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人类首次变革——从游猎到定居和早期农业

森林重新覆盖大地

在距今约1.25万年前，冰川时期的结束使气候发生了持久性的变化。在中欧，气候明显变得更加温暖和湿润，导致广阔的草原以及生长在那里的驯鹿和野马群消失了，同时也导致了那些喜欢开阔的、类似草原生态环境的野生谷物和其他食用植物的种类和数量下降。相反，森林在欧洲大陆的这块土地上蔓延开来，成为其他一些野生动物的家园——特别是赤鹿，它们随即跟着新的植被而来。在森林扩展蔓延的同时，榛子树也出现了，榛子成为冰川时期过后前几千年内中欧人最重要的食物之一。我们可以将冰期过后的狩猎和采集时期称为“榛子时代”，但实际上考古学将其命名为中石器时代。

因为在茂密的森林中狩猎和采集可食用的植物比在冰川时期后期开阔草原上要明显困难得多，所以人类生存区域的重点大都转移到了河流、湖畔和海岸等地。河流成为交流沟通的最重要的渠道，我们发现我们的祖先在这个时期发明了第一批独木舟和木桨。

莱本斯基维尔的神秘遗迹

同数万年之前一样，那时的人们仍然靠狩猎、打鱼和采集为生，过着游移不定的生活。我们发现了一些反映他们这种生活的宿营地，他们在一定季节内定期前往，在那里我们可以找到简易住所和篝火遗迹。这中间只有一个遗址格外奇特——莱本斯基维尔（Lepenski Vir），该遗址位于塞尔维亚一侧多瑙河流经山谷出口的岸边，此地被称为铁门（Eisernes Tor）。这是一个公元前7000年的遗址，从各种角度看，它在欧洲中石器时代都占有非常独特的位置。铁门地区主要是狭窄的山谷。在多瑙河上方一个狭窄的台地上，人们建起了小的梯形房屋。这里的人主要以捕鱼为生；同时，他们也在附近的树林从事狩猎和采集活动。这种平面呈梯形的房子，即使在今天对我们来说还有一些解不开的谜：如果是用于居住的话，它们看起来似乎太小了，其形制似乎不同寻常，而且这些建筑后来还常常被当作墓穴使用。更令人费解的是，在莱本斯基维尔发现了大量用砂岩制作的雕塑：它们表现出动物和鱼类的面孔，也有拟人的——人形的——因素，同时附带波浪线，有可能是以此来表示多瑙河的。莱本斯基维尔的先民是中石器时代艺术家聚居者，还是隐居在此的教派群体？目前，我们尚不得而知。

但是，在那个时期，尤其是有一定动机的宗教祭祀迹象，我们也可以在中欧其他地区发现。比如，我们发现过鹿角面具，它们经常被放置在墓室里死者头部附近。人们在某些祭祀仪式中戴上这些面具，以充当和扮演鹿的角色。有些特殊的仪式留下的痕迹是用人骨堆起来的骨堆，有时尸骨能达上百个个体。属于这类现象的还有被称为“颅巢”的遗迹。例如，在德国巴伐利亚州诺德林根盆地（Nrdlinger Ries）内的奥夫内特（Ofnet）洞穴。这些遗迹提示的信息有：当时的人们特别崇拜颅骨；切痕和其他暴力痕迹清晰可辨。这些迹象表明祭祀仪式中的食人和人牲；那里所发生的一切与普通的墓葬毫无关系。可想而知的是，冰期结束后，自然环境和人类生活的改变被认为如此巨大和重要，以至必须用祭祀仪式加以消化和处理。迄今为止，每当人们感到生存空间的秩序被打乱，想通过超自然的力量来寻找新的依靠时，他们在宗教信仰上总会变得尤为虔诚，躲进各类宗教信仰之中。

肥沃的新月地区新石器革命的开端

与中欧不同，近东的气候仍然同以往一样干燥和温暖。因此，生活环境并没有改变，人们仍同几千年前一样继续生存。然而，自公元前11000年代起，地中海东部的狩猎采集者已经开始采集野生小麦和大麦。在其聚落遗址发现的研钵和磨石证明，人们也对这些野生谷类进行了再加工。在公元前10000年代，人类在食物获取上终于取得了决定性的突破：在所谓肥沃的新月地区（Fruchtbarer Halbmond），即西起地中海东部（Levante），北经土耳其东南部，东至伊朗西部的扎格罗斯山脉（Zagros-Gebirge），从那时起不仅对野生谷物进行采集，而且已经以类似园艺的形式进行种植和培育。我们发现始自公元前9000年代的类似村庄的聚落遗址，那里的居民种植和栽培一粒小麦、二粒小麦、大麦和豆类。

