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学术史与本文之旨趣

1898年即光绪二十四年的戊戌政变，是近代史研究中的常青树之一，常议常新，有关论著连绵相继。其中的原委，首先是戊戌维新的核心人物康有为、梁启超事后认定，政变的起因是袁世凯的告密，致使转变中国命运的改良不幸夭折。这一极具戏剧性的说法，受到了各类文艺家的欣赏，由其加之以实际上的戏剧化，广为流传，得到了普通大众的公认。而任何戏剧性情节恰又是严肃历史学家的生疑之处，由此引发了对康、梁说的一次又一次的否认或承认。其次，戊戌政变是密谋下的宫廷政变，处处可见其蛛丝，又到处让历史学家难觅确据。这使得历史学家们的研究同时存在着多种结论，相互抵牾。如果将之放在一起，也让对此没有深入研究的人们（包括专业学术人员）一时难以判断。再次，由于历史学家的研究结论并没有广泛传播，而各种类型的著述（包括专业性的论著）涉及于此时，又多沿用康、梁旧说，且不申明其理由，致使历史学家觉得有必要再站出来进行证明。上述的原因，有学术性的也有非学术性的，但导致的结果是大量学术力量的投入和大量学术作品的产出。

然而，我以为，一个课题的学术研究到达了一定的阶段，就需要对该课题进行全盘的检讨，对其所存的各说从史料到论点一一进行学术上的核订，以达溯本归源之效。

如果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有关戊戌政变的研究，我以为，下列著述最为重要。

一、丁文江先生、赵丰田先生在《梁启超年谱长编》中称：“六日的政变是不是因为袁项城泄露了密谋才爆发的，还待考证，同时假定是他泄露的话，他在京师泄露的，还是在天津泄露的，或是在两处都泄露了，也不能说一定。不过我据各种材料的研究，知道他在初三日便从谭复生的口里听到了南海的全部计画，西后以初四日酉刻还宫，初五日德宗在召见袁氏以外，还延见日前总理大臣伊藤博文，袁氏以上午返津，当日晚事件就爆发了。”“关于这次政变的原因，近因方面当然就是褫礼部六堂官职和召见袁世凯两件事，但是也有人说伊藤博文的入觐也是促成政变的一个原因。”丁、赵两氏的说法，当属排比当时他们可见之史料后的假设，而没有予以完全的证明。有意思的是，以后的研究大体是围绕着此一假设打圈子，走不出太远。由此可见丁、赵两氏对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说的客观态度和思维力度。

二、吴相湘先生于1957年发表论文《戊戌政变与政变之国际背景——梁启超〈戊戌政变记〉考订》下，认为戊戌政变的起因不在于袁世凯的告密，因为在此之前，慈禧太后一派已经行动。政变的起因是御史杨崇伊致慈禧太后的密折，而在其中伊藤博文访华是最要之因素。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吴文的论据并不充分，且引用的史料也未加严格核订，但参照后来的研究各说，吴文有其不小的意义。

三、刘凤翰先生于1959年发表《梁启超〈戊戌政变记〉考异》，他通过对梁氏该文各版本的周密考订，认为修改之用意在于对“袁世凯戊戌告密史实的删改”，刘先生认为政变确因袁世凯告密而引发，并对前引吴相湘的论文提出挑战，指出其在引用材料中的失误。1963年刘先生又发表《袁世凯〈戊戌日记〉考订》，认为其中的内容有真有假，指出袁世凯向荣禄告密系八月初五日下午，荣禄于当天五时即去京。同时还指出，袁世凯日记中关于初四日凌晨零时至初五日凌晨六时共30小时，“只字未提，实在令人怀疑”。

