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宏观调控相关理论与文献述评

第一节 国外经济流派宏观调控政策主张的演变与发展^注3

自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诞生以来，宏观调控是否有效及调控手段如何选择，一直是世界各经济学流派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为了指明宏观调控的发展趋势，改善我国的宏观调控实践，首先需要对国外经济流派的宏观调控政策主张进行梳理。

17世纪中期至19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正处于市场经济发展初期，资产阶级迫切要求摆脱封建专制的桎梏。古典经济学家们认为，市场的自动调节可以使资本主义经济处于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政府没有必要对经济进行干预和宏观调控，国家最好的经济政策就是放任自由。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向垄断阶段过渡，市场的固有缺陷也随之暴露，并且出现了频繁的经济危机。为了解释当时的社会现实并提供对策，经济学家们承认经济危机的存在，并集中力量对经济周期性波动进行解释， 这一时期出现了瑞典经济学家的动态均衡理论、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英国和美国经济学家的货币数量理论、伦敦学派的经济周期理论，以及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派和古典经济学派一样，崇尚经济自由，对资本主义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作用推崇备至。

1929—1933年规模空前的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陷入了长期萧条，早期占统治地位的古典经济学派和新古典主义学派的自由放任思想宣告破产，出现了以凯恩斯为代表的凯恩斯学派。凯恩斯开创性地提出了西方现代宏观调控理论，他认为社会总需求不足是资本主义经济常有的现象，资本主义社会的失业是有效需求不足造成的。为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国家必须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承担起调节社会总需求的责任。这种宏观调控的目标是消除经济危机、实现充分就业，调控手段主要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在货币政策方面，他认为利率是货币政策的中心及导向器，是货币政策的核心机制；货币当局增加货币供应量就会导致利率降低从而增加投资，通过乘数效应引起总需求和名义总收入的变动；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增减税收和政府开支，刺激消费，以保证社会有足够的有效需求，实现充分就业。凯恩斯认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可以用来刺激消费和投资，但仅仅依靠货币政策很难奏效，主要应当依靠财政政策。关于财政政策，凯恩斯学派不同意传统经济学保持国家预算平衡的观点，而是认为赤字财政有益。关于货币政策，凯恩斯学派不同意传统经济学保持国内价格水平稳定的观点，而是认为温和的通货膨胀无害。

随着凯恩斯主义的广泛传播与发展，针对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凯恩斯主义的追随者们对凯恩斯理论加以注释、补充和发展，出现了两个具有代表性的学派——新古典综合派和后凯恩斯主义学派。

新古典综合派主要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其主要代表人物为希克斯、汉森、萨缪尔森、菲利普斯、索洛等。新古典综合派将新古典的微观理论与凯恩斯的宏观理论相结合，形成了一个新的宏观经济学体系，其经济政策目标是充分就业、物价稳定、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经济政策就是为了同时达到这些目标而制定的手段和措施。政府通常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相互配合起来使用。在调控手段上，财政政策采取改变税率、政府购买水平和政府转移支付水平等措施，而货币政策则由原来以控制货币供给量为主转移到以利率作为主要中介目标。新古典综合派的主要政策主张包括：(1)19世纪50年代的“补偿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2)19世纪60年代的“增长性”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托宾和里肯等人认为，政府的经济政策不能仅仅以经济是否在扩张为标准，而应该盯住充分就业或潜在产出水平，在经济增长时仍然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刺激总需求，挖掘生产潜力，减少产量缺口。(3)19世纪70年代的“反滞胀”的经济政策。这一时期该学派认为宏观经济政策在以经济增长为第一目标的同时，还应考虑治理通货膨胀。

