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化必然导致殖民化与附庸化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动机就是赚钱。生产过程只是为了赚钱而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只是为了赚钱而必须干的倒霉事。{因此，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都周期性地患一种狂想病，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媒介而赚到钱}。”（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6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资本主义发展到金融资本主义阶段，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掌握最先进金融工具与最强大金融机构的国家——就可以省去“必须干的倒霉事”，“不用生产过程作媒介而赚到钱”。为了轻松赚取更多的钱，就必须用金融资本的逻辑对整个国民经济进行格式化，这就是所谓的经济金融化，通过金融游戏，将秩序与规则直接兑换为利润与金钱。

1.现代金融的艺术性远大于科学性

金融化是金融市场、金融机构以及金融业精英对经济运行和经济管理制度的重要性不断提升的过程，是金融资本对实体经济持续渗透、融合与操纵的过程，是金融资产阶级用金融资本的逻辑对整个国民经济进行格式化的过程。随着经济金融化的推进，“经济活动的重心从产业部门（甚而从诸多正在扩大中的服务业部门）转向金融部门”（注：［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资本主义的金融化》，王年咏、陈嘉丽译，载《国外理论动态》，2007（7）。）。约翰·福斯特将金融化定义为资本主义经济重心从生产向金融的长期转变，其转变包括以下一些基本指标：第一，金融利润占总利润比重的不断上升；第二，不断上升的债务/GDP比例；第三, FIREs（即金融、保险与房地产）占国民收入份额不断增长；第四，舶来的和不透明的金融工具的不断扩散；第五，金融泡沫的不断膨胀。（注：J.B.Foster, “The Financialization of Accumulation,”Monthly Review, 2010,62（5）.）

早在17世纪，威尼斯金融家首创泡沫经济骗局，就是把相关资产价格拼命炒高，诱骗当地市场投资者跟风追涨，金融家获利后突然撤资，使泡沫破灭，迫使套牢者恐慌抛售，等相关资产价格大幅下跌后，金融家再杀个回马枪，实施廉价收购。这就是著名的“威尼斯骗局”。后世的各类金融骗人把戏，都可溯源到威尼斯金融家的“垂范”。17世纪30年代荷兰郁金香事件，18世纪20年代英国南海泡沫事件，主要也是金融资本兴风作浪的结果。因此，金融化进而泡沫化不是金融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有金融资本抑或有金融家就会有金融化、泡沫化，只是在金融资本主义下伦敦城、华尔街的银行家将金融化玩到了极致——将一个个主权国家玩于股掌之间，将整个国际经济体系玩到近乎崩溃的边缘。

经济金融化首先损害的是金融资本的宿主——金融资本发育成长的母国。美国资本主义黄金时代孕育成长的福特主义，代表着工业资本，本质上必须形成资本家与工人——谁也离不开谁——的利益共同体，劳资间斗争与合作构成经济社会的主旋律。在这一矛盾相互作用的历史进程中，工业资本的社会责任感（如福特T型车的大获成功）推动企业创造出价值与使用价值，进而推进国民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然而，与工业资本不同的是，生息资本而后金融资本无视乃至蔑视社会责任，过去的银行家以及而今的金融家在经营与投机时并无什么道德羁绊，所谓无德一身轻。英国著名戏剧大师莎士比亚笔下的“威尼斯商人”中的夏洛克，就是对银行家的一个典型而生动的文学刻画，迄今仍不失现实映射与讽刺意义。著名金融投机大师乔治·索罗斯曾经反复强调：“我决没什么错。人们很难理解这一点，因为我在金融市场进行投机，是按照通行的规则来做的。如果禁止投机，我也不会投机；如果允许投机，那我就会投机。所以我实际上是参与者，一个金融市场的合法参与者。我的行动无所谓道德或不道德，这里没有所谓的道德问题。”（注：《深度对话索罗斯：我的投机与道德无关》，载《羊城晚报》，2009—06—17。）实际上，整个经济金融化程序，就是一整套游戏规则（多半以法律的形式体现出来），正是金融资产阶级自己或通过政权代理人制定了这些游戏规则。

