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典民主政治中的大众与精英

黄洋

摘要：知识界一直有雅典民主政治是“暴民政治”或者“人民暴政”之说。本文追溯这一说法的起源及其在古代希腊的谱系，分析导致这一说法的原因，试图揭示它的谬误之处。随后本文力图论证，雅典民主政治事实上并非仅为下层公民的统治，精英阶层也起了关键的作用，并且这一所谓“直接民主”的形式是合理和行之有效的。

关键词：雅典 民主政治 暴民政治

从公元前594年的梭伦改革开始，雅典人经过了百余年的艰难探索，终于在公元前5世纪建立起一套全体成年公民直接参加国家管理与决策的政治制度。在2500多年以前建立起这样的制度，实践这样的政治方式，其革命性本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它创造了一种全新的政治生活方式，对后世影响的深远度和广泛度无有出其右者。罗马人创造的共和制度也许影响同样广泛，但共和观念的影响却不如民主观念那样深远。然而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中，对雅典民主政治长期存在两种矛盾的态度。一方面，近代以来的知识分子普遍相信，民主政治这一观念及其所代表的政治理想起源于古代希腊、尤其是雅典民主政治的实践之中；另一方面，自希腊古典时代以来的西方政治思想史上，占主导地位的倾向是贬斥和否定以雅典民主政治为代表的古希腊民主政治实践。即便是到了民主政治受到普遍接受的现代，即便是真正接受民主政治观念的知识分子，也仍然对民众广泛参与的民主政治抱着疑虑态度。尽管他们不能也不会公然反对民主政治，但却试图建构一种精英式民主政治，因而事实上是排斥雅典式民主政治的。至于国内知识界，则至今都充斥着雅典民主政治是“暴民政治”的说法，甚至在专业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之中亦是如此。

如果说当时人对雅典民主政治抱有疑虑，倒也不难理解。毕竟任何社会及其成员都天然具有一定的保守性，对于新生事物不免带着怀疑态度。今人的怀疑态度则要难以捉摸得多。诚然，雅典的民主，是在一个有限公民群体范围内实行权力的分享与平等参与。确切地说，是成年男性公民的民主。也许占到人口一半甚至更多的奴隶没有任何政治权利自不待言，即连名义上享有公民权的妇女也没有任何实际的政治权利。对于这种排斥性的质疑无疑是合理和正当的。但我们不要忘记，在人类文明史上的绝大部分时期和绝大部分地域，政治权力都是操纵在极少数统治者乃至个人专权者手中，社会的绝大部分成员——包括自由的男人、女人、奴隶（如果存在奴隶的话）——非但没有任何政治参与的权利，甚至没有知情权。即使是今天，也仍然有为数众多的国家，其政治制度与政治实践并不赋予绝大部分的公民（包括男人和女人）政治参与权。如果考虑到这些，再回望2500年前的雅典，应该不难理解其政治制度的革命性意义，并且不能不惊叹于古人的创举。然而事实似乎并非如此，这就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到底为什么人们对雅典民主政治持如此明显的怀疑态度。

一

那么，为什么对雅典民主政治的疑虑难以消除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还得回到古代希腊，看看雅典民主政治引起的争议，其焦点何在。涉及民主政治的争议，最早明确出现在希罗多德的《历史》之中。这位西方的“历史学之父”在记叙波斯贵族杀死僭权的马古斯（magus）们时告诉我们，政变者对于将要采取何种政治制度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其中之一欧塔涅斯（Otanes）主张不再采用君主制，因为它使君主“随心所欲而毋需负责”，最为糟糕的是，“他凌驾于国家的法度之上，蹂躏妇女，未经审判而随意杀人”。为此他建议采取“多数人的统治”，因为首先，它“拥有最为美好的名称，即ἰσονομίη（isonomiē）；其次，它避免了君主的所有那些恣意妄为；官员抽签统治，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而且所有决议均共同做出”（III. 80）。另一位参与政变的贵族迈加比佐斯（Megabyzos）则提议采取寡头政治，因为在他看来，多数人的统治甚至较君主制更为恶劣：“没有什么比一无是处的乌合之众更为愚昧和恣意任性的了。而且为了逃避暴君的恣意妄为而倒向无法无天的民众的恣意妄为，是完全无法忍受的。前者至少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但后者却对自己的行为一无所知。他们既无教育，又未曾见识美好且适度的事，像一条湍急的河流急切而无所用心地处事，又怎么能知晓呢？让波斯的敌人采用民主制吧，而我们则选择一批优秀人士，让他们掌权吧。”（III. 81）大流士（Darius）则力主维持君主制，其理由是寡头制易于导致寡头之间的敌意和争斗，乃至血腥冲突，最终仍然导致君主制。民主制则必然导致邪恶之人的出现，他们狼狈为奸，危害共同体，直至民众领袖挺身而出铲除邪恶。但这时他就为民众崇拜而转变成了君主。这也说明君主制是政治统治的最终归宿（III. 82）。