后凯恩斯主义学派是在与新古典综合派的争论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其主要代表人物是琼·罗宾逊、卡尔多、斯拉法、帕西内蒂和约翰·伊特韦尔等人。后凯恩斯主义学派反对新古典综合派的微观经济理论，坚持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后凯恩斯主义学派反对用紧缩货币、压低就业的办法来遏制通货膨胀。他们认为，政府应该通过社会政策对经济进行干预，重点是对收入分配进行调整;在制定政策时，首选的应该是以改变收入分配格局为目标的社会政策，而在实施社会政策的手段上，财政手段要比金融手段更直接、更有效。在货币政策上，后凯恩斯主义学派认为，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导致了经济过热和经济危机，虽然利率不是由货币供求决定的，而是由借贷资金的供求所决定的，但中央银行还是能够对利率进行控制的，但这种控制的力度不是绝对的，而是有一定限度的，并且这种控制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是通过对借贷资金的影响来实现的。

新凯恩斯主义学派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其主要代表人物有格利高里·曼昆和拉里·萨默森等人。新凯恩斯主义学派的主要贡献在于力图为原凯恩斯学派的宏观经济政策补充微观理论基础。他们除了运用大量模型论证工资、价格具有黏性外，又从不完全竞争和信息不完全两方面论证了市场机制的失灵，阐明了货币的非中性，从而在有微观理论基础的前提下坚持了原凯恩斯学派的宏观经济政策有效的思想。新凯恩斯主义学派突破了原凯恩斯学派只强调财政政策而忽视货币政策的旧框框，吸收了现代货币主义的部分观点，把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将适当的总需求水平与最佳的财政—货币政策结合了起来。在经济政策主张方面，新凯恩斯主义学派在财政政策上基本遵循原凯恩斯学派的政策主张。在货币政策方面，新凯恩斯主义学派认为在实施货币政策的过程中，利率和信贷配给共同起作用，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中介指标不能仅仅盯住利率，还应该把信贷配给量的增长率作为中介指标，通过政府的政策操作来稳定信贷配给量的增长率，修正信贷市场的失灵，在公众的理性预期和追求利润或效用最大化的过程中，实现货币政策的目标。

20世纪70年代初期，由于西方国家“滞胀”的出现，正统的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地位动摇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得以兴起与发展。他们反对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断言国家的过度干预是危机的根源，而认为市场供求作用的自动调节机制能够使经济达到充分就业均衡，使资源得到充分利用。但与早期的自由放任主义不同的是，新自由主义并没有彻底抛弃国家干预的理论成果。他们在努力保护市场自由化的同时，强调政府宏观政策的作用和政府对市场的有效监督和约束机制，力图以一种有序的市场制度来弥补市场的缺陷和克服政府的失灵，发挥市场和政府各自不可替代的社会经济功能。

最早的新自由主义是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学派。现代货币主义学派虽然竭力反对凯恩斯学派的经济干预政策，但并非要完全取消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只不过要改变国家调节的规模和形式而已。他们反对政府的财政干预，认为政府应通过控制货币供应量来调节整个经济，把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限制在为市场经济活动自由开展提供稳定的支架，有效地将货币供应的增长控制在既适度又稳定的水平上，固定货币供应增长率的范围内。同时，弗里德曼坚决反对以利率、汇率和价格水平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指标。

20世纪70年代诞生的理性预期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罗伯特·卢卡斯。理性预期学派的出发点是市场机制的完善性和人能做出理性预期，因此提出了著名的“政策无效论”和“卢卡斯批评”，强调政府应完全避免任何一种相机抉择的宏观经济政策，主张对于宏观经济而言，固定的、简单的货币和财政规则是最适宜的。同一时期，挪威经济学家基德兰德和美国经济学家普雷斯科特提出了关于政府经济政策设计和制定的时间一致性问题的理论，即“经济政策的动态不一致性”理论。该理论认为，由于私人信息的存在或可信承诺的缺乏，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政策效率和执行激励之间的权衡，政府采用相机抉择的政策不能达到预期效果，从而导致政策失效。政府摆脱这一困境的办法之一是实行单一的货币政策，即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一个固定的货币增长率。政府在制定经济政策之初就要考虑到其长期稳定性，从而防止投资者因为对政府政策的公信力产生怀疑而发生动摇，避免市场及整体经济的不稳定。如果政策多变，即使在某一个时点上效果较好，长期内也不会对经济发展产生积极作用。

