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作家只有当他确信自己的良心同他人的良心一致的时候，才会充分感到欢乐。
萨尔蒂科夫-谢德林
我住在里加海滨沙丘上的一幢小屋里。整个海滨都被白雪淹没了。积雪不断从参天的松树上一长缕一长缕地坠落下来，散为雪尘。
积雪坠落下来，有时是因为吹过一阵风，有时是因为松鼠在枝头跳来跳去。每当万籁俱寂的时候，可以听到松鼠毕毕剥剥咬开松球的声音。
小屋就在大海边上。但要看到大海，还得出栅栏的小门，顺着一条在雪地上踏出的小径走上一小段路，途中还要绕过一幢门窗都已钉死了的别墅。
别墅的窗户打从夏末起就已拉上了窗幔。那一条条窗幔随风微微地拂动着。想必是风穿过肉眼看不见的罅隙吹进了这幢空屋的缘故，但是从远处看去，总觉得好像有个什么人正在掀起窗幔，小心翼翼地窥视着你的行踪。
海水没有结冰。漫漫的白雪覆盖了海岸，直达水边。积雪上可以看到兔子的脚印。
每当海上涌起波浪的时候，听到的不是拍岸的涛声，而是冰层的坼裂声和积雪沉陷的窸窣声。
冬日的波罗的海是荒凉的、阴郁的。
拉脱维亚人称波罗的海为“琥珀之海”。也许不仅仅是因为波罗的海盛产琥珀，而且还因为海水隐隐地泛出黄澄澄的琥珀色。
地平线上终日堆满层层叠叠的浓重的阴霾，遮蔽了低低的海岸的轮廓。只有在大海上空，阴霾中有些地方垂下好些毛茸茸的白练——那里正在下雪。
这一年，鸿雁北归得过于早了，不时落到海面上鸣叫。焦灼的鸣声在海岸上远远地传开去，但是没有引起一声应和，因为冬天海滨的树林里是几乎没有鸟的。
在我住的那幢小屋里，白天过的是我久已熟稔的生活。木柴在彩色瓷砖的壁炉里毕毕剥剥地燃烧，打字机发出低沉的嗒嗒声，沉默寡言的女服务员莉莉娅坐在舒适的门厅里编织花边。一切都那么平常，那么自然。
可是一到晚上，无边的黑暗便团团围住了小屋，松林仿佛移到了屋子的紧跟前。当你离开灯光明亮的门厅，走到屋外，孑然一身面对着寒冬、大海和黑夜的时候，一种强烈的孤独感便会油然而生。
大海伸展到千百里外的黑沉沉的远方。海上看不到一星灯火，也听不到一息涛声。
小屋像是世间最后一座灯塔，孑立在雾茫茫的深渊边上。大地到此就猝然断裂了。可是小屋里却仍然若无其事地亮着灯光，收音机播送着乐曲，柔软的地毯使人走起路来连声音都没有，桌上摊开着书本和手稿，这种恬静的氛围不能不使人感到惊讶。
由此往西，隔着浓重的阴霾，在文茨皮尔斯那边，有一座小小的渔村。这是个普通的小渔村，矮矮的房子，袅袅的炊烟，一张张渔网张在风中等待晾干，一艘艘黑乎乎的小汽艇被拉到了沙滩上，一条条易于受骗的毛茸茸的狗在各处窜来窜去。
几百年来，一代又一代拉脱维亚渔民居住在这个村子里。有多少目光羞涩、嗓音清脆、淡色头发的少女变成了皮肤粗糙的、矮墩墩的老妇人，终日裹着厚实的围巾。又有多少两颊红润、戴着漂亮鸭舌帽的小伙子变成了满脸刚须的老头儿，睁着一双双与世无争的眼睛。
可渔夫还是和几百年前一样，出海去捕捞鲱鱼。而且和几百年前一样，并非所有的渔夫都能生还。尤其秋天，当风暴在波罗的海中卷起狂澜，寒冷的浪花像开了锅一般沸腾的时候，更是如此了。
然而尽管发生过不知多少次海难，尽管曾不知多少次摘下帽子以悼念葬身鱼腹的伙伴，渔民们却仍然继续他们的事业——那充满了风险的、繁重的、由祖辈和父辈传下来的事业。人不应当向大海低头。