希罗多德这段令人饶有兴味的记载其实是希腊政治思想史中的一个重要片段。虽然它穿插在关于波斯宫廷政治的叙事中，但有足够的理由认为，这段关于政治制度的争论不可能发生在波斯的贵族之间，或是反映波斯人的政治思想，因为事实上，波斯从来没有采纳过君主制以外的任何政治制度。而希腊的城邦为数众多，所采取的政治制度各不相同。这使得希腊人对不同的政治制度有更明确的认识。所以说，希罗多德的记载更真实地反映了公元前5世纪后期希腊人的政治思想以及对不同政治制度实践所带来的争论。尤其是，雅典民主政治这一比以往任何政治制度都要激进得多的政治实践，业已激发了希腊知识分子对于何为最好政体的激烈争论。希罗多德虽不是雅典人，但长期居留雅典，对雅典民主政治有着近距离观察。他虽为历史学家，但无疑也对不同政治制度的差异产生兴趣。在波斯宫廷政治叙事中穿插的这段政体争论，正是他本人对此产生兴趣的体现。值得注意的是，在此他将民主政治称为ἰσονομίη（isonomiē, III. 80）和δῆμος（dēmos, III. 82），前者的字面意思是“法律面前平等”，意味着民主政治强调的是平等的权利；后者也是民主政治的代名词。后来用来指称民主政治的标准词语δημοκρατία（dēmokratia）虽然没有在此处出现，但希罗多德却是第一个使用这个词语的希腊作家。在记叙西居昂（Sicyon）僭主克里斯提尼招婿、最终选中雅典人迈加克勒斯（Megacles）为女婿时，希罗多德看似不经意地提到，这个联姻的结果是生下了克里斯提尼（以其外祖父名字命名），他“重新组织了雅典的部落，并且在雅典建立了民主政治（δημοκρατία）”（VI. 131）。在另一处有关记叙中，他又将雅典民主政治称为ἰσηγορίη（isēgoriē, V. 78），其意则为“平等的发言权”，同样强调平等之意。这些词语的使用，说明雅典这套新兴政治制度的称呼，尚未完全达成约定俗成的说法。

希罗多德的这段记叙也是西方甚或整个政治学史上的一个重要时刻。传统认为由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开创的西方政治学，其元问题正是什么是最好的政治制度，但早于柏拉图半个多世纪以前，希罗多德就已经借波斯人之口，明确提出了这个问题，而且进行了初步的但却具有导向性的探讨。或者说，希罗多德记载的争论表明，至迟在公元前430年左右，希腊知识分子业已提出了政治学史上的这个元问题。雅典民主政治实践所激发的希腊知识界关于政治制度的激烈争论，历时半个多世纪，最终由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进行系统的理论阐述，而发展出西方的政治学这一门学问。因此可以说，公元前5世纪希腊知识分子关于政体的争论，其实是西方政治学的前史。

我们可以看到，即便是在政治学的前史上，对雅典民主政治的一组关键指责即已显露无遗。希罗多德笔下的迈加比佐斯显然把民主政治理解为除却精英成员以外的普通民众的统治。而在他看来，这些普通民众是一群“乌合之众”，他们愚昧、缺乏教育而无知、恣意任性而缺乏理性——其心性“像一条湍急的河流”。换言之，他们是一群暴民，而他们的统治则是暴民政治——愚昧无知而又缺乏理性的大众的集体统治。

对民主政治的这种否定性评价也许并不代表希罗多德本人的看法，因为同是在《历史》中，他高度肯定了雅典民主政治的积极意义。公元前506年，在雅典推翻僭主统治、建立起民主政体不久，城邦即面临了空前严峻的局面：这年斯巴达组成包括科林斯在内的强大的伯罗奔尼撒同盟，以其二位国王克里奥美尼（Cleomenes）和德玛拉图斯（Demaratus）为统帅，亲率盟军进攻雅典，占领其宗教圣地埃琉西斯（Eleusis）。与此同时，以忒拜为首的贝奥提亚联军从西北面入侵，尤卑亚岛的卡尔基斯（Chalcis）则从北面进攻雅典（V. 74）。面对如此危险的处境，雅典人民众志成城，不仅成功地抗击了三面来袭的强敌，迫使伯罗奔尼撒盟军撤退，大败贝奥提亚联军，而且攻入尤卑亚岛，占领卡尔基斯城。由此雅典一跃而成为希腊世界的一流强国。希罗多德就此评价道：