供给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罗伯特·蒙代尔、阿瑟·拉弗等，他们主张从供给方面刺激经济，认为需求会自动适应供给的变化。供给学派在财政政策方面强调减税和缩减政府支出；在货币政策方面与货币主义学派理论大体相同，认为货币供给过多是导致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为了对付通货膨胀，必须实行紧缩货币的政策。关于如何实施紧缩货币的政策，供给学派内部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意见认为，解决美国通货膨胀和美元信任危机的根本方法，是使美元与黄金重新挂钩，实行某种形式的金本位制，这样可以消除人们对美元贬值的担心。这种观点不同意货币学派只着眼于控制货币供给量，通过通货紧缩、减少信贷的方法来控制通货膨胀，认为只有致力于稳定美元币值，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另一种意见认为，必须严格控制货币供给量，货币供给量的增长率必须降下来。但是与货币主义学派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并不强调货币供给量的增长率必须保持在货币学派所认定的4%~5%的固定年增长率上。这种意见既不同意过多地增加货币供给量，也反对过分紧缩货币，而主张货币政策与减税政策相配合并为之服务。在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中，减税是核心内容。

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新奥地利学派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是新自由主义中最激进的学派，崇尚经济自由，主张自由竞争和实行私有制，坚决否定国家在经济生活领域的积极干预活动。在货币政策上，该学派主张废除国家货币制度，实行自由货币制度，同时主张通过控制货币来控制通货膨胀。这一学派还强调竞争和市场机制的作用，主张把效率放在优先位置。

德国弗莱堡学派主要活动于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以瓦尔特·欧肯和弗兰茨·伯姆为主要代表人物。弗莱堡学派的基本倾向是自由主义，但认为毫无限制的绝对自由是不理想的，需要在绝对自由和严格的政府管制之间寻找中间路线，在他们看来，竞争秩序是完全竞争市场形式与合理的货币制度的结合。货币政策的中心目标就是稳定货币币值和物价水平。但在如何实现这一目标上，弗莱堡学派不同意把利率或汇率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指标，认为利率或汇率是经济体系的内生变量，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其中许多因素是中央银行无法控制的，如果把利率或汇率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指标，货币政策的效果会很不理想。他们提倡把货币供给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指标，认为中央银行货币量既能反映总体经济中货币供给的状况，又处于中央银行的控制之下。同时，弗莱堡学派也论述了累进税制的作用，但与凯恩斯主义强调财政政策的角度不同，弗莱堡学派旨在通过累进税制有限度地纠正竞争秩序中的分配不均。

公共选择学派是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一个反凯恩斯主义的非主流经济学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是詹姆斯·布坎南、戈登·塔洛克等。该学派否认政府干预的必要性，提出了“两个市场”的概念，一个是经济市场，一个是政治市场。他们认为，无论在哪个市场上，每个人的动机都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政府的行为和目标受到政治家和官员个人动机的支配，提出要进行“市场化”的政治体制改革，把经济市场的竞争机制引入政治市场，对公有资源的产权进行清晰界定，在公共部门中实行自由竞争。

以科斯和诺斯为主要代表人物的新制度主义经济学派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是目前最受推崇、影响最广的新自由主义流派，其理论核心是交易成本理论和产权理论，尤其强调所有权或产权制度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该学派主张完全的自由放任，反对政府干预经济，强调制度创新。

