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社会交换与社会宏观结构
人们在社会交换行为中结成了无数个群体，群体之间发生的相互作用关系就是社会的宏观结构。同讨论群体内部的权力结构一样，布劳讨论群体之间的宏观结构也是集中在权力结构方面，其基本内容是宏观层面社会权力结构的形成、发展和制度化问题。注36
无论在一个城市还是在一个社区，都存在很多各种类型的群体，并且是有明确目标和权力结构的任务群体，或者说是各种类型的组织。虽然各种群体都有自己的工作任务和努力目标，发挥着不同的社会功能，具有一定程度的相对独立性；但是，由于所有的社会群体都要在一定社会环境中存在，要同周围的群体开展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因此孤立封闭的群体是不存在的。所以，处于同一个社会环境中的群体，相互间一定存在错综复杂、千丝万缕的联系。像个人之间的交换关系是不平衡的一样，群体之间的交往关系实质上也是一种不平衡的交换关系。个人不平衡的交换关系产生了个人之间或群体内部的权力结构，同样，群体之间的不平衡的交换关系也会产生群体间的权力结构，亦即宏观的社会权力结构。
布劳认为，群体之间的交换的实质内容也是支付成本和获取报酬的关系。而群体之间的权力结构正是在这个关系之上形成的。如果一个群体在同其他群体的交换中，能使其他群体以较低的成本获得较高的报酬，并且这种结果是其他群体难以做到的，那么这个群体就能取得优势地位，取得对其他群体的领导权力。并且其他受惠群体也能因为有满意的成本—报酬关系而信服和支持这个群体的领导地位。于是，这几个群体之间就形成了一种权力结构。
群体是由人组成的，群体的领导权力也要由人来行使。如果一个群体取得对其他群体的领导权力，那么这个群体的领导人也就掌握了领导其他群体的权力。在布劳看来，领导人的作用十分重要，不仅一个群体能否取得对其他群体的领导权关键在其领导人的素质与能力，而且取得权力后能否有效地运用权力更在于领导人的水平与才干。一个卓越的领导人，可以把自己管辖的群体同其他处于从属地位的群体联系成一个具有高度凝聚力的大社团，那些被联系起来的群体则成为这个大社团中的亚群体。
在由不同亚群体构成的社团中，领导人面对着各种矛盾关系，并且现代社会是开放的系统，社团内的各种亚群体可以同其他社团及其亚群体发生交换关系，同时社团的亚群体还有增入和退出的情况，尤其是亚群体之间还有权力竞争和利益冲突等矛盾，这些问题都使领导人在掌握权力和行使权力时遇到很大困难。领导人为了保持自己及其所在群体的统治地位，要在共同目标、行动路线、互惠原则、价值认同、交往规范等各个方面细心筹划、精心运作，否则，很容易发生社团关系瓦解或领导权易位等预料之外的事件。
布劳认为，保持宏观社会权力结构稳定的根本条件是：维持各社会群体及其成员对成本和报酬关系的公平感。就一个较长的时期看，各种能使权力结构发生变化的因素都未能像成本和报酬关系那样处于根本的地位。如果各群体及其成员都能对成本和报酬关系有一种公平感，即人们付出的成本和获得的报酬与他们所期望的接近，那么人们将认为在这个社会中的交换关系是公平的，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对社会其他方面的公平感。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有一些不稳定因素存在，也不致危及权力结构的存在与运行。相反，如果各群体及其成员都对成本和报酬关系有一种不公平感，人们付出成本与所获报酬的比例同他们预期的差距太大，此时权力结构稳定的根基就被动摇了。这种情况如果得不到解决，那么社会各种因素都可以引发人们对领导群体或领导者的不满，改变权力结构的要求就会日趋强烈。
成本和报酬之间关系不公平，亦即社会分配不公，可以引起情况十分复杂的反抗现存权力结构的运动。处于领导地位的群体和领导者，其基本职能或责任之一是协调各群体及其成员的成本—报酬的分配关系，这也是其他群体及其成员对领导群体及其领导者的基本期望。当人们普遍产生了成本—报酬不公平感后，要求改变现有权力结构的运动将以各种形式发生。一些人直接投入反抗权力结构的运动，游行、示威、罢工、政治集会等是反抗运动的基本形式；另一些人不直接参加反抗运动，因为他们担心，如果改变现有权力结构的愿望落空，付出的代价会大于可能获得的利益。不参加激烈反抗运动的人有可能从一个群体向另一个群体转移，以此改变分配不公的待遇。
布劳认为，在复杂的反抗运动面前，领导者应当积极地利用各种有利因素来缓和与化解矛盾冲突。当充满激情的反抗运动爆发后，领导者不应当凭借手中的权力给反抗者施加更大的压力，因为在情绪激动的群众面前，压力会引起更强烈的反抗，将有越来越多的人投入反抗运动，甚至出现暴力行为。积极的措施应当是领导者同反抗者进行对话、沟通，明晰反抗运动的根源，采取及时而有力的措施来解决社会分配不公问题，逐渐疏导、平息反抗运动。
