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塘

01

新都桥镇上修路盖房，尘土飞扬。我在车站附近的小饭馆里草草吃了早饭，就坐在路边等车。车站的售票员也跟我一样坐在路边，只不过她坐在一把椅子上，面前有一张木桌。这就是她的车站了。从她嘴里，我知道有一趟康定开往乡城的班车会经过这里。

班车如约而至，瞬间被一帮藏族老乡堵住了车门。后来我才得知，他们来自同一个村子，一起去乡城修路，报酬是每天五十块钱。等我挤上车，过道里已经堆满了行李。我的位子在最后一排。这让我在接下来的两百多公里的行程里饱受颠簸之苦，经常在瞌睡当中被抛向车顶。

我是乘客中唯一的异族，不免成为老乡们重点关注的对象。我喜欢这些看上去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的藏族乡亲。他们上车后开始喝酒唱歌，像过节一样兴高采烈。他们说着我听不懂的语言，邀请我参加盛宴，还把装着青稞酒的酒瓶递给我，朝我喊道：“喝酒，喝酒。”我当时恨不得背囊里装的全是美味佳肴，可以掏出来跟兄弟姐妹们分享。

接近黄昏的时候，班车抵达理塘。司机和乘客都要在理塘过夜，第二天早晨才接着上路。我跟老乡们道别后，背起包往城里走去。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理塘在我心中就像它的海拔一样崇高，我至今对她心生敬畏。有人说理塘是世界上最高的县城，我一度信以为真。就像拉萨让很多人望而生畏一样，我也担心自己在海拔四千米的高度上被高原反应轻易击倒。理塘汽车站在城东，我要投宿的高城宾馆在城中心。不算很长的这段路让我感受到自己仿佛漫步在一个异度空间，出现在视线里的街道、房屋和路人像是浮在空气里，一切都软绵无力，无声无息。我当时就怀疑这是否就是传说中的高原反应，令我有点措手不及。

理塘一度被描述成海内外游客云集，就好像是茶马互市的盛景再现。我没有看到这样令人鼓舞的景象。我猜，除非迫不得已，没有多少人愿意在生命禁区的海拔高度上冒险过夜。宾馆的服务员很漂亮，她们的妩媚多少缓解了我内心的焦虑。她们也许想安抚我的身体，就建议让门外的出租车带我到城外泡温泉，但是她们的话不像她们的容貌那样容易打动我。在旅行中，我恪守安全第一的原则。初到一个陌生地方，我通常选择住进最好宾馆的最便宜房间，也是出于安全的考虑。我对那些温泉一无所知，回避无疑是稳妥的选择。我始终认为，旅途中对额外享乐的追求容易引人误入歧途，招致不必要的风险。

我在宾馆的旁边，随便挑了一家小馆子，吩咐厨娘给我做一碗辣椒肉丝面。高压锅里煮出来的面条没了韧劲，但不妨碍吃饱，一辣遮百丑。从光线幽暗的馆子里钻出来，阳光穿过云层照在身上，我顿时觉得周围的一切不再像是虚幻的景象，都恢复了本来面目。理塘远不及康定那样热闹喧哗，路上行人稀少。陈旧的街道两旁杂货铺和旅馆一家连着一家，门口的招牌上沾满了灰尘。

几乎就在我走神发呆的时候，城里的高音喇叭里响起了欢快的舞曲。我寻声而去，发现在宾馆对面的广场上聚集了很多人，大家正围成一圈跳锅庄。我好奇地发现跳舞的人群中还有穿制服的女警察和戴着胸牌的银行职员。身边的一位老伯拍了拍我的肩，指着跳舞的人群对我说：“小伙子，你看，那个穿西装的是我们的县委书记。”年轻的县委书记一边跳舞，一边邀请旁观的人们加入。如果不是对理塘的海拔高度始终心存忌惮，我也想跟大家一起手舞足蹈。老伯告诉我这是县城居民每天的固定节目。我喜欢这样的场景。小城和她的居民安分守己，宠辱不惊，用自己的方式享受生活。在我面前，跳舞的人很尽兴；在他们的眼里，观舞的人也很开心。

适才还是黄昏落日中空旷寂寥的街道，转瞬之间就人声鼎沸，歌舞升平。发生在理塘街头的这一幕如此神不知鬼不觉，宛如电影中的蒙太奇镜头，把我再次拽回到梦境当中。在每一个遥远的地方，对每一个孤独的魂灵，也许只有歌舞才能带来众人相聚时才有的那份快乐和安全！