这样雅典人的力量与日俱增，不只在一方面、而且在所有方面都表明，民主政治（ἰσηγορίη）是一件多么好的事。当雅典人处在僭主统治之下时，他们在战争中的表现并不比他们的邻邦强。但在推翻僭主之后，他们成了最好的战士。这说明，当受到压迫之时，他们故意装出懦弱；而当获得自由之时，他们每个人都甘愿为了自己的事业而竭尽全力。（V. 78）

也许正因为迈加比佐斯的态度并不反映希罗多德本人的看法，这段记载才更显其意义。它意味着，如此否定民主政治代表了某种具有影响力的立场，并因此而受到希罗多德的注意。无论如何，这里更为重要的是，它无疑反映了社会精英阶层成员对民主政治的态度。对他们而言，民主政治即等同于普通公民的统治，也就等同于“暴民政治”。大约和希罗多德同时代的一位佚名作者验证了我们的推断。这位作者在公元前420年发表了一篇长篇政论文，开宗明义写道：

对于雅典的政体，我不赞成他们选择这种政体，因为通过这一选择，他们倾向于卑劣之人（οἱ πονηροί）的利益，而非可敬之人（οἱ χρηστοί）的利益。

在此他阐明了自己的政治立场，并因此而被现代学者冠以“老寡头”（Old Oligarch）的绰号。在文中，这位政论家毫无顾忌地将雅典普通公民称为“卑劣之人”“毫无价值之人”乃至“暴民”“疯子”，并且强调他们“无知”“缺乏道德心”“目无法纪”。这类字眼儿的言下之意再也明白不过，即仍在于强调，雅典的民主政治是“暴民政治”。

希罗多德和“老寡头”著作中所反映的这类贬斥，通过苏格拉底的追随者如色诺芬和柏拉图的进一步阐述、尤其是柏拉图的理论性论述，而成为对民主政治的经典指责。苏格拉底的政治思想也许是其中的一个关键因素，但因为他一生“述而不作”，并未直接留下片言只语，我们不能确切地知道他对民主政治的态度。无论如何，柏拉图和色诺芬建立起来的文献传统把苏格拉底刻画成一个关键人物，通过他之口表达对民主政治的厌恶。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毫不掩饰对普通公民的蔑视。色诺芬记载说，苏格拉底认为格劳孔（Glaucon）之子卡米德斯（Charmides）是个“值得称道”（ἀξιόλογος）的人，且要比当时的政治家们都出色得多，便劝勉他从政。当卡米德斯表示羞于在群众面前发言时，苏格拉底说道：

你既不在最为明智的众人面前感到害羞，也不害怕最为强有力的人，却居然羞于在那些最为愚昧和最为卑微的人面前说话。他们中的谁让你害羞呢？是那些漂洗工，还是鞋匠，还是木匠，还是铁匠，还是农民，还是商人，抑或是那些在集市上做买卖、只关心贱买贵卖的商贩呢？是这些人组成了公民大会啊。

和希罗多德以及“老寡头”一样，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依然把象征雅典民主政治的公民大会斥为下层民众的统治，他们也依然是“最为愚昧的”（ἀφρονέστατοι）和“最为卑微的”（ἀσθενέστατοι）。

苏格拉底的弟子柏拉图则从理论层面上论证了民主政治的荒谬。在《普罗泰戈拉》中，通过和普罗泰戈拉的辩论，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提出知识（德性）是不可教的（319a、361a）。这一论点为柏拉图的政治思想及其《理想国》中的阐述打下了基础。在此柏拉图进一步提出，哲学王的统治才是是最为理想的政治安排，因为只有他们才掌握了真知，才能够认知“善”（to agathon, 475e, 505）。与此相反，民主政治“充满了ἐλευθερία（自由）和παρρησία（言论自由）”（557b），过度的自由造成散漫、没有法度。和民主政治制度相应的人格则“缺乏知识、良好的方式以及真正的原则”（560b），充满了“恣意妄为（ὕβρις）、无法无天（ἀναρχία）、奢侈浪费（ἀσωτία）和不知羞耻（ἀναίδεια）”（560e）。这类人参与政治时头脑发热，言行均凭一时冲动（561d）。这也无异于是说，民主政治实际上是无知的和非理性的暴民政治。