这个喜欢哲学思考的金融投机家——索罗斯——对金融有着不同一般的深刻理解，“理性预期理论认为，按照定义，市场总是正确的；但我认为，金融市场几乎总是错误的，只不过在一定的限度内它有自我验证的能力罢了”（注：乔治·索罗斯：《开放社会：改革全球资本主义》，8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很显然，投机大师否定了新自由主义者一贯所鼓吹的市场正确性，实际从根本上否定了金融资本乃至于现代经济学的固有逻辑。建立在一般均衡意义上的竞争机制、价格机制、供求机制，在追涨杀跌的现代金融市场中要么全部失灵，要么成为特例。现代经济学中貌似科学（多年来以“经济科学”称谓）的理论，最终也未能将现代金融（学）打造成一门真正的科学，而是改造成为一门艺术，仿佛一门赌博的艺术、行骗的艺术。最起码，现代金融的艺术性要远大于其科学性。经济金融化就是金融资本试图把整个经济物品（各类商品与服务）变为艺术品，其价值与价格可以严重分离，如今已经分离到十分不靠谱的境地。

现代金融远远背离了传统金融的存在与发展宗旨，即为实体经济服务，为创造价值服务，出现了严重异化，即独立并控制实体经济，罔顾实际价值而直接作用于资产价格，将以钱生钱的游戏发展到极致。现代金融远远背离了金融家与金融学家所宣称的各种积极意义，从所谓服务实体经济、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的工具，蜕变为投机者赌博的工具，成为金融寡头猎杀各类投资者、市场主体的工具，成为金融资产阶级实行新殖民主义统治的工具。

2.金融化使美国成为“半殖民地”

从美、英等国的金融化实践来看，经济金融化的结果必然导致一国的国民经济“去工业化”以及产业空心化，整个经济基础愈发脆弱，从而令资本主义危机呈现常态化，从时有发生到随时发生。在时而不时的危机中，美国这个当今不可一世的霸权国家，竟然沦落为国际金融资产阶级（集团）的“半殖民地”。

经济金融化，金融赌场化，赌场社会化。经济金融化导致美国经济日趋泡沫化。依照不同口径计算，美国虚拟经济是实体经济的数倍、数十倍甚至数百倍。次贷危机爆发前，美国GDP不到14万亿美元，而各类金融资产最高达到GDP的440倍，美国经济出现严重泡沫化。企业、机构等各类市场主体日益依赖金融游戏，以钱生钱，投机逐渐取代了投资，成为日益显著的经济活动。金融投机一方面由单一化趋于立体化，如外汇投机就有即期外汇、远期外汇、外汇互换、外汇期货、外汇期权等；另一方面愈发严重的杠杆化，以小搏大、以少搏多的金融赌博掀起一波接一波、一浪高一浪的投机热潮，从而放大了金融市场的波动性。机构与大众几乎都成了赌徒，金融资本主义也由此蜕变为“赌场资本主义”（注：斯特兰特：《赌场资本主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王小强：《投机赌博新经济》，香港，大风出版社，2007。）。

产业空心化，经济泡沫化。经济金融化既广且深地改变了美国的经济结构，虚拟经济膨胀，实体经济萎缩。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的统计资料，自1950年以来，金融、保险、房地产业在美国GDP中所占份额由1950年的约10%持续上升到1990年的约18%，首次超过制造业，2005年达到约25%，到次贷危机爆发前的2007年，更是达到历史高点，约30%。与此同时，实体经济在美国GDP中所占份额不断下降，1950年为61.78%，2007年则为33.99%，其中同期的制造业由27%下降为11.7%。日趋严重的产业空心化使得经济体系的内在不稳定性不断增加。普遍的金融投机以及家庭、企业与政府的过度负债，推动国民经济尤其是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走向“非理性繁荣”，由此制造出一个又一个而且一个比一个更大的经济泡沫，一旦泡沫破灭，经济衰退就不可避免。

