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论|Research Articles
荷马在中国
中国和希腊都是世界文明古国。在古代由于一个在亚洲东部，一个在欧洲，海陆相隔，距离遥远，阻碍了彼此之间的直接交往，使得双方的接触和了解在很长的时间里只是间接的。在中国和欧洲的文化交往史上，16世纪末和17世纪是一个重要的时期。当时许多传教士主要由海路，经过南亚来到中国。他们东来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传教，但他们在宣讲教理的同时，也传播了欧洲的科学和文化，同时把中国文化介绍给欧洲，从而促进了中国和欧洲之间的文化交流。传教士们在讲道中涉及欧洲古代文化比较多的方面是哲学和伦理学，但对文学也有涉及，并且往往从欧洲文化的源头谈起，引证古希腊文化。根据现有史料，《伊索寓言》中的一些故事就是在这一时期第一次被介绍到中国的，并且在1625年出版了《伊索寓言》的第一个中文译本《况义》（Hoang-I—Selectae Esopi Fabulae）。相对说来，中国人了解荷马史诗要比这晚一些。
19世纪中期以后，特别是在20世纪20年代末在中国发生的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扩大了同欧洲各国的交往，从而也扩大了文化交流，促进了中国读者对欧洲文学的了解，其中包括对古希腊文学和荷马史诗的了解。当时中国读者主要是从以下三个方面了解古希腊文学和荷马史诗的。一是来华的欧洲人士向中国读者介绍，这里包括来华的欧洲官员、商人、传教士和其他文化人士。例如1857年创刊的《六合丛谈》杂志第一期上便发表了一篇由英国人艾约瑟撰写的介绍古希腊文学的文章，称古希腊文学是西方文学之祖，文中介绍了荷马史诗和古希腊戏剧。二是中国人士出使或访问欧洲，回国后向国人介绍。他们在欧洲履职或旅行期间，对欧洲文化颇感兴趣，进行广泛的参观和阅读，做出笔记或撰写成书。例如1877年清廷大员郭嵩焘出使英国，所记日记就多次谈及荷马史诗，称荷马为欧洲诗人之最。又如单士厘随丈夫赴欧，途经罗马时曾参观梵蒂冈博物馆，所写游记中对博物馆里陈列的许多雕塑作品进行介绍，从而介绍了许多古希腊神话传说，如金苹果、特洛伊木马、拉奥孔的故事等，实际上涉及荷马史诗的内容。三是中国学者的文学史著述和原作翻译。下面着重介绍这个方面的情况。
中国学者早期的古希腊文学史著述通常是以欧洲文学入门或通论的面貌出现的，在普遍介绍欧洲文学的前提下，按时代顺序首先介绍古希腊文学。这类著作中比较重要的有1918年出版的周作人的《欧洲文学史》，1919、1920年等曾多次再版。1922年郑振铎在《小说月报》上连载《文学大纲》，介绍欧洲文学，其中第二章就专门介绍荷马史诗。认为荷马史诗的特点在于把古希腊民族发展早期的新鲜与质朴用完美的叙事方式表达了出来。这部著作至今仍很有参考价值。1930年出版了方璧（即中国著名作家矛盾）的《西洋文学通论》，全书分十一章，第一章便是介绍古希腊罗马文学。同年还出版了于化龙编的《西洋文学提要》，书中分别概要地介绍古希腊罗马文学和英、法、德等欧洲各国文学。此后数年内又出版了多种类似的文学史著作，都对古希腊文学和荷马史诗进行了介绍和评述，表明了作者们对古希腊文学和荷马史诗的重视。此外，在这一时期还曾从英文、俄文等翻译出版了多部欧洲文学史著作。
在这一时期出版的文学史著作中，除了上述通论性的欧洲文学史外，也有一些著作专门介绍古希腊文学的著作，例如：1930年出版了方璧的《希腊文学ABC》，书中把古希腊文学分为荷马时期、雅典时期、衰落时期进行介绍。1933年出版的王力的《希腊文学》也是从上述三个时期对古希腊文学的发展进行介绍的。也出版过专门介绍荷马的著作，如1924年出版的王希和的《荷马》，1926、1930年再版。书中对《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进行了介绍，对史诗艺术进行了评述，并设专章谈论“荷马问题”。总之，从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前半期，在中国出现了一个研究和介绍古希腊文学和荷马史诗的热潮。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人基本都是文化人——作家、诗人、文艺评论家，他们对中国古典文化一般都有精深的了解，同时希望借鉴欧洲文学成就，促进中国新文学的发展。人们出于对欧洲古代文明的向往，出于对古希腊文学成就的崇拜，从而对古代希腊文学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从社会历史和文学艺术角度进行研究和探讨，使得荷马史诗成为中国读者普遍知晓的欧洲古典文学名著。
