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中国产业结构调整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
回溯改革开放40年来,四大动力成就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改革红利形成的制度激励、要素红利形成的成本优势、全球化(WTO)带来的国际分工与外部市场、后发优势带来低成本学习与模仿的技术进步。但是,任何动力都无法避免边际减弱甚至消失的周期约束,经过40年的高速发展,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和第二大经济体,全球经济格局发生了重大调整,经济失衡的现象日益严重。
同样,中国渐进式二元制改革所提供的效率动力也逐步衰弱,在经济分工和发展模式上难以持续。一是国内的要素成本不断攀升,巴萨效应逐步显现;二是后发优势急剧减弱,学习与模仿的红利日益缩小;三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需求收敛,出口动力进一步塌缩;四是周期性的过量刺激对策造成货币超发、杠杆过度、产能过剩、金融泡沫高起。驱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几大动力都在衰竭,中国经济越来越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所以,除了要尽快解决去产能与“僵尸”、消减杠杆与债务、降低系统成本、提高产出效率之外,构建新的增长动力和发展模式,启动新一轮增长周期,是摆在中国面前的重大议题。只有再一次的制度重构和路径再造,才能打破过去40年发展周期的路径依赖和转型困局。
2015年11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提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这就是说“供给侧改革”在“十三五”是一场重头戏。2015年12月18-21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供给侧改革提出要打组合拳,在需求与供给两端发力,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这标志着我国经济增长模式和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正在发生重大改变。
讲到供给侧改革,必然要提到西方经济学中的凯恩斯主义与供给学派。20世纪70年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发生严重经济“滞胀”与物价通胀,凯恩斯主义政策失效,凯恩斯主义主张经济发展的需求拉动,实施政府干预、加大投资、赤字财政、福利保障、温和通胀、充分就业,但这种在需求不足时扩张,需求过多时紧缩的需求管理政策已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在这一背景下,供应学派应运而生,供应学派从供应入手,以经济主体为重点,以“供给能自动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为基准,主张通过改善与刺激供给来给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他们认为:放松管制、市场调节、减税减负、创新驱动、有效供给才是唯一出路;经济增长决定于生产要素的合理供给及有效利用,经济发展的标志是供给的水平和能力,光在需求和分配上做文章是远远不够的。美国里根总统时期就采纳了供应学派理论,渡过了经济滞胀的“鬼门关”。
不论西方经济学还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供求规律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供给与需求是经济杠杆的两端,政府在某些情况下通过扩大需求来拉动经济增长,抑或通过增加供给来拉动经济增长,这是每个市场经济国家的必然选择,也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关键在于对经济形势的判断与出手时机的把握。
第一,根据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与实际情况,我们强调靠消费、投资与进出口“三驾马车”,即靠需求拉动,确保了经济的高速与中高速增长,2001-2014年年均增长9.8%,现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进入新常态,究其原因,有全球经济萎缩的原因,有中国经济发展周期的原因,有政府主动调控的原因,更有经济自身粗放式发展、供需错位的结构性原因。所以,对今后经济发展模式必须做出调整,对经济发展动力做出新的判断。
第二,中国政府采取了许多措施来促进消费,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消费仍然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首要动力。但很明显,有效需求不足,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001-2014年年均增长14.9%,而2014年只有12%。生产资料销售总额2001-2014年年均增长14.76%,而2014年只有8.8%。基本建设投资2001-2014年年均增长22.4%,而2014年只有14.9%。有效需求不足,有消费本身的问题,但在某种意义上,反映的则是供给出了问题。一方面,由于金融危机后过度扩张,造成一些产业产能过剩;另一方面,需求在变,特别是居民的个性化需求(商品与服务)逐渐增加,但有效供给不足,供给适应不了需求结构的变化,所以必须在供给侧发力。
第三,供给的核心本质就是一个生产函数,是为生产企业提供资金、土地、劳动力、服务、管理、技术等要素,确保需求方的供给,但实际情况是不少生产企业不能提供有效供给,却占用了大量公共资源,造成资源错配,而使许多能提供有效供给的生产企业短缺生产要素,造成供给侧的结构性矛盾,导致整个国民经济运行的高成本与低效率。