02

假如浪漫的六世达赖喇嘛没有写过那些向往理塘的诗句，这座高原小城肯定至今默默无闻。仓央嘉措的情歌有很多汉语版本，有些版本实在太糟糕，佛爷的灵感被唐突成了打油诗。我更愿意接受这样的版本，比如写理塘的这首：跨鹤高飞意壮哉，云霄一羽雪皑皑。此行莫恨天涯远，咫尺理塘归去来。这多少符合我们对诗歌的认识和理解。诗歌是文学的最高形式。在诗人面前，再优秀的人也无足轻重，何况诗人还是一位万众景仰的宗教领袖。

六世达赖喇嘛对理塘情有独钟，但理塘并不是佛爷的家乡。仓央嘉措出生在藏南的达旺。我能在收集到的西藏地图上轻易找到达旺，但我一辈子都到不了那里，因为麦克马洪线把包括达旺在内的九万平方公里土地划给了印度。按我国的行政区划，达旺属于山南地区错那县；按印度的行政区划，却成了印度的阿鲁纳恰尔邦。在对六世达赖喇嘛身世的探寻时，我还惊讶地发现，仓央嘉措不是藏族人，而是门巴族。门巴族也信仰藏传佛教。江湖上流传门巴族女人善于在客人的酒里下毒，目的不是谋财害命，而是要把客人的好运气移花接木到自己身上。我曾想，倘若有一天经过门巴族的村庄，见到女人我一定要躲得远远的。

还是回到理塘。

这首诗看似平淡无奇，却是六世达赖喇嘛钦定接班人的神来之笔。后来，拉萨派出的高僧在理塘寻访到七世达赖。从此，理塘声名鹊起，成为圣人的摇篮。

第二天，我照例起得很早。空气稀薄的高海拔地区，激发出我对睡眠的莫名恐惧。这样的恐惧绝非空穴来风，因为传说中有很多人躺下就此长眠不起。只有醒着，才能让我意识到真实的存在。晨雾尚未消散，理塘出奇的安静。我努力使自己回想起昨晚令人温暖的歌舞场面。仅仅一晚，却已经恍若隔世，往事如烟了。

城里有一条林荫大道，两排杨树生机勃勃。在高原上见到树，就如同体察到一个人的生命特征，欣喜涌上心头。林荫大道的尽头是县政府，沿着围墙下的土路，按顺时针方向往北走，远远就能望见山坡上理塘寺分外刺眼的金顶。理塘寺也叫长青春科尔寺，是康巴地区最大的黄教寺庙。据说明朝年间，三世达赖喇嘛前往蒙古弘法，返回西藏的途中经过理塘，坐骑突然失踪。寻马时发现理塘山色秀丽，遂决定在此修建寺院，取名为长青春科尔寺。

沿着山坡缓缓而上的时候，我觉得自己身轻如燕，仿佛云中漫步。一向被我蔑视的高原反应还在纠缠我，我开始思念酥油茶。对付高原反应，最好的方法就是喝酥油茶。很多人迷恋藏地的风土人情，却顽固地排斥酥油茶。有人甚至闻到酥油的味道就开始翻江倒海。每当遇到这样的人，听到这样的言论，我都会毫不掩饰地投去鄙夷的目光。酥油茶是一张试纸，测的是你和藏地的缘分。

我四处张望，寻找喝茶的地方。路边的民居门户紧闭，偶尔有戏耍的孩子跑过我的身边。我注意到路边坐着一位雕像一般的老婆婆，她的肤色像岁月一样深沉凝重。我们正用相同的目光打量着对方。在她眼里，我也是风景。接着往上走，有一户人家柴扉半掩。透过不宽的缝隙望进去，满园春色令我怦然心动。我得承认，最终促使我敲门而入的不是酥油茶，而是鲜花。我惴惴不安地站在门前，揣测主人会如何打发我这个不请自来的冒失鬼。院子里的看家狗首先表明了态度，开始吠叫。若非铁链拴着，小家伙肯定扑上来。把我迎进门的是一对父女。大叔很和善，没等我表明来意就用汉语说：“请进来，请进来喝茶。”女儿完全不像爹，肤色白皙，头发整齐地扎在脑后。她打扮入时，橘红色的毛衣和蓝色的牛仔裤突出了妙龄少女的迷人身材。

院子不大，却颇见匠心。地上铺着厚厚的青草，墙上盛开着太阳花。窗台下开满紫色和黄色的八瓣梅，墙根的一排大花盆里，娇艳的大丽花正在绽放。大叔带我参观他美丽的家，包括像佛堂这样私密的地方，佛堂里高悬着佛爷的大幅画像。我相信每个藏族家庭都有这样的画像，那是他们的精神寄托。

女儿用酥油茶桶打出的酥油茶味道非同寻常，口感醇厚绵密。在藏地旅行，越来越多的酥油茶是用搅拌器打出来的。通电后，你只能听到刺耳的马达声，没有味觉上的冲击，只有听觉上的冲击。喝了很多杯后，我感觉自己又像大力水手那样无所不能了。