对荷马史诗的翻译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荷马史诗的翻译起初是从英文转译，后来才从古希腊文直接翻译。翻译形式包括译述、选译和全译。例如：
1．1924年出版的由王昌谟等编译的《欧洲名著节本》中，就包括有荷马史诗选段。
2．1926年和1929年分别出版了谢六逸根据英译本对《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主要故事进行的译述。
3．1929年和1930年分别出版了高歌根据T. Church的英文散文译本译述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
4．1943年出版了诗人徐迟根据威廉姆·马立斯（Wiliam Marris）等七种英译本遴选翻译的《伊利亚特选译》，包括阿基琉斯的愤怒等，共有十五个片段，八百多行诗。这个译本的特点是用汉语五音顿现代诗体翻译原诗的六音步诗行，译本对每个选段的神话故事背景和艺术特点都分别进行了介绍和分析。
5．1929年出版了傅东华翻译的《奥德赛》全本。译本根据英译本转译，书前的“引子”详细介绍了史诗中的故事情节和特点，以及亚里士多德对史诗的评论。翻译用的是中文韵文体，分行，译文比较自由。后来他又用散文体根据赖尤（E. V. Rieu）的英译本转译了《伊利亚特》，于1958年出版。
在20世纪50、60年代，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和翻译进入一个新阶段，对外国文学翻译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中国，第一个直接从古希腊文翻译荷马史诗的是著名翻译家杨宪益。杨宪益毕业于牛津大学，中国古典文学造诣颇深，长期从事中译英工作。他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用散文体翻译《奥德赛》，于1979年出版。他本来还准备翻译《伊利亚特》，但由于其他事务缠身，只翻译了第一卷的一部分。《奥德赛》译文古朴、忠实，受到读者称赞。
罗念生教授是我国著名的古希腊文学专家。他在20世纪30年代便开始翻译古希腊戏剧，包括埃斯库罗斯的《波斯人》、欧里庇得斯的《特洛亚妇女》《美狄亚》《阿尔刻提斯》等，后来他又翻译了许多古希腊戏剧作品，包括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修辞学》，《伊索寓言》和琉善的讽刺散文等古希腊文艺理论和散文、诗歌作品。现在我们已将他的全部著作编成全集，约350万字，分成十卷，增订版由北京世纪文景于2016年5月出版。罗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选译古希腊抒情诗时，选译了《伊利亚特》中部分富有抒情性的片段，如“赫克托尔与安德罗马克告别”“普里阿摩斯赎取赫克托尔的遗体”等，并译出了第二十四卷，然后他决定从第一卷开始翻译《伊利亚特》全诗。当时他已年逾八旬，身患绝症，但仍孜孜不倦地工作，一卷卷地翻译，一直译到第九卷。第十卷是在同疾病顽强抗争中进行的，但只及译至第475行初稿，便不得不搁笔，住进医院，于1990年4月与世长辞。
我是在1961—1965年期间在俄罗斯莫斯科大学学习的古希腊罗马文学，毕业回国后一直在罗先生的指导下，和罗先生长期一起工作，曾共同翻译、出版过《伊索寓言》《琉善哲学文选》《希腊罗马散文选》《古希腊罗马文学作品选》等。我们互相很了解，学术观点相投。罗先生在临终前出于对我的信任，嘱我在他之后继续翻译《伊利亚特》。我接受他的嘱托，译完了全诗，于1994年出版。在译完《伊利亚特》后，我又应出版社要求，翻译了《奥德赛》，于1997年出版。
两部史诗的译文力求忠实，语言保持原文的朴实而又崇高的风格，在形式方面采用的是六音步新诗体，以求与原诗的六音步相对应，同时在行尾韵和分行方面适当考虑中国诗歌的传统习惯。由于两种语言的差异很大，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工作，我们只是尽可能去做。令人高兴的是这两个译本出版后受到社会的好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曾于1999年一起荣获中国第四届国家图书奖，《奥德赛》又于2001年荣获中国鲁迅文学奖翻译奖。荷马史诗是中国读者普遍喜欢的外国古典文学作品之一，这些褒奖也是对荷马史诗本身价值的肯定。
我们的荷马史诗翻译只是在前人成就的基础上做了一点工作，在这方面还需要人们继续努力。
（王焕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