因此我们看到，柏拉图对民主政治的贬斥和批评与希罗多德笔下的迈加比佐斯以及“老寡头”的态度是一脉相承的。也就是说，政治学理论从创设之初，即已承继了此前的反民主政治思想。正如麦克利兰德在一本题为《从柏拉图到卡内蒂笔下的群众与暴民》中所说：

几乎可以说，政治理论思考得以建立，是为了表明民主政治——即人们的自治——必然陷入暴民统治。雅典实践某种类型的民主政治已达两个世纪，之后柏拉图提请我们注意，雅典人民（demos）是无知而非理性的群众，总是可能被其蛊惑者变成一群暴民。

柏拉图以降直至现代以前的西方政治思想中，将雅典民主政治贬斥为“暴民政治”是标准的说法。当然这并不难理解，因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自柏拉图开始，整部西方政治思想史都是精英知识分子写成的。也因此麦克利兰德评论说：“如果存在西方政治思想传统这么一个东西的话，那么它是以这种深刻的反民主政治偏见而开始的，而且这种偏见无意识地渗透进了政治思想的历史。”在此我们不用浪费笔墨详述这个反民主的政治思想传统，读者只要浏览一下像罗伯茨的《被审判的雅典——西方思想中的反民主传统》或者晏绍祥所著《古典民主与共和传统》就足够了。

二

从西方政治学前史直至柏拉图及其弟子亚里士多德开创的政治学，之所以能够成功地给民主政治贴上“暴民政治”的标签，在根本上是因为他们创造了阶级分析的方法，将公民群体中的精英阶层和普通公民亦即下层阶级对立起来，进而将民主政治说成是下层公民的统治，而将精英阶层看成了被统治者。这种政治制度基础的阶级区分在希罗多德笔下业已十分明显了。迈加比佐斯将民主政治斥为“一无是处”（ἀχρήιος）和“无法无天”（ἀκόλαστος）的“乌合之众”（ὅμιλος）的统治，主张建立起“优秀人士”（ἄριστοι ἄνδρες）的政治。他显然认为民主政治是下层阶级的统治，而他所谓的寡头政治则是精英阶级的统治。即连主张建立民主政治的奥塔内斯也认为，民主政治是多数人即下层阶级的统治。修昔底德笔下的伯里克利在赞扬雅典民主政治时，也仍然把它说成是多数人的统治：“我们的制度之所以称为民主政治，因为权力不是在少数人手中，而是在多数人手中。”（καἰὄνομα μἐν διἀ τὀ μἠ ἐς ὀλίγους ἀλλ᾽ ἐς πλείονας οἰκεῖν δημοκρατία κέκληται.）这里少数人和多数人仍然是对立的。“老寡头”则向我们揭示了雅典精英观念中尖锐的阶级对立：

一些人会说，他们不应允许所有人一个接一个在公民大会上发言，或是担任议事会成员，而应该把这些权利局限在最有能力（δεξιώτατοι）和最好的（ἄριστοι）人中。但在这点上，通过甚至允许卑劣之人发言，他们最清楚目的何在。因为如果可敬之人发言或担任议事会成员，这会对他们那类人有益，但对民众则无益。但现在是，任何人只要愿意都可以站起来发言，如果他是卑劣之人，他会知道什么是对他自己和他那类人有益的。然后会有人问：“这样的人怎么可能知道什么是对他自己和民众（δῆμος）有益的呢？”雅典人知道尽管他无知且缺乏道德心，但他的好心比起可敬之人的坏心更有益，无论后者是多么的有技巧和明智。这样的生活方式不可能建设理想的城邦，但却是维护民主政体的最好方式。因为民众不想要在一个遵纪守法的城邦中当奴隶，而想要自由和当家做主，他们并不太担心目无法纪。因为你所说的目无法纪，事实上正是民众力量和自由的基础。但如果你要看到一个遵纪守法的城邦，你首先就会看到有能力之人为着自己的利益制定法律；然后可敬之人会惩罚卑劣之人，自己安排城邦事务，不让那些疯子担任议事会成员和参加公民大会并发言。无论那是多么美好，民众都会陷入被奴役的境地。

当然，最明显不过、也最具象征意味的是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对雅典公民大会嗤之以鼻的表述，将它蔑视为漂洗工、鞋匠、木匠、铁匠、农民、商人和小商贩的集会。换言之，民主政治将权力交到了下层阶级手中，精英阶层则被排除在外。

