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哲学的贫困》的写作背景（1）

《哲学的贫困》，全名《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是马克思写作于1847年初，并于同年7月出版的一本著作。

了解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要从了解它的写作背景开始。《哲学的贫困》一书可以说是马克思对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作出的回应。谁是蒲鲁东？蒲鲁东所著的《贫困的哲学》一书究竟讲了些什么让马克思感到有必要对其作出回应？马克思在正式写作《哲学的贫困》之前又做了怎样的准备？回答上述问题是本章的主要任务。

一 蒲鲁东生平简介

蒲鲁东，1809年1月15日出生在法国小镇贝桑松附近的一个贫苦的手工业者家庭。他的父亲最初是一个农民，后来转行开了个制售木桶的小店铺。正因为如此，蒲鲁东被许多传记作家称为一个“穷箍桶匠的儿子”。在蒲鲁东很小的时候，父亲的店铺由于经营不善而破产，导致生活十分困苦。尽管蒲鲁东的父亲接下来又尝试经营一家小酒馆，但最终也未能逃脱失败的命运。根据蒲鲁东的回忆，自己的父亲之所以在经营上遭遇挫折是因其在为人上过于坚守原则，“他几乎以成本价卖啤酒，除了自己的工钱外毫厘无加。这样做的结果是他失去了这个营生”[1]。父亲在经营上的失败带来的是蒲鲁东一家生活上的窘迫，为了挣钱糊口，蒲鲁东12岁时就不得不到一家旅馆去当佣工。后来，蒲鲁东在朋友的帮助下获得了贝桑松中学走读生的奖学金，并进入该中学念了几年书，但由于高利贷的盘剥，蒲鲁东家在他中学还没有毕业时就陷于破产，所以蒲鲁东随后只能辍学到一家印刷厂当排字工人。蒲鲁东对自己工人的身份和贫穷的出身感到十分自豪，他曾经宣称：“父母身为农民、手工业者，我是在无产阶级的道德与思想的浸染中长大的。”[2]在经过了一段四处流浪的生活之后，蒲鲁东于1836年回到贝桑松并与他人合伙开办了一家小印刷厂，但因为资金不足和经营不善，不仅印刷厂很快被低价转让给他人，而且蒲鲁东自己还背上了一大笔债务。

1838年，蒲鲁东写了一本名为《论通用文法》的小册子，他试图以此申请贝桑松大学的“苏阿尔奖学金”。在这本小册子中，蒲鲁东对平等原则的论证以及为劳动者辩护的言论使那些深受宗教神学影响的大学教授们惊慌失措，可小册子中的神学思辨又给教授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最终，蒲鲁东虽然没有如愿获得“苏阿尔奖学金”，但却获得了为期三年、每年500法郎的助学金。在之后的三年中，蒲鲁东接连发表了两部作品，分别是：1839年的《论星期日进行宗教仪式对于卫生、道德以及家庭和社会的好处》以及1840年的《什么是所有权》。前者从标题上看貌似一篇关于宗教仪式的神学论文，但其内容却是关于平等、所有权的理论，自然、内在的正义的思想，几乎涵盖了蒲鲁东在以后的学术和政治生涯中全部重要思想的萌芽。在蒲鲁东看来，最关键的是要去发现并证实某种经济法则，这些经济法则足以限制所有权，并适当地分配劳动成果，以维持社会成员之间的地位平等。他认为解决社会问题的本质，“在于发现一个社会平等的国家。这样的国家既不是公社，也不是专制政府、计划政府以及无政府，但这样的国家旨在有秩序的自由和个体的独立。”[3]《什么是所有权》一书的出版让蒲鲁东一举成名，成为当时社会主义思潮的重要代表人物。在这本书中，蒲鲁东提出了“所有权就是盗窃”的观点，他自认为这是历史上伟大的发现。蒲鲁东说：“几千年来还没有人使用过这样两个字。除了这个关于财产的定义以外，我在世间别无其他的财产；不过，我把它看得比罗斯采尔德的几百万家产还要宝贵，而且我敢说，这个定义的提出将是路易·菲力浦治下意义最重大的事件。”[4]如此尖锐的观点让蒲鲁东成为整个统治阶级的眼中钉。贝桑松大学不仅宣布与蒲鲁东断绝关系，还打算取消他的助学金，甚至还把他送交法院审判。但蒲鲁东在法庭聆讯中的成功辩护让自己免于牢狱之灾，而在这次审判中的出色表现也大大增加了自己的社会知名度。