四、萧一山先生于1963年发表《戊戌政变的真相》，提出了政变的背景，即“光绪帝要开懋勤殿议制度，设顾问团，聘伊藤博文为首席顾问，慈禧才着急起来，深怕他们借用外力，就立即发动政变”。“这是政变的真正原因。”“政变虽非纯由袁之告密，然而袁之告密则是政变的导火线。”他认为袁世凯在八月初三日听到谭嗣同的话后，即于第二天初四日变装回天津，密告荣禄，当日随荣专车回京，荣禄晋见慈禧太后，将袁言转告。初五日，光绪帝召见袁世凯。初六日，政变发生。萧一山先生提出政变原因为开懋勤殿与伊藤博文觐见，是有见地的，但其具体举证的材料为小说《续孽海花》。关于政变的时间，文中也有两说，一是初五日晚上，一是初六日。此是萧先生在一次会上的演讲，文字上不严谨，也是可以理解的。刘凤翰先生于1964年发表《与萧一山先生谈〈戊戌政变的真相〉》，指出了萧先生该文“重要的错误与自相矛盾的地方就有二十几处”，最后提出其所认为的政变“真相”，其中最关键之点是，初五日上午光绪帝召见袁世凯时，示之密诏。袁于下午3时到达天津，即向荣禄告密，并示光绪帝给其之密诏。荣禄即乘下午5时车入京，当晚慈禧、荣禄、怀塔布等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即刻训政，并命荣禄回津以候召命。初六日，垂帘之诏下。

五、黄彰健先生于1970年出版《戊戌变法史研究》，其中涉及政变的论文有多篇，最重要的是《论戊戌政变的爆发非由袁世凯告密》。黄先生认为袁世凯向荣禄告密为八月初五日，荣禄当日进京夜见太后是揣测之词。由于慈禧太后此时已移住西苑，初五日晚在颐和园召开紧急会议实为不可能。且初六日谕旨仅说康有为结党，不说康图围颐和园，而游说袁世凯的谭嗣同，初九日才被抓，于情理说不过去。黄先生认为，袁世凯的告密消息，系于初七日由杨崇伊转到北京，初八日慈禧太后方得知，于是有初九日黎明谭嗣同等人之被捕。而黄先生在《论光绪赐杨锐密诏以后到政变爆发以前康有为的政治活动》中，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假设，即康有为嘱杨深秀上《请探查窖藏金银处所鸠工掘发以济练兵急需片》，以挖掘金窖为词，建议光绪帝调袁世凯军300人入京；光绪帝很可能在初五日召见袁世凯时出手谕给袁世凯，让其派兵以挖金为由进京。在《康有为衣带诏辨伪》中，黄先生指出，第一次密诏于七月三十日由杨锐带出；第二次密诏于八月初二日由林旭带出。两次密诏康有为皆有改窜。黄先生的著作发表之时，恰大陆的“文革”处于巅峰，该书大陆许多图书馆未藏，致使以后大陆的许多研究与黄先生多有重复。

六、周传儒先生于1980年发表《戊戌政变轶闻》，记录其当年在梁启超身边做学生时，所听到的梁对政变的说法，称光绪调袁世凯入京，当有引袁自卫之意，但无囚太后杀荣禄之旨；当时光绪帝的用意是派康有为南下，调黄遵宪入京，以作为缓冲。“事情之坏，坏在袁世凯一人，他不应张大其辞，以讹传真，陷害了光绪。”周文虽不是研究文章，但对此事包含着梁的新说，也是很有意思的。

七、房德邻先生于1983年发表《戊戌政变史实考辨》，认为政变发生的时间为八月初六日，而政变的原因主要是杨崇伊的密折，袁世凯虽然告密，但此时政变已经发生，且袁世凯与荣禄都有保全光绪帝之心。而慈禧太后得知袁之密告后，于八月初七日下令捉捕谭嗣同；而光绪帝绝无密诏给康有为，其第一道密诏是给杨锐，与康氏无涉。第二道密诏很可能是口诏，是对八月初二日明诏严令康有为出京的抚慰之言。房文的考证相当精细，在当时也是一篇全面之作，惜在《起居注册》上错引版本，且在谭嗣同被捕时间的考证上，证据与分析仍不充分。

八、孔祥吉先生于1983年发表《关于戊戌政变二三事之管见》，引用《卓钦该班档》、《穿戴档》、《知会簿》及台北故宫所藏《起居注》，证明现存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的《起居注册》为“经过缮改后的正式誊抄本”，而政变发生于八月初四日，光绪帝当晚在瀛台被软禁。八月初六日宣布训政，“是一切准备停当之后，走的一个过场而已”。而戊戌政变的导火索是伊藤博文的访华。孔先生还于当年发表《杨深秀考论》，以其发现的《请探查窖藏金银处所鸠工掘发以济练兵急需片》，认为黄彰健先生的光绪帝有可能据此片调袁世凯军入京的推论并不正确。