在村旁的海中兀立着一座高大的花岗石岩礁。很久很久以前，渔夫们在岩壁上刻下了一行铭文：“悼念所有死于海上和将要死于海上的人。”这行铭文远远就能望见。
我知道这行铭文后，觉得它跟一切墓志铭一样，不免有些忧伤。但是把这件事讲给我听的那位拉脱维亚作家，却不同意我的看法，他说：
“恰恰相反。这是一行极有英雄气概的铭文。它说明人是永远不会屈服的，不管风险有多大，也要继续自己的事业。我倒想把这行铭文作为卷首语，题在每一本描写人类的劳动和不屈不挠的精神的书本上去。对我来说，这行铭文可以读作：‘悼念所有曾经征服和将要征服这个大海的人。'”
我同意他的说法，并且认为这行卷首语也适用于叙述作家劳动的书。
作家一分钟也不应屈服于苦难，不应在障碍面前退却。无论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作家都必须不间断他们的事业，这事业是先辈们传给他们，同时代人托付给他们的。萨尔蒂科夫-谢德林说得好，要是文学沉寂了，即使只沉寂一分钟，其后果的严重不下于人民的死亡。
作家的写作不是一种墨守成规的手艺，也不是一种行当。作家的写作是一种使命。我们查考一下某些字眼，研究一下这些字眼的发音，就会发现它们最初的含意。譬如“使命”这个字在俄语中源出于“召唤”。
任何时候都不会召唤人们去做一个墨守成规的匠人。只会召唤人们去履行天职，完成艰巨的任务。
是什么促使作家去从事他那种虽然有时令他痛苦，但却是美好的劳动的呢？
首先是他自己心灵的召唤。良心的声音和对未来的信念不允许一个真正的作家像一朵不结实的花那样在世上度过一生，而不把充满他内心的巨大、丰富的思想和感情，慷慨地、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人们。
一个作家若不能使人们的视力增添哪怕些许的敏锐，就不能算是一个作家。
但一个人之所以成为作家，并不仅仅由于心灵的召唤。我们大都是在青年时代能听到心灵的声音。那时我们的感情世界生气蓬勃，还没有什么摧残过这个感情世界，没有将它肢解成碎片。
而到了成年时代，除了自己心灵的召唤声外，我们还能清晰地听到另一种强有力的召唤，那就是自己时代的召唤，自己人民的召唤，人类的召唤。
使命感和内在的动力激励着一个人去经受磨难，创造出奇迹。
可资证明这一点的例子之一是荷兰作家爱德华·德克的命运。他的笔名叫“穆尔塔图里”。这是个拉丁字，意思是“备受苦难的人”。
我之所以会在这里，在这阴郁的波罗的海之滨想起德克，大概是因为他的祖国尼德兰也是位于阴沉沉的北方的大海之滨吧。他曾痛苦而羞愧地谈到他的祖国：“我是尼德兰的儿子，是位于弗里西亚群岛和斯海尔德河之间的那个强盗之国的儿子。”
当然，荷兰并不是文明的强盗之国。强盗终究是少数，代表不了人民。荷兰是热爱劳动的人的国家，是叛逆的“乞丐”和梯尔·欧伦施皮格尔的后裔的国家。直到今天“克拉阿斯的骨灰还在敲击着”千百万荷兰人的心，那骨灰也曾敲击过穆尔塔图里的心。
穆尔塔图里出身于航海世家，曾被任命为爪哇岛的行政官员，履职不久就升任这个岛上一个区的驻扎官。他前途无量，荣誉、褒奖、财富，甚至总督的高位都在等待他，可是……“克拉阿斯的骨灰在敲击着他的心”。因此穆尔塔图里把锦绣前程视同粪土。