普遍性的反抗运动与领导者把持的权力过大有关。领导者权力过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控制的层面广，二是行使权力的力度强。一般情况下，控制层面被视为领导者掌握和行使权力的资源，似乎控制的领域越多，权力存在的基础越牢；行使权力的力度被视为权力的效能，权力作用的力度越强，权力行使得越有效。在布劳看来，实际情况不这样简单，往往控制的层面越广，占有的资源越多，容易引发反抗的可能性越大，参与反抗的人也越多；权力行使的力度越强，对社会成员压制得越有力，遭到的反抗也越强烈。因此，布劳认为，领导者应当适度占有权力资源和调控权力行使的力度。
布劳还讨论了反抗运动如何能够成功的问题。他认为，反抗运动能否达到目的，涉及的因素固然很多，但是最关键的还是反抗群体能否形成新的权力结构。大部分声势浩大的反抗运动皆因未能及时形成新的权力结构而自行瓦解。在一哄而起的反抗运动中，形成一个公认的领导群体是十分不易的。布劳认为，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是：反抗群体之间要形成不平衡的交换关系。只有某个群体及其领导人以明显的优势出现在众多群体之中，其他群体及其成员都认识到这个占优势的群体和领导人能够给他们带来优厚的报酬，一致愿意服从占优势的群体及其领导人，承认其支配权力和领导地位，这时才有可能形成新的权力结构，反抗运动才能从无序状态进入有序状态，才能取得最终的胜利。
在反抗运动的发展过程中，形成新的意识形态也很重要。布劳所说的意识形态的主要内容是价值观念、伦理规范和行为准则。因为现有权力结构都有其价值观念、伦理规范和行为准则等方面的基础，并且这些因素已经内化到社会成员中，成为约束人们行动的主观因素，对现有权力结构起着心理上的支持作用。如果不能有效突破这些消极的主观因素或保守的心理基础，想改变现有权力结构是不可能的。但是要突破这些主观因素和心理基础，必须形成新的意识形态，用新的价值观念、伦理规范和行为准则去冲击和替代旧意识形态。否则，仅仅对旧意识形态加以批判、否定，是无济于事的。
布劳十分重视价值观念在大型社团中的作用。在他看来，无论是从统治者控制大型社团的角度来看，还是从被统治者反抗控制、试图建立新权力结构的角度来看，价值观念的作用都不可低估。他把宏观社会结构中的价值观念界定为四种类型：“作为团结媒介的特殊性的价值，作为交换和分化媒介的普遍性的价值，作为组织媒介的合法化的价值，以及作为重组媒介的对立思想”注37。“合法化的价值”是指被群体成员认可的那些价值观念，“作为重组媒介的对立思想”就是反抗运动中建立起来的新意识形态，这两种价值观念都已经讨论过了。
“特殊价值”是宏观社会结构中，如一个大型社团、一个社区或一个国家中，几个具有相同特征的群体共有的价值观念。共同的民族背景、相同的地位与职业、共同的居住社区、共同的宗教信仰，以及共同的利益追求等，都可以使人们建立这种共有的特殊价值观念。特殊的价值观念可以使具有这些相同特征的人们整合起来，是在一个特定层面上把人们联系起来的纽带。
与特殊价值观念不同，“普遍价值”是具有不同特征的群体及其成员共有的价值观念。布劳认为，普遍价值的普遍性植根于人类共同本性，这种人性不仅是多元社会中异质性群体共有的，而且是世界各地所有民族和所有社会成员共有的。无论各民族、各种群体或每个社会成员所处的社会环境、文化传统和社会经历有何特殊性，普遍价值对他们来说都是共同的。由于普遍价值超越了群体和个人的特殊性，因此它对于宏观社会的交换关系和权力结构就有了十分重要的意义。如果人们都能对普遍价值形成明晰的观念，那么它将成为把各种复杂群体和个人联系起来的最基本的纽带。
从宏观来看社会交换行为，可以发现大部分社会交换都是间接性的，正是无数中间环节把人们的交换行为联系起来，形成了无限复杂的交换网络。在交换网络的每一个网络，都交织着十分复杂的特殊矛盾。然而，无论这个网络有多么复杂，也无论各个网络有多少特殊性，在一般情况下，社会交换行为都能通过各种中间环节有序地展开。这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人类共有的普遍价值观念。虽然普遍价值观念具有高度抽象性，例如平等、自由、民主这些普遍价值观念，并不具体指示某种交换行为应当怎样进行，但是它们作为基本原则可以具体化为一些伦理规范和行为准则，当人们按照包含了普遍价值的伦理规范和行为准则行事时，普遍价值就同人们的具体交换行为实现了统一。
布劳认为，普遍价值观念转化为具体的伦理规范和行为准则，成为在复杂的社会结构中发挥直接规范作用的交换模式，就实现了交换模式的制度化。制度化的交换模式既有主观性也有客观性。就其主观性而言，它是普遍价值观念首先内化到人们的心理结构中，然后才转化为直接规范交换关系的行为模式；就其客观性而言，它具有超越特殊性的普遍性，不依个别人的特殊意愿为转移。任何人都无法选择他一出生就面临的，已经制度化的交换模式，它的发展变化具有自身的相对独立性。
布劳强调制度化交换模式的客观性。他认为现代社会体现了人类价值观念的交换模式越来越常规化、形式化和程序化。这不仅提高了交换模式的普遍性，而且也提高了它的客观性，特别是提高了它在宏观社会结构中的作用。不仅取得统治地位的群体与领导者要依靠这些客观化的交换模式实现自己的主观意志和维持自己的统治地位，而且被统治群体也难以抗拒这些具有普遍性的交换模式，他们必须首先适应这些交换模式，然后才能取得生存与发展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