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写作背景

一 国际形势

（一）1956年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巨大冲击

1956年2月，苏联共产党举行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下简称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在大会闭幕前夕作了长达四个半小时的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该报告揭露和批判了斯大林搞个人迷信、破坏法治、肃反扩大化、以非人道的方法处理民族问题和国际关系问题等一系列严重错误，对斯大林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同年6月4日，美国国务院首先发表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纽约时报》于当日转载了报告全文。随即，在全世界范围内尤其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引起强烈震动。美国等西方国家借机在全世界掀起一股反苏、反共的潮流，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党员纷纷要求退党；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引发对斯大林的争议以及对共产主义信仰的动摇，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异常艰难的境地。

就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进行的批判，毛泽东的态度是反对全盘否定斯大林的，认为赫鲁晓夫在这个问题上“捅了娄子”。他强调应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来评价斯大林的功过，其错误的一面必须纠正，但正确的一面不能抹杀。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认为苏共“二十大”为我们“揭了盖子”，解放了思想，使人们破除了对苏联的绝对迷信。因而，他主张认真反思和吸取斯大林的教训，从而更好地考虑和解决我们中国自己的问题，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少走弯路。

为此，毛泽东于1956年3月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并起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针对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和斯大林问题展开讨论。毛泽东敏锐地看到斯大林所犯的一个重要错误就是否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他在文中指出，“否认矛盾存在，就是否认辩证法；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也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中进行着的”。

苏共“二十大”之后不久，东欧相继发生了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简称“波匈事件”）。1956年6月，因波兰政府在处理工人罢工问题上严重的官僚主义以及对人民群众政治、经济上的要求估计不足，致使矛盾激化，罢工、游行示威最终演变为一场骚乱和流血冲突，导致了波兹南事件的发生。随后，波兰统一工人党在7月召开的七中全会上深刻总结波兹南事件的教训，提出了进一步加强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和社会主义法制等改革措施，同时决定于10月召开的八中全会上改组政治局，选举哥穆尔卡为第一书记。这就引起了赫鲁晓夫等苏共领导人的高度警惕，并准备出面干涉波兰的党和国家事务。自此，苏波两国冲突日益加剧。为抗议苏联的粗暴态度和大国主义行为，波兰人民群众又一次举行示威游行，公开支持哥穆尔卡为首的波兰党中央，波兰事件爆发。

10月21日、22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先后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和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波兰问题。中共中央决定应苏共中央的邀请，派遣由刘少奇、邓小平、王稼祥、胡乔木组成的中共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同苏共中央商议解决办法。与此同时，毛泽东约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表明中共中央对波兰问题的立场和意见。毛泽东建议苏联应在平等的基础上同波兰合作，不要采取武装干涉的硬办法，从而争取波兰留在社会主义阵营和华沙条约组织里面。之后不久，苏共中央改变了之前解决波兰问题的态度和方针，从波兰撤军，并承认改组后的波兰党中央和哥穆尔卡担任党的第一书记，波兰形势有所缓和。

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改组的消息传到匈牙利后，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党内外人士纷纷要求效法波兰，走独立发展的社会主义道路。匈牙利国内一些反共势力也乘机煽动人民对社会主义的不满情绪。10月23日，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爆发了20万人参加的示威游行，游行群众在一些反动分子的煽动下提出反政府口号，占领电台和一些军事场所，冲击劳动人民党及政府机构，群众游行逐渐演变为一场失控的袭击党员和政府官员的反动暴乱。10月30日，匈牙利形势进一步恶化，纳吉政府宣布退出华沙条约组织，废除人民民主专政体制并代之以多党制，暴乱分子残酷袭击保安队人员和共产党员，全国处于混乱一片的无政府状态。

从10月24日开始，毛泽东连续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和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波兰问题和匈牙利问题，并同当时还在苏联的刘少奇保持电话联系。29日，毛泽东指示刘少奇，建议苏联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上、经济上应采取放开的态度，让这些国家独立。刘少奇向苏方转达了毛泽东的上述意见，并谈道：“我听毛泽东同志讲过，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可以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30日，苏联政府发表《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表示愿意接受中方意见，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平共处。但后来随着匈牙利事件的逐步恶化，苏共领导人决定放弃之前的声明，对匈牙利采取武装进攻的方针。匈牙利国内局势最终因苏联军队的进驻而趋于缓和。

