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嫁给了托尔斯泰

第二天早上我们都在一起吃早饭，像一家四口的幸福家庭。洛诺夫不能仅仅因为要在早上喝橘汁的时候看到一张新脸孔而把她甩掉的结发已有三十年的女人，在我们喝橘汁的时候得意地告诉我们原来坐在艾米和我的椅子上的子女的成就。她把他们的近照给我们看，都是与他们自己的子女一起拍的。洛诺夫在头一天晚上没有向我提到过他已是好几个孙儿孙女的祖父了。但是他为什么要向我提到？

霍普隔了一夜之后似乎已经由他的上了年纪、受到委屈、孤独寂寞的妻子一变而为完全另外一个人了，很像厨房墙上所挂的那些歌颂大自然的美丽短诗的快活的作者，天竺葵的栽培者，洛诺夫说的“她能粘上”打碎了的碟子的那个女人。洛诺夫也似乎不是原来那个人了，不知他是否有意，他走到早饭桌前来的时候嘴里哼着“我蓝色的天堂”。而且几乎马上开始装起小丑来，目的也是为了使霍普更快活。

为什么发生了这变化？因为艾米吃过早饭后要回到剑桥去。

但是我已不能再把她当做艾米了。相反，我不断地被拉回到我躺在黑暗的书房里在她和洛诺夫夫妇身上构思出来的小说中去，当时我一方面被他的赞扬弄得飘飘然，另一方面仍对我的苛刻的父亲怀着不满，而且当然，还因为我的偶像在果断地回去同他妻子共床之前与那个了不起的年轻女子之间发生的事情而感到吃惊。

在吃早饭的时候，我父亲、我母亲、瓦普特法官、瓦普特太太始终萦绕在我的脑际。我通宵没有合过眼，如今我无法清醒地考虑他们或者我自己，或者艾米——她是这样叫的。我不断地看到自己回到新泽西州去，向我的家人说，“我在新英格兰的时候遇到了一个了不起的年轻女子。我爱她，她也爱我。我们就要结婚了。”“结婚？这么快？内森，她是犹太人吗？”“是的，她是犹太人。”“那么她是谁？”“安妮·弗兰克。”

“我吃得太多了。”洛诺夫在霍普给他倒茶时说。

“你需要的是锻炼，”霍普说，“多散步。你放弃了下午的散步，这样你就发胖。你实际上几乎没有吃什么东西。肯定没有吃发胖的东西。这是老坐在写字桌前的缘故。还有待在家里。”

“我不能再散步了。我不能再见到那些树了。”

“那么朝另外那个方向走。”

“另外那个方向我已经走了十年了，所以我才换了这个方向。而且，我在散步的时候，我根本没有在散步。说实话，我连树也没有看见。”

“这话不对，”霍普说，“他爱大自然，”她告诉我说，“凡是生长的东西，他什么名字都知道。”

“我要节制饮食了，”洛诺夫说，“谁愿意同我分个鸡蛋吃？”

霍普高兴地说：“今天早晨你可以款待一下自己，吃个整鸡蛋。”

“艾米，你愿意同我分个鸡蛋吃吗？”

他在招她讲话，这使我第一次有机会转过头去看她，而不致感到不好意思。是这样。可能这样。同样的没有虚饰和丝毫无损的聪明的神情，同样的安详的沉思的神情……前额不是莎士比亚的——是她自己的。

她在微笑，好像她也是情绪十分愉快，他昨天晚上拒绝吻她的乳房这件事从来没有发生过。“吃不了，”她对他说。

“半个也吃不了？”洛诺夫说。

“十六分之一也吃不了。”

这是我的姑姑泰西，这是弗里达和载夫，这是伯蒂，这是默里……你瞧，我们是个大家庭。这是我的妻子。她就是我一直想要娶的。如果你不信，只消瞧一眼她的笑容，听一下她的笑声。还记得那张聪明的小脸蛋上深陷的眼睛天真无邪地向上翘吗？还记得用一只发卡向后夹住的黑发吗？这就是她……安妮，我的父亲问——那个安妮？唉，我误解了我的儿子。我们完全弄错了！

“炒个鸡蛋，霍普，”洛诺夫说，“你吃一半，我就吃一半。”

“你可以吃一个，”她答道，“只要恢复散步就行了。”

他探询地看我：“内森，吃半个吧。”

“不，不，”他的妻子说，向炉灶转过身去，得意地宣布，“这一个你全吃了它！”

洛诺夫无奈地说：“还有一件事，我今天早上把刀片扔了。”

“你为什么，”艾米说，假装仍十分高兴，“干这样的事？”

