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小结

综上所述，西方殖民国家在阿拉伯地区所推行的涉及宗教的政策大体上可以分为四个方面：

第一，从经济和行政上控制伊斯兰教势力。具体措施有没收教产、控制宗教人员的任命、设立负责宗教事务的行政机构、对某些宗教组织规定直接的限制措施等。

第二，实行分而治之的策略。这主要是在多宗教或伊斯兰教多种教派并存的地区，表现为给予小教派或少数民族以宗教、司法及行政特权，挑动不同宗教、教派或民族之间的矛盾。

第三，鼓励为殖民当局服务的伊斯兰教机构和教派的发展，在个别国家推进教法的制定和实施（例如苏丹）。

第四，根据欧洲模式对穆斯林的文化传统进行改革和遏制。这种做法源出欧洲文化的优越感和对伊斯兰文化的蔑视，其具体内容包括改革教法制度和法院制度、改革穆斯林的社会习俗、推行欧洲式教育、推广宗主国语言、宣扬欧洲文化至上等。

在殖民主义从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和社会事务各方面向伊斯兰教施加压力的情况下，后者的反抗是顺理成章的，它从组织上和思想上提供了反殖的重要基础。但事实上，正如前文所说，这种反抗因国家、教派、神职人员地位的不同而不同，并呈现出明显的地域特点。

在多数北非国家和阿拉伯半岛中、南部，伊斯兰教起到了较大作用，其原因有四：

首先，上述地区社会经济相当落后，尚未出现能够担当起民族运动领导重任的民族资产阶级，甚至地主阶级的力量也比较弱小。

其次，两地区远离奥斯曼帝国的中心，而较早成为西欧列强的殖民地，因而其民族运动的任务是反对“异教徒"的殖民主义而非同奉伊斯兰教的奥斯曼帝国，后者还成为当地民族主义的争取对象。

再次，本地区从近代以来即存在着具有伊斯兰主义倾向、活跃而强大的教派，如赛努西教团、安萨派和瓦哈比派，而当地的知识分子则受到发源于埃及的现代主义思想的强烈影响，形成萨莱非运动。这就为伊斯兰运动的出现奠定了组织基础。

最后，本地区不存在宗教多元化的情况，伊斯兰教作为斗争旗帜无碍于反帝力量内部的团结。由于各国不同的历史背景，在一些国家民族运动仍由传统宗教力量来领导，而在其他国家则由伊斯兰化的知识分子（摩洛哥）或由宗教力量和知识分子联合（苏丹）掌握运动的领导权。

埃及和新月地带则是另一种情况，在这里世俗的民族主义成为运动的领导力量（但它在民族运动中有效地利用了伊斯兰教作为号召的方式）。其原因同样有四：

第一，本地区社会经济发达，民族资产阶级开始形成，地主阶级有雄厚的实力，而部落制已不存在（埃及）或较为薄弱。作为民族主义领导之一的是从奥斯曼帝国军事院校毕业的军官，他们有较为强烈的世俗主义倾向，并受到凯末尔世俗化改革的深刻影响。

第二，本地区属于奥斯曼帝国的心脏地带，殖民主义入侵前民族运动的主要目标是摆脱奥斯曼统治，后者把泛伊斯兰主义作为维持帝国的国策之一，民族主义者自然而然地把阿拉伯民族的独立作为斗争目标。

第三，本地区有大批阿拉伯基督教徒。他们最先倡导世俗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而反对殖民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斗争的共同需要也部分防止了民族主义者对运动宗教性的强调。

第四，埃及曾经长期是独立的中央集权国家，穆罕默德·阿里的改革大大削弱了乌里玛的地位，政治精英受伊斯兰教的影响较小，可以大胆地吸收西方思想、进行世俗化改革，而不至于受到殖民地国家惯有的那种强烈的反西方情绪的影响（北层三国的情况也是如此）。

但是，以上情况并没有阻碍伊斯兰势力在斗争中作用的发挥，在个别国家甚至还相当明显。特别是埃及，出现了具有伊斯兰主义倾向、不同于传统宗教势力的穆斯林兄弟会。

除上述两大类型外，还存在着过渡类型。在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民族运动的领导权先由宗教集团掌握，以后则为世俗的民族主义力量所控制。而在约旦和海湾诸酋长国，当地的统治家族和酋长成为独立运动的主要领导力量。

因此，20世纪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呈现出多种风采。政教关系的不同模式极大地影响了各国建国后的政治格局和社会经济发展，当今伊斯兰复兴运动在各国的不同表现即可从独立运动的进程中见其端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