品及服务的意愿。根据金融集聚理论，势必形成一国内部某些区域金融集聚而另一些区域金融发展较滞后的格局。当金融发展滞后区域的金融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储蓄变得越来越便利，获得金融服务的成本较低的时候，自然会吸引更多的居民尽快实现储蓄，促使资本形成潜力进一步提高。刘易斯曾指出：“经验表明，储蓄量部分取决于这些机构的广泛程度，如果这些机构扩展到每个人的身边，以至于在街头和工厂也有储蓄小组，甚至在收入产生的地方就扣除储蓄，那么人们就会更愿意储蓄。”
第二，当区域经济发展处于初期阶段时，金融制度通常处于抑制状态，此时利率被人为压低。因此金融储蓄的收益率也较低，难以满足人们对金融储蓄的有效需求。随着利率的不断提高，比起以现金货币或实物来说，资产的收益逐渐提高，人们会改变原来的储蓄习惯，扩大对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有效需求。
第三，金融组织机构的扩张有利于金融产品和服务及时渗透到居民生活、生产之中，有利于人们增加对金融产品的了解，形成对金融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促进经济剩余尽快转化为生产性投资。
3.金融市场的发育与储蓄向投资的转化
金融市场是储蓄转化为投资的重要场所，与金融机构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相互替代的作用。成熟的区域金融市场可以通过便利筹资和投资、加速资本集中、促进储蓄转化为投资等来促进区域资本的形成。
首先，金融市场为储蓄者和投资者提供了一个相互交流的场所，有着既定的交易规则和标准化的交易方式。区域金融市场的成熟和规范可以节省储蓄者和投资者之间相互联系、沟通和达成合同以及履行合同的费用。金融资产的买卖双方能在一个完善的金融市场里迅速地找到合意的交易对象。
其次，金融工具的发行与销售意味着债权债务关系的创造，这同资本形成的过程有着直接的关系。把社会储蓄的剩余资金转化为资本积累和实质投资是金融工具的主要经济功能。因此，金融工具为储蓄资源从资金盈余单位向资金亏损单位流转提供了具体的载体，加速了储蓄向投资的转化过程。另外，金融工具对储蓄供给和投资需求也能产生积极的影响。同时，差异化的金融工具也适应了不同储蓄者的多样化需求，还降低了储蓄者的收益风险和投资者的筹资风险，增加了储蓄供给和投资需求。
最后，金融市场的发育成熟意味着金融部门运作效率和管理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将分散的资金集中到一起，实现重组与分配，从而提高资本的形成和使用效率。计算机网络、电子通信等新兴技术的应用，尤其是支付结算系统的电子化，使资金的双向流动更为便捷，提高了金融部门的操作效率，也间接提高了资本形成的效率。
4.融资差异
从资金流向的对象来看，资本形成渠道又可称为融资渠道，即资本需求方获得资本的方式或途径。在金融市场上，资本形成的渠道从根本上可分为直接融资渠道和间接融资渠道，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在性质、与金融中介机构的关系、风险、流动性等方面都存在着差异，因而不同的融资方式必将对资本形成的效率产生不同的影响。直接融资渠道是一种以股票、债券等金融工具为载体的直接将储蓄转化为投资的融资渠道。间接融资渠道是一种通过银行等金融机构将储蓄转化为投资的融资渠道。直接融资渠道与间接融资渠道都具有融通和配置资金的功能，当今世界无论哪个国家的金融发展都主要依赖这两种融资方式将货币资金转化为现实经济中的投资，但这两种融资方式在作用发挥上有较大的差异。
间接融资占融资的比重过高，必然导致整个社会信用集中、社会风险加大和企业负债率过高、资本结构不合理以及国家金融市场的创新能力不足等问题。直接融资活动建立在完善的资本市场的基础上，资本市场为投资者提供了种类繁多的金融工具，从而刺激人们去进行金融投资、储蓄。有效的资本市场有利于资源配置的优化，投资者通过有效的市场信息，选择成长性好、盈利潜力大的金融产品进行投资，抛弃业绩下滑、收益差的金融产品，从而使资金流向效益好、发展前景好的发行者，保证资源的有效利用，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如果一国资本市场发展不健全、市场各层次失衡、市场功能扭曲，就会直接造成资本形成链条运行不畅，即资本与高效率的投资机会相分离，甚至会使金融资源发生逆向配置。
三、政府政策和制度变迁因素
1.货币政策
货币政策作为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其三大传统工具包括再贷款、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和公开市场操作。中央银行可以借助这些手段影响商业银行超额准备金的数量，进而通过货币供应量的变动影响利率，通过货币乘数效应影响货币供应量，通过利率的变动影响消费和投资，最终通过总需求的变动来影响国民产出。一般说来，利率处于至关重要的地位，货币政策传导的本质就是通过货币政策工具影响利率，从而影响国民储蓄供给和资源配置结构。国有商业银行作为国家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的主要载体，也是市场对资源配置发挥基础性作用的体现。商业银行对企业的资金支持极大地拓展了金融市场融资渠道，从而刺激了市场投资和经济增长。因此，货币政策的传导对资本形成起到了很大的制约作用。例如一元化货币政策导致地区储蓄能力进一步削弱，资本短缺和储蓄率的下降加剧，资本形成受到阻碍。
2.金融制度
金融制度是一个国家用法律形式确立的金融体系结构，以及形成这一体系的各类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职责分工和相互联系。金融制度的差异直接导致资金配置、金融结构、金融创新等方面的差异，从而拉大了金融效率的差距。良好的金融制度可以通过利率和汇率等杠杆促进储蓄以更高的比例转化为投资，并且，良好的金融制度可以大大加强金融创新能力，加快新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的开发，促进金融机构的盈利增长和资产质量的优化，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和资本的配置效率，对资本形成具有推动作用。目前中国金融制度正处于由传统的计划金融制度向市场金融制度转轨的过渡阶段，由于各地区自然禀赋不同，金融制度转轨步伐快慢各异，显现出明显的金融制度二元特征，进而诱发区域经济利益的冲突和摩擦，导致区域资本形成效率差距拉大。所以，加强国家的金融支持，建立良好、稳健的金融制度对国家区域资本形成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3.社会保障制度
社会保障制度是国家和社会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建立起来的、具有社会经济福利性质的、保障国民生活与社会稳定的系统。社会保障制度能够提高国家宏观经济效率、促进社会公平与稳定、维护市场经济健康发展。
在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必然存在着社会不公平，政府干预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必要手段，这就需要政府提供社会保障制度，通过政府的力量对社会成员不同层次的收入进行一定程度的调节和再分配，从而尽可能地缩小社会贫富差距，缓和社会矛盾，弥补市场经济的欠缺，以促进和谐社会的实现。
社会的稳定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必要保障，社会保障制度就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安全网和减震器。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能够降低和改变人们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从而影响人们的储蓄投资选择，进而影响储蓄向投资的转化，最终促进资本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