11月10日至15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八届二中全会，主题是讨论时局问题，毛泽东做了总结性讲话。他提醒大家要以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为鉴戒，着重指出“世界充满着矛盾”，现在，在所有制方面同民族资本主义和小生产的矛盾也基本上解决了，别的方面的矛盾又突出出来了，新的矛盾又发生了。并且强调，以后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都要用整风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我们主张和风细雨……在人民内部，对犯错误的人，都用保护他又批评他的方法，这样就很得人心，就能够团结全国人民，调动六亿人口中的一切积极因素，来建设社会主义。[1]

接着，从11月下旬开始，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波匈事件，同时主持起草《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并进行多次修改。他强调既要解决敌我矛盾，又要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内部矛盾不仅存在，而且如果处理不当，还可能由非对抗性矛盾发展成为对抗性矛盾。

波匈事件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巨大冲击，同时也充分暴露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各种矛盾和问题。经过反复思考和分析，毛泽东尖锐地指出了波匈事件产生的几个原因：官僚主义，脱离群众，工业方针错误，工人减薪，资本家简单地被打倒，知识分子未被改造，反革命分子没有镇压等。[2]在毛泽东看来，正是对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矛盾的处理方式不当直接导致了波匈事件的发生。因此，我们要引以为戒，正确处理好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出现的各类矛盾，尤其是人民内部矛盾。应当承认，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暴露出的一系列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引发了毛泽东对社会矛盾问题的进一步思考，推进其“人民内部矛盾”学说的成熟和完善。

（二）冷战趋向缓和及第三次科技革命兴起引发社会主义阵营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思路

20世纪50年代中期，国际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之间的冷战继续，但初现缓和趋势。1953年1月，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上台之后开始调整对苏政策，对东欧国家由原来的“遏制政策”改为“解放政策”，企图用战争以外的一切手段特别是“和平演变”的办法把东欧从苏联的控制中解脱出来；军事上用“大规模报复战略”取代“军事遏制战略”，奉行“战争边缘”政策，并在东亚签订一系列军事条约。苏联方面，自50年代中后期赫鲁晓夫上台之后，改变了斯大林时期的对美积极防御方针，开始推行同美国争取霸权的政策。苏共“二十大”提出“三和”外交政策，即同美国等西方国家进行“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对第三世界国家采取渗透扩张的策略，通过“和平过渡”走上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并把它们纳入自己的战略轨道中来。其目标即是缓和冷战开始以来僵硬的美苏关系，实现“美苏合作”，共同主宰世界政治经济新格局。这就为其他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提供了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

此外，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核能、原子能、电子计算机、空间技术和生物工程为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兴起，它不仅推动了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等各领域的变革，也影响了人类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一方面，资本主义国家为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需求，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调整其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以适应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推进而不断提高的生产力发展水平，逐步进入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相对稳定期。另一方面，由于社会主义革命大多发生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因此如何在落后国家更好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成为摆在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面前需要不断研究和探索的重大课题。

苏联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形成的经济上高度集中、政治上高度集权的“斯大林模式”成为传统的“权威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它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被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当作国际社会主义的样板，被神圣化、绝对化、凝固化。这种封闭僵化的政治经济体制，也为之后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埋下了隐患。随着冷战局势趋向缓和及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兴起，社会主义阵营也出现了从各国具体国情出发建设社会主义的强烈呼声。各社会主义国家在建设过程中，逐渐认识到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阻碍了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因而从理论上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反思，并先后进行社会主义体制改革，希望突破传统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束缚，开始探寻适合本国特点的具体道路。此前也曾出现过波兰的“分权模式”、东欧的“锡克模式”、南斯拉夫的“市场模式”和匈牙利的“计划市场模式”等探索实践。

