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述缘起

这本小书，原是一篇题作《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与司马光的重构》的文章，而撰写这篇论文，缘于在北京大学给研究生讲授目录学课程。

一般来说，针对中国古代文史专业的目录学课，主要是介绍各类要籍的特点和史料价值，而对大多数人和大多数问题的研究来说，其史料价值，首先体现在史事记述的丰富性和准确性上。在准备编年体史书的讲义时，最为着重讲述的史籍是《资治通鉴》（《春秋》和《左传》是放到经部里面讲）。我想尽可能清楚一些，向学生介绍《通鉴》各不同时期内容史料价值的差别。

当年读研究生时，业师黄永年先生明确教示，《通鉴》之秦汉及其以前部分，绝不能用作一般意义的史料；了解相关史事，更不宜先于《史记》《汉书》而阅读《通鉴》。这是因为其纪事内容，完全依据《史记》《汉书》等著述编录改写，并没有我们今天看不到的可信史料作依据。

但在备课时查阅其他一些史料学著述，却都没有见到像这样明确的说明。特别是田余庆先生《论轮台诏》这篇文章，主要是依据《资治通鉴》的记载立论。这种做法，与黄永年先生上述看法直接抵触，而在中国历史学界很大范围之内却具有强烈影响。田余庆先生的结论被编入多种中国通史的教科书，这篇文章也被一些学者誉为经典之作。

在这种情况下，若不剖析判明田先生这篇文章的合理性，就难以清楚阐释《通鉴》的史料价值。为此，我前后花费五年多时间，写成了这篇文稿，试图揭示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时为达到其政治目的而径随己意构建历史的情况。通过这一研究，就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学生，至少就《通鉴》的西汉部分而言，是不具备一般意义上的史料价值的，田余庆先生利用《通鉴》相关记载来认知西汉史事，在研究方法上，值得商榷。

文章写成后，几经辗转，前后经历过多家刊物，迁延一年多时间，也没有能够发表。绝望中曾想自费印个小册子，送给朋友看看就算了；或是将来有机会出文集时，直接收到里面。后来《清华大学学报》主编仲伟民先生偶然听说此稿，马上索去，并以最快的速度一字不删不改地全文刊出了这篇长达7万多字的文章。

文章发表后，引起学术界一些人的关注。标新立异，这也很自然。不过让我没有想到的是，三联书店的编辑朋友读到拙文后，表示愿意作为一部小书把它单独出版，于是就有了现在这部小书。仲伟民和三联编辑的热心，都令我十分感动，在此表示由衷的感激。

除了较原稿略有增改外，为适应单独出书的需要，还重新改定了书名。希望这个书名，能够更加凸显司马光随心所欲构建史事这一主题。

由于拙文刊出后，得到的一些回应，似乎都没有很好地理解我论述的思路，在这里，对本书的结构再稍加说明。

1．前四章论述司马光对汉武帝晚年政治形象的塑造，指出其所依据的史料《汉武故事》等存在严重问题，不足凭信。这一点，对受过相应史料学训练的人来说，是很容易理解的事情，但对另外一些人来说，却会有不同的想法。对此，我无法再做更多的解释和说明。唯一想提请读者注意的是，我论证汉武帝晚年并没有司马光所期望的政治路线转变，并非仅仅是由于《汉武故事》不可信据，更重要的依据是，《汉书》和《盐铁论》等基本史籍的记载，与此都存在严重冲突。

2．第五章《刘宋时期另一场“巫蛊之变”与王俭塑造的戾太子形象》，是在前四章已经论定司马光系依据《汉武故事》来人为地构建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同时又采信余嘉锡先生的看法，把《汉武故事》的作者定为南朝刘宋时期的王俭这一前提下，分析王俭在《汉武故事》中构建汉武帝与戾太子之间两条路线斗争之事的社会背景。这是司马光大构建中套着的一个小构建。我想以此来展示这一历史构建的复杂性，而不是用它来证明《通鉴》相关记载的不可信性。像这样一个多重组合的历史构建，在历史构建问题的研究中，典型性很强，而在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事记载当中，又很不容易遇到，所以，在这里花费很多篇幅，做了比较具体的解析。至于我的推测是否能够取信于所有读者，那是另一个问题，或者也可以说是信不信由你的事情。

3．第六章是回到西汉，探寻这一复杂历史构建的实在原型，而不是用它来论证司马光是否构建过汉武帝晚年的政治形象。这一点也不是用实证的方法所能够获取读者认可的，信与不信，还是由你。

在我动手撰写这篇文稿的时候，田余庆先生已经身患重病。征求北大一些师友的意见，均告已不宜向先生当面请教相关问题。文章发表不久，先生即不幸去世，因而始终没有机会听取田先生的意见。这是我研究这一问题最大的遗憾。今特在篇末附上我的追忆文章，以表达对田余庆先生的敬意。

2015年3月11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