1843年，蒲鲁东来到里昂，受雇于科底叶兄弟公司，从此开始了大城市的生活。当时，里昂作为法国工业革命的中心，正经历着由一个手工业纺织中心向一个机械工业化城市转变的过程，已经开始显露出早期资本主义工业化所必然带来的社会后果——工人的贫困化。贫困使得激进思想在工人中广为传播，其中最大的一个工人组织是名为“互助主义者”的秘密团体，这个团体的领导者参与过1831年和1834年的纺织工人起义。在某种程度上，“互助主义者”的思想与蒲鲁东的经济、社会改良思想有共同之处，这让蒲鲁东看到了从下层劳动者中发起社会改革的可能，而自己已发表的著作也在互助主义者中找到了读者。正是基于这段时期的活动经历，蒲鲁东后来将自己的理论命名为“互助主义”。

1844年，蒲鲁东在巴黎结识了马克思，同时他还与卢格、巴枯宁和格律恩交往。马克思将蒲鲁东视为当时法国最出色和最具代表性的社会主义者。两人当时经常就黑格尔哲学展开彻夜的讨论，但这种关系只维持了一年左右。1846年初，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创立了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他们写信邀请蒲鲁东加入，并担任委员会在巴黎的通讯员。此时的马克思对于蒲鲁东可以说是充满着期待，他在信中不仅宣称在法国不可能找到比蒲鲁东更合适的通信人，而且指出自己对蒲鲁东怀着“非常真诚的友谊”[5]。但是，蒲鲁东在回信中的态度远比马克思冷淡得多，虽然他在原则上同意加入通讯委员会，但提出了一些附加条件：首先，蒲鲁东明确反对“强使人民信奉共产主义”，主张只把通讯委员会看作是一个辩论的场所；其次，蒲鲁东反对使用革命的暴力手段改造社会，主张“用文火烧掉私有财产”。这些观点的表达让马克思充分地意识到彼此之间存在的理论分歧。同时，就在蒲鲁东给马克思的这封回信中，他还特别提到自己“即将问世的一部著作”，认为这部著作将有助于马克思更为详细地了解自己的观点，而这本“即将问世的著作”就是出版于1846年的《贫困的哲学》。

在1848年的法国二月革命中，蒲鲁东创办了《人民报》和《人民之声报》，并当选为国民制宪会议代表。1849年初，他所创办的“交换银行”在巴黎开业，但因未能筹集到预定的资金而宣告破产。同年，蒲鲁东出任法国国会议员。由于他在报刊上批判资本主义制度、指责路易·波拿巴，故而于1849年3月被判处1万法郎的罚金和3年监禁。在狱中，他写成了《一个革命家的自白》和《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1858年，因在《论革命中和教会中的正义》中批评基督教而被放逐比利时，1862年才得以重返法国。蒲鲁东晚年继续从事理论著述和无政府改良主义活动，直到1865年1月在法国去世。

二 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及其社会影响

尽管本书的主角是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但我们也不能不用些篇幅来介绍一下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毕竟后者是点燃马克思与蒲鲁东之间论战的导火索，并直接催生了《哲学的贫困》。