然而却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通过理论分析，确立了民主政治实为暴民政治的观念传统。柏拉图提出，民主政治的弊端是赋予平等者和不平等者同样平等的权利。其隐含的意思是说，这样的安排实际上使得权力掌握在下层阶级手中，导致了下层阶级和上层阶级的矛盾。亚里士多德同样认为，民主政治是民众（δῆμος）的统治，而寡头政治是少数人的统治。他所说的“民众”显然是指下层阶级，其阶级属性十分明确：

……寡头制是为着富人的利益，而民主制是为着穷人的利益。（《政治学》，1279b6—9）

亚里士多德进一步阐述道：

民主制和寡头制的真正区别是贫穷和富有。结果必然是，当一个群体因其财富而统治时，无论其人数是少数还是多数，它都是寡头制；当穷人统治时，它就是民主制。（《政治学》，1279b39—1280a3）

换言之，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民主政治和寡头政治的根本区别并不在是多数人的统治还是少数人的统治，而在于是穷人的统治还是富人的统治。民主政治之所以成为多数人的统治，是出于“所有地方都是富人少而穷人多这样一个事实”。然而在他看来，这样的多数人统治显然是不合理的。因为：

民主政治的正义以数量上的平等为基础，而非以价值的平等为基础。但如果这就是正义，那么大众必然居于统治地位，而且凡在大众看来正确的也居于统治地位，即这是最终的，是正义的。因为人们说每个公民都应平等参与。其结果是，在民主政治中，穷人比富人更有权力。因为他们是大多数，而大多数认为是正确的即是权威性的。因此这是所有民主人士都为其政体确立的自由的第一个原则。（《政治学》，1317b10）

这里姑且不论亚里士多德对“自由”的特定理解，我们要注意的是，他对柏拉图提出的对民主政治的质疑进行进一步的理论阐述，提出民主政治的正义以数量上的平等为准则，而忽略了价值的平等，因而它实际上建立起大多数人亦即下层阶级的统治，维护了他们的利益。其言下之意是说，因为民主政治使下层阶级掌握权力，所以它实际上是不正义的。正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这种理论分析，奠定了民主政治即暴民政治说法的理论基础。

三

希腊思想家和政治分析家们所开创的阶级分析方法，其本身并无可挑剔之处，而且在近代经马克思进一步阐发之后，成为影响深远的社会经济分析方法。它固然对于我们深刻理解与把握希腊城邦的社会经济结构及其特征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但像希腊思想家和政治分析家们所做的那样，将它运用于雅典民主政治的分析，却是将后人引入歧途的关键因素。之所以说引入歧途，是因为他们在运用阶级分析方法时，出现了一个显著但却通常为人们所忽视的漏洞。这在于，他们仅仅强调了作为整个公民群体象征的公民大会的构成，即强调下层阶级——用他们的话说是“穷人”“乌合之众”“卑劣之人”“毫无价值之人”“最为愚昧和最为卑微的人”乃至“疯子”——占据公民大会的大多数，因而掌握了统治权。通过强调下层阶级的人数优势，凸显了精英阶层的被统治地位。

这一效果部分是通过语言的模糊性来达到的。希腊文中用于表示人民或者民众的典型词语是δῆμος（dēmos），它在不同的情形用来表示“全体公民”，或者表示公民中的“下层民众”。这种模糊性给了古典作家玩弄文字游戏的机会，使他们可以在公民大会所象征的全体公民（δῆμος）和用于蔑称公民中下层阶级的词语如“乌合之众”“卑劣之人”“毫无价值之人”等之间画上等号。但他们的读者不会不明白其用意何在。当然更为根本的是，上述阶级分析系统忽视了少数人即精英阶层成员在民主政治中的关键作用。要弄清这一点，我们需要了解公民大会的组织程序和决策过程。公民大会的每一项决定，其动议均来自公民个人。一般而言，先由公民个人向500人议事会提出议案和草案，议事会经过讨论后投票决定将哪些议案及草案提交公民大会讨论决定。不同于罗马共和国时期的公民大会——那里公民并无权发表意见，只能就高级行政长官或者保民官提出的草案进行赞成或者反对的投票，雅典的公民大会上，公民能够对500人议事会提出的草案进行辩论，甚至提出不同方案，之后大会投票决定采取哪种方案。因此，归根到底，城邦决策的每一项动议和政策方案均来自公民个人。公民大会的正式决议往往刻在石碑上予以公布，其标准记录格式包括当时担任500人议事会主席团（prytaneia）的部落名称、担任公民大会书记官和主持人的公民的名字、当年担任执政官者，最后是提案人的名字，正如公元前367（?366）年雅典人决定向爱托利亚同盟表示抗议的一份公民大会决议所显示的：