驯养动物也是以类似的方式进行的。千百年来，人类猎杀各种野生动物，从而获得和积累了有关动物行为的广博知识。驯化的第一步是捕获和驯养年幼的野生动物。早在冰川时期晚期，人类就以这种方式驯化了狗，他们的第一种家畜——如上文所述，尽管不是供人食用的。从公元前8000年代起，人类先后驯养了绵羊、山羊和牛。

属于这个向农业过渡时期的文化遗存的是位于安纳托利亚（Anatolien，今属土耳其）东南部的哥贝克力石阵（Gbekli Tepe，又称哥贝克力山丘）遗址——一个源自公元前10000年代的巨大祭祀中心。在那里，过早去世的德国史前史学家克劳斯·施密特（Klaus Schmidt）发掘出众多大型石圈，并且使用地球物理勘探方法调查和确定了许多这样的遗迹。在每一个石圈中心都竖立有几吨重的T形石柱，石柱上面刻有各式各样的浮雕纹饰，其内容包括动物、男性生殖器、交配情景和其他图案。类似今天基督教教堂里的那些具有象征意义的具象图形，当时的人们可以读懂这些标记和符号，只是今天我们觉得它们令人费解。

哥贝克力石阵是一个跨地区性的祭祀中心。它是由当时已经开始从事农业和畜牧业试验的狩猎采集者建成的。在那里，人们在大型祭祀节日时聚集在一起，以此来促进和沟通各大狩猎采集氏族群体之间的情感。既而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即农业是否是因为要为这样一个巨大的族群祭祀盛宴创造饮食条件而形成的。单靠狩猎和采集可食用的植物很难供给如此大量的食物。一些研究者甚至认为，谷物种植的开始同啤酒和其他发酵谷物饮料的广泛消费有着直接的关系；然而，极度饮酒导致定居和生产经济这一假设，看起来还有可能是过于大胆的论断。尽管如此，我们不否认麻醉性饮料对早期文化的重要性。例如，我们从早期的文字记录得知，自公元前4000年代以来，啤酒作为麻醉剂在近东、埃及等文明古国的生产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人们在特殊场合下用酒麻醉自己，这件事在历史上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

无论如何，哥贝克力石阵所表明的思想是这种升级到极端形式的——可能是定期的——共同举行的祭祀仪式，有可能也是社会经济生活正在发生的根本性变化，即从采集获取过渡到生产经济的转型，在当时人们意识形态中的一种消化方式。定居生活和对动植物的驯化、栽培，导致人们重新认识和了解新的自然条件和生活环境。与此同时，人们也在与几十万年以来形成的生活方式发生决裂。定居生活是农业生产的前提条件，并且导致人们建立全年居住的聚落村庄。这种急剧变化的时期在考古研究中被称作新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的开始是人类历史长河中最根本的变化之一，甚至可以说是今天数字时代起始之前最重要的一次。定居生活和生产经济直接驱动着社会的继续发展，并为这之后几千年的文明发展奠定了基础。因此，英国考古学家戈登·柴尔德（Gordon Childe）将它称为“新石器时代革命”绝对是不无道理的。

人类从此大规模地向大自然进军，砍伐森林，以获得牧场和耕地。而新的经济形式也带来了物质文化的变化。用岩石磨制的斧头既用于建房时的木材加工，也用于农业耕作。人们首次烧制陶器，用来储藏和加工植物食品和动物食品，如牛奶和奶酪。而牛奶当然必须尽快食用，很可能——同今天哈萨克斯坦、蒙古草原的牧民相似——当时人们已经将鲜奶制成硬奶酪，以达到长期保存的目的。举例来说，这样的陶制存储容器特别是在新石器时代简直就成为一种重要的装饰载体；通过它们不同的纹饰，我们可以识别出地域的差异，及其后面潜藏的有意选择的族群符号（族徽）和部落联盟之间的分界标志。后来，陶器的这种意义丧失了；到后期，陶器变成了普遍无修饰的大众化产品。

地中海东部和扎格罗斯山脉之间的所谓肥沃的新月地区，被认为是有据可查的世界上最早的农业和畜牧业的发源地。这种新的生活方式和经济形式在后来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不断向四面八方逐渐蔓延——其中包括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和埃及尼罗河河谷，经伊朗高原至中亚和印度河谷，经安纳托利亚和爱琴海到达欧洲。