“我想过了。我的孩子已念完了大学。我的房子已经付清了钱。我有蓝十字会和医疗保护。我有一辆五六年的福特汽车。昨天我从巴西收到了四十五元的版税——白送的钱。我就对自己说，扔掉吧，换片新的刮胡子。我又想，不对，这一片至少还可剃一次。说不定还可剃两次。为什么要浪费？但我又想：我有七本书出了平装本，我在二十个国家都有书店出我的书，这房子屋顶上新铺了瓦，地下室里还新安了锅炉，霍普的小洗澡间里水管也是新装的。账单全都付清了，而且，银行里还有存款，挣三分利息可以供我们养老。去他妈的，我想，考虑得够了。我换了新刀片。瞧我剃的。几乎把耳朵都割掉了。”

艾米：“证明你不应一时冲动。”

“我只想知道像别人一样生活是什么滋味。”

“还有呢？”霍普说，她如今已回到桌边，手里拿着煎锅。

“我告诉过你，我几乎割掉了耳朵。”

“这是你的鸡蛋。”

“我只要一半。”

“亲爱的，痛快地吃一次吧，”霍普说，吻了吻他的脑袋。

亲爱的爸、妈：我们同安妮的父亲在一起已有三天了。自从我们到了以后，他们两人都很高兴，使人感动……

“这里是你的邮件，”霍普说。

“我不到晚上不看这些东西，”他向我解释。

“他连报纸标题也不看，”霍普说，“他连早饭也不跟我们一起吃，到几年以前才改过来。但是孩子都走了以后，我就不愿一个人坐在这里。”

“但是我不让你同我说话，是不是？这是新的。”

“再给你做个鸡蛋，”她说。

他把空盘推开。“不，亲爱的，不要了。我已经吃饱了。”

亲爱的家人：安妮怀了孕，而且很快活，她说她原来以为不可能再快活了……

他如今在翻阅手中六七封信。他对我说，“这是由出版社转来的。值得打开的，一百封中只有一封，五百封中只有一封。”

“何不请个秘书代拆？”我问。

“他太认真了，”霍普解释，“他不会那么做。而且，请秘书又添了一个人。我们不能把家变成中央大车站。”

“一个秘书等于是六个别人，”他告诉她。

“这一回是什么？”他把铅笔写的信打开的时候，她问道。“读给我听，曼尼。”

“你读吧，”他把信递过桌子给他妻子，“让内森知道一旦成名，是什么滋味，叫他不要来敲我家的门，说事先没有告诉过他。”

她在围裙上擦了一擦手，接过去信。她这个早晨过得真起劲，完全是一种新生活。为什么？因为艾米要走了。

“亲爱的洛诺夫先生，”她读道，“我建议以你的才能写一个下面这个情节的小说。一个非犹太人从西部到纽约市来，第一次见到了犹太人。他脾气好，肯帮他们忙。他放弃在工作地方吃午饭的一部分时间帮他们，他们却像猪一样地尽量占用他的时间。他帮助他的同事按批发价买圆珠笔，他们又是那样利用他。他们想要他为不认识的人也买一些，他们对他说，‘我认识的一个人要买一打笔，’后来又说，‘我并没有告诉你去买，我并没有要你去买，我只告诉你我要两打，你怎么能说我告诉你为他买两打。’因此他慢慢地不喜欢犹太人了。后来他发现非犹太人虽然不利用他，却要把他排挤走，老板要解雇他时，犹太人都站在他一边。他病了，犹太人为他输血。最后他与一个人谈了一次话，由此知道犹太人的历史造成了他们机会主义的习惯。雷.W.奥立佛敬上。又：我也是个短篇小说作家。我愿意同你合作用这情节写一篇小说。”

“我也愿意，”艾米。

“这是他一往情深的后果，”我说。《中年》中的一句话，但甚至连洛诺夫似乎也忘记了。“亨利·詹姆斯的话，”我又说，脸红了。“其余就是艺术的疯狂。”

“原来如此，”洛诺夫说。

蠢驴！傻瓜！我给抓住了——在我炫耀自己博学的时候。原来如此！他什么都知道了。

但是他并没有因为我在他的书房里的行动越规而叫我马上滚蛋，他又打开一封信，取出里面的一张小卡片。他看了一下，交给霍普。

“唉，又是这样，”她说，“真叫我生气。”

“但是，有风格，”洛诺夫说，“我喜欢没有称呼。就只拉起绳子，晾上衣服。读吧，霍普。”

“我讨厌这些信。”

“读吧。为了给内森开开眼界。”

这么说，他不知道。或者是虽然知道，但原谅了我。

“‘我刚刚读完了你的出色的小说，《印第安纳》，’”霍普读道，“‘你对中西部知道些什么呢，你这个犹太小猪猡？你们犹太人的无所不知，对一般人来说，同你们犹太佬的‘艺术’感一样讨厌。莎莉·M.，韦恩炮台’。”

这时洛诺夫已在小心翼翼地打开一只蓝色海外航空信封。

“新德里，”他宣布。

“请你做婆罗门[62]了，”艾米说。

霍普向这个不到两小时就要走的姑娘一笑。“他不会接受的。”

“那么，”艾米说，“也许他运气好，他们请他做贱民。”

