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途”
19世纪的初叶，土耳其是近东的一个大帝国，它的领土，跨越欧、亚、非三大洲。到了那个世纪的50年代，国力已日渐衰弱，欧洲部分的各少数民族地区，纷纷争取“独立”，而落入帝俄的势力范围；亚洲部分，则被英、法分割控制。当时的土耳其，被称为“近东病夫”，和中国的清帝国被称为“远东病夫”一样，是帝国主义侵略、宰割的主要目标。
现在的叙利亚、伊拉克一带，当时名义上还属于土耳其，但已落入英帝国的势力范围，成为它继续向东侵略的一个连续点。
那时，在巴格达（今伊拉克共和国首都）城里，住着一个犹太族人，叫爱隆·哈同，四十多岁，已生了四个子女。他在当地的沙逊洋行当一名小职员，一家六口度日相当艰难。大概那时还没有有效的节育办法吧，到1849年，又生了一个儿子，取名欧斯·爱·哈同，在兄弟中排行老三。不久，又生了一个小女儿。
负担更重了，老哈同几乎要靠借债度日。东托人，西钻营，好不容易，于1854年，即欧斯·爱·哈同（即本篇的主角爱·哈同，以下简称哈同）五岁的时候，被调到设在印度的沙逊洋行总行工作，全家迁居孟买，薪给也增加了一些。
看过影片《林则徐》的都知道，当时英帝国输入中国最大量的货物，是印度出产的鸦片烟（后被称为“大土”），出面经营的是他们官方的东印度公司。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利用清廷的腐败和官僚们的无能，英国战胜了，强迫清廷订立了《南京条约》，强制在上海等五个地方开辟租界，实行所谓“五口通商”。
为鸦片而战，作为战胜国，究竟不光彩。为了掩人耳目，便说鸦片这类毒品，以后官方的东印度公司不再经营了，改由商人设庄自行承包。于是，沙逊洋行应运而生，而且越来越发财。它的基地设在印度的孟买，而前哨的主要吞吐口，则伸至上海。它在上海新辟的租界里，建立了当时最大的高楼，设立了分行，专营鸦片生意，真是一本万利，“日进斗金”，使得许多冒险家非常眼红。不久，沙逊的一个本族后辈，别立一洋行，和它抢生意。也像“老大房”之后有“新老大房”一样，前者习惯称老沙逊洋行，后者称新沙逊洋行。而后来居上，新沙逊发展更快，还在南京路外滩一带盖起了当时上海最雄伟的大厦（今和平饭店旧址）作为大本营。这是后话。
到了1873年，小哈同已是二十四足岁的青年。他没有读过什么书，却有些机灵，随着一批“掘金”者之后，流浪到了上海。
老哈同原是叫他的小儿子到香港去的，要他去找一个在老沙逊洋行工作的朋友，求他给小哈同找个职业；临行还一再嘱咐说：“孩子，你比哥哥们都勤快，又聪明，会做出一番事业的。如果香港站不住脚，可以到上海去。那里的沙逊洋行，我有一个更相熟的朋友，他会好好照应你的。那里开埠不久，找个落脚的地方，听说很容易。”
那时孟买和香港之间，只有载重两千多吨的小火轮行驶，沿途停靠新加坡、山打根、马尼拉，一路颠簸，足足走了十多天，才看到香港。老沙逊洋行在海边的干诺道，是一幢四层的房子，周围很空旷，他所找的那个父执，是该行的一个小职员，只介绍他当一个杂工，收入仅可糊口。没地方住，就宿在洋行前的走廊上。混了两个多月，他实在苦不堪言，看看口袋里父亲给他的钱，还剩下十元，决心买一张统舱票，去上海碰碰机会。船在汕头、鼓浪屿都停靠几小时，第六天才到吴淞口。船进入黄浦江，两岸都是荒村垂柳；又行了半天，到了杨树浦附近，才看到缕缕炊烟，疏疏的居民。黄浦滩也还是一片沙滩平畴，只有苏州河口摆渡桥附近有几幢三四层的楼宇，傲视着周围的矮屋。
江海关孤零零地建立在黄浦滩的三马路口，也是一幢假三层的木结构洋房，房顶悬着一面黄龙旗，四周一道围墙，墙里也砌了些假山花坛。对面的江边，有几间平房作为检查所，江里系着几条小艇，准备随时出动去检查进口的船只。
这位一脸煤灰的犹太青年，戴着一顶半新的便帽，穿着一套半旧的薄呢西装，看到上海冷落的景象，有些失望，倒抽了一口气。他行李不多，只有一条毡毯，几件换洗的衣服，装在帆布提包里，掖着在公和祥码头下了船。