新石器时代的社会组织和自然环境

生产经济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只要各个群体作为狩猎采集者在各地游荡，就有可能出现一次成功的狩猎忽然获得大量肉食的情况，因而在短时间内有无比殷实的供给——之所以说是短时间内，是因为当时食物保鲜的可能性还十分有限，只限于干晒、焙烧、熏制等方法。即使人们利用这些方法，在哪里存储这么多的食物仍是个问题；所以偶尔肉积如山也总是好景不长，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依然无济于事。可是如果将畜群圈养，就等于有了一种“移动冰箱”，可以随时随地按照需要适量消费。至于实行农耕经济以后，就不需要广阔的活动区域来采集足够的野生谷物；相反，可以在相对较小的、好管理的、容易控制的耕地上从事粮食生产，尽管这意味着较高的劳动投入。是的，有时甚至还有可能有剩余粮食。这些剩余粮食——正如我们从相应的遗物得知——首先集体集中存储，即储藏在为此所建的、同居住房屋隔开的粮仓内。聚落群体集体生产的果实就是这样得到集中的保管。除此之外，我们也知道有些聚落遗址，每家都有各自的粮食储藏处所。这种遗迹可能是在向我们显示私有财产，即私有制的萌芽。

总而言之，新经济形式使人们可以计划如何保障食物供给，甚至可以有目的地生产剩余食物。这样，人口增长就成为可能。定居的妇女往往比在以狩猎采集为生的游荡族群里的妇女的怀孕次数多。但是，因为这种经济上的根本变化不仅造成人口显著增长，而且也有可能引起因为人口增长而日益加剧的族群与族群之间的紧张关系和暴力冲突，比如，当对新开发耕地和牧场或对族群十分重要的水源等方面发生争议时。

定居生活也产生了新的社会组织形式。有较强的个体不断涌现，逐步出现领袖人物和社会地位的差异，这些我们可以通过不同的随葬品来充分证实。即使是祭祀和巫术等领域，也无不受到这种变化的影响。从游猎到定居农耕的巨大转变产生信仰上的生殖崇拜，这一点我们可以从特别强调性器官部位的肥胖女性雕像上看出。

然而，农耕的田园生活虽然带来了各种好处，但农业劳动往往明显比狩猎采集要繁重艰辛得多。虽然食物生产有了一定的计划性，但农人靠天吃饭，一旦遇到自然灾害和粮食歉收，就会导致饥荒，甚至整个聚落的生存都有可能受到威胁。除此之外，农人墓葬遗物表明，他们的饮食结构通常明显单一，不够丰富，可以确定由此引起了营养不良。同狩猎采集者相比，农人的身高略有下降，这是因为肉食的减少导致蛋白质在食物中的比例下降。

人的寿命也在缩短，因为人口密集的村庄卫生条件极差，导致流行病和传染病的出现和传播。特别是人和家畜一起生活在狭小的空间内，这就导致了动物病原体转移到人类，通过基因突变会对人的生命造成严重威胁。于是，瘟疫流行，有时甚至引起致命的后果——其结果可以与欧洲人将病菌带到美洲对土著印第安人所造成的恶果相提并论。

与从事生产经济相关，人类首次对其赖以生存的大自然进行掠夺性的开发利用：对森林大面积的砍伐，实行刀耕火种，造成了大气中非自然的、过高的二氧化碳值，从而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引发了人类历史上的首次温室效应，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关注这一问题，尽管是在完全不同的规模范围内。

因此，我们可以郑重地说，生产经济形式和定居生活带来的这些创新都是真正的“革命”，这是因为它们在一定意义上永久而彻底地改变了人类的生活。然而，这些改良并不是一场突然出现的、在短时间内引起生活各个领域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革命”，事实最终证明它们是一个几千年间连续不断变化的过程。我们所有早期的祖先总是在不断努力优化自己的生活境遇，在这个过程中人类把他们一直以来持续积累的有关大自然和生活环境的知识和经验全部投入进去，以获取利益。

公元前8000年代中叶创建的、位于安纳托利亚中部科尼亚（Konya）附近的恰塔尔霍裕克（atal Hyük）遗址显示，这里很早就已经出现了人口密度大幅度增长的现象。该地据说可以提供多达6000人的住所——对那么早的时代来讲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巨大数字。这个聚落是由很标准的两层楼房组成的，房屋都墙靠着墙，入口设于屋顶。有时几个这样的房子围着一个空场。室内墙壁上常常有精心描绘的壁画，以动物图案为主。其中有一幅图画脱颖而出，因为它简直就像是一张住地的地图；如果这种解释成立的话，这将是人类最古老的地图绘制品。另外，每个房子都设有供家人祭拜的位置，上面摆着牛头骨、小型泥像和其他设施。住宅的全体成员（家庭）不仅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单位，也是一个独立的祭拜集体。这里的祭拜形式与哥贝克力类型的巨型石阵在本质上的区别再清楚不过了，对这种现象最好的描述应当是：家庭祭坛取代了宏伟圣殿。

