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序

经济基础发展到一定程度，人们对博物学的需求自然会增强。现在世界上经济发达的国家中，博物学无一例外均很流行，博物类图书品种多样、定价不高（印数大，成本就降下来了）。中国也正在向小康社会迈进，理论上博物学和博物类图书也会有不俗的表现。但博物学在中国的“复兴”不会自动到来，需要大家做细致的工作。多策划出版与博物相关的著作，是延续历史、引导公众博物实践的好办法。一阶博物需要与二阶博物配合起来，后者需要学者做出贡献，从理论、历史、文化甚至社会组织的角度阐发博物学文化，从而更好地引导一阶博物实践。打个比方，简单地讲，一阶工作相当于场下踢球，二阶工作相当于场外评球和教练指导。

译名与辨义

博物学属最古老的学问，世界各地都有，它包含大量本土知识及未编码的知识。前面用到“复兴”两字，也是暗示中国古代并不缺少博物的实践和文本。相反，我理解的中国国学应当包含大量的博物内容。中国古代的学问，绝大部分属于博物的范畴。这有不好的、无用的一面，也有好的、有用的一面。长期以来学者更多地看到了其不好的、无用的一面。

现在讨论国外的博物学，少不了要考虑名词的对照。对应于“博物学”的英文是natural history，它来自一个拉丁语词组，又可追溯到一个古希腊语词组。其中history依然与古希腊时的古老用法一样，是描述、探究的意思，没有“历史”的含义。亚里士多德的《动物志》（Historia Animalium），其大弟子特奥弗拉斯特（Theophrastus）的《植物研究》（Historia Plantarum）均如此。直到今天，英语单词history也仍然保留了“探究”的意项，也就是说不能见了这个词就顺手译成“历史”。

在培根（Francis Bacon, 1561-1626）的年代，情况更如此，比如培根用过这样的短语natural and experimental history，意思是自然状况下的探究（即博物层面的研究）和实验探究（大致对应于后来的控制实验研究）。在这两类探究的基础上，培根设想的natural philosophy才能建立起来。而natural philosophy大致相当于他心目中真正的学问或者科学，严格讲也不能字面译成“自然哲学”。在培根的《新工具》中natural history共出现19次，natural and experimental history共3次，natural philosophy共23次，natural philosopher共1次，natural magic共5次，science共102次。如今个别人把natural history翻译成“自然史”，不能算错，但有问题。一是没有遵照约定俗成的原则，在民国时期这个词组就被普遍译作博物学了。二是涉及上面提到的问题，即其中history并不是“历史”的意思。北京自然博物馆（Beijing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不能叫作北京自然史博物馆；上海自然博物馆（Shanghai Natural History Museum）不能叫作上海自然史博物馆；伦敦自然博物馆（Natural History Museum, London）不能译作伦敦自然史博物馆，但可以译作伦敦自然探究博物馆，只是啰嗦了点。

当然，并非只有中国人对这个词组有望文生义的问题。斯密特里（David J.Schmidly）在《哺乳动物学》杂志上撰文指出：“人们接触natural history的定义时，马上就碰到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natural history中的history与我们通常设想的或日常使用的与‘过去’相联的这个词，很少或者根本不搭界。当初用这个词时，history意味着‘描写’（即系统的描述）。以此观点看，natural history是对大自然的一种描写，而naturalist则是那些探究大自然的人。这恰好是历史上人们对博物学的理解，本质上它是一种描述性的、解说性的科学。”（Journal of Mammalogy, 2005, 86（03）: 449-456）

此外，又有国人指出，博物学是日本人的译法，所以最好不用。日本人的确这样翻译，但这并不构成拒斥它的重要理由。现代汉语从日本人的西文译名中借鉴了大量词语，如伦理、科学、社会、计划、经济、条件、投机、投影、营养、保险、饱和、歌剧、登记等，其中许多甚至是今日中文媒体上的高频词。谁有本事，不用“科学”和“社会”这样的词，我就同意放弃“博物学”这样的词！

说到底，翻译常常是从本地文化中寻找意思相近的词语略加变化来指代外来词语。中外名词对照是约定的，只有相对意义，翻译是近似“可通约的”。我并非主张natural history只能硬译成博物学，根据上下文也可以译作博物志、自然志、自然探索、自然研究等，甚至译成“自然史”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只要明白其中的道理即可。

动机与策略

我关注博物学有科学哲学的考虑（涉及改进波普尔的“客观知识”科学观、博物致知、波兰尼意义上的个人知识等）、现象学的考虑（涉及胡塞尔生活世界现象学与梅洛-庞蒂身体现象学）、科学史编史学的考虑（涉及博物学纲史纲领），也有生态文明建设（涉及人类个体与大自然的对话、伦理上和认知上认同共生理念等）的考虑。别人关注博物学，可能有其他的考虑。博物学具有相当的多样性，人们对博物学的看法也千差万别。这都很正常，不妨碍反而有利于当下博物学的复兴。

博物学与科学显然有交集。历史上大量例子可以印证这一点。但是，博物学与科学的指称、含义、范围，从来不是固定的。不同研究者，依据不同的理念、编史纲领，可以有不同的界定和划分方案。有人认为博物学只是科学的初级阶段；发展到后来，博物学成为科学的一部分，当然是不很重要的一部分。我无意完全否定这些想法、方案，但我不愿意用这套思路看问题。