（一）《贫困的哲学》的主要内容

蒲鲁东在《贫困的哲学》一书中主要探讨了有关经济方面的贫困现象及其诊治办法，并且特别注意从哲学形而上学的层面进行分析。

在“前言”部分，蒲鲁东首先用大量的篇幅来阐述“关于上帝的假设”。在他看来，人类社会的运动“乍一看来似乎并没有经过预先的考虑和计划，但是，逐渐就会显示出它是受着某种最高意志的支配，这个意志存在于社会之外，并以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推动社会朝着一个不可知的目标前进”[6]。而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力量就是“现代语言中所称的普遍理性”，同时也就是“古人所谓的上帝”[7]。在普遍理性或者说上帝的观念中蕴藏着社会发展所遵循的规律，这就是蒲鲁东在这本政治经济学著述中作为出发点的基本假设。他认为，对于社会问题的一切实证性考察最终都是以“求得社会的改善和进步”为目的，这必然牵涉到对社会现状的价值评判，而价值评判的做出又必然应该有终极标准，这个终极标准可以被称为“上帝的观念”。总之，“社会的历史无非是一个确定上帝观念的漫长过程，是人类逐渐感知自己的命运的过程。”[8]蒲鲁东正是基于上帝存在的假设来解释自己为什么要撰写这部著作。他指出，当社会面临“巨大的事变”时，“上帝”总是“通过某些人的口来提问，又通过另一些人的口来作答”[9]。现实中，“以受上帝启导的社会的名义进行发问的”就是伦理与政治科学院，而试图作出答复的正是蒲鲁东本人。科学院当时提出的一个征文题目引起了蒲鲁东的关注：试确定支配利润与工资的关系的各种一般因素，并且分别说明利润与工资波动的原因。他认为，这不过是重弹了科学院在更早时候提出的另一个问题的老调：贫困的根源是什么？可关于这个问题“始终没有人拿得出答案来”，因此科学院这次只不过是换用更为明确的语句来重新提出这个问题。蒲鲁东撰写《贫困的哲学》就是希望通过揭示经济领域中的“上帝观念”为“减轻贫困”作出有益的贡献。

在第一章“经济学”中，蒲鲁东对当前经济问题研究中处于对立的两个理论阵营展开了批判。这两个理论阵营分别是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在他看来，政治经济学是“迄今为止对财富的生产与分配的各种现象进行观察的成果的综合，也就是对劳动与交换的最一般、最自发，因而也是最现实的形式的观察成果的综合”[10]。政治经济学认为，“应该存在的事物现在已经存在了”，于是“趋向于把利己主义神圣化”。社会主义则完全站在政治经济学的对立面。社会主义“宣称政治经济学是一种谬误的假设，是为了维护极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剥削而捏造出来的诡辩”[11]。正因为如此，社会主义认为政治经济学要为现实存在的“生活条件的不平等、商业的堕落以及由于垄断与竞争的大规模结合而不断滋生的豪富与贫困现象”[12]负责。关于未来，社会主义同样与政治经济学针锋相对，它认为“应该存在的事物尚未存在”，人类社会应该以公有代替私有。蒲鲁东认为两大理论阵营都是极端的和片面的，政治经济学“把自己那些零七八碎的理论当成科学，拒不接受未来的任何进步”[13]，而社会主义则“无视传统，企图在一种虚无缥缈的基础上改建社会”。还没有哪个阵营找到必然存在着的“把社会主义的乌托邦和政治经济学的支离破碎的学说很好协调起来的公式”[14]。这样的研究现状让政治经济学看起来就像是到处堆满着施工材料的空地，而蒲鲁东准备大显身手，去探寻政治经济学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协调原则，让“财富的增长”能够摆脱“贫困的加重”这个看上去挥之不去的阴影。