他以罕见的勇气和顽强的精神，力图从内部炸毁荷兰政府和大商人对爪哇人的长期奴役。
任何时候他都挺身而出保护爪哇人，不让他们遭到欺凌，他严惩贪官污吏。他公然奚落总督及其近臣，不消说，这些人都是虔诚的基督徒，他便引证基督要爱他人的教义来为自己的行为辩解。他使他们理屈词穷，无从驳倒他。但是他们却可以消灭他。
当爪哇人爆发起义的时候，穆尔塔图里站到起义者一边，因为“克拉阿斯的骨灰在继续敲击着他的心”。他怀着感人肺腑的爱描写爪哇人，描写这些轻信的孩子，同时满腔愤怒地描写他的同胞们。
他揭露了荷兰的将军们想出来的卑劣的作战方法。
爪哇人性好清洁，极端厌恶污秽的东西。荷兰人便在爪哇人的这种性格上打主意。
他们命令士兵在冲锋的时候向爪哇人投掷大粪。爪哇人敢于迎着最猛烈的火力与敌人交锋，可是却受不了这种作战方式，纷纷退却了。
穆尔塔图里被撤职，遣返欧洲。
他一连好几年向荷兰社会力陈应当公正地对待爪哇人。他到处陈述这种看法。他还向大臣们和国王写了不少请愿书。
然而一切都归徒劳。人们不耐烦地勉强听他讲完，没过多久，就宣称他是个危险的怪物，甚至说他是个疯子。他无处可以求职，全家陷于饥饿的境地。
就在这时，穆尔塔图里听从了心灵的声音，换句话说，听从了那久已存在于他心中，然而直到当时还并不清晰的使命感，开始从事写作。他写了一部暴露性的长篇小说《马克斯·哈弗拉尔》，抨击在爪哇的荷兰人。但这仅仅是第一次尝试。他在这部小说中仿佛还在摸索他尚未牢固掌握的文学技巧。
然而他的第二本书《情书》却是以震撼人心的力量写成的。这种力量产生于穆尔塔图里对自己的正义性的狂热信念。
这本书中有些章节就像人们在见到令人发指的不公平现象时抱住自己的脑袋发出的痛苦叫喊；有些章节辛辣而又俏皮，是指桑骂槐的寓言；有些章节像是对所爱的人的温存的抚慰，带有悲伤的幽默色彩；而有些章节则像是在作最后的努力，指望童年时代的天真的信仰得以复活。
“上帝是不存在的，否则他就应当是心地善良的，”穆尔塔图里写道，“要到哪一天才不再榨取穷苦人！”
他离开了荷兰，指望能在异国挣到一小块面包。妻子儿女则留在阿姆斯特丹，他没有钱带他们一起走。
他，这个嘲弄权贵、受尽磨难、为上流社会所不容的人，穷极潦倒地浪迹于欧洲各个城市，不间断地写作，写作。他几乎没有收到过妻子的信，因为她连邮票都买不起。
他想念她，想念子女，尤其想念小儿子，他的小儿子长有一双清如碧波的眼睛。他担心这个小男孩会忘掉怎样向人们信赖地微笑，他恳求大人们不要使他过早地流泪。
穆尔塔图里的书谁也不愿意出版。
但终于还是有人问津了！一家大出版社同意买下他的手稿，条件是从此以后不得再在其他出版社出版这些作品。
已受尽折磨的穆尔塔图里，答应了这个条件。他回到了祖国。他们甚至付给了他一笔为数不太多的钱。而出版社之所以买断他的手稿，无非是为了要解除这个人的武装。这些手稿都出版了，但印数是那样的少，书价又是那样的昂贵，无异于把这些手稿查禁。荷兰商人和政府是非要把这个火药桶弄到手不可的，否则他们就难以放心。
穆尔塔图里终于没有盼到正义就与世长辞了。而他本来还可以写出许多优秀作品，这种作品正如常言所说，不是用墨水，而是用心血写成的。
