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6 可持续发展理论

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可持续发展理论源于发展的理论，是对发展理论在研究深度与广度上的拓展与深化。

近代人类社会的发展从18世纪60年代起，英国开始了工业革命。进入19世纪以后，美国、法国、德意志各邦国和其他国家，也开始了工业革命。工业革命促进了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和向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的演变，西方主导的传统工业文明时代由此到来，“现代自然科学和现代工业一起变革了整个自然界，结束了人们对于自然界的幼稚态度和其他的幼稚行为”，取而代之的是人类对自然的征服和统治，人类开始视自己为自然界的主人和占有者，强调人的内在价值或内在目的，人成为主体，而自然界却被视为客体世界，自然物被看做完全是依据我们的目的加以使用的“它”。哲学家笛卡儿公然宣称“人是自然的主宰”；康德主张“人是自然界的最高立法者”；培根提出“知识就是力量”；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经济学家甚至提出了“理性经济人”的假设，促使经济学朝着研究财富增长的方向发展。这种思想潮流在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霍尔巴赫那里展现得淋漓尽致：人必须使自己成为全部自然界的中心……人类必然确信整个大自然系为他而造，自然界在完成它的全部业绩时心目中只有人。

征服和统治自然的人类中心主义在资本主义上升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激发人类产生了主体意识的萌动，开始对自然进行大规模、高强度的改造利用，继而逐渐摆脱了自然力对人的束缚和控制，推动了社会制度的变革和科技革命的涌现，让人类摆脱了落后生产力的束缚，经济得到快速增长。18世纪蒸汽机的发明促使人类进入了工业社会，这一发展延续至今。人类资源利用从地表深入地下，以煤、石油为代表的不可更新的地下矿产资源纷纷进入社会化生产过程，成了工业文明时代的核心资源。

然而，人类按照自己意愿对自然进行的一次又一次的成功改造，获得越来越多的财富，更增强了人类征服自然的信心，强化了人类向自然索取的欲望。人类越来越迷信自身的力量，感觉自己变成了“上帝”，自然的一切都应向他俯首称臣。人们“尽可能成倍地增加劳动的使用价值或生产部门，以致资本的生产会不断地和必然地一方面造成劳动生产力强度的提高，另一方面造成劳动部门的无限多样化，也就是说，会使生产具有包罗万象的形式和丰富多彩的内容，使自然的所有各方面都受生产的支配”。人类按照工业生产发展的规律而非自然规律，对自然资源进行竭泽而渔的掠夺，“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不过是人的对象，不过是有用物；它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而对自然界的独立规律的理论认识本身不过表现为狡猾，其目的是使自然界(不管是作为消费品，还是作为生产资料)服务于人的需要”。

在人类以强势固守完全自我中心的情况下，工业社会成为一种征服自然、掠夺自然、大量消耗不可再生矿物资源的“文明”。进入20世纪，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通过不断地发现自然界的运动规律，探索更多自然界的奥秘，人类对自然的控制支配能力不断增强。据统计，20世纪后半叶，人类的科学新发现和技术新发明比之前2000年的总和还要多；与之相应的是，人类在20世纪创造出超过以往历史总和的物质财富。在经济学领域也出现了一大批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名著，如R.纳克斯的《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问题》(1953)、A.W.刘易斯的《经济增长理论》(1955)、G.米尔达尔的《国际经济》(1955)、W.罗斯托的《经济增长阶段》(1958)等相继问世。这些著作认为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增长模式具有普遍性，发展问题就是不发达国家加速经济增长、追赶发达国家的问题，这种发展理论的实践指向表现为对国民生产总值和经济高速增长目标的强烈追求。

但工业社会的生产方式加速消耗了自然资源，严重超出了自然的承载力，破坏了自然经济条件下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田园牧歌式的和谐，人与自然的矛盾日益突出，造成了人口膨胀、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粮食紧张、能源危机、资源短缺以及核战争威胁等在内的“全球问题”，特别是种种生态危机已严重危及人类自身的生存。正如恩格斯的英明的预言：“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取消了。”

