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假如在某一段时间内，你在一旁聆听了一系列刑事案件的审判，除此之外，你不但追寻了它们在监狱里的实施情况，还研究了根据相关统计所得到的答案，你就会得到一个惊奇的结论：有不少彼此矛盾的审判和事实积压在一个地方，并且陷入了恶性循环当中。从一方面来说，法官考察犯罪的时候差不多都会忽略犯罪人，在他们看来，犯罪只是一件比较奇怪、罕见的事情，只是偶然间出现在犯罪人的生活中，不可能再次出现的偶然事情；从另一方面来说，那些犯罪人并没有迷途知返，而是在不停地犯罪，以致达到了30%、55%、80%的累计犯罪率，这种犯罪的频率在某一段时间内被接连保持。他们将灾难性的破坏和浪费带给这个世界，正义似乎变得苍白无力，想要凭借这一点做出相反的证明，在离奇的反累积犯罪斗争中，这种证明通常会取得最后的胜利。任何一个与犯罪人有过直接接触的人（像犯罪人的家人、监狱管理者），都把犯罪人看成另类、傻子、精神病患者，接近无力挽救或者就是无力挽救的人。通过无数的案例，精神病专家认识到不可能把精神病与犯罪分离开来。立法人员往往对精神病专家这些前卫的意见不予理睬，也不喜欢听监狱管理者们怯懦的反面言论；他们觉得在犯罪人里面不会出现很多自由意志的不寻常状态，常常觉得，或者至少几年前觉得，他们在人世间的使命中最高的一个追求就是改正，并且根据一些不可退让的政策来制定法律准则，不认为有某个形态可以实现常人、精神病患者和犯罪人之间的过渡。代表平民百姓的陪审团人员，其实代表着武装阶级与权势阶级的庸俗之辈，他们和平民百姓都嘲笑上面两种人。相比科学准则，他们更关心的是心灵准则，常常怀念最初的正义与社会报复；随着犯罪的奇怪程度与凶残程度不断升级，他们强烈感觉到的就更加是恐惧，而非怀疑。

不停地出现这些不同意见，有很多方面的原因。

立法者与哲学家都有一颗正直的心，他们习惯的思维模式是人类最高尚的。他们站在别人的观点来进行判断；他们差不多从来到这个世界上的那天起，就认为别人和他们一样对罪恶深恶痛绝；他们会抓住玄虚和高傲的理论不放，不愿意委屈自己深入到监狱中，那在他们看来是个很卑贱、很没意思的地方。而那些法官在审理事实的时候，就会自然而然地被一时的忧虑左右，我们每一个人身处生死存亡的处境时，都会被这种忧虑左右，会因为某些短暂的、真实的利益而变得目光短浅，无法清晰地发现相关案件与自然的普遍规律之间存在什么样的联系。

在我之前的霍岑多夫、汤普森、威尔逊、贝尔特拉米、斯卡利亚、德斯皮恩等人，与我都有一个共同的观点，就是把那些高雅的理论性哲学丢在一边，也不要怀着很大的兴致去调查那些发生不久的事件，而是要在体质和心理两个方面直接对犯罪人进行研究，拿着相关的分析结论对比着正常人和精神病患者的状态。这样才能解决不同的分歧意见，才能消除这样的疑问：犯罪人应该归类到正常人类别还是精神病患者类别，才能明白真实的犯罪必然性存不存在。

这本书正是将这方面的调查结果汇聚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