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曾国藩的家世

近代人讨论曾国藩的生平事业，以为替清卖气力，扑灭太平天国，这种人是不足齿的。

曾国藩出生的时代，当西历十九世纪的初叶，欧美虽已开始了民族主义和民主政治的思想，但中国一向是闭关自守，除掉几千年传下来的忠君孝悌，绝没有其它具体的政治思想的存在。洪秀全的革命运动，究竟免不掉当时一般士大夫的侧目。所以我们倘以二十世纪现代的目光，去平衡十九世纪初叶曾氏的政治思想，是缺乏评判的根据的。

曾国藩的家世，我们可以拿一句话去包括它，叫做“耕读传家”。耕读二字本是中国历来士大夫的职业，耕则退可以自守，读则进可以干禄。在清时代，不独湖南湘乡曾氏一家为然，那时凡称得上“士”的，大都如此，观了下面这一节曾国藩祖父玉屏的自述，便可以知道曾氏的家世怎样：

……余年三十五，始讲求农事，居枕高嵋山下，垄峻如梯，田小如瓦。吾凿石决壤，开十余畛而通为一，然后耕夫易于从事。吾听宵行水，听虫鸟鸣声，以知节候，观露上禾巅以为乐。种蔬半畦，晨而耘，吾任之，夕而粪，佣保任之。入而饮豕，出而养鱼，彼此杂职之。凡菜茹手植而手撷者，其味弥甘；凡物亲历艰苦而得者，食之弥安也。吾宗自元、明居衡阳之庙山，久无祠宇，吾谋之宗族诸老，建立祠堂，岁以十月致祭。自国初迁居湘乡，至吾曾祖元吉公，基业始宏，吾又谋之宗族，别立祀典，岁以三月致祭。世人礼神徼福，求诸幽遐，吾以为神之陟降，莫亲于祖考，故独隆于生我一本之祀，而他祀姑阙焉。后世虽贫，礼不可堕；子孙虽愚，家祭不可简也。吾早岁失学，壮而引为深耻，既令子孙出就名师，又好宾接文士，候望音尘，常愿通材宿孺，接迹吾门，此心乃快。其次老成端士，敬礼不怠。其下泛应群伦。至于巫医僧徒堪舆星命之流，吾屏斥之惟恐不远。旧姻穷乏，遇之惟恐不隆。识者观一门宾客之雅正疏数，而卜家之兴败，理无爽者。乡党戚好，吉则贺，丧则吊，有疾则问，人道之常也，吾必践焉，必躬焉。财不足以及物，吾以力助焉。邻里讼争，吾常居间以解两家之纷；其尤无状者，厉辞诘责，势若霆摧，而理如的破，悍夫往往神沮。或具樽酒通殷勤，一笑撤去。君子居下则排一方之难，在上则息万物之嚣，其道一耳。津梁道途废坏不治者，孤嫠衰疾无告者，量吾力之所能，随时图之，不无卜补，若必待富而后谋，则天下终无成之事矣。（《曾文正公大事记》卷一）

曾国藩写“有子有孙有田园”

这篇文字虽未必没有夸张的成分，但从上面看来，像立祠堂，隆祭祀，敬宿儒，屏斥医卜星相，救济穷乏，优待乡党，调解讼争，这许多事情都是稍有名望的耕读人家所优为的，并无多大的夸张。

曾氏虽“自明以来，世业农，积善孝友，而不显于世”，但是他家虽不曾做大官，却无疑是一个乡间缙绅。上面的一篇自述，不啻为“耕读”二字写照。曾国藩从小生长在这种家庭里，眼目所接触的，是尊辈勤俭素朴的生活，耳朵所听到的，是礼义廉耻一类的训诲，书上所读的，是忠君爱国的思想。以这样的家世，这样的环境，终于造成了曾氏这样的人物。

曾国藩的一生事业，是和他的家世息息相关的。从大处说，他所领导的湘勇和太平军的战争，无异于一幕宗教战争。因为太平军信奉的是类似天主教的一种宗教，这在儒家看来是违反孔、孟之道的所谓“异端”，曾国藩的家世是世代宗儒，言必孔、孟，对于太平天国那种“异端”，无疑是要深恶而痛绝之了。从小处说，曾国藩的一生，没有一时忘记他祖先的遗训，在他的日记里和书信里，都可以看出来。他信奉祖父的遗训，黎明即起，克勤克俭，周恤贫穷，疏医远巫，甚至把祖父的家规，编成八字句：“书、蔬、猪、鱼、考、宝、早、扫，常说常行，八者都好；地、命、医、理、僧、巫、祈、祷，留客久住，六者俱恼。”直到后来官封一等侯爵，做了两江直隶等总督，对于勤俭家训，还不敢私毫逾闲。曾国藩一生私德的伟大实在是他的家世有以促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