他尽其所能地作了斗争，最后牺牲了。但是他“征服了海洋”。也许，不久就会在独立的爪哇，在雅加达，给这位大公无私的受难者树立起一座纪念碑。
这就是那位把两项伟大的使命集于一身的人的生平。
在狂热地忠于自己的事业这一点上，穆尔塔图里有一位同道，也是荷兰人，而且还是他的同时代人，这人就是画家文森特·凡·高。
很难找到比凡·高更愿为了艺术而终身受苦的例子了。他曾经梦想在法国创立一个“美术家兄弟会”——在这个类乎公社的团体里，没有任何东西能使画家们放弃绘画。
凡·高一生坎坷，尝尽了艰辛。他在《吃土豆的人们》和《囚徒放风》两幅画作中表达了他在陷入人生苦难的绝境后的感受。他认为画家的事业就是用自己的全部天才竭尽全力地对抗苦难。
画家的事业是——创造欢乐。所以他运用他的最娴熟的手段——色彩来创造欢乐。
他用画布改变了大地的面貌。他仿佛用神奇的水洗涤了大地，大地因此焕然一新，无处不辉耀着明快浓厚的色彩，每一棵老树都变成了雕塑品，每一块种植三叶草的田地都变成了化作无数朴素小花冠的阳光。
色彩的变化是不停顿的，但凡·高为了让我们能够深入领略色彩的美，运用自己的意志，使其停顿了下来。
在此之后，难道还能断言凡·高待人冷漠吗？他把他所拥有的最好的东西——在这辉耀着无奇不有的色彩及其所有最细微的变化的大地上生活的才能，献给了人们。
他贫困、高傲，不会算计。他把最后一块面包同那些无家可归的人分食，他亲身体验了什么叫作社会的不公平。他蔑视廉价的赞扬。
当然，他并非斗士。他的英雄主义表现为狂热地相信劳动的人——农夫和工人、诗人和学者——必定会有美好的未来。他未能成为一名斗士，然而他愿意而且做到了把自己的一份心血——他颂扬大地的绘画，贡奉给未来的宝库。
在大地所拥有的各种各样的美中，凡·高只选择了一种：颜色。大自然那种总是能使色彩对比得无懈可击的特性，色彩所拥有的无穷无尽的中间色，以及土地那种无时无刻不在变化，而又不论在什么季节，不论在什么纬度都同样美丽的色彩，总是使凡·高惊喜不已。
是时候了，该恢复对凡·高，对弗鲁别利、鲍里索夫-穆萨托夫和高更这样一些美术家以及其他许多美术家的公正评价了。
凡是能够丰富社会主义社会的人的内心世界的东西，凡是能够提高其精神生活的东西，都是我们所需要的。这个尽人皆知的真理难道还需要再花笔墨来加以论证吗？
按理说，我们应当成为一切时代、一切国家的艺术的占有者。我们应当把那些仅仅因为美的存在不依他们的意志为转移便对美切齿痛恨的伪道学者，逐出我们的国家。
请原谅我越出文学的范畴谈了一通绘画。我认为一切艺术样式都有助于一个作家提高他的写作技巧。关于这一点，我以后还要专门谈。
使命感是不可丧失的。无论是冷静思考还是文学经验都替代不了使命感。
在作家真正的使命感中绝不会杂有庸俗的怀疑论者所说的激发创作欲的那类东西，诸如虚假的激情，作家自负地认为自己起着非同常人的作用等。
普里什文是个具有绝对的作家使命感的人。他一生听从这种作家使命感的支配。然而恰恰是他说了这样一句至理名言：“作家最大的幸福是：不把自己视作特殊的、独来独往的人，而是做一个和一切人一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