在第二章“论价值”中，蒲鲁东重点讨论了政治经济学大厦的基石——价值理论。他提出：“价值生就两副面孔：一副是经济学家称之为使用价值，或曰固有价值；另一副称为交换价值，或曰议定价值。”[15]同时，他还指出，价值的这两副面孔彼此一方面呈现出统一，另一方面又呈现出对立。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统一是体现在“使用是交换的必要条件，可是离开交换，使用也就等于零，所以，两者是不可分离地联系在一起的”[16]。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对立则体现在“彼此不可或缺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会成反比地增减”[17]。蒲鲁东认为，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对立的原因正是在过往的经济学家那里未能得到正确解释的问题。在他看来，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之所以对立是“个人自由专断而造成的”。这里所谓的“个人自由专断”是指商品交换双方在交易中按照自己的意愿做出判断的自由。在市场环境中，任何商品交换都必须建立在双方同意的基础上，“谁也无权把自己的商品强加给别人；商品是否具有效用，或者说商品是否符合需要，唯一的判断者就是买主”[18]。正因为市场行为主体拥有判断的自由才导致“价值在效用与议价之间摇摆”。蒲鲁东认为，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对立是可以调和的，而两者调和的产物被其称为构成价值。所谓构成价值就是“生产者之间通过分工与交换这两种方式自然地形成的社会里组成财富的各种产品的比例关系”[19]。构成价值是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混合体，这个混合体保留了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原有的一切积极特性却消除了它们各自的消极特性。在构成价值概念的基础上，蒲鲁东又运用价值比例规律来解释现实中存在的贫困现象。他指出，“只有当每一个人的产品都和产品总量成比例时，劳动才能成为福利与平等的保证，因为劳动所交换或购买到的价值始终只能等于它本身所包含的价值”[20]。而在现实的交换中存在的种种不平等和不公正就是“贫困最主要的根源”。在这一章中，除了价值理论的具体观点外，蒲鲁东还特别提出了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所遵循的根本方法——二律背反。所谓二律背反是“一种具有两面性规律的概念，它既有其肯定的一面，又有其否定的一面”[21]。肯定的一面可以被称为正题，而否定的一面可以被称为反题。正题与反题之间会“彼此捕捉，互相吸收，最后都消失了，只留下一个混合体”[22]，这个“迟早总要出现的更高级的”混合体就是所谓的合题。在蒲鲁东的价值理论中，价值这个概念具有典型的二律背反的特征，它可以分解为两个相互独立的概念——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而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合题”就是构成价值。蒲鲁东认为，正是因为以往的经济学家缺乏“现代形而上学的知识”，才导致他们无法了解这个原本应该“了如指掌”的事实。紧接着，蒲鲁东做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推论：“政治经济学既然是以价值概念作为出发点”[23]，而价值概念又具有二律背反的特征，因此政治经济学的“一切基本要素也就必然自相矛盾和彼此对立”[24]。简言之，“二律背反是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特点”[25]。之所以说上述推论重要，是因为蒲鲁东据此将二律背反作为一种普适性研究方法贯彻在《贫困的哲学》余下所有的章节中。