九、杨天石先生于1985年发表《康有为谋围颐和园捕杀西太后确证》，引用其发现的毕永年《诡谋直记》，认定康有为有以袁世凯军入都围颐和园之谋，并让毕永年率百人奉诏执西太后而废之。次年杨先生发表《康有为戊戌密谋补证》，引梁启超致康有为信，再次认为康有围园捕后之谋，并称康、梁为隐其谋而订攻守同盟。同年发表的《光绪皇帝与康有为的戊戌密谋》，认为八月初五日，光绪帝最后召见袁世凯时，有密谕交给袁世凯，即光绪帝也参与了围园捕后的密谋。

十、汤志钧先生于1985年发表《伊藤博文来华与戊戌政变发生》，认为政变的导火索是伊藤博文访华。同年发表《关于光绪“密诏”诸问题》，对康有为的两道密诏进行考辨，认定系康氏之伪造。次年再发表《关于戊戌政变的一项重要史料——毕永年的〈诡谋直记〉》，将毕永年之说法与冯自由《革命逸史》一则记载相对照，认为毕永年的说法相当可靠。

十一、林克光先生于1987年发表《戊戌政变史事考实》、《戊戌政变时间新证》，根据《上谕档》八月初三日军机处奏片中“签拟办法，恭呈慈览，俟发下后再行办理”等语，认为八月初三日光绪帝已失去单独处理政务之权，即政变发生于八月初三日。林先生认为，政变的起因非为袁世凯告密；谭嗣同等人的被捕于八月初九日；六君子不审而杀是害怕外国的干涉。林先生的论文提出了重要的证据，然在当时及此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未引起足够的注意。1990年林先生出版《革新派巨人康有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再次阐述了这一论点。

十二、房德邻先生于1988年发表《光绪帝与“戊戌密谋”无关》，对杨天石先生提出的光绪帝了解并参与了“戊戌密谋”的论点提出相反意见，认为谭嗣同在见袁之后，不可能见到光绪帝，而光绪帝在初四日已受监视，也不可能有初五日交给袁世凯的密谕。

十三、赵立人先生于1990年发表《戊戌密谋史实考》，认为康有为、杨深秀等人早有意发动武装政变，在拉拢袁世凯之前，曾图谋于聂士成、董福祥。“天津废立”完全是康等人的自说自话。

十四、王树卿先生于1990年出版的著作《清代宫廷史》中，称慈禧太后于八月初四日由颐和园回到西苑，目的为八月初五日“祀蚕神”，初六日一早慈禧太后按计划回颐和园。回到颐和园后，接到荣禄自天津打来的密电，“轻轿快班”返回西苑，当日“在便殿办事”，次日（初七日）在勤政殿行礼。王先生的说法自有其新材料，然当时未有人对其材料进行验证。

十五、骆宝善先生于1994年发表《袁世凯自首真相辨析》，认为戊戌政变由杨崇伊密折所致，而袁世凯若要向荣禄告密，最早为八月初五日晚22时，距初六日早朝不过七八个小时，根据当时的通讯条件和交通条件，根本来不及。他认为袁世凯的《戊戌日记》基本属实。赵立人先生于1996年发表《袁世凯与戊戌政变关系辨析》，表示其反对意见，认为袁世凯的《戊戌日记》并不可靠，袁世凯告密而导致政变，在时间上和手段上都有客观可能性。骆宝善先生再于1999年发表《再论戊戌政变不起于袁世凯告密》，认为戊戌政变从八月初三日杨崇伊密折开始，到初六日再次训政，“有一个过程”；袁世凯告密在初五日夜，当时无论火车、电报皆难以在初六日晨早朝时将消息送至慈禧太后处；袁世凯告密虽属事后的消息，但对政治局势的发展仍有作用。

十六、杨天石先生于1998年发表《袁世凯〈戊戌纪略〉的真实性及其相关问题》，将袁氏的《戊戌纪略》与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相比较，认为袁氏的记录主要情节可靠，梁氏有意隐瞒。在该文的附注中，杨先生放弃了他1986年论文所言初五日光绪帝有密诏给袁世凯的论点。

