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资深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深刻反思——读吴江同志的新作《中国的新路》

当历史即将翻开新纪元的时候，人们纷纷对过去百年所发生的一切重大事件进行总结和思考。这当中，很沉重也很引人注目的一页，便是对20世纪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反思。因为在即将过去的这个世纪里，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既有过辉煌的进军，又遭遇巨大的曲折，而不管是辉煌的进军还是巨大的曲折，都无例外地对人类历史进程产生了深刻影响，给20世纪留下不可磨灭且令人回味的印迹。特别是发生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使人们在震惊之余不得不认真思索：马克思主义的真谛是什么？社会主义的前途究竟如何？共产主义思想是否真的成为绝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缘何崩溃？教条主义和“左”倾思潮在社会主义的大溃败中该当何罪？如此等等。不同的人可能会作出不同的回答。在众多的回答中，颇有见地而又令人耳目一新的是吴江同志的一部新作《中国的新路》(简称《新路》)。

吴江同志是中共党内的一位资深理论家，有60余年的党龄、40余年的理论生涯，今虽耄耋之年，仍笔耕不辍。《新路》即是作者近年寓居香港期间写的一本新著。在这本篇幅不大的论著中，作者以严格的自我解剖、自我批判的精神，分析了苏联社会主义以至整个社会主义运动的成败得失及其原因，批判地分析了一个半世纪以来马克思学说的命运及社会主义运动的曲折道路，严厉批评了教条主义和“左”倾空想共产主义思想对历史造成的极大危害，澄清了世人对马克思学说的种种误解和一些所谓“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曲解。书中精当独到的论述和鞭辟入里的分析，既展示了一位饱经风霜的理论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和所抱持的科学态度，又在一些深层次的理论问题上给人以深刻的启迪。

众所周知，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是20世纪震撼世界的政治大事变，中国社会主义的曲折发展和肇始于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亦为世人所瞩目。《新路》的中心内容之一就是从苏联的兴衰入手，深刻反思20世纪社会主义的得失教训，分析探讨中国社会主义如何在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自我批判中走上一条新的发展道路。作者对此从八个方面进行了分析。

第一，苏联立国之初，在结束内战之后立即把经济建设提上首位是对的。但失误在于，其领导人囿于马克思恩格斯对于社会主义的设想，认为无产阶级依靠政权一旦占有生产资料，货币和商品生产就将被废除，社会将按照统一的经济计划和分配计划进行活动，由此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这一教条主义措施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斯大林提出“世界已划分为两个平行的市场”的理论，中国深受影响，提出“一边倒”政策。这至少在经济上是一个失误。后来因为斯大林错误地决定发动朝鲜战争，中国被迫卷入了这场战争，导致中美交恶，中国的独立外交遂废。从此，中国不但长期受帝国主义封锁，而且在许多方面受制于苏联大国沙文主义。

第二，苏联的计划经济是排斥商品经济的，是一种准产品经济。这在苏联当时那种生产力状况下等于从根本上窒息了经济的活力。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直接影响到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也在内，在开始时都虔诚地希望通过这种模式创造出一种新经济，并且相信这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中国从50年代起仿效苏联这一模式，同时企图立即“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于是就有提前结束新民主主义阶段之举，这实际上是一次大冒进。

第三，教条主义的表现之一，就是“左”倾空想共产主义思想。这一点，苏联表现得很突出，其领导人对初步获得的社会主义作了极不恰当的估计。30年代，苏联完成了全盘集体化，斯大林就宣布苏联已实现了“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或初级阶段的制度”，以为不要多久就可以进入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了。过去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也曾宣布自己已建成“发达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中国虽未如此，但却也有自己的“左”倾共产主义，只不过表现形式不同而已。中国承认自己贫穷落后，但认为正因为自己贫穷落后、“一穷二白”，一张白纸可以画最好最美的图画，所以可以采用特殊的手段如“大跃进”、“高速度”、“人民公社”、“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在一个极短的时期内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这自然是异想天开，最后碰得头破血流。总结经验， 我们应从中得到的结论是：“谁热心于共产主义，谁就必须首先热心于发展我们的生产力。”

