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朋友们说，这几年我的写作不少，仿佛老树开花，又出现了一个旺盛期。

的确，从1976年天日重光，特别在党的三中全会以后，我是写了不少东西，先后在上海、香港、四川出版了四本书，加上各地报刊登出的，大约已有一百万字。所以这样积极，一则出于职业的习惯，长期的记者生涯，每天总要写点什么，像老艺人一样，每天一定要吊吊嗓子，唱那么几段。二十年被迫搁笔期间，最难受的，是“嗓子”发痒。一旦开禁，就恨不得一天唱上十段八段，虽然功力生疏了，“嗓子”也发干了。二是心情舒畅，总想为“四化”事业多做点事。而我今天能贡献的，只有一支笔，只有一些过去的亲身经历和耳闻目睹的旧闻，写出来提供有识者参考；或者可以沙里淘金，作为借鉴。

1981年夏天，上海《青年报》邀我写一长篇连载《杜月笙正传》，希望通过这样一个典型的人物，从一个角度，反映旧上海的概貌，以便青年读者了解过去，中老年读者也可以温故知新。这就扩大了我写作的领域。过去，我主要写过报纸的社论、政论式的文章和新闻通讯，这类传记性的文艺作品，从未尝试过；而且，我对杜这个人和他所“君临”的社会，并不熟悉。勉为其难，真像赶鸭子上架。

我翻阅一些资料，回忆在旧社会的所见所闻，写作时试图要打破一些框框，如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好人是好到底，坏人一定头顶生疮、脚底流脓之类的公式以及“三突出”等等，想实事求是地是一说一，是二说二，即使像杜月笙这类的人，也可以从变化发展中，看出他的几个方面。我以为，这样写，才可能有血有肉，再现其本来面目。

感谢读者的鼓励，这个连载开始刊出后，报社和我就收到不少来信，支持我这样写；不少中老年读者，还提供补充材料。后来，我重新加以整理，并补写了最后几章，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了书。

今年，《新民晚报》终于在读者千呼万唤中复刊了。编辑大都是我的老朋友，他们希望我写一篇类似的连载。我想，在旧上海的人物中，比杜月笙更有“代表性”的，只有哈同。他控制着“十里洋场”的经济达几十年，而且关系到千家万户的生活，又和各个时期从中央到各地的当权者有联系。能够写好这个人，当然更有助于了解昨天、热爱今天，从而努力建造更美好的明天。

报社鼓励我仍以写《杜月笙正传》的态度来写。胡澄清同志还把他历年积累的有关资料提供给我。但是，晚报是每天出版的，所占篇幅不宜过大，而每段必须告一小段落。这种体裁，对我更是一个新的尝试。

最困难的，我和杜月笙还有“一面之缘”，对哈同及罗迦陵、姬觉弥等主要角色，却连影子也没有见过，如何能把他们写得至少不死板呢？

这“一面之缘”很重要。像旧小说里写的“描容”，主角一定要和对方“一见倾心”，才能凭其丹青妙笔，把对方画得栩栩如生。

记得我童年时，每逢春节，各家都要把祖先的画像挂出来上供三天。我曾祖父生前，没有认真照过相，他的像，是我们邻居的一位画师叫李盘谷的，根据他平时的接触，凭空画出的。凡是见过我曾祖父的，都说这画像只少一口气，连神态也和活人一样。我祖父去世时，这位李画师早已不在了，他的儿子没有这样高明，而且并不认识我祖父，他是凭一张照片描画的，也很像，但呆呆的，一点神气也没有。

我只在关于哈同夫妇的“纪念册”里，看到哈同等人晚年的照片，当时的摄影技术又没有现在这样先进。在此，我所描绘的哈同及其他主角，不可能形似，更谈不到神似了。

在“外传”开始在报上刊载的时候，有些朋友向我提出意见，说写得似乎太松散，铺得太开。这批评是十分中肯的，因为我总想把当时当地的背景交代得清楚些，有时不免把“镜头”拉得太远，反而使主角在画面上不够突出。另外，“十年动乱”的事实，不能不引起人们深深的警惕：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这两座大山虽然早被推倒了，但它们的毒菌、根须还深深地埋在我们的土壤里、江湖中，一旦气候反常，它们还会泛起，还会“破土而出”，冒出新的品种，“文革”中所出现的形形色色的“英雄人物”，不正是在这些根须、毒菌上滋长出来的嘛！近年以来，经济上实行开放政策，西风稍稍吹动，一些崇洋媚外思想乃至犯罪活动，不也令人惊心动魄吗？也像写《杜月笙正传》时一样，我在写这篇“外传”时，总想尽力把这片土壤刨得深一点，让这些根须、毒菌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和《杜月笙正传》不同的，在这篇“外传”里，我加了一点“浪漫主义”的手法，在小章节里，添上一点夸张的描述，而基本事实，自信并没有一点离谱。这些，我已在“余音”中请赵升里老先生代为解释了。

在我，这也是一个探索。写惯报刊评论、报道，学写传记小说，总不免有放脚的痕迹。也有朋友说，我写的东西，没有八股腔，也很少套话、废话。我听了十分惶愧。那个二十年中，我虽然没有写过什么文章，但看到的却多是这一套，空气里呼吸的，也是这一套，怎么会不受影响呢？何况，在奉命写“检查”“交代”时，又非刻意模仿这一套不可。我又没有什么特效药，如何能防止传染呢？

1982年5月18日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