定居生活与线形带纹陶器

新石器时代的生活方式——定居生活、农耕和畜牧业——从安纳托利亚经博斯普鲁斯海峡和希腊群岛，于公元前7000年代末期传播至东南欧。我本人非常有幸和我的土耳其同事、伊斯坦布尔大学的穆罕默德·厄兹多安（Mehmet zdoan）一起在土耳其的欧洲部分，即距保加利亚边境不远的地方发现了公元前7000年代和公元前6000年代的保存良好的聚落遗迹。这是一些经过火烧的土质房屋建筑遗迹，其墙基保存高度达80厘米。此外，我们在那里发现了大量的动物骨头，据此我们不仅能够对该地区经济发展，而且还对其自然环境进行了复原研究。我们从来没有想到，在东南欧会真正找到这种新石器时代的最古老的遗迹。

自公元前6000年起，在匈牙利喀尔巴阡盆地（Karpatenbecken）开始出现新石器时代首批拓荒者遗迹。新石器文化另外一条传播路线是自近东向西沿着地中海海岸线直到意大利南部、伊比利亚半岛和非洲北部。在公元前6000年代中期，新石器时代的生活已经流传扩散到直布罗陀海峡和大西洋地区。

大约在同一时间内，新石器文化的族群从喀尔巴阡盆地涌入中欧，公元前5600年前后在那里形成了线形带纹陶文化。直到前不久，人们一直认为只有小群体的殖民者从东南迁移到此，在莱茵河和维斯图拉河（Weichsel，又译作维斯瓦河）之间的区域内，同在那里已经开始进行小范围刀耕火种尝试的土著狩猎采集者发生接触。然后，由土著狩猎采集者与新石器移民的这种结合产生带纹陶文化。然而，最近古遗传学对人和动物的研究表明，这完全是另外一个历史的进程。中欧的家畜，如牛和绵羊的始祖显然来自近东，它们肯定是从近东被带到欧洲的。对这段时间人口发展过程研究有着特殊意义的是所谓线粒体DNA。线粒体——就像每一个细胞内的发电厂——有一个遗传物质，它遵循一定的变异规律，因而可以通过其变异推导出这种遗传物质是何时形成的。将这种研究方法运用到中欧当地中石器时期的土著居民身上——即观察他们的母系遗传基因——发现，它们同“线形带纹陶文化者”完全不同；这意味着，这种新文化的载体肯定是迁移来的，而他们的文化不可能是在新老居民之间的文化结合中发展起来的。

线形带纹陶文化是从维斯瓦河和喀尔巴阡盆地西部由东向西，首先扩散蔓延至莱茵河流域，后来又传播到巴黎盆地（Pariser Becken），从而覆盖了中欧的绝大部分地区的。尽管线形带纹陶文化的分布范围很广，但在这种典型的陶器上只能看到极少的地区差异。线形带纹陶文化的村落主要分布于河谷中肥沃的黄土或黏土地带。该文化非常有特色的是长方形的住房，一般边长超过30米，内部同时设有起居、储藏、劳作和畜圈等不同区域，每幢房子都住有几个小家庭或一个大家庭，即一个宗族，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实体。通常每个村庄都拥有自己单独的墓地。

在德国莱茵州的阿尔登霍芬平原（Aldenhovener Platte），我们对那里的密集居住区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比较全面地复原了那里的开垦历史。在那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各个垦荒者的居民区逐步发展扩大，然后部分人口分出，在附近建立新的子聚落，就这样逐步在整个河谷地带实行了垦殖。这之后又从一个时期开始走下坡路，农田逐渐被搁置荒废，最终居住地也全部被遗弃。

在线形带纹陶文化的居住区内也发现了人类最古老的水井，井壁是用橡木板加固的，其木工工艺之精湛引起极大的轰动。水井的内壁是将方形木框层层相互叠压，木框四角使用砌块技术互相完美吻合而制成的，其深度可达15米。用树木的韧皮或皮革搓制的绳索和汲水容器从井下向上提水。

自公元前5000年，线形带纹陶文化出现了严重的危机，暴力冲突也随之而来，如德国巴登—符腾堡州的塔尔海姆（Talheim）遗址所显示的：在一个线形带纹陶文化聚落边缘的一个大坑里，人们发现了十八名成人、十六名青少年以及三个孩子的遗骸，尸体当时是被横七竖八地乱扔到坑内的。对遗骸的研究结果表明，大多数人是被从背后用斧头或木棒杀害致死的，偶尔还有一些箭头仍插在骨骼内。这明显是一场大屠杀，估计全村人全部遇难。从仍然插在受害者的骨骼内的石镞来看，可以断定，袭击者也属于线形带纹陶文化的成员。随着中欧最古老的村落文化的崩溃，从公元前5000年代开始，各种关系发生了新的根本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