中产阶级坍塌，社会两极分化。经济金融化导致国民收入分配愈发有利于金融机构和金融寡头、高层经理。与此同时，随着工会组织的削弱和集体谈判工资合同能力的下降，工人的工资和大众福利不断削减，两极分化日趋严重。自1980年以来，美国的收入不平等开始快速扩大。“前10%人群”（对应“资产阶级”）的收入比重从20世纪70年代的30%～35%，上涨到21世纪伊始的45%～50%，提升了15个百分点。（注：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282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在金融危机爆发的2008年，“前10%人群”的收入略超过美国国民收入的50%，而90%人群分享另外不到50%的国民收入。2007年，美国《福布斯》400人的财富几乎等于美国社会最底层50%人群（对应“无产阶级”，大约1.5亿人）的财富总量（1.6万亿美元）。（注：张茉楠：《美国金融资本主义危机拉响警报》，载《中国财经报》，2011—10—18。）值得注意的是，收入的减少不是均匀的，而是集中于“40%的人群”（对应“中产阶级”），由此导致战后出现的“中产阶级”集体性坍塌。美国社会由橄榄形或纺锤状向“M型”蜕变，贫富对立与阶级对立凸显，“占领华尔街”的社会运动由此生成，社会危机日趋严重。

国家认同危机愈发严重。经济金融化与产业空心化使美国企业生产、居民消费、政府税收等整个国民经济活动越发倚重于金融。金融资本无祖国，而被金融资本逻辑刷新的企业、居民与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对于祖国也日益淡薄与冷漠。企业跨国逃税，富人海外移民，政府官员懒政，司空见惯且愈发严重；国家财政愈发困难，财源枯竭已经成为美国的“国家危机”。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一书中指出，一个语言——英语、一个宗教——基督教、一个民族——盎格鲁为主体的美利坚，是美国得以作为统一国家存续的关键，然而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随着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裔的拉美移民的大量进入与繁衍，美国由此产生了文化与种族的多元化，“两个民族、两种文化和两种语言”正日益严重地威胁着美国国家的认同。如今，经济金融化将潜藏在国家中的经济矛盾、社会矛盾、政治矛盾日益上升到种族矛盾（如西班牙裔与黑人的失业率、贫困率明显高于白人），有鉴于此，美国国家认同危机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突出，而且愈发严重。

实际上，千百年来，金融资本一直没有自己的祖国，从威尼斯、热那亚到西班牙、葡萄牙，而后再到荷兰，再进驻英国伦敦城、美国华尔街，所有这些昔日的城邦与后来的民族国家只是它们的宿主，是它们谋求利益的平台与工具。千百年来，金融资本一直在世界各地游荡，哪里有高利润就流向那里，渐进地控制当地的社会与政府，不断壮大自己的实力与势力，形成一个强大的跨国金融资本集团，成为一类超国家的经济体与政治体，由此逐渐碾平世界，掌控着越来越多的民族国家。金融借助于现代资本主义，已经实现了从高利贷商向银行家、从流浪汉到猎杀队的华丽转变，如今实际上已经成为世界的超级统治者。有鉴于此，美国的经济金融化实实在在走上了一条邪路。“今天的美国已从早期民族主义国家蜕变为华尔街金融资本控制的国家，已从一个拥有独立主权和独立自主外交能力的国家，转变为由国际财团控制的半独立甚至具有‘半殖民地’性质的国家”（注：张文木：《为何说“美国是半殖民地国家”》，载《中国国防报》，2013—05—07。）。美国只是国际金融资产阶级（集团）的一个暂且能够供给养分的宿主，一个可以依之碾平世界的工具。一旦美国的养分耗尽，工具的使用价值殆尽，国际金融资产阶级（集团）就像脱去破旧衣服一样抛弃美国，西班牙、葡萄牙等国早就提供了先例。

3.金融化使后进国家成为先进国家的附庸

今日美国俨然成为金融资本的天堂，华尔街的银行家俨然成为立在针尖的天使。工业资本统治下，美国创造了诸多世界辉煌，赢得了世界的尊敬，美国梦风靡天下。金融资本统治下，美国不断丧失过去的荣耀，美国梦断，美国由昔日的资本主义世界灯塔，一举沦落为展示资本主义弊端的橱窗。