因此,从国民经济全局看,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非常及时,也非常重要。要进一步推动行政制度性改革,给企业营造更加宽松的环境,调整与改善要素配置,让人口与劳动、土地和资源、资本和金融、技术和创新、制度和管理一起发力,放松供给约束,解除供给抑制,提高供给效率,降低供给成本,特别是解决高税收成本、高融资成本、高行政成本约束,通过刺激新供给,创造新需求。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内容
供给侧改革的主战场:一是工业,要提高产品供给的数量、质量与效率;二是服务业,要提高服务供给的数量、质量与效率;三是政府,要提高制度与要素供给的质量与效率。
如果用一个公式来描述“供给侧改革”,那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含义是: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使供给体系更好适应需求结构变化。
(一)供给方式
供给侧改革实质上就是改革政府公共政策的供给方式,也就是改革公共政策的产生、输出、执行以及修正和调整方式,更好地与市场导向相协调,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说到底,供给侧改革,就是按照市场导向的要求来规范政府的权力。离开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谈供给侧改革,以有形之手抑制无形之手,不仅不会有助于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调整,也会损害已有的市场化改革成果。
(二)供给结构
从中国中央政府“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改善供给体系的供给效率和质量”等明确表示看,供给侧改革就是以市场化为导向、以市场所需供给约束为标准的政府改革。从供给侧改革的阶段性任务看,无论是削平市场准入门槛、真正实现国民待遇均等化,还是降低垄断程度、放松行政管制,也无论是降低融资成本、减税让利民众,还是减少对土地、劳动、技术、资金、管理等生产要素的供给限制,实际上都是政府改革的内容。
(三)改革角度
从中国政府改革的角度看,供给侧改革可谓中国改革开放40年时间里最深刻的一次政府功能转变。经济结构调整,产业结构调整,要求政府在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上,多方面降低对中国经济的供给约束,使产业、企业的自然活力非受限于作为公共政策供给方的政府约束。
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中国产业结构调整
中国的经济结构存在很大的问题,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从短期来看,两个产业的问题最严重:一个是房地产业;一个是服务业。对这两个产业进行调整是短期内最能够发挥作用的。房地产业背后是一个利益问题,它根本不是一个价格平均的问题,现在搞绝对化、“一刀切”就不行了,应该分类指导,区别对待。我国的服务行业正逐渐从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向知识密集型过渡,发展越来越依赖于技术、知识和人力资本,以知识和技术为主的、高附加值的知识密集型的服务行业发展会十分迅速。在这一背景下,以服务为主导的产业供应链发展成为典型。实践证明,在世界经济发展中,服务业是增长最快的行业,越来越多的生产企业由提供产品向提供产品和服务转变,进而再向提供服务解决方案转变,服务化已成为制造业发展的重要方向,制造产业呈现出服务为主导的发展新趋势。
从中长期来看,结构调整也是两个产业:一个是制造业;一个是战略性新兴产业。这两个产业对中长期增长有巨大意义。从制造业来说,我国现在仅仅是一个传统制造业大国,而不是现代制造业强国。现在制造业市场被美国和欧盟这两大经济体瓜分。从未来增长角度来看,必须重视对现代制造业的发展,才能对传统制造业进行转型。许多传统制造企业从销售产品到销售服务,通过服务创造差异化优势,最终是通过提供比竞争对手更好的服务来吸引消费者。越来越多优秀的生产企业从“以生产为中心”向“以服务为中心”过渡,一方面,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界限越来越模糊,最为明显的是通信产品,某些信息产品也可以像制造业一样进行批量生产;另一方面,制造业部门的功能也日趋服务化,以服务为导向的制造业还体现在越来越多的制造业务进行“外包”。
另外,一个中长期要发展的重要产业是战略性新兴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涉及节能环保、新兴信息产业、生物产业、新能源、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制造业和新材料七个方面。从中长期来看,战略性新兴产业既是战略性的又是新兴的,在未来将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对中国经济进行深度调整都离不开供应链管理,因为当今世界的产业发展需要站在供应链管理的高度来考虑,这是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实践所验证的。与传统的管理模式不同,供应链管理包括从原材料采购到最终消费整个过程中上下游所发生的与商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相关的所有活动。
以制造业为例,我国的制造企业在供应链管理上面临着“牛鞭效应”困境,这个现象在中国很普遍。这是结构性的问题,是供应链中无法回避的问题。我国的制造业处于全球产业链的末端,市场需求的一点变化,给我们带来的扰动却是放大的。这就要求我国的传统制造业从重视产品转向关注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包括市场调研、产品研发、制造、营销、服务。从而实现整个供应链的信息管理,提高整个供应链的敏捷性与可视化。
为了克服资源约束、成本约束、需求约束,我国的制造企业必须对供应链进行有效的整合和管理,加强与上下游企业的协作,建立协同供应链,降低内外部供应链成本。通过信息技术,实现对采购、仓储、运输和配送等过程的有效规划、控制与管理。供应链管理是中国改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