从第三章开始到第十三章，除了第八章插进一个“人和上帝在矛盾规律下的责任，或天命问题的解答”外，蒲鲁东在二律背反观点的指导下来描述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史。在蒲鲁东看来，人类社会“经济进化的第一个阶段”就是分工，而分工具有二律背反的性质。从好的方面来说，分工“是财富增长与劳动者熟练程度提高的首要原因”[26]；从坏的方面来说，分工又是“造成精神衰退和文化贫乏的首要原因”[27]。人们需要做的就是努力寻找上述两方面的“合题”，即通过“改组劳动，消除分工的弊病，同时又保留它的有益作用”[28]。但人们以往提出的救治分工的灾难性后果的种种处方都是无效的，无论是“增加工人的福利和提高他们的地位以重新振奋他们的精神”[29]，还是“通过教育及早为他们的解放和幸福做好准备”[30]。蒲鲁东认为，社会的发展就是不断地用新的二律背反去取代旧的二律背反，而社会是用“新机器的不断出现”来解决分工带来的弊端。因此，作为分工的反题，机器是人类经济矛盾体系发展的第二个时期。可机器本身也具有二律背反性：从好的方面来说，机器通过把“被分工所分割的各部分劳动联结起来”[31]，“使分工劳动者恢复原状，减轻工人的劳动强度，降低产品的价格，活跃各种价值的交流，促进新发明和提高公众福利”[32]。从坏的方面来说，机器的应用“形成一种经常性的趋势，就是削减一部分劳务，把一些劳动者从生产中排挤出去”[33]，而失去工作的劳动者必将无力消费社会产出的大量商品，最终资本家也会由于商品滞销而与失业者共同品尝机器带来的苦果，整个社会陷入这样的恶性循环而无法自拔。在分工与机器之后，人类经济矛盾体系发展的第三个时期是竞争。从好的方面来说，只有存在竞争才能激发出整个社会的生机与活力，“一个人只有受困迫时才会从偷安中振作起来，而毁灭一个人的天才最有效的办法莫若给他解除一切忧虑”[34]，每个人正是通过竞争取得自主权。从坏的方面来说，在竞争中人们往往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不惜“颠倒一切公平与正义的概念”，比如将夺取整个劳动阶层的面包当作改进与节约、窃取别人的秘密作为自己的新发明等等。竞争的一切良好作用与它的残酷性格都是相伴而生的，彼此之间互为前提。作为竞争的对立物，在人类经济矛盾体系发展第四个时期出现的是垄断。从好的方面来说，垄断通过保证人们拥有独占“自己发明的成果和经历风险所获得利润”的自由从而推动着社会的进步。从坏的方面来说，垄断者为了确保自己的利润令商品售价超出成本，劳动者在消费这些商品时无疑就会遭到掠夺，而一旦劳动者有限的消费能力使商品出现滞销，结果整个社会生产体系又将陷入无以为继的局面。于是，社会接下来用捐税来反抗垄断，由此开启了经济矛盾体系发展的第五个时期。蒲鲁东认为，捐税的“实际和公认的目的就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按资本的比例向富人征收的回扣”，“是垄断者付给社会的偿金”[35]。但是就实际情况而言，“捐税背弃了它原来的目的，”因为“立法者设想的是税额应该与财产成正比，但是事实却相反，它变成按贫困的程度累进征收，谁愈是穷，纳税也就愈多”[36]。这就“犯了不公平的罪行”。应该怎么办呢？人类经济矛盾体系用第六个时期——国际贸易作为应对。在蒲鲁东看来，国际贸易的初衷是当社会采用包括捐税在内的各种调整措施无法从内部找到补偿无产者的办法以后，便着手从外部寻求补偿的一种举措。因为“对外贸易扩大了出口，就可以增加劳动，提高工资。