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节 第一次交战失利

曾国藩在衡州整治水陆各军，训练成功，便决意东出。那时江忠源战死庐州，吴文锫战死黄州，武昌形势已在太平军包围之中。咸丰四年（1854年）正月，曾国藩从衡州出发，集军湘潭。有新旧战舰二百四十艘，坐船二百三十艘，水师十营，其中由衡州募的有六营，由成名标、诸殿元、杨载福、彭玉麟、邹汉章、龙献琛统领；从湘潭募来的有四营，由褚汝航、夏銮、胡嘉垣、胡作霖等统领，而以褚汝航为总统。另外有陆师十三营，由塔齐布、周凤山、储玫躬、林源恩、邹世琦、邹寿璋、杨名声、曾国葆统领，而以塔齐布为先锋。水陆军一万七千夹湘江而下，军容极盛。曾国藩深知出师之初，非标立场，不足以使军民拥护。又知道太平天国，最易引起民间的同情；但他们最大的弱点，在于违背中国固有的习俗，绝灭中国固有的礼教，非把他们这种弱点揭破，不足以激起一般书生和农民的义愤，使大家因信仰不同而和太平天国为敌。因此他写就了篇《讨粤匪檄》，大意说：

逆贼洪秀全、杨秀清称乱以来，……．妇女而不肯解脚者，则立斩其足以示众妇。……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自其伪君伪相，下逮兵卒贱役，皆以兄弟称之。谓惟天可称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农不能自耕以纳赋，而谓田皆天王之田；商不能自贾以取息，而谓货皆天王之货；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然，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关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李自成至曲阜，不犯圣庙；张献忠至梓潼，亦祭文昌。粤匪焚郴州之学官，毁宣圣之木主。十哲两庑，狼藉满地。嗣是所过郡县，先毁庙宇，即忠臣义士，如关帝岳王之凛凛；亦皆污其宫室，残其身首，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坛，无庙不焚，无像不灭。......

（《曾国藩诗文集》）

二月间，太平军攻破岳州。曾国藩到了长沙，预备进援武昌，听到太平将石祥贞等已连破岳州、湘阴，进占宁乡，便派诸军分道迎敌。储玫躬等在宁乡小胜，靖港、新康的太平军也失利，而褚汝航等水师向湘阴猛进。

贵州候补道胡林翼，这时应吴文锫的调遣，带练勇六百名，从贵州到湖北去，在路中听到吴文铬已战死，太平军大至，被阻不能前进。曾国藩晓得胡林翼可用，便调他同湖南，并且向清廷奏称“林翼之才，胜臣十倍，将来可倚以办贼”。

太平军因为寡不敌众，抛弃岳州。曾国藩便进驻岳州，肃清余敌。三月间带领着水陆师北进，水师刚出洞庭湖，遇着大风，战船漂沉掉几十艘，溺毙勇夫多名，陆军前进，被太平军邀击大败，溃退岳州。太平军乘胜追击，曾国葆、邹寿璋、杨名声等营，都溃退人城。太平军便围攻岳州。曾国藩只得一面派水师登岸抵挡一阵，一面拔出城中军民，退回长沙。

太平军得了这个机会，便乘胜沿湘江而上，驻军靖港。一而又派军队出间道，袭取湘潭，据长沙上游。四月初，曾国藩亲督水师，进击靖港，适逢西南风发，水流很急，战船不能停泊，为太平军所邀击，兵勇溃散，战船被焚，或为太平军夺去。曾国藩自从创设水师，竭力经营，初失利于岳州，后来又挫败于靖港，愤急之余，两次投水自杀，都为左右救起，得以不死。幸亏塔齐布从崇阳回援湘潭，出太平军不意，连日激战，太平军因而失利。曾国藩听说陆军获胜，急派水军助战，四月初九便把湘潭攻下，这是太平军出师后的第一次大败。

曾国藩这时的处境，很是痛苦。因为他费了很多财力，却不能立见成绩。当他在岳州退败，同驻长沙时，驻营南门外高峰寺，因为湘勇屡次溃退，为一般人所不满，官绅之中，也有讥笔甚至提出弹劾的。曾国藩气愤之下，屡次要想自杀，薛福成曾叙述那时的情形如下：

初次出师，援岳州，援长沙，皆不利。世俗不察，交口讥议，甚者加意侵侮。当是时，势力既不行于州县，号令更难信于绅民；盖不特筹防，事事掣肘已也。

（《庸盒文集》）

曾国藩同到长沙之后，重整水陆各军，在衡州、湘潭设两厂，继续造船；已溃各军，不复收集，另募新勇，严加训练。岳州和靖港的两次败创，在当时曾国藩的声誉上固然大见减损，但使曾国藩获得很多教训。第，这一次的战败，使曾国藩得到许多作战的实际经验；第二，使曾国藩知道“兵贵精而不贵多”，兵多反足为打仗之累，所以他后来便在“减兵省食”上策划。湘军的早起早食，严厉营规，也都在这次战败后确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