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使用

对于秦权如何使用这个问题，历来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认为秦权相当于后世的秤锤，一种认为秦权是衡（天平）上使用的砝码。

天平与杆秤都是根据杠杆原理制成的衡具，不同之处在于天平支点在衡杆中央，砝码须与被称物等重，杆秤则两臂长度不等，被称物的重量并不直接反映在秤锤上，而是反映在秤杆刻度上。由于这一区别，一切砝码都必须有已知标准重量，秤锤则不必；砝码由小至大，重量可相差数百倍，而秤锤重量的差异则大大缩小；检验天平的准确主要在于确定砝码量值，杆秤的精确则首先是杆臂刻度的准确。

以这些区别对照秦权各种特点，可知秦权确实是砝码：

一、秦权都具有一定标准重量。十六枚权上铸刻有当时标定的重量，其他权也都是一斤的整倍数。全部秦权重量分别从一斤至一百二十斤不等，似乎相当杂乱，深入观察则可发现大致存在三种进位组合：

1．三十斤、六十斤、九十斤、一百二十斤。即一钧、二钧（半石）、三钧、石的进位系列。

2．一斤、八斤、十六斤、（二十斤）、二十四斤。表现为以四斤或八斤为基数的进位系列。值得注意的是凡铸刻重量的秦权大都包含在这个系列中。

3．一斤、五斤、十斤、十五斤、（二十斤）。表现为以五斤为基数的进位系列。

这些不同的进位组合可能是一种或数种古老衡制的遗存注1。

注1：据文献，我国古代量制、衡制确实存在过四进位、五进位的情况。《左传·昭公三年》:“齐旧四量，豆、区、釜、钟，四升为豆，各自其四。……陈氏三量，皆登一焉，钟乃大矣。”反映了齐国量制由四进位向五进位的演变。而“”这一单位的出现又使升、、釜间形成十进位关系。

二、秦代对权重的规定极为严格，负责校准量值的官吏是县及工室听官，具体管理权衡的是官啬夫，官啬夫要对权重是否标准、是否加刻诏书负完全责任。《秦律·效律》载：“衡石不正十六两以上，赀官啬夫一甲，不盈十六两至八两，赀一盾。……半石不正八两以上，钧不正四两以上，斤不正三铢以上……黄金衡赢不正半铢以上，赀各一盾。”这项记载反映的情况列表如下：

表3.3

秦代对权重误差的允许范围均在千分之八以下，石权则不得超过千分之四，是极其严格的。

三、秦权大小差异极为显著。石权与半两权相差近四千倍，与一斤权相差一百二十倍，这种情况在杆秤上绝不可能出现。据介绍，杆秤最大秤量与锤重比例一般为30:1，如以石权为秤锤，则这持秤可以称八、九百公斤，哪里有这样的大秤呢！

更说明问题的是，史籍记载自商鞅至始皇的衡器，均以“权”“衡”连称。《史记·商君列传》:“平斗桶、权衡、丈尺。”《秦律》称“衡石”“黄金衡”。《史记·秦始皇本纪》:“上至以衡石量书。”等等。而“衡”这一概念在当时是具有“天平”这个确切含义的，《汉书·律历志》载：“权与物钧而生衡。”孟康注曰：“谓锤与物钧，所称适停，则衡平也。”“钧”同“均”，就是相等。权与被称物等重，肯定是天平。

因此，秦权之为砝码殆无疑义。但有的同志可能怀疑：习见的砝码都成组，方可称量各种物体，而秦权却大都是单独出土，这种现象如何解释呢？

我们认为，由于目前所知的大多数秦权是新中国成立前偶然发现的，新中国成立后单独发现的多为大型石权，很难肯定小型权不是成组使用，如《秦律》中记载的“黄金衡”，很可能与战国时期楚国称量黄金的天平相近而具备成组砝码。至于大型石权单独出土则有其必然性，《秦律·田律》载：“入顷芻藁，以其受田之数，无垦不垦，顷入芻三石，藁二石。”《秦律·效律》载：“入禾仓，万石一积……芻藁各万石一积。”秦代征收、储存粮草均以整石为单位，至分配时则改用量器。“高奴权”及战国“司马成公权”都自名“禾石”，已注明了它们的用途。这些称量粮草的专用权衡可以仅有一枚石权，而不必像作为一般称量工具的天平那样具备成组砝码，实际上这种仅有一枚石权的天平就是《秦律》中所说的“衡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