临走的时候我把大叔的联系方式记在一张纸上，但是后来那张纸条随同我的钱包消失在了川滇交界的大山里。回到北京，我整理出在大叔家拍的照片，塞进信封。我在收件人一栏里只写了六个字——理塘县公安局。大叔的大女儿是名警察，我在锅庄舞会见过她。当时印象很深，因为她穿着警服。我有十分的把握相信大叔能看到那些能令他开心的照片。在那样一个塞外小镇，无人不相识！

我告别大叔一家来到寺门时，已经是正午。寺门洞开，万籁俱寂，喇嘛踪影全无。头顶上，饱满的蓝天一尘不染。倚门回望，川西群山的怀抱中，是青青的毛垭草原。川藏公路就像一条绸带，在草原上迤逦穿过。

在那一瞬间，我多么想知道，岁月无情，那些动人的传说是否也会随风而逝？

03

县城最大的十字路口中央，矗立着一块纪念碑。纪念碑上除了“中华高城草原明珠”八个字外，还标出了理塘确切的海拔高度，4014.187米。世界屋脊精确到了毫米，我觉得太矫情。

我不急着赶去稻城，就坐在纪念碑下面喝可乐，东张西望。稻城距离理塘不到一百五十公里，两地之间没有固定班车。我打算碰碰运气，一会儿去车站等过路车。与此同时，我心里早已有了没车的应急方案，就是回到大叔家，在他的院子里搭帐篷，喝大叔的女儿打出来的酥油茶。也许，打心眼里我就不想离去。有时候，去和留不是不可调和的矛盾，哪种选择都会使我心安理得，没有遗憾。

这时，我看到有一对年轻夫妇朝我走来。从装束来看，他们跟我一样，是游客。小丈夫跟我打招呼：“哥们儿，你是从北京来的吧？”我点点头。他回头朝自己的媳妇喊道：“我说得没错吧，敢出来这么玩的肯定是咱北京人！”

好心情立刻化为乌有。我赶紧改口：“哦，我不是北京人。”

我不由得想起那句话，英雄不问出处。旅行本来可以使人脱胎换骨，焕然一新，可总有人鄙吝复萌，兜售自己的无知和偏见。我对这种狭隘的地域观念深恶痛绝，也许跟我的尴尬经历有关系。在北京，除非我掏出身份证，不然包括出租车司机在内的很多人会把我当成外地人。我回到苏州，在家乡人民的眼里，我俨然是个北方佬，有同学甚至讥讽我是野蛮人。看来，在很多人的潜意识里，北方人永远是和野蛮人画等号的。

我常常为自己的身份认同犯愁，甚至已经有点麻木不仁。终于有一天，我来到藏地旅行，一位牧民认真对我说：“你就像我们藏族人！”

这样的评价让我喜出望外，仿佛茅塞顿开，我的归属就是令我魂牵梦萦的藏地！恍然大悟令我如释重负，甚至为此感到自豪。

他们应该是从我的表情，而不是言辞里觉察出我的不快的。两人面面相觑，丢下一句再见转身走了。我默默地坐着，没有朝他们道别。话不投机半句多，他们的出现令人扫兴。有时候，我很庆幸自己是千里走单骑，不用在旅途中迁就任何人。这样的迁就不仅针对行动，还包括思想。我固执地认为，如果你想再造城市里朋友相聚的欢乐场面，又何苦浪迹天涯呢。

天色已不早，乌云从天边滚过来。去车站的那段路已经没有了我初来乍到时的那种疏离感。理塘一夜，就使我把这个小镇当作自己的小镇了。如果换了现在，我想我不会这样离开，肯定不会。人来人往，我愿意像一颗沙粒沉在水底。

车站很热闹，有乘客，但是没有工作人员，因为下午不会有班车路过理塘了。我终于见到了几个老外，才知道书上所言非虚。有两个年轻的老外见到我，就像找到组织那样，激动得就差泪流满面了。他们来自瑞士，我挂在背包上的希格水瓶也来自瑞士。他们不知道中国的那句著名成语，但肯定尝到了老乡见老乡的滋味。这是一种属于全人类的朴素感情，我能理解。还好，瑞士人民觉悟挺高，没有骄傲地告诉我只有瑞士才能生产这么牛逼的水瓶。大家萍水相逢，后会无期，根本没有必要去费力探讨多么深奥的人生难题。一个小故事，一段小插曲，不管过去了多久，谁都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品尝到快乐。

我不知道瑞士人最后去了哪里。反正我和几个当地人拼了一辆面的，每人二十块，在乌云化作雨之前，离开了理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