人类在近现代工业革命浪潮中创造的高度物质文明世界是以牺牲自身的生存环境为代价的，并造成了人类自身的异化。马克思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人与自然的异化，指出“异化劳动”造成了“文明的阴沟”、“自然的荒芜”和“日益腐败的自然界”。在遭受工业污染的恶劣生存环境中，工人们“任何一种感觉不仅不再以人的方式存在，而且不再以非人的方式因而甚至不再以动物的方式存在”。恩格斯在1845年出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对工业化城市曼彻斯特的环境污染状况和工人阶级恶化的生存环境问题进行了“亲身观察”。在揭露资本家对工人进行残酷剥削的同时，列举大量事例，论述了英国环境污染发生的过程、类型、状态、危害和根源。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的社会危机造成生态危机，资本主义的异化劳动引发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他们认为，生态环境问题是社会问题，也是政治问题，主张要把生态环境问题放到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中去考察，要把人的全面解放与社会的解放和自然的解放统一起来。因此，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要防止对生态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单是依靠认识是不够的。这还需要对我们现有的生产方式，以及和这种生产方式连在一起的我们今天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他们从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中得出了否定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结论。

西方众多思想家也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了反省。唯心主义哲学家、提倡超人哲学的尼采明确提出：人根本不是万物之冠：每种生物都与他并列在同等完美的阶段上。生态文学家华兹华斯认为，自然不是人类征服、统治的对象，而是人类的老师，是“心灵的保姆、向导和护卫”。因此，人应当永远是大自然谦恭的学生，永远是大自然的崇拜者，精神抖擞地来到这里朝拜。著有《瓦尔登湖》等名篇的梭罗告诫人们，如果人类对自然的态度只是“能利用它就利用”；那么，人类是不会和地球联系在一起的。英国著名思想家罗素以如下的话结束了《我的信仰》一书：“人类已习惯于屈从自然，一旦把自己从这种状态中解放出来，人类便会多少表现出‘由奴隶到主人’的缺点。我们要提倡一种新的道德观，在这种道德观里，对自然的屈从将为对人类美德的尊重所取代。”著名哲学家海德格尔对人类中心主义进行了批评，认为西方哲学传统是人类中心主义的，该哲学传统为统治自然的技术决定论思想铺平了道路。这种技术决定论对现代世界存在着巨大的危险——生态危机，并由此发出了“拯救地球”的紧急呼吁。

以1949年美国环境学家阿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的《沙乡年鉴》(A Sand County Almanac)一书提出土地伦理学说为标志，生态学进一步发展成为现代人类确立自己与自然伦理关系的知识基础，继而作为一种有丰富内涵的价值观进入社会发展体系中。利奥波德在《沙乡年鉴》中探讨人与土地之间的关系，借用社会进化理论提出了伦理演进三段说。利奥波德认为，最初的伦理观念是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后来所增添的内容则是处理个人和社会的关系的，随着人类对其生活环境认识的提高，把人与人、人与社会的范围扩大到人与土地的关系中，这是道德演变发展的第三个层次(即土地伦理)，也是一个符合生态演变次序的过程。他将人纳入土地共同体范畴，认为人与土壤、岩石、水、动物与植物等土地共同体中的其他成员处于同等的地位，这就改变了以往人们关于人在自然中的地位的认识。利奥波德土地伦理的主要内涵包括：人类不应以土地的主宰者自居；人类是土地共同体当中的一个成员；土地具有除经济价值以外更高的价值；人类对土地共同体有其应尽的义务；人类对土地应怀着喜爱、尊敬与赞赏之情；人类与土地应达到一种和谐持续的状态。《沙乡年鉴》和土地伦理学说的问世表明人类对于环境的认识实现了一次本质性的升华和突破，标志着“人类中心主义”向“生态中心主义”的转变(见图1—8)。

此后，西方社会进一步对经济增长与自然资源的关系进行反思，1962年美国生物学家K.卡尔逊(K.Carson)的《寂静的春天》一书出版，全面阐述了空气、海洋、河流、土壤、动植物等自然资源的退化和环境污染与人类活动之间的关系，首先向人类敲响了资源环境危机的警钟。卡尔逊呼吁人类不要残酷地对待自然，要恢复理性，倡导一种生态的、合理的文明。1972年由D.L.米都斯(Denncs L.Mea dacs)等罗马俱乐部成员完成的《增长的极限》一书引起了世界关注。这份报告以美国系统科学家J.W.福雷斯特《世界动力学》(1971)的思想和全球系统模拟方法为导向，通过建立非线性数学模型和计算机系统仿真，对世界人口、粮食生产、工业化、环境污染和不可再生资源消耗等五个参数间的因果关系与相互作用进行系统分析，把福雷斯特的世界Ⅱ模型发展为世界Ⅲ全球系统模型，直接向旧有的工业文明“无限制增长”的传统观念发起挑战，强调上述五个参数都按指数增长，到21世纪中叶的某个时候将达增长极限，从而导致全球性危机加剧，由此提出以“全球性均衡”观念和“零增长”模型作为对策，主张停止地球上的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限制工业生产，大幅度减少地球资源消费，以维持地球上的生态平衡。他们认为，人对自然的活动具有不可扭转的毁灭性质，“人类当前和未来已经面临着不可挽回的困境”，甚至说“人类与自然之间日益扩大的鸿沟是社会进步的后果”；为此，“全新的态度是需要使社会改变方向，向均衡的目标前进，而不是增长”。这一生态悲观主义预测模型的提出，在当时确实引起了世界性的轰动效应，受到了人们褒贬不一的评价。应该说，该模型有力地否定了人类中心主义的社会生产“无限制增长”的神话，对片面追求经济无限增长而牺牲生态环境的愚蠢行为敲响了警钟，促使人们以全球忧患意识来审视人类物质文明的发展进程。