劳动原来通过税收和合理要求仍然无法从垄断取得的东西，可以依靠对外贸易而取得；因而在不同民族之间组织产品交换，将减轻贫困”[37]。从这个角度来说，自由的国际贸易理应得到倡导。但是自由的国际贸易也存在着负面效应。资本的流动总是使得一些国家成为国际市场的主宰，而另一些国家成为主宰者们的附庸。自由的国际贸易最终只不过是将各国国内由分工、机器、竞争、垄断和捐税所造成的不平等和贫困扩展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彻底摧毁小工业和最终制服无产阶级”。正是由于社会无法通过国际贸易补偿无产者，于是仍旧只能回到国内贸易中去寻求解决方案。在此基础上，人类经济矛盾体系的发展进入第七个时期——信用。从好的方面来说，信用“能使劳动和波动不定的价值变为某种流通的和生产性的货币，从而也能在国内开辟一个即使是最彻底的自由也无法赢得的广阔市场，因此，它便是解放劳动、增长集体财富和提高个人福利的最有力的原则之一”[38]。从坏的方面来说，信用对于劳动者来说只是欺骗和盗窃。由于劳动者缺乏必要的实物财产以作抵押之用，因此信用事实上是劳动者无法享受的神话。信用总是通过“掠夺多数人”来让少数银行家得利，“它总是让资本剥削劳动，反过来，劳动则不能剥削资本”[39]。也正是由于信用要求实物担保，所以“为了发展信用，又需要把垄断变为所有权”。可见，经济矛盾体系的第八个环节——所有权正是“产生于信用”。所有权在本质上同样是矛盾的，因为“所有权是占有权，同时又是排他权；所有权是劳动的代价，又是对劳动的否定；所有权是社会的自发产物，又是社会的解体；所有权是一种公平制度，同时又是盗窃”。在经济矛盾体系发展的第九个时期，共有制“为了挫败私有制而出现”了。蒲鲁东认为，虽然共有制的支持者宣称自己的目的是要实现“博爱与一切联合形式及管理形式”，但事实上共有制却深陷“条条大路通向自杀”的矛盾之中：“如果按照家庭的模型来建立，它就和家庭一起瓦解；没有分配，它就不能存在，可是一进行分配，它就崩溃；它不得不组织起来，而组织起来又会把它扼杀。最后，共有制要求人们自我牺牲，可是它却剥夺了人们作出牺牲的物质基础和方式；它连提出自己进化过程的第一项也办不到，更不用说建立自己存在所必需的系列了。”[40]总之，在蒲鲁东看来，共有制的理想注定了只能是乌托邦，将其付诸实践不仅不会实现平等与幸福，相反“必然要造成停止一切活动和绝对地穷困”。当社会发现以往对于经济矛盾体系做出的所有探索不仅“始终找不到平衡”，“而且每次试验总是进一步扩大了奢侈和贫困之间的差距”。政治经济学家将解决贫困问题的出路指向了否定人类本身，由此经济矛盾体系来到了第十个时期——人口，这也是《贫困的哲学》中对于人类经济发展历史探讨的最后一个时期。蒲鲁东认为，政治经济学家基于“不存在价值比例规律，不存在劳动组织，不存在分配原则”的错误假设，“认定财富的增长将始终落后于人口的增长”[41]。据此，政治经济学提出了一系列反人类的贫困解决方案，即将饥荒、瘟疫和战争当作消除过剩人口的“刽子手”。但蒲鲁东指出上述观点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因为现实中资本和财富的增长速度其实比人口的增长速度要更快。同时，蒲鲁东还指出，在一个有组织的社会里，一切人的劳动强度和时间都随着科学、工业和组织的改进而不断加大和延长。但如果不变革“这样一个存在着垄断的掠夺和所有权暴政的不平等社会”，那么经济发展终将走到即使再怎么加重劳动也无法带来财富的任何增长的地步，结果“贫穷和犯罪的现象就一直加重”。