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女革命家罗莎·卢森堡认为，资本主义总是以非资本主义存在为前提。剥削掠夺落后地区内在于资本主义制度，因此殖民主义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然而，到了金融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产业空心化，资本丧失了利润的源泉，因此客观上更需要非资本主义的存在。集中于华尔街的国际金融资产阶级（集团）以美国为平台和工具，借助美元（跨国公司）、美军（武装力量）、美谍（情报机构），不断向世界扩张，将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变为金融资本盘剥的对象，变为西方发达国家的附庸。于是便有了在经济金融化、金融自由化基础上的金融国际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民族独立革命不可阻挡”。于是，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西方殖民宗主国从旧殖民主义转变为新殖民主义，主要方式有：政治上，在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积极培养代理人；经济上，继续使发展中国家充当原料产地、销售市场和投资场所。即“法律上的政治殖民化”被“事实上的经济殖民化”代替；名义上，政治获得独立，实际上，经济处于依附。“新殖民主义的实质是，在它控制下的国家从理论上说是独立的，而且具有国际主权的一切外表。实际上，它的经济制度、政治政策，都是受外力支配的”（注：克瓦米·恩克鲁玛：《新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最后阶段》，1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6。）。“新殖民主义是以大财团控制名义上取得独立的国家作为基础的”（注：同上书，33页。）。

新殖民主义一开始用贸易、投资把发展中国家纳入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分工体系，在该国际分工中，发达国家处于设计、专利、核心制造、营销的“微笑曲线”高端，而发展中国家则处于代工制造（组装贴牌）的“微笑曲线”的低端。随着金融资本在美、英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占据主导地位，在完成国内经济金融化——所谓“去工业化”与“后工业社会”之后，金融垄断资本操控国家政权以及国际组织，以所谓“华盛顿共识”向一个个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市场施压，以使其金融开放，其中最为关键的是资本账户开放与货币自由兑换。

自由主义是工业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体现了工业资产阶级（集团）的意志，工业资产阶级借助自由主义（理论与政策），推进国际分工与贸易自由化；新自由主义是金融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体现了国际金融资产阶级（集团）的意志，金融资产阶级借助新自由主义（理论与政策），推进金融自由化。新殖民主义推销员，“他们手中拿的是计算器而不是枪支；他们穿的是上班时的服装，而不是战斗服装；他们宣传的是自由市场经济的福音，而不是传教的福音。新殖民主义者是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首的国际捐赠者，但也包括西方各国大使馆、商业银行和新兴的非政府组织人员。他们并不大事声张，也不使用枪炮，便在发展中国家里扩张了势力，这种势力要比任何武力所达到的大得多和阴险得多”（注：《新殖民主义》，载美国《新闻周刊》，1994—08—01，参见《参考消息》，1994—07—31。）。在新殖民主义推销员推销的一揽子“华盛顿共识”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中，经济金融化是核心内容，是金融资本主义的主导经济政策。

资本主义以非资本主义存在为前提，西方发达国家骗子恰恰也是以发展中国家傻子的存在为前提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在经济金融化、金融自由化能增进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增长的海妖歌声的诱惑下，相信并接受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便在相关发展中国家落地生根、发芽成长、开花结果。“当发展中国家向全球资本的动物本性敞开胸怀的时候，它们与魔鬼达成了一笔交易。”（注：参见苏珊·斯特兰奇：《疯狂的金钱》，128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如此，继发达国家之后，国际金融资本逻辑开始刷新相关发展中国家的理论与政策，金融资本开始渗透相关发展中国家的每一个领域，经济金融化便在世界范围内浩浩荡荡近乎成为一种潮流。西方发达国家“要求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模式和经济政策，取消国家对经济生活的管理特别是计划管理，洞开国内市场，与西方国家牢牢控制的世界经济接轨，其目的无非是要在发展中国家恢复殖民主义统治，在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演变为资本主义，或外围资本主义”（注：陈岱孙：《西方经济学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改革》，载《求是》，1996（2）。）。

经济金融化与金融自由化使得经济危机越来越集中于金融危机，而金融危机越来越集中于汇率危机。为应对汇率危机，防范经济与社会动荡，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市场不得不增加外汇储备。全球1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60%以上是美元，70%以上由发展中国家持有，由此产生日趋严重的对美元、美国金融市场、美国金融机构的依赖——实质是依附，故而落入所谓的“美元陷阱”。经济金融化使广大发展中国家牢牢地固定在“核心—中心—外围”的世界秩序中，成为“核心”——国际金融资产阶级（集团）的奴隶，成为华尔街持续盘剥的对象，成为“中心”——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周期性转移风险、转嫁危机的对象，由此落入了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无论是“美元陷阱”，还是“中等收入陷阱”，本质上都是“新殖民主义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