十七、马忠文先生于1999年发表《戊戌“军机四卿”被捕时间新证》，以魏允恭致汪康年密信、郑孝胥日记为据，证明谭嗣同等人于八月初八日被捕，林旭于初九日被捕。

十八、戴逸先生于1999年发表论文《戊戌年袁世凯告密真相及袁和维新派的关系》，认为袁世凯在戊戌变法期一度倾向维新派，并通过徐世昌保持与维新派的联系，与闻并支持他们的密谋。八月初六日晚，听到杨崇伊带来政变的消息后，为保全自己，才将密谋和盘托出，致使事件扩大化。戴先生认为，袁世凯不是主动告密而是迫于形势。

十九、房德邻先生于2000年发表《戊戌政变之真相》，认为“政变经历了一个过程”，其中第一个步骤就是八月初三日光绪与慈禧太后的奏折权力的变化，其次是慈禧太后初四日突然从颐和园回宫，再次是初六日的训政谕旨，而袁世凯告密消息到京后，光绪帝的处境一度非常危险，至荣禄到京后，光绪帝的处境才有所改变。在此论文中，房先生全面叙述了政变的全过程，并对其1983年论文中一些观点进行修正。房先生于2001年再发表《维新派“围园”密谋考——兼谈〈诡谋直记〉的史料价值》，认为毕永年的《诡谋直记》中有漏洞，“不可径直作为信史”。

二十、蔡乐苏先生在2001年出版的著作《戊戌变法史述论稿》中认为，戊戌政变的近因，当从七月二十日光绪帝任命军机四章京，逐李鸿章、敬信出总理衙门算起，袁世凯、伊藤博文先后来京，加速了政变的进程。八月初四日，慈禧太后回宫后，光绪帝即失去了自由。蔡先生的著作基本点是综合前说，以取舍表明态度。他对林克光先生的论文没有直接引述，而较多引用孔祥吉先生1983年论文的材料与观点。

二十一、郭卫东先生2002年发表了《再论戊戌政变中袁世凯的“告密”问题》，认为袁世凯的告密地点在北京，时间是八月初四日，慈禧太后从颐和园回西苑发动政变是由告密所引起。他认为袁世凯在与谭嗣同会见后，去了海淀的寓所，其告密对象很可能是庆亲王奕劻。郭文的特点是提出疑问，长于分析，但在材料上未有进展。

以上对学术史的回顾，由于篇幅关系，对各论文的观点无法进行更为全面的引述，且以上的引述也是我主观的认知，有可能因我个人的看法而有一个暗暗的指向，削去了我认为不重要的枝蔓，一些重要的论点因而被忽略。对此我将在以下的论述中再做详细的征引和评论。此外，我对学术史的回顾也可能有疏漏，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也可能没有看到。

在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中，我还没有看见有哪一个题目吸引了这么多的重要学者，对此进行如此长时间的研究，产生出这么多的研究成果。在以上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研究史中，材料在不断被发现，意见也趋向同一，但分歧仍有存在。

1998年戊戌政变一百周年时，我因对戊戌政变此一事件有惑，且对当时的研究各说也不敢贸然认同，由此决心重新阅读有关档案，并以此检视先前各说，得出自己的结论来。我也知道，这一做法并不讨巧，也许一头扎下去仍是一无所获。而当时《近代史研究》、《历史研究》两个编辑部关于注重学术史的讨论，即在研究论文中突出地说明该论文与先前研究的继承关系，对我的工作也是一个很大的支持。查阅档案的工作，我因各类事务而断断续续地进行着。我也与一些师友交换过看法，其中2000年10月，我与房德邻先生在香港大学历史系工作室的简短交谈，对我有所帮助。多年的档案工作（也伴随着该项研究的进展），使我自以为有了一点发言权，可以对先前研究各说评头品足一番，并根据所见的档案材料，作出自己的认知、补证与修正。于是，特将自己的看法报告于下。

需要说明的是，以下的认知、补证、修正，对先前研究各说有所评论和批评，但只是从学术角度出发。同时，我还以为，这种直言的方式正能最恰当地表示我对各位研究先进出于内心的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