在对人类经济矛盾体系发展的十个时期分别展开讨论之后，蒲鲁东在《贫困的哲学》的最后一章提出了自己研究的结论。他认为，“为了达到看来是我们地球上人类命运的最终的组织状态，唯一应该做的事情就是使我们的一切矛盾获得普遍的平衡”[42]。而获得平衡的关键被蒲鲁东称为“互助理论”，“其最简单的形式就是消费借贷”。基于这种互助理论，将可以建立起“一种能消除我们法治与商业社会的一切以往形式并且符合批评界所提出的关于有效性、进步性和公平性等条件的保证制度”[43]。

（二）《贫困的哲学》的社会影响

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出版之后，在欧洲工人运动中造成了很大的消极影响。要准确地了解当时的情况，必须要对法国工人运动的历史有一个大概的认识。法国工人阶级在1789年资产阶级革命中增长了阶级意识，通过1831年和1834年两次里昂纺织工人起义进一步成长，并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走上历史舞台。到19世纪30年代末，秘密的革命团体在巴黎如雨后春笋，开始了工人运动与社会主义思想相结合的过程。早在出版《什么是所有权》一书时，蒲鲁东就已经借此成为法国工人心目中的革命家。蒲鲁东的声望达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可以从1845年以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他的重视中窥见一斑。如前所述，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在组建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时，旨在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团结各国的社会主义者和先进工人，而他们在法国寻找的第一个通讯者的人选便是蒲鲁东。恩格斯后来在《哲学的贫困》一书德文第一版的序言中评价蒲鲁东是“在当时的法国社会主义者中间占据最重要地位的人物”[44]。这一切都足以说明蒲鲁东及其理论主张的社会影响力之大。学者杰克逊曾经指出，1844年马克思与蒲鲁东相会时，35岁的蒲鲁东就“已经研究了政治经济学，并且到当时为止的所有的社会主义者的学说都建立在乌托邦的基础之上，蒲鲁东成为将学说建立在政治经济学研究基础之上的第一人”[45]。路易·菲力浦的七月王朝统治后期，法国的金融资产阶级对工人与社会中下层阶级的压迫已经到了不堪忍受的地步，这时候，一部能够从“科学”的角度向现有的社会经济制度发起挑战的著作无疑会受到广大工人群众的欢迎。但也正因为如此，当蒲鲁东的著作在“科学”面纱的掩护下兜售的却是谬误时，工人群众就更容易受到误导和迷惑。早在《贫困的哲学》出版之前，与蒲鲁东关系密切的格律恩就已经在巴黎工人中散布该书的思想。作为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在当地的通讯者——恩格斯发现这一点后立即展开了与蒲鲁东主义者的论战。列宁对此这样写道：“他（恩格斯）主要注意的是当时最重要的和最流行的社会主义学说，即蒲鲁东主义。早在蒲鲁东所著《贫困的哲学》一书出版以前，恩格斯就对当时德国社会主义者格律恩所竭力鼓吹的蒲鲁东那些根本思想，作了严酷无情的和异常深刻的批判。恩格斯的英语非常好，英国刊物都很熟悉，这使他能够指出标榜一时的蒲鲁东的‘劳动市集’在英国遭到破产的例证。蒲鲁东玷污了社会主义，——恩格斯愤慨地说道，——因为照蒲鲁东的说法，工人应该赎回资本！”[46]对于蒲鲁东学说在巴黎工人中的传播，恩格斯在给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多封信件中都作了详细的介绍。在其1846年9月—10月间的几封书信中，恩格斯已经开始了对蒲鲁东的批判。在1846年9月16日的信中，恩格斯详细描述了巴黎出现的“格律恩化的蒲鲁东学说”[47]。蒲鲁东提出要建立协作社来使工人“早日进入地上天堂”，而这种协作社的方法“无非是希望用魔术把利润从世界上清除而把利润的生产者保留下来”。恩格斯认为蒲鲁东的心里所装着的那个救世的“和平药方”是一剂危险的迷魂药，必将给工人运动带来极大的障碍。一天以后，恩格斯再次致信马克思，称蒲鲁东的想法是“一件超出一切范围的荒唐事”[48]。同年10月23日，恩格斯在一封信中又记录了与蒲鲁东主义者的论战经过：“蒲鲁东的协作社计划争论了三个晚上，最初差不多所有的人都反对我，到最后只剩下艾泽曼和其余三个格律恩分子。我所要证明的主要就是暴力革命的必要性，同时证明：在蒲鲁东的万应灵药中找到了新生命力的格律恩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根本是反无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和庸人的东西。”[49]可以看到，如果恩格斯没有介入论战，那么蒲鲁东主义在当地是已经获得“差不多所有的人”的接受。1847年，格律恩将《贫困的哲学》翻译成德文，将蒲鲁东主义的影响力从法国扩展到德国。蒲鲁东的书以貌似社会主义的形象来全面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使得他的理论对于德国无产阶级也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甚至俄国社会主义者安年柯夫在1846年11月给马克思的信中也认为，虽然蒲鲁东关于神、天命和事实上不存在的物质与精神的对抗思想非常混乱，“但经济部分我觉得写得很有分量。从来还没有哪一本书能这样清楚地告诉我：文明不能拒绝它依靠分工、机器、竞争等而获得一切东西——这一切都是人类永远要争取到的东西”。总之，至少在法、德、俄三国，蒲鲁东的思想都获得了广泛的欢迎，而这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新世界观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严重障碍。因此，全面批判蒲鲁东主义就成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当务之急。马克思指出，“为了给只想阐明社会生产的真实历史发展的、批判的、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扫清道路，必须断然同唯心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决裂，这个唯心主义经济学的最新的体现者，就是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的蒲鲁东”[50]。而马克思批判蒲鲁东的结果就是后来的《哲学的贫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