神明在上。克法勒村社（Kephale）的特奥罗斯（Theoros）之子德莫菲洛斯（Demphilos）任书记官。议事会和人民决议。俄伊内伊斯（Oeneis）部落担任主席团，克法勒村社的特奥罗斯之子德莫菲洛斯任书记官。瑟马克斯人（Semachidai）村社的菲利波斯（Philippos）任主持，波吕泽洛斯（Polyzelos）任执政官。克菲索多托斯（Kephisodotos）提案如下……

这里所说的“议事会”（βουλή）指的当然是500人议事会，“人民”（δῆμος）指的则是公民大会。其中的提案人克菲索多托斯看起来是个很陌生的名字，但他却是雅典一个富有家族的成员，著名雕塑家普拉克希特勒斯（Praxiteles）的父亲。到公元前4世纪后期，该家族位列雅典最为富有的300个家庭之一。和克菲索多斯一样，几乎所有我们能够查明其身份的提案人都来自富有家庭。

这个发现具有决定性意义，因为这意味着，提出政策主张的不是普通的下层公民，而是雅典的上层阶级成员。实际上也只有精英阶层的成员才有能力提出政策主张。这在于一方面，提出政策主张者需要有足够的闲暇关心和了解城邦事务，而且因为雅典处于一个城邦间频繁发生关系的希腊国际体系之中，他还需要对希腊世界的国际事务有充分的了解。而这些显然并非靠劳动谋生的普通人能够做到的。上述这个不知名的克菲索多托斯提出的议案事涉雅典和爱托利亚同盟的关系问题，但并非重大或者复杂问题。具体而言，该议案提出，爱托利亚同盟成员国之一特里科尼翁（Trichonion）违反全希腊人公认的埃琉西斯密仪停战协定，拘禁了密仪派来宣布和约的两名使者。因此提请公民大会通过决议，责成500人议事会向爱托利亚同盟派出“全体雅典人”的传令官，要求释放两名使者。碑铭的后文残损严重，仅保留下了要求城邦金库支付使者差旅费及颁布此法令所需开支的条款，对于提案另外的一些措施，我们却已不得而知。但这已足以使我们了解关于雅典政治决策的一些有价值的情况。作为提案人，克菲索多托斯至少需要了解爱托利亚同盟基本的运作机制，准确了解两名使节被拘禁的事实，并且要了解埃琉西斯密仪停战协定的基本内容及其适用范围。很难想象以劳动为生的雅典下层公民会全部掌握这些知识，我们只能假定，只有富有家庭成员才有足够闲暇了解这些，从而为参与城邦政事做好准备。

另一方面，即便一个普通公民了解了这些知识，也难以想象他能够在500人议事会和公民大会上慷慨陈词，阐述自己的主张。让以讨论、投票方式进行决策的500人议事会将自己的提案和草案纳入公民大会议程，更为重要的是，最终要让数千人参加的公民大会以现场投票采纳自己的草案，提出政策主张者并没有太多的办法。我们要知道，在古代雅典并没有现代意义的政党，可以通过政党庞大的组织机器鼓动或者游说，拉拢普通公民的投票。和历史上所有的政治家一样，雅典的提出政策主张者当然也会缔结政治同盟，组织追随者展开政治活动，力图最大限度地影响决策结果。但在没有政党机器、没有大众宣传媒介的情况下，这充其量只能影响到参加公民大会的数千公民中的一小部分，很难影响到其中的大多数，也甚至很难影响到以抽签选出、均匀分布于雅典10个部落的500人议事会成员的大多数。因此，雅典的提出政策主张者能够动用的手段和方式远远不如现代政治家。在大规模群体现场直接投票决策的情形下，他几乎唯一有效的武器是其演讲的才能。也就是说，雅典的提案人不仅需要提出政策主张，还要以演讲的方式，说服500人议事会采纳自己的提案和草案，并最终说服公民大会的多数人投票选择自己的政策主张。这意味着在演讲的时候，他不仅要了解和提供充分的事实依据，而且要能够使用合乎常情和常理的语言以及充分的演说技巧。这样的能力，绝非没有受过良好训练、以劳动为生的普通公民所能具备的。只有富有家庭才能够提供足够的条件，让其子弟接受充分的训练；也只有他们，才有可能具备这样的才能。通过普鲁塔克的记叙，我们大致能够了解一个成功的雅典政治家接受过怎样的训练。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政治家伯里克利的老师包括音乐教师达蒙（Damon）、埃利亚学派的哲学家芝诺、智者派哲学家、克拉佐门的阿那克萨哥拉斯。普鲁塔克告诉我们，在这位他十分崇敬的哲学家教导下，