除了上述经济学派外，在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与思潮中，还有其他一些重要的经济学流派提出了关于国家与市场关系的理论，其中以瑞典学派最为典型。以魏克塞尔和卡塞尔为主要代表的瑞典学派形成于20世纪20~30年代，其主要政策主张是：为实现经济均衡和充分就业，应利用货币政策来调节利息率，当货币政策不能保证经济均衡的实现时，国家还应该采用财政政策促使投资与储蓄相等，以达到实现经济均衡的目的，同时保证劳动者应得的福利，尽可能实现充分就业，实现自由的社会民主主义制度，建立所谓的福利国家。

在国外宏观调控理论演变的过程中，政策主张和调控思想不断深化，不断发展。国外调控政策主张的新发展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有两个：泰勒规则和通货膨胀目标制。本书认为有必要对其单独进行阐述。

(1)泰勒规则的实施。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开始寻求相机抉择与规则兼顾的政策框架。依据简单的规则制定政策，通过向公众提供稳定的政策预期可以避免不必要的经济波动，而相机抉择则有助于处理事先无法预期的突发波动，赋予经济政策必要的灵活性。新凯恩斯主义吸收了其他学派的观点，提出了不同于货币主义常数货币政策规则的基于规则而又适度相机抉择的复数规则和政策框架，将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与灵活性、应变性有机结合了起来。原斯坦福大学教授约翰·泰勒(John Taylor)提出了泰勒规则(或称利率规则)，即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应该遵循利率规则，根据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情况调整利率水平。^注4泰勒规则认为，在各种影响物价水平和经济增长率的因素中，真实利率是唯一能够与物价和经济增长保持长期稳定关系的变量，调整真实利率，应当成为货币当局的主要操作方式；货币政策不应随机地变化，随机干扰不会影响货币政策的运作。依据泰勒规则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是对经济发展进行内生调节，而非外生调节。该规则将规则性和相机抉择两种政策模式配合起来，相互协调，以规则性来保证政策的连续性，以相机抉择来增加货币政策的灵活性。因此，该规则受到了众多学者的重视，已经成为发达国家中央银行制定货币政策的理论依据。

(2)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兴起。19世纪80年代以来，金融创新、货币基数偏移、货币流通速度不稳定等制度因素的出现，使货币供给量作为中介目标的可靠性受到严峻挑战。世界各国货币政策实践也随之出现了一个重要变化——通货膨胀目标制逐渐兴起。自20世纪90年代新西兰第一个采用了这种新的货币政策框架之后，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西班牙等9个工业化国家和韩国、墨西哥、巴西、泰国、菲律宾等10个发展中和新兴市场国家，以及捷克、波兰、匈牙利等3个转型国家纷纷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基本含义是：在货币政策框架中不再设定中介目标，而是直接盯住稳定货币这一最终目标。中央银行独立或与政府共同确定通货膨胀目标区，中央银行预测通货膨胀的未来走向，并将此预测与已经确定的通货膨胀目标相比较，根据两者之间的差距决定货币政策如何调整和操作。与传统政策相比，通货膨胀目标制最大的特点是实现了规则性与灵活性的高度统一。一旦明确了通货膨胀目标，中央银行便必须依照相应规则在政策连贯性等方面做出承诺，始终维持这一目标；而且规则通常同时规定，当发生某些外来冲击导致通货膨胀超出目标区间时，中央银行在应对无法预见的国内外冲击时拥有一定灵活性。同时，通货膨胀目标制增加了政策的透明度，提高了中央银行的信誉。中央银行预先公布通货膨胀目标或目标区间，定期公布对通货膨胀状况的预测，向政府和公众解释当前的通货膨胀状况及应对措施，从而在中央银行、政府和公众之间形成了一种开放透明的沟通机制与监督机制。此外，透明的通货膨胀目标也有助于引导公众的通货膨胀预期心理，公众在进行投资决策或规划时需要预测未来的通货膨胀情况，而通货膨胀目标制为其预测中长期通货膨胀状况提供了一条清晰可靠的路径，从而减少了不确定性通货膨胀的冲击和由此带来的各种成本。因此，通货膨胀目标制作为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一种货币政策策略正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接受和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