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雅俗共赏的文化品位

作为一名编辑，戈特利布同时追求高文化含量和低文化含量的作品，并且乐在其中。更妙的是，他两种都很擅长，这使他能集较高的文艺品位和独到的商业眼光于一身。他既不是一个咬文嚼字的老学究，也不怕被别人批评太商业化，他读好书也读烂书——只要是“好的烂书”。特意堆砌文字、用心设计的所谓畅销小说或是虚情假意、矫揉造作的煽情小说，都让戈特利布读来索然无味。

戈特利布负责编辑的作品有严肃派的，也有通俗派的，严肃派的取得文学成就，通俗派的则成为商业畅销书，两方面他都做得游刃有余，无往不利。在他的作者名单当中，既有上述提到的类似多丽丝·莱辛、约翰·契弗这样的诺贝尔文学奖或普利策文学奖得主，也有迈克尔·克莱顿（Michael Crichton）、约翰·勒卡雷（John Le Carré）这样的以写推理侦探小说见长的畅销书作家，而各界名人的著作也不加排斥地被他收入囊中。1968年，他离开西蒙-舒斯特公司到克诺夫书局（隶属于兰登书屋）担任出版人兼总编辑，该书局之前一直以其高水平、高质量的图书建立了良好的声誉，销售情况也不错。戈特利布继任后不仅保持了这一水准，而且在提高该书局的商业表现的同时，还出版了一系列成功的商业小说和名人的个人传记。

与戈特利布共事过的人都说，只要是真实的写作，即便是简单或文化含量低的作品，他也常常会看到其中的文学内涵。戈特利布在西蒙-舒斯特的一位同事、前总编辑迈克尔·科达在他的回忆录《因缘际会》（Another Life）中写道，戈特利布认为，“要带着真诚和内在的热情去写小说；只要能这么做，写的水平如何就不重要了。”《公共事务》杂志的出版人、曾与克林顿共事的彼得·奥斯诺斯说，正是戈特利布对雅文化和俗文化的同等热情，才使他适合去编辑克林顿的书。他说，比尔·克林顿是一个雅俗均沾的人，而罗伯特·戈特利布对二者同样欣赏。

戈特利布工作之外的情趣也为他的编辑写作生涯蒙上了一道绚丽的光环。除了做其他作者的编辑，戈特利布还或编或写了一些他所感兴趣的图书。他的两大爱好爵士乐和芭蕾舞对此举贡献颇多。音像店与爵士乐的偶然一次邂逅使他对此着了迷，他开始读大量有关爵士的老文章，大部分都已绝版，后来他编了《品读爵士》一书。看似天生是编辑的他自幼就热爱芭蕾舞，大学毕业之后曾在英国做过舞台剧导演，晚年不仅担任纽约芭蕾舞团的董事，还是《纽约观察家》杂志的舞蹈评论家。他还不忘本职工作出版了几本舞蹈界人士的图书，包括米凯亚·巴瑞辛尼科夫（Mikhail Baryshnikov）和“舞蹈皇后”玛歌·芳登（Margot Fonteyn）。一代芭蕾舞大师乔治·巴兰钦（George Balanchine）的传记由他来执笔，似乎是当之无愧的最佳人选。他的另一大爱好是收集20世纪50年代的女士塑料包，1988年他和别人合写的一本书《特别的风格：塑料包的艺术（1949—1959）》（A Certain Style:The Art of the Plastic Handbag, 1949—1959）让它们重新流行了起来。

当今美国出版业与20世纪初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于巨大的商业压力，许多出版商的编辑中心制已经让位于经营中心制，兰登书屋、西蒙-舒斯特这样的出版巨头也不免追逐利润，大量出版商业畅销书，编辑也不再像从前那样以发现好书为乐。这使从那个时代走来的戈特利布感慨万千，摇头叹息。

在1994年的一次采访中，戈特利布说：“出版业已发生了很多变化，其中一个变化就是如今很多编辑已不再编书。他们现在的任务主要是签订图书出版合同。”现在的许多编辑也不再自称为编辑，这项工作已经外包给一些廉价的编辑助手，他们甚至不再用“书籍”（book）一词，在他们的工作中只有“选题”（title）。戈特利布在用自己几十年的经历来试图打破这一悲观的局面，在滚滚商业浪潮中艰难地保守文化底线，殊为难得，也证明了一名伟大的编辑在成就文化中的不可或缺性。

从事编辑出版工作50多年来，戈特利布已经编辑了大约1000本书，不仅成就了一批新作家，也使一些著名作家的精品问世，可以说他们的作品经过戈特利布的精心雕琢之后熠熠生辉。编辑的乐趣恰恰就在于此。正如他的好友兼同事、兰登书屋前编辑总监贾森·爱泼斯坦所说的那样，“他也许是任何时代最具天赋的编辑”。

（作者：叶新，樊文静；本文刊于《人物》200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