第四，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对待民族问题，这是20世纪社会主义所遇到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苏联的消失，除了共产党丧失了执政条件这个原因以外，主要是由于苏联各民族联盟解体所引起的。东欧的剧变特别是波罗的海沿岸三国脱离苏联，也包含着一个民族问题。这同苏联过去采取的扩张主义直接相关。作者指出：“第一个社会主义制度不幸诞生在一个对外扩张野心难改的国度里，植根于大国沙文主义的土壤上，在取得辉煌胜利的同时却将扩张主义强加于社会主义。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最后终于葬身于民族造反的熊熊烈火之中。这不能不说是社会主义的一个大悲剧！”

第五，在政治体制以及它与经济体制的关系上，社会主义国家从苏联开始，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始终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即没能创造出一套与公有制经济基础相适应并服务于经济发展的上层政治操作系统，并借此建立起一套稳定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秩序。相反，苏联政治体制模式的特征是“无产阶级专政”，漠视国家的民主化与法制化，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权力高度集中于党，而党的权力又集中于少数领导人乃至个别领导人之手，实际上形成一种依靠少数人或个别领导人发号施令的权力社会。苏联的这种民主法制状况连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如。苏联政治模式的诸种弊端，还通过“苏联党”的特殊地位，同时通过共产国际的渠道，曾广泛影响其他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

第六，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中，苏联在许多方面违反马克思主义的本性及其思想发展规律，出现了许多反常反科学的现象，将马克思主义奉为教条甚至奉为“国教”，因此窒息了马克思主义的活泼的生命力。作者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应当有充分的理论研究的自由和批评的自由。“马克思主义政党如果自身没有这种理论的研究自由与批评自由，也就丧失了理论的指导，因而也将不成其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马克思主义如果企图建立自己的政治权威，或者被党组织奉为不允许讨论的教义，那就等于马克思主义的死亡”。

第七，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威胁和包围之下，社会主义国家无疑应当有自己的军事防御能力，苏联建国初期为此而进行的努力也是完全必要的。其失误在于：一是为了军备而破坏国家经济的正常平衡发展，导致削弱自己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二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为发展和维持自己的势力范围，不顾自己的国力，与美国进行过分的军备竞赛，在综合国力和科学技术不如人的情况下，这种军备竞赛最终拖垮了自己。

第八，关于社会主义自身的改革。作者认为，社会主义发展中所遭受的困难，在自身来说，主要由于缺乏经验，由教条主义和“左”倾空想共产主义所引起，就是不适合实际生产力水平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所产生的弊病，束缚了社会生产力的正常发展，妨碍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改革就是为了革除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上的弊端，从而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然而在苏联，虽然出现明显的弊病和问题，却百般掩饰，自我吹嘘，拒绝改革，其结果是把种种社会弊病和人民的不满积累起来，积之久，必发为风暴，最后弄到不可收拾。

《新路》在总结当代社会主义运动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充分肯定了邓小平同志领导开创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高度评价“从邓小平领导中国进行社会主义自身的改革开始，社会主义运动实际上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并且断言，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最终决定于我们自己，决定于我们能否集中全力将经济建设搞好，决定于我们能否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原则下将改革开放搞好，以及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和政局稳定的条件下，稳定地推行现代化、民主法制化的政治体制改革。