毛泽东等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也开始反思斯大林时期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经验教训，主张既要“以苏为鉴”，又要“以苏为戒”，积极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毛泽东在1956年4月初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谈到对苏共“二十大”应采取的正确态度，指出最重要的教益是独立自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在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如在农业合作化的建设上考虑能否不用或者少用苏联的拐杖，不像第一个五年计划那样照搬苏联的一套，自己根据中国的国情，建设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现在感谢赫鲁晓夫揭开了盖子，我们应从各方面考虑如何按照中国的情况办事，不要再像过去那样迷信了。[3]陈云也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经济思想，即在工商业经营方面，以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为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为补充；在生产计划方面，计划生产是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为补充；在市场方面，国家市场是主体，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为补充。这些都是我国在借鉴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充分结合本国国情，探寻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积极尝试。

二 国内形势

（一）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我国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发生转变

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人民大众和封建主义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1952年，经过三年的艰苦努力，我国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提前完成。随后，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这三大任务取得胜利，“三反”“五反”运动也行将结束。这些都在客观上要求我们进行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改造，即在国家社会形态上摆脱具有过渡性质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形态，逐步进入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社会。因此，摆在我们面前最主要的任务，就是继续进行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以及确立和巩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面对我国历史转折中遇到的各种新问题、新情况，以及顺利完成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任务，认清和区分当时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就显得迫在眉睫。正如毛泽东在1953年6月15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到，过渡时期充满着矛盾和斗争，是变动很剧烈很深刻的时期。我们现在的革命斗争，甚至比过去的武装斗争还要深刻，要在十年到十五年使资本主义绝种。[4]具体说来，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逐渐成为当时我国的主要矛盾。对此，毛泽东提出，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5]这就需要国家进行适当的政策调整，在保证工人阶级利益的前提下，有步骤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从而彻底解决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由此可见，我国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本身，就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次积极探索。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顺利完成，实现了我国生产关系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一场伟大变革，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根本政治保证。与此同时，我国历史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也相继发生变化，面临“两个转变”。一是新时期的主要矛盾由阶级斗争转向人民内部的斗争，即人民内部矛盾逐渐凸显。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那种大规模的疾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而人民内部的矛盾大量突显出来。因此，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逐渐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被提上日程。正如周恩来所指出的，为什么在现在，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扩大会议上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就是因为我们革命阶段过去了，或者说基本上过去了。[6]二是新时期的主要任务由革命转向建设，即“向自然界开战”，建设和发展我们的经济和文化，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转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基于此，我们必须正确处理好新时期的人民内部矛盾，从而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有力保障。比如，只有正确处理好生产和分配、积累和消费的矛盾才能解决好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只有正确处理好工人与农民、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才能解决好工业化进程中所面临的其他问题；只有正确处理好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才能取得社会分配上的平衡；等等。这些均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范畴，需要我们正确认识和正确处理。

基于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转变，我们要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新经济和巩固社会主义新制度的目标，就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并且尽可能地将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个伟大的事业服务。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讲话，讲到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等十大关系。其中，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通过正确处理这几类矛盾，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1957年5月2日，根据毛泽东意见撰写的《人民日报》社论《为什么要整风》一文指出，所谓团结全体人民，所谓调动一切积极力量，将消极力量转化为积极力量，无非就是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在这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同团结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关系已经非常明确。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对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主要矛盾及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作了高度概括，明确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7]为此，大会还规定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转变为保护和发展生产力，集中力量解决这一矛盾。同时也作出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必须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重大战略决策，并提出坚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应当指出，能否妥善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直接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关系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兴衰成败。

（二）1956年下半年国内出现的一系列群众闹事风潮暴露出一些社会矛盾

1956年，被毛泽东称为“多事之秋”。不仅国际上共产主义运动风波迭起，国内也在下半年出现了一些新的社会矛盾。由于社会主义改造的快速完成，经济建设方面的急躁冒进，我国出现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供应紧张的情况，同时也暴露出一些严重的问题，部分地区接连产生了许多不安定因素。城市中因粮食、肉类和日用品短缺，工人罢工、学生罢课、游行示威等群体性事件随之增多。从1956年下半年到1957年，多起工人罢工和学生罢课的情况发生。广东、浙江、江西、安徽、河南、山西、河北、辽宁等省的农村则出现了合作社社员闹退社风潮。比如，这一年浙江省农村发生请愿、殴打、哄闹等事件千余起，广东省农村先后退社的有十一二万户等。甚至有人在闹事过程中公开提出要来一个“匈牙利”，形势严峻程度始料未及。