1972年6月5日至16日，联合国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了第一次国际环保大会——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会议通过了划时代的历史性文献《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宣言》(简称《人类环境宣言》或《斯德哥尔摩宣言》)和《行动计划》，郑重声明：只有一个地球，人类与环境是不可分割的“共同体”，人类在开发利用自然的同时，也必须承担维护自然的义务。这是人类对严重复杂的环境问题作出的一种清醒和理智的选择，是人类环境保护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1981年，著名的“罗马俱乐部”发表其第九个报告《略谈财富和福利问题》，其中提到：“经济和生态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总体，在生态遭到破坏的世界里是不可能有福利和财富的。旨在普遍改善福利条件的战略，只有围绕着人类固有的财产(即地球)才能实现；而筹集财富的战略，也不应与保护这一财产的战略截然分开。”

1972年，英国经济学家戈德史密斯出版了资源经济学名著《生存的蓝图》。1976年日本坡本藤良的世界第一部《生态经济学》专集出版。1982年，为了纪念第一次国际环保大会十周年，另一部世界资源名著《立足于地球》出版。

1981年，美国学者布朗在《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的著作中首次使用并阐述了“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的新观点。1984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成立，并在1987年向联合国提交了一份题为《我们共同的未来》的研究报告，报告核心观点是“从一个地球到一个世界”，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子孙后代满足其需求能力的发展；可持续发展包括了两个内涵，即寻求世界人口需求的平衡和经济增长极限的平衡，人类必须根据地球生态圈的承受能力研究人的需求与极限的关系。该报告把生态、经济、社会视为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认为可持续发展战略至少蕴涵“生态的持续性”、“经济的持续性”、“社会的持续性”这三大基本原则，突破了传统发展观把社会发展归结为突破某个单项因素的单值还原论模式，引导人们树立把自然界与人类社会视为有机整体的整体意识、由单值还原论模式向“格式塔”变换模式转变、追求全球整体可持续发展这一崭新的思维方式，从而使可持续发展观形成一种新的思想体系。

从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地球首脑会议”到2002年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召开的“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纲领性文件和国际公约相继问世，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成为全世界的共识，全球社会已展现出超越国境、超越政体对地球生态环境保护的实际行动，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人类最重要的生存课题。

为了妥善解决我国在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党在坚持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进一步提出树立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最早是由胡锦涛同志于2003年7月28日在全国防治非典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来的，他说：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推进各项事业的改革和发展。

科学发展观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写入党章，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之一。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科学发展观是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它有两个显著的特征：一是在发展中始终坚持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是科学发展观的基石；二是把发展作为社会进步的总体过程，因为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每一个方面的发展，比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发展，城乡发展，区域发展，人与自然发展，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发展，等等，这一系列发展都存在于社会发展这个总体过程中，这是科学发展观的内涵。

科学发展观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基础上对可持续发展观的丰富和完善，它准确地揭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反映了党对发展问题的新认识，是党从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科学发展观也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并且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是对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关于发展思想的继承、丰富和发展，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指导思想的新发展，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顾保国，2005)。

科学发展观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所谓科学发展，是社会各个领域全面发展的总称，它要使社会、经济与环境的目标协调一致。科学发展观不仅要求人口、资源、环境、科技等多种要素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相互协调，而且要实现经济发展的科学性、社会发展的科学性、文化发展的科学性以及生态发展的科学性。科学发展观是在促进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和谐的前提下，满足人类社会的需求和愿望。

科学发展观充分体现了人类活动的实践过程，是对人与自然关系、人与社会关系两大认识的系统科学归纳。它始终贯穿着人与自然平衡、人与社会和谐这两大主题，来探寻人类活动的理性规则，通过平衡、优化、协调，最终达到人与自然之间的协同以及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