马克思主义是与社会主义相关联的,20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实质上就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实践。所以研究社会主义就不能不研究马克思主义。《新路》的另一深邃之处，正是在对20世纪的社会主义进行反思的同时，对马克思主义学说本身也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分析。作者指出，社会主义运动的失误不能由马克思主义这门历史科学负责，而应当由那些任意歪曲这门科学的人负责，具体地说，应当由那些教条主义者和“左”倾空想共产主义者负责。因此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本身也必须做一番追本清源、拨乱反正的工作，以重新端正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这方面，《新路》一个突出的内容，就是提出并论证了“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核心”。指出，唯物史观的创立，第一次完备地彻底地解决了意识和物质、思维和存在的关系这一哲学的最根本的问题；同时指出，马克思是把揭开历史之谜和揭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谜，即创立唯物史观和创立剩余价值学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而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发现，终于使社会主义真正变成了一门科学。当人们找到了用社会存在来说明意识，而不是像以往那样用意识来说明存在的时候，社会主义者才获得了改造现实社会的武器，从而使社会主义真正成为一种自觉的运动。作者强调：离开了唯物史观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那只能使马克思主义尽失其本，搞得面目全非。作者据此批判了“左”的东西长时间给我国造成的危害。指出，教条主义和“左”倾共产主义是20世纪社会主义的通病，但中国的教条主义和“左”倾空想共产主义有自己的特点，并有自己的理论。通常说，中国社会主义的“左”从1958年开始，直到1978年，整整20年时间，实际上，中国社会主义的“左”可以上溯到1953年，即提前结束新民主主义阶段而急速向社会主义过渡之际。这种“左”的重要特征就是违背唯物史观，以批判“唯生产力论”开路，借以不断变动生产关系。其后果是阻碍生产力发展，使国民经济遭受极大破坏。

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的实践中被教条主义者和“左”倾空谈家肢解了、曲解了，这已是不争的事实，甚至是惨痛的教训，但是马克思学说本身是否也有一些不科学的成分呢？这个问题虽然敏感，但《新路》却没有回避。作者毫不讳言地指出,马克思学说本身确有不完备之处。特别在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分析中，作者认为，马克思等对国家的看法非常简单：国家就是作为阶级镇压的工具而产生的。列宁在国家问题上表现得更为激进、更为极端。他曾由“反对一切国家”而累及于反对“民主制”，把民主制一概归入资产阶级范畴。在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列宁甚至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虽然后来列宁对于无产阶级专政重新作了解释，但是在实践上，列宁来不及跳出原来的框框，来不及设计建立适合于已成为现实的人民国家的新的政治体制，相反地，继续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下出现了以党治国、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政治格局，这种政治格局直接阻塞通向国家民主化、法制化的道路，阻塞通向人的自由发展的道路。作者分析说：20世纪各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践，就其一般效果来说，都不免产生一种通病，即以“不断革命”的名义取消彻底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如中国的提前结束新民主主义阶段，尤其在上层建筑方面，这就在政治上堵塞了国家民主化、法制化的道路，也堵塞了党自身民主化的道路。其负面影响还在于把马克思主义自身所包含的人文主义、人道主义、个性解放，以及人的自由发展等重要思想，几乎一股脑儿地排除掉了。

《新路》还尖锐批评了封建残余对社会主义的严重危害，认为20世纪的社会主义国家大都文化经济比较落后，封建残余严重存在，以致形成以封建残余为“体”，以无产阶级专政为“用”。这种体用结合自然将国家的民主法制道路封死。从构建国家制度的能力来看(撇开制度的性质不谈)，号称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在某些方面甚至比早期挣脱封建桎梏尚处于上升阶段的资产阶级还要后退一步。作者严肃指出，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提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镇压暴力与封建专制暴力相结合，对真正的革命者进行迫害；“文化大革命”中的“以人代法”、“以言代法”就是封建专制的“人治”。作者在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作了一番深入细致的考察、研究之后，郑重断言：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是空想成分遗留较多的领域。因此现在应当是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时候了，应当是修正或抛弃该学说中已经不适合现实情况的观点的时候了。不这样做，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改革，就难有希望。

(原载《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1999(6)，发表时题为《一位资深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索》，收入本书系使用原稿中的标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