面对这种新形势下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许多共产党员和干部缺乏思想准备，处于被动地位。他们仍习惯于用革命时期的经验和方法处理这些矛盾，把群众对政府的批评意见和少数闹事行为一概视为阶级斗争。有些党员干部甚至认为“好人不闹事，闹事没好人”，“凡是与政府闹事的就是敌我矛盾”，并试图用简单粗暴的办法加以压制。正如毛泽东所说，随着敌我矛盾在国内基本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开始比过去显露了。但是至今还有许多同志对这种形势不很清楚，还用过去一些老的办法对待新问题。又说，现在我们有些同志，对待人民内部问题动不动就想“武力解决”，这是非常危险的，必须坚决纠正的。[8]事实上，这种类似处理敌我矛盾的解决方法只能导致人民内部矛盾进一步激化，十分不利于党内团结和党同人民群众的团结。因此，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日渐突出的人民内部矛盾，就成为摆在毛泽东及以他为首的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

1956年11月，在中国共产党八届二中全会小组长会议上，毛泽东指出，国内阶级矛盾已经基本解决，但是应该注意仍然存在的一部分反革命分子的活动。对于资产阶级分子和知识分子的旧思想和旧习惯的改造，要在巩固团结他们的方针下，继续进行长期的教育。人民内部的问题和党内问题的解决方法，不是采用大民主而是采用小民主。要知道，在人民方面来说，历史上一切大的民主运动，都是用来反对阶级敌人的。[9]随后，毛泽东又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做总结发言，他再次强调，人民内部矛盾要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同时郑重宣布：“我们准备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1957年1月18日至27日，中共中央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也称“一月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指出，发生少数人闹事，有些是由于领导上存在着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在政治的或经济的政策上犯了错误。还有一些不是政策不对，而是工作方法不对，太生硬了。再一个因素，是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的存在。[10]接着，在2月27日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又说，反革命是有的，但是很少了。这些闹事不能说主要是反革命，而主要是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我们不会教育，我们不会领导。对此，刘少奇也指出，总起来讲，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是引起闹事的原因。[11]显然，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人把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农村干群矛盾等一系列问题的根源，归结为官僚主义盛行。

与此同时，思想活跃的知识分子也对当时党和政府的工作提出了尖锐的批评，非党知识分子更是产生潜在的抵触情绪，文艺界也出现了不少怀疑倾向，特别是对党提出的思想领域、精神生活领域的方针政策持否定态度。在1956年4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5月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即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精神世界的是非问题，不能用简单的方法、压服的方法去解决。但是党内外有相当多的人对这一方针不大赞成或持怀疑态度。毛泽东在1957年2月27日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谈到，我们许多干部中间，实际上不赞成中央的这个方针。高级干部中十个有九个不赞成或半赞成，或者不甚通。真正通的、真正认为这个方针是正确的是少数，所以很需要做工作，做说服工作。

1957年1月7日，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的陈其通、陈亚丁、马寒冰、鲁勒四人联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一文。文章说，在过去的一年中，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越来越很少有人提倡了。有些人认为描写工农兵题材太狭窄，企图用“题材广泛论”来代替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有些人认为国家已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只需要强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就可以不必强调了，结果真正反映当前重大政治斗争的主题有些作家不敢写了，也很少有人再提倡了，使文学艺术的战斗性减弱了，时代的面貌模糊了，时代的声音低沉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辉在文学艺术这面镜子里光彩暗淡了。[12]毛泽东对此提出尖锐批评，认为文章对形势的估计是错误的，其思想方法是教条主义、形而上学、片面性的，说他们的言论是“阻止‘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法不对—粗暴不讲理”，“不相信人民有鉴别力量”。

