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1961年：《第22条军规》

在他做编辑的第二年，戈特利布收到一份名为《第十八条军规》（Catch-18）的未完书稿，作者是当时还不知名的约瑟夫·海勒（Joseph Heller）。戈特利布立刻意识到这本书的文学价值，迫不及待地录用了书稿。但在临近出版时书名却成了问题。戈特利布回忆道：“当时，我们从《出版商周刊》上看到利昂·尤里斯（Leon Uris）写了一部小说叫作《米拉18》（Mila 18），他之前的《出埃及记》（Exodus）可是一本超级畅销书。除非他不知情，否则他就是偷取了我们的数字。因此，我们所有的人都陷入绝望之中，这在出版业是常事。”没有办法只好改书名，戈特利布和作者几乎试遍了所有的数字组合，但都没找到合适的。

为此，戈特利布一直很失落。有一天他躺在床上思考这件事，一整晚都没睡着。突然“22”这个数字出现在他的脑海中。于是，第二天一早就给海勒打电话，他说：“我想到了！我想到了！就叫《第22条军规》，它比‘18’更滑稽。”

从“18”到“22”，这种差异看似不值一提，但对作者和戈特利布来说却意义深远。“22”具有“18”或其他任何数字不具备的主题意义。在《第22条军规》中，所有的事都是成双的。尤索林两次飞越位于费拉拉的桥，他的食物两次被下毒；书中还有一章“一个目睹所有事情两次的士兵”，讲的是一位自我感觉能体验所有事情两次的牧师；尤索林对快要死去的斯诺登说的是“那儿，那儿”，斯诺登唯一能回答的是“我能，我能”；尤索林无意中听到一个女人不断地重复着乞求道：“请不要，请不要，少校少校”。双数是一种文体工具，它能暗示事实必需的本质。没有东西是单独存在的、清晰明确的。题目由重复的数字组成（“2”代表双重性，又由两个“2”组成“22”），传达了一种《第18条军规》无法企及的意念，更完美地体现了这部作品的精髓。这神来之笔后来甚至成了美国文化中的流行词汇。

戈特利布为这本小说的出版倾注了很大心血。回忆起《第22条军规》的书稿，约瑟夫·海勒称戈特利布是一位大刀阔斧、无情的编辑，有时候大段大段地修改。迈克尔·科达是戈特利布核心团队的重要成员，以后接任戈氏成为西蒙-舒斯特的总编辑。他在《因缘际会》中回忆说，该小说的手稿不停地重新打印，“打印的一块块纸片散落在戈特利布狭小办公室的每一个角落，看上去像是一幅拼图。我感觉这才是所谓的编辑工作，我渴望这样的工作。”其后，科达也成了著名的图书编辑，不能不说得益于他的言传身教。

另外，戈特利布还建议海勒不要急于出版书稿，再花两年时间进行改写，愈发使这本书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因为从头到尾只有戈特利布和他的助手读过。戈特利布不仅是一个高明的编辑，还是一个营销高手。每次出版延后，戈特利布都巧妙地加以处理，并再次加强别人的心理预期，然后偶尔透露一两段情节，登上《巴黎评论》这一类的高级刊物，吊足了大家的胃口。1961年秋天，《第22条军规》一出版，就受到了各界的广泛关注。随后推出的平装版不到一年内就卖了100万册，到1974年销量高达600万册。每月一书俱乐部（Book-of-the-Month Club）也选它为主打书。与此同时，他还将此书的英国版权卖给了乔纳森·凯普书局。这是麦奇勒为该书局买的第一本书，也是他出版过的处女作小说中最成功的一本。最初三个月里，该书局卖了五万册，这一销量甚至超过美国版。戈特利布特意在《纽约时报》上刊登了整版广告来祝贺彼此在大西洋两岸的成功。

这本书一版再版，被看成是黑色幽默的代表作，成为后现代主义的一部经典名作。虽然之后约瑟夫·海勒还发表了很多作品，但作为处女作的《第22条军规》无疑是文学价值最出色的一本。而初出茅庐的编辑戈特利布和发表处女作的作家海勒之间的密切合作也成为文学出版史上的一段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