在我看来，博物学与科学的确有密切关系，但从来没有完全重合过，过去、现在如此，将来也不可能。博物学也不是科学的真子集，实际上不是、理论上也不是。人们可能喜欢把一些博物的内容算在科学的大旗下，这不过是科技强势后人们的一种本能习惯。这与把科学视为博物名号下的活动一样，有缺陷、令人难以接受。就当下的形势而论，博物学与科学相比，显然前者无用、弱小、肤浅，我更愿意把博物学大致定位在“科学边缘的一堆东西”。用词不雅，并不意味着我不看重它，相反我认为它非常重要、想做各种努力复兴它。博物学处于边缘，那是因为科技与现代性为伍、相互建构，边缘不可能与主流争宠。如果博物学在今天已经是主流，我犯不着再积极为之呐喊。还有人喜欢把博物算作“科普”的一种形式，我更是不以为然。两者的动机、目标差别较大。但我不反对从博物的眼光改进疲惫的科普，甚至认为主流博物类科学应当优先传播（因为它们与百姓日常生活关系密切）。科普在当下政治上正确，在年轻人看来却可能与时尚无缘。而博物却越来越可能成为一种时尚！这种大格局不是某些人能够完全改变的，当然在细节上可以做点花样，稍稍改变一下速度。

我主张博物学与科学适当切割。这一主张曾在一些场合报告过，有反对者也有支持者。反对者认定我拒斥科学、与科学对着干，其实是误解了我的动机。我讲得非常清楚，博物学的发展必须广泛吸收自然科学的成果，对新技术也要多加利用，比如因特网和无人机。但是，运用科技成果，并不意味着要成为科技的一部分，不意味着要受人辖制。比如，文学、美术也要用到科技，但它们没必要成为科学门类下的东西。博物学涉及的自然知识相对多些，但也没必要成为人家的仆役、偏房。博物学要运用科技，同时也要批判科技！这不矛盾吗？的确有矛盾，但是这样做是合理的、必须地！

适当切割的好处是，切割可以保护弱者。阿米什人如果不采取与“外界”适当分离的策略，他们独特的文化早就灭亡了。博物学与科技关系更密切些，如果不适当强调自己的独特性，就会被同化、取代或是消灭。就获取知识而言，科技被认为最有效、最有组织性，依据向下兼容的推测，博物学就没有独立存在的必要了。而我们的看法并非如此。博物学中相当多的部分不可能划归为科技，一方面是科技不喜欢它们，另一方面博物学家也可能不愿意凑热闹、与狼共舞。哪些部分不能划归？太多了，无法一一列举。博物学很在乎的一些主观性较强、情感上的东西，而它们不大可能被科技认可。博物学非标准化的致知方式（ways of knowing）也与科学方法论相去甚远。博物学的动机、目标与当代科技差别很大。

切割也能降低准入门槛。在现代社会，科技是一类特殊的职业，从业者需要接受专业训练，通常要有博士学位。而博物学不可能也不需要这样。郊游、垂钓、种菜、逛集市、观鸟、看花、记录花开花落、“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等都是博物学活动，人们非常在乎其中的情感与体验。一般不能说这些是科学活动。大致说来博物学家可分为职业和非职业两大类。前者更专业些，靠博物类工作吃饭，后者则不是这样。前者与科学家身份较接近，甚至就可能是科学家，也有不是的（比如从事自然教育的专业人士）；后者大部分是普通百姓。普通百姓从事博物学，不一定就不专业，也可以非常专业，甚至比职业科学家还专业。普通人可能舍得花时间，仔细琢磨自己喜欢的东西，而且心态平和，不必总想着弄经费、用洋文发论文。

适当切割后，博物学成为普通公众了解世界的一个窗口，强调这一点非常重要。人们不能把赌注都压在某一绩优股上。这样讲并不是说普通公众可以不理科技了，只相信自己那一点可怜的东西。不是这样。而是在兼听各种声音（包括科技）的基础上，公民修炼博物学自己可以有感受、理解大自然和社会的另类（也可以说是特别的）进路。公民在综合了这些信息后有可能对事态、事件作出一个行为主体（agent）的独立判断，而不是事事、处处只听权威的。

降低门槛后，博物学将成为普通公民的一种重要的娱乐方式、认知方式、生活方式、存在方式。笛卡儿说“我思故我在”。仿此，可以讲“博物自在”：通过日常博物，“我”知道自己存在，“我”设法“好在”。

最近国内许多出版社开始对博物题材感兴趣，这是好事。但也不宜一窝蜂上马，一定要讲究速度和节奏。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何龙社长跟我谈起出版博物学图书之事，我曾建议先从英国柯林斯出版公司的“新博物学家文库”（The New Naturalist Library也称The New Naturalists）选择一部分引进，这是一种简便的方法。毕竟人家坚持了半个多世纪才出版了一百来部精品博物学图书，原作的质量是有保障的。当年许多读者如今已经成为世界上知名的科学家，这套图书影响的自然爱好者不可胜数。条件成熟时，中国的出版社一定要推出国内原创的、中国本土博物学著作。

刘华杰

2015年11月10日于北京大学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