他显然不仅拥有高傲的心灵，而且拥有高雅的谈吐，全无俗气而低贱的插科打诨；他神态镇定自若，从不放声大笑；步履从容，服饰雅致，从不为演讲时的情绪所打乱；加上他的声调沉稳，所有这些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伯里克利传》，5）

当然，普鲁塔克的这段描述不无夸张的成分，但却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在古典时代的雅典，高超的演说技艺对一个政治家来说是何等的重要，而这高超的演说技艺绝不是浑然天成的，而是依靠充分的训练培养出来的。伯里克利之所以能得到这样的训练，亦并非偶然，而是因为他“父母双方都出自最好的家族”，其父克桑提珀斯（Xanthippos）在缪卡莱（Mycale）之战中战胜了波斯大王的将军们，娶了克里斯提尼的孙女阿嘎里斯特（Agariste）为妻。而克里斯提尼则“高尚地驱逐了庇西斯特拉图斯家族，废除了僭主政治，并且制定法律，建立起了最有益于和谐和安全的政体”。在公元前5世纪的时候，像阿那克萨哥拉斯这样的所谓“智者派”知识分子云集雅典，也绝非偶然。事实上他们是有史可查的最早的教师，除了传授哲学思想，主要教授辩论和演说的技艺。雅典民主政治的实践，产生了学习辩论和演说技巧的需要，这是他们从希腊世界各地来到雅典的主要原因。他们的学生则主要是像伯里克利那样有志于参与政事的雅典富家子弟。古典作家笔下，通常用“演说家”（οἱ ῥήτορες）一词指代雅典的政治家，也正是因为演说之于雅典政治家的重要性。

因为普鲁塔克（和修昔底德）的记载的缘故，相比起来，我们对伯里克利的了解要多于其他许多的政治家，但他并非特例。活跃在雅典政治舞台上的有名政治家无不出自富有家庭，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可以想见，他们也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因此，雅典城邦的政策主张实际上主要来自精英阶层的成员，而非下层公民。换言之，提出政策的主动权在于精英阶层，广大公民群体所做的不过是以投票方式，在精英阶层成员提出的竞争性的不同主张之间进行选择。也就是说，雅典民主政治是精英阶层成员和普通公民共同参与和合作的结果，雅典政事并非完全操控在下层阶级之手，并非像众多评论家所想象的那样，全然是“暴民政治”抑或“人民暴政”。

四

但问题并未完全解决，我们仍然需要回答两个相关的指控。其中之一主要存在于古典作家之中，认为民众易于受到“平民领袖”的蛊惑，而做出不明智的决定。这一指控存在于从修昔底德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乃至西塞罗等作家的著述之中。在修昔底德看来，伯里克利是理想的民主政治领袖：

的确，伯里克利因其很高的声誉、对事物的良好判断以及显而易见的最不受腐蚀，而能够自如地控制大众，更多地是他领导他们而非被他们领导，因为他从不以不合适方式获取权力，所以他从不会被迫讨好他们……他的后继者们则不同。他们的地位不相上下，每个人都想获得头等重要的位置，而竞相讨好人民，并将国家事务交给了他们。

许多学者相信，他们从修昔底德的这段话中解读出了一个重要的转变，认为在伯里克利之后，雅典的政治家沦为了为民众意志所左右、一味讨好民众的“平民领袖”（demagogue）。但这种解读过于相信史料的表述，失于未进行批评性地理解。实际上芬利在《雅典平民领袖》一文中的分析已经令人信服地表明，所谓“平民领袖”并非代际现象，而是雅典民主政治的结构性特征。就是说，公民大会集体投票决策的方式决定了政治领袖必须是平民领袖，即无论是传统一代还是所谓新一代的政治领袖，无论其财富来源多么不同，他们都不得不考虑这一点，即他们提出的每一项政策主张是否符合公民大会上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因为这是成为政治领袖的唯一方式。要知道，和任何现代意义的政治实体都不同，雅典的政治领袖并非因为担任某个被赋予一定政治权力的相应领导职位而成为政治领袖，他们并不掌握任何政治权力。他们之所以成为政治领袖，仅仅是因为他们能够就国家大事提出政策主张，而且成功获得公民大会投票通过，亦即获得大多数公民的支持。还有，现代政治领袖一旦获得某个政治职位，其政策和主张就不一直直接受到普通民众的制约。即便其政策主张不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他至少在一段时间内还能稳定地保有其政治领袖的地位。雅典的政治家则不同，他们没有稳固的职位使其稳定地保持政治领袖的地位。他们唯一的办法是在需要的时候，提出合理的政策主张，并且一次次地经过公民大会投票的考验。如果我们相信，雅典的公民大会一般是根据常理和常情来进行投票的，也就是说，是理性地进行投票的，在投票时首要考虑的是提案是否符合自己的利益，那么政治家的每一次提案都必须符合大多数公民的根本利益，否则他只能在雅典政治舞台上昙花一现。就算民众易于受到煽动，也难以想象他仅凭煽动性演说就能稳定地保有政治领袖的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雅典的政治领袖都是平民领袖。