码头口有不少马车和人力车在接客，有些会讲几句“洋泾浜”英语的车夫围上来兜揽生意。他坐上一辆人力车，到了四川路附近，投宿于一家小客栈。这里离老沙逊洋行很近。所有这些，都是临行前向到过上海的同乡讨教过的。
第二天，他拿了父亲的介绍信，到老沙逊洋行去见一位管事。他也是犹太同乡，由他引导，谒见了大班。大班是四十多岁的英国人，顶已半秃了，蓄着一口八字须，口衔雪茄烟，正坐在写字台后的圈椅上沉思。听这个管事介绍后，大班漫不在意地抬头向这个青年看了一眼，带着鄙视的神色问：“读过书没有？”
“没有正经进过学校。爸爸教我识过字，也会说普通的阿拉伯话。”
“那有什么用，这里要用会说几句中国话的。曾做过些什么事？”
“没有正式进过洋行，父亲忙不开手时，曾叫我跑跑街，和一些当地的商店联络点生意。”
大班“哼”了一声，拿起一张纸说：“把你的履历简单写出来。”
管事忙接过纸，递给哈同，并给他一支蘸好墨水的笔。哈同满头大汗，好不容易写了半张纸，恭恭谨谨递了上去。
大班看了，又“哼”了一声，嘟囔着：“自己的名字都写不清楚，像鬼画符似的，这样的人，有什么用呢？”
管事忙说：“人倒是老实的，年轻力壮。行里还少一个看门的，好不好让他来试试？”
大班沉吟片刻：“好吧，让他试用一个月，如果能胜任，下月起，每月给五两银子。”
这样，哈同大小总算找到了一个落脚的地方，也算生平第一次有了职业。靠这位同乡的帮忙，他当天就搬进洋行后面的勤杂工宿舍。一间不大的棚屋，在堆栈旁边，从靠头顶的天窗，射进一线阳光。同住的有五个人，两个印度人，三个中国人，都是搬运货物的洋行雇工，都会说几句“洋泾浜”，因此，哈同一半天就和他们混熟了。
上工前还有一天空闲日子。一个中国工人说他那天也没有工做，就领着哈同去看看上海的“市面”。
那时，上海“开埠”已三四十年了，但经过小刀会的血战，许多人的惊魂未定，有些有“身价”的英、美商人，回国后尚未回来。洋人中，除掉英、法、美等“领事公馆”及工部局、捕房人员外，只有一些“红头阿三”（印籍巡捕）和安南巡捕，正式经商的还寥寥可数。英租界的热闹地段，只在南京路从外滩到河南路一段；过了河南路，有个可以踢球、散步的广场，人们名之曰“抛球场”。两旁的马路边，虽也有一些店面，多半是简陋的平房。到了西藏路，虽然还在租界范围之内，也像西藏一样，已是空旷的“边区”了。
看过《海上繁华梦》《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清末时期的小说的人都知道，在这个世纪之初，十里洋场的繁华区还只限在西藏路以东，过此，就是郊区了。现在的新闸路，当时叫新马路，柳荫夹道，白天可以驰马，夏夜则蹄声嘚嘚，是双双对对乘马车兜风的好地方。最大的花园是张园，据说是南浔富商营造的，坐落在今泰兴路到陕西北路一带，其中楼台亭阁，绿草如茵，安恺第大厅尤为仕女交际的中心。但从当时的上海人看来，去玩一次，正如今天去一趟西郊公园一样，要费些工夫的。至于静安寺，当时是一个孤村古刹，只有到风和日暖之时，有雅兴或信佛的善男信女，才跋涉曲径小路，去做一次旅行。
却说哈同在同伴的引导下，沿南京路走了一段，看看市面，还远不及孟买热闹。从河南路折向南行，走到三茅阁桥，只见洋泾浜一湾黄水，里面密密地停泊着小船，苦力们盘着辫子，“杭育、唉育”地上下装卸着货物。两岸一望都是大小的铺子，有茶馆、酒店，有水果行、山货铺，也有饭馆和点心店。在狭窄的小街上，吆喝叫卖之声相应，夹杂着叫花的乞讨声，语言虽不同，大体也和他在孟买所见的相似，引不起他什么兴趣。
同伴先引他在茶馆里泡了一壶茶，歇歇脚。然后同到一爿饭馆里占了一个临窗座头，说是给哈同接风，先要了一个冷盆，一斤黄酒，边酌边谈。哈同从来没喝过酒，只沾沾唇。不时有三三两两穿红着绿的姑娘们，上来和邻座搭讪，有时还把眼风“飞”过来。同伴告诉他，这是专做外国人“生意”的，上海人叫“咸水妹”。
以后，同伴又领他去澡堂洗了一个澡，并理了发，回到宿舍，他便纳头入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