面对思想文化战线出现的动摇情绪，毛泽东主张：一是对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要继续进行思想改造，现在有一种偏向，就是重安排不重改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来，不敢去改造知识分子了。[13]二是百花齐放，还是要“放”。农民需要年年跟田里的杂草作斗争，我们党的作家、艺术家、评论家、教授，也需要年年跟思想领域的杂草作斗争。1957年2月26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中央报刊、作家协会、科学院和青年团的负责人开会。此次会议的主题即是如何在思想领域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主张开展积极健康的学术争鸣和思想交锋。

三 文本概况及刊布情况

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和国内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认识和处理日渐突出的人民内部矛盾成为党和国家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和酝酿，毛泽东对1956年以来国际国内发生的重大事件的经验教训做了深刻总结，关于社会主义矛盾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也日臻成熟，《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就是这一理论的集中体现。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是根据毛泽东在1957年2月27日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整理而成，原题为《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这一讲话从下午三时讲到将近七时，有1800多人出席会议聆听。3月10日，毛泽东在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中指出：“我在最高国务会议讲话所谈的问题，本来在心里积累了很久。”这表明，毛泽东关于正确区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经历了一个长期酝酿、积累和发展的过程。事实上，党内外都希望这篇讲话能够有正式文本问世，以便更好地学习和掌握。此次会议的讲话记录被整理成文后，于同年3月30日报送毛泽东核定。5月7日，毛泽东完成对此篇讲话稿的第一次修改并将题目改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广泛调研及征求党内其他领导同志意见的基础上，毛泽东做了多处修改和补充，十四次易其稿，最终在6月17日定稿。后经毛泽东审定同意，于6月19日在《人民日报》第5版公开发表，全国其他主要报纸也全文刊载。正式发表稿与原讲话稿的基本内容、基本框架保持一致，其理论形态更趋完备，思想内容更为丰富，行文逻辑和语言表述也更加严谨。虽然《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修改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形势的影响，但是总的来说，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这个基本思想仍然贯穿全文。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阐明了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历史背景和理论前提，同时深刻论述了人民内部矛盾的性质、具体内容和一系列正确处理方法等等。全文约3万字，共分十二个部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肃反问题；农业合作化问题；工商业者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少数民族问题；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关于少数人闹事问题；坏事能否变成好事；关于节约；中国工业化的道路。

事实上，在2月27日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之前，毛泽东就起草了一份题为《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讲话提纲，提纲共1970字，探讨十二个问题。（一）两类矛盾：敌对阶级之间，人民内部之间；（二）肃反；（三）社会主义改造—合作化；（四）资本主义改造；（五）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六）增产节约，反对铺张浪费；（七）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九）如何处理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请愿；（十）闹事，出乱子，都不好吗；（十一）少数民族与大汉族民族问题，西藏问题；（十二）中国可能在三、四个五年计划内，初步地改变面貌。[14]后来根据记录整理并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与提纲所列的十二个方面的内容基本一致，但编排顺序和标题措辞略有调整，内容上也有部分删改，如删去了大民主与小民主的讨论、新老干部关系、批判斯大林事件的二重性等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在1957年2月27日的会议讲话之后，毛泽东并未中止对人民内部矛盾相关问题的思考和探讨。在3月6日至13日召开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以及随后在天津、济南、南京、上海等地的视察中，毛泽东多次发表演讲并听取意见，继续宣传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主题。这其间几次演讲的许多内容后来都被零星地补充到正式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

