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北京的趣闻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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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人”是怎么被发现的

“北京人”,又称北京猿人、中国猿人,正式名称为“中国猿人北京种”,现在更多称为“中国直立人”,是中国的直立人化石,生活在距今大约70万~20万年,遗址发现地位于北京市西南房山区周口店龙骨山。

谈及“北京人”的发现,不得不提一个人。他拉开了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发掘的大幕,他被称为“仰韶文化之父”,还是他,改变了中国近代考古的面貌……他的名字叫安特生。

对很多人来说,安徒生这个名字耳熟能详,但对安特生,则一点印象都没有。然而,很多人想不到的是,如果没有这位瑞典老人,周口店“北京人”的发现恐怕要推迟很多年。那么,外国人安特生为什么千里迢迢地从瑞典来到中国呢?原来他有重任在身。

1914年,安特生接受中国政府的聘请,以北洋政府农商部矿政司顾问的身份,来到中国。上任的第一年,安特生就凭借出色的工作成绩受到了袁世凯的青睐,因为他发现了一处大型的铁矿。但是,安特生在中国所取得的成就远远不止这个。

1918年2月的一天,安特生偶遇著名化学家麦雷·吉布。从麦雷·吉布那里,安特生看到一些包在红色黏土中的碎骨片,这些碎骨片可不是普通的骨片,而是从周口店附近叫作鸡骨山的地方挖掘到的。安特生对此很感兴趣,赶紧也开始了鸡骨山探险之旅。在那里,安特生进行了小规模的发掘,找到两个种的嚼齿类和一个种的食肉类动物化石。

1921年,又一名与“北京人”的发现有很大关系的外国人来到了中国,他就是奥地利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当时,师丹斯基打算和安特生合作,在中国从事三趾马动物群化石的发掘和研究。师丹斯基到了北京以后,安特生就安排他先去周口店发掘鸡骨山。这位奥地利古生物学家就这样开始了他的“北京人”发现之旅。

在一次考察中,安特生注意到堆积物中有一些白色带刃的脉石英碎片。他认为,凭借它们那锋利的刃口,用来切兽肉是不成问题的。那么,它们会不会被我们人类的老祖宗用过呢?安特生轻轻地叩着岩墙对师丹斯基说:“我有一种预感,我们祖先的遗骸就躺在这里。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去找到它。”

经过两三年的试掘,安特生和师丹斯基收获并不大,只是在1921年发现了一枚“可疑”的牙齿,然而他们尚不能确定那是否是人类的牙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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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店遗址

直到1926年,幸运之神才向他们招手,安特生在乌普萨拉古生物研究所整理标本时,从周口店的化石中认出一颗明确的人牙,之后那枚“可疑”的牙齿也随之得到了确认,那的的确确是一枚人类的牙齿!

这一发现在中国考古史上是多么重大的成就啊!在国际上一经公布后,无异于一枚重磅炸弹震撼了当时的学术界。因为在那个时候,不仅在中国,即便在整个亚洲大陆,都没有发现过这样古老的人类化石。因此,安特生可以说是“北京人”的重要发现者之一,是他拉开了周口店遗址发现、发掘的序幕,为中国考古史掀开了新的篇章。

在安特生和师丹斯基在周口店发现人类牙齿后,“北京人”的发现之旅才刚刚开始,接下来还有一场硬仗要打。这场仗的统帅是中国地质工作者裴文中。

1929年12月2日,裴文中和他的伙伴在周口店龙骨山山洞里,发掘出第一个完整的头盖骨化石,从而证实了安特生“我有一种预感,我们祖先的遗骸就躺在这里。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去找到它”的预言。

那是1929年12月2日下午4时,经过长时间的挖掘,裴文中在堆积物中发现了头盖骨。看着那梦寐以求的猿人头盖骨化石,裴文中激动得不知如何是好。挖出后,他马上将头盖骨化石送到北京地质所。当时参与这项研究工作的加拿大古人类学家步达生抱着这个头盖骨化石,激动地双手颤抖,在头盖骨上亲吻了三次。经研究确认,这是一个少年男性北京人的头盖骨。

此后,考古工作者在周口店又先后发现五个比较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和一些其他部位的骨骼化石,还有大量的石器和石片等物品,共十万件以上。这些出土物证明了北京人遗址是世界上出土古人类遗骨和遗迹最丰富的遗址之一。

对“北京人”的发现过程,著名史学家范文澜在其所著的《中国通史》第一编中有详细记载:“北京西南周口店山洞里,一九二九年发现生存在约四五十万年前的猿人头骨、牙齿、下颚骨和躯干骨化石。这种猿人被命名为‘中国猿人北京种’(或叫‘北京人’)。他们已经知道选取砾石或石英,打击成为有棱角的石片,当作武器或生产工具来使用。他们居住在石灰岩的山洞里,用木柴燃火,烧烤食物。”从范文澜先生的记载中,我们对“北京人”有了更深刻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