我们分析的前提假设是，参加公民大会的公民是理性的，通常根据常情和常理、尤其是根据自身利益来进行判断和投票决策。但古代和近现代论者多把参加雅典公民大会的公民看成是毫无理智可言的集体。古典作家如柏拉图刻意强调他们的愚昧无知和不理性，这种看法固然流行不衰，其偏见却显而易见。更为严重的指控是像詹姆士·麦迪逊所持的观点那样，认为大规模群体易于冲昏头脑失去理智。在讨论议会议员人数应以多少为宜时，麦迪逊援引雅典民主政治的例子，警告时人大规模政治群体的危害：

在所有参加人数众多的大会上——无论参加的人是什么样的——激情永远战胜理智。即使每个雅典人都像苏格拉底那样睿智，雅典的每一次公民大会仍会是一群暴民集会。

对于这样的指控很难从理论根本上进行反驳，因为大规模群体的确易于产生某种高昂乃至冲动的情绪。然而却不能一概而论。一个严格按照事先确定的程序讨论国家事务的公民群体，其情绪高涨的程度和动机，与一场足球比赛的观众群体有根本性不同。后者的情绪更易于出现无序的集体爆发，但前者的情绪一定程度上受到程序的控制，而且几乎总是在群体认为事态违背自己切身利益时才会高涨。因此即便可能产生集体情绪，也可以想见雅典公民群体进行决策的依据仍然是自己的切身利益，因而是符合常情和常理的，也就是说，在很大程度上是理性的。

另一方面，雅典公民群体集体参与的经验以及相应的心理积淀也许是现代人难以想象得到的。雅典城邦大约共有700个官职，其中大约600个官职以抽签的方式从年满30岁的公民中选拔，任期限为一年，且不得连任。同时500人议事会的成员也是以抽签方式从年满30岁的公民中选出，任期一年，不得连任。这意味着大量雅典公民有直接参与城邦事务讨论和管理的经验。同时公民大会每年至少开会40次，凡年满20岁的公民均可参与，以讨论和投票方式直接决定一应国家大事。此外，雅典每年还有6000名年满30岁的志愿公民担任陪审法庭成员，经常性参与各种诉讼的审判。就是说，雅典公民经常参与公共议事和投票决策，其频繁度是任何现代政治制度中都不可想象的。广泛而频繁的参与，使雅典公民接受了良好的政治教育。现代人习惯于相信，只有正规的学校教育才能培养人的心智和理性思考与判断能力。但在古代雅典，充分的政治参与同样起到了现代正规学校的作用，培养了公民的心智和理性思考与判断能力。因此，当雅典的公民集中起来召开公民大会的时候，他们并非论者通常贬斥的一样，是一群毫无心智准备的一群乌合之众。他们是受过良好政治教育、熟谙国家管理与决策之道的一个群体。

当然这并不是说，公民大会的集体决策不会出错。像所有国家的政治决策一样，雅典民主的决策也会出现失误。但似乎也没有足够的证据断定，公民群体的集体决策就一定比少数精英的决策失误更多。事实上，在一项极具启发意义的研究中，萨罗维基通过多个领域的事例分析说明，包括精英分子和普通人在内的群体决策，通常要比少数精英的决策更为明智，无论这少数精英是多么睿智。如果从古典时代雅典的历史来看，实行民主制的雅典总体上来说却异乎寻常地成功。她不仅在希波战争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一跃而成为希腊世界能和斯巴达匹敌的一流强国，而且激发出了巨大的创造性，成为希腊世界思想、文化和艺术无可比拟的中心。这个事实比起任何口舌之争都更无可辩驳地证明，雅典民主政治并非一群无知而没有理智的暴民统治。相反，它恰恰说明，少数精英掌握权力和决策的方式并非唯一可行的国家管理方式，在条件充分的前提下，由公民群体集体讨论决策的方式也能成为卓有成效的国家管理方式。这一结论提醒我们，2500年前雅典的民主政治实践至今仍具有启示意义。

（黄洋，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