此外，毛泽东还对《人民日报》《解放日报》等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宣传工作上的滞后性提出了严厉批评[15]，并于4月19日亲自起草了一份党内指示，要求了解各级干部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讨论和执行情况。4月26日，毛泽东针对《大公报》第一版在“全力以赴学会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通栏标题下发表的题为《广泛深入地学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社论写了批语：“《大公报》《中国青年报》的理论水平高于《人民日报》及其他京、津、沪各报，值得深省改进。”[16]由此可见，毛泽东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理论价值和指导意义给予了高度重视。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之后不久就受到国内外的普遍关注，国外各大报纸都登载了此文。6月19日，也就是《人民日报》公开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当天，苏联《真理报》全文刊载该文，苏联其他几家重要报纸也刊载了该文的摘要。此后不久，美国《纽约时报》全文刊载《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并发表社论，美国其他报纸如《纽约先驱论坛报》《纽约世界电讯与太阳报》《华盛顿邮报》等都发布了关于《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消息。20世纪50年代末期，法国、意大利及东欧等国的共产党刊物上也相继刊载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此文在全球引起了相当强烈的反响，尤其是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对其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研究。例如，英国《曼彻斯特卫报》在之后的一篇社论中，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做了评论：“这篇讲话对世界共产主义的影响可能比赫鲁晓夫的秘密演说来得大。因为，毛泽东的讲话完全是在积极地提出新的思想和政策，而赫鲁晓夫主要是消极地贬斥过去。”1957年6月20日，法国《世界报》发表社论指出：“肯定地说，共产主义学说在分化，同莫斯科抗衡的北京，在马克思主义阵营中的影响在与日俱增。”6月22日，波兰《人民论坛报》发表《大家都来读毛泽东的报告》一文指出，这是苏共“二十大”后第一个根据近年来的问题和经验如此大规模地发挥社会主义理论的尝试。中国的思想和实践的伟大成就中的许多问题使我们活跃起来，引起我们的思想共鸣。

国内外出版社相继出版发行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单行本和汇编本。据不完全统计，该文单行本有120多种版本，其中汉文版10多种，少数民族文版20多种，外文版80多种，盲文版4种。国外也有美、苏、日、德、意等20多个国家出版发行了该文的单行本。[17]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1957年6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单行本和1958年9月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单行本。1957年11月，外文出版社出版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英文单行本，中共中央编译局出版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俄文单行本，此外还有德文版、日文版、西班牙文版、越南文版等。1958年12月，文字改革出版社出版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注音单行本。著作汇编本的有：1964年2月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66年5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此版本有64开精装和64开塑套装两种装帧；1966年9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等。

另外，此后陆续出版的各类选集本、专集本及文集本等也都收录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

1964年，全国上下掀起了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潮，田家英向中央建议编辑《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和乙种本，分别供一般干部和工农青年学习毛泽东思想。1964年6月，由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和由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乙种本）相继问世。甲种本收录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全文，而乙种本则节选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部分内容，以文章中原有的小标题如《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知识分子问题》及《中国工业化的道路》等作为标题供读者阅读。

1964年11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毛主席的四篇哲学论文》；1966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出版局出版了《毛主席的四篇哲学著作》，均收录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1970年10月，人民出版社还出版了《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一书，《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即是其中一篇。

“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编印的《毛主席语录》和《最新最高指示》等，也都以语录的形式收录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部分内容。一些非正式出版的版本，如《毛泽东著作选读》（军内版）和红卫兵组织编辑的特殊版本《毛泽东思想万岁》也收录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1971年，香港明报月刊社出版了《“毛泽东选集”补遗》，补充了《毛泽东选集》（1—4卷）未汇集的新中国成立后的重要著作，其第3卷第2辑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收录其中。1977年4月，酝酿已久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正式出版，《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也收录其中。

1986年8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的《毛泽东著作选读》。该书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题解做了新增和修订，指出：讲话公开发表前，反右派斗争已经开始，由于当时对右派分子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进攻的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在讲话稿的整理过程中加进了强调阶级斗争很激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这些同原讲话精神不协调的论述。

1992年1月，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收录《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并对毛泽东修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几个重要批示做了详细注解。1999年，历时八年的《毛泽东文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弥补了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时期的著作没有文集这个空缺。《毛泽东文集》第七卷收录了已发表过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并做了大量的史实考订和文字校对工作。

在国外，日本在1957年之后，先后出现了多种译本、多种版本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67年，东京东方书店翻译出版的《哲学四篇》也收录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76年，长崎出版社出版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入门》；瑞士将《矛盾论》《实践论》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合辑为《毛泽东哲学著作》，并译作法文出版；希腊也翻译出版了毛泽东三篇哲学著作的合辑本；德国也在1957年翻译出版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单行本，在1978年翻译出版《毛泽东选集》第5卷。此外，1989年，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毛泽东的秘密讲话—从“百花运动”到“大跃进”》一书，收入了毛泽东在1957年2月27日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讲话记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