“或者比贱民还不如，”洛诺夫把信递给霍普说。

“你不能什么都要，”艾米告诉他。

霍普开始读信，这次不用催促。“‘启者，我是个二十二岁的印度青年。我作此自我介绍因为没有别的办法结识你。也许你并不喜欢同一个一心想利用你的陌生人相识。’”到了这里，突然地，她的自信心似乎动摇了，她抬头看一眼洛诺夫，不知怎么才好。

他告诉她：“读下去。”

“——‘一心想利用你的陌生人相识。我请求你帮助，但我充分认识到你我之间阶级、信仰等等的障碍。由于我不过是一个穿不同衣服的乞丐，我就冒失地提出我的要求。我的希望是在美国定居。是否可以请你设法把我从我的国家弄出来？如果由于我的教育程度，我不够资格以学生身份来美国，如果其他办法都不行，作为最后一策，你是否能收养我？我提出这样的要求实在惭愧，因为我已长大成人，而且有双亲靠我养老。我愿做任何工作，我愿尽一切努力为你效劳。先生，你如今心中一定已形成这样一个印象，我是个其貌不扬、矮小瘦黑、野心勃勃的印度人，性格里还有很重的妒忌心。如果你是那样想的，你就会感到意外。因为上述描写彻头彻尾地适用于我。我要逃避残酷现实，生活在平静的环境中，得到半工半读的机会。先生，请告诉我你是不是可能帮助你的卑微的仆人——’”

霍普把信按在胸口——她见到艾米已把椅子向后一推，站了起来。“对不起，”她对艾米说。

“为什么？”艾米强笑问。

霍普的手开始哆嗦。

我向洛诺夫看了一眼，但他没说什么。

艾米只有一点点恼火的口气，“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说对不起。”

霍普开始把印度来的信叠了起来，不过我看不出她是怎么在叠的。她说话时眼光移到天竺葵上去，“我并不想使你觉得难堪。”

“但是我并没有觉得难堪，”艾米若无其事地说。

“我没有说你觉得难堪，”霍普承认，“我是说我不想使你觉得难堪。”

艾米没有接下去说——这是有意的一着。她等霍普进一步解释自己。

“那就忘掉算了，”霍普说。

“忘掉了，”洛诺夫轻声说。

“我走了，”艾米对他说。

“你非得，”洛诺夫说，“不喝完咖啡就走吗？”

“你已晚了半个小时了，”艾米说。“为了鸡蛋说了这么多的无聊的应酬话，整个上午也缓不过气来。”

“是的，”我跳起来，“我也该走了。”

“这么早没有公共汽车，”洛诺夫告诉我。“北边来的头班车是十一点二十分。”

“但是，要是她能送我到镇上，我可以在那里逛一逛——只要你顺路，”我又说，像头一天一样地害羞地看了一眼我在想象中已经多次蒙上面纱，因此到如今仍旧看不清楚的姑娘。

“悉听尊便，”洛诺夫说。

他站起来，绕过桌子吻了一下艾米的面颊。“保持联系，”他对她说。“谢谢你的帮助。”

“我想我至少已把每本书分开了。至少是有秩序的。”

“很好。其余得我自己来。还要考虑一下。我没有把握这是不是为了我，我的朋友。”

“我请求你，”她说，“别销毁什么。”

也许是在玩猜谜游戏，但我仍听得懂，她是在嘱咐他保存好她为哈佛大学整理的他的以前小说的原稿。但是在霍普听来，这个姑娘的要求显然有一种不那么纯洁的用意。但是当他们两人在霍普面前还来不及说第二句隐话，她就冲出去了。

我们听到她上了楼，接着听到头顶上卧室门砰地关上了。

“请原谅我离开一会儿，”洛诺夫说，扣上衣服，跟着他妻子上去了。

艾米和我默默地从门厅的壁柜里取出衣服，穿了起来。接着我们就站在那里不知怎么是好。我尽量克制自己不说，“你有没有这样的念头，一边想走，一边又想留下？”

但是我说出口的好不了多少。“昨天晚上吃饭时他告诉我你从英国写信给他的事。”

她默默地听了这话，仍在等着。她头上戴着那顶有长长流苏挂着白毛球的白色羊毛帽。对了！这是他送给她的，她在伯克希尔山中的第一个冬天。如今她已不能同它分手了，就像她不能同他分手一样，她的第二个皮姆。

“那是什么时候？”我问，“你什么时候住在英国？”

“唉，我的天。”她闭上眼睛，一手按着脑门。我这时才看到她是多么疲倦。我们两个头一夜都没有睡，她在想要是同洛诺夫一起住在佛罗伦萨，她就会成怎样的一个人，我在想她原来可能是怎样的一个人。当她举起手时，大衣的袖子缩了下来，我当然看到她的手臂上没有伤疤。没有伤疤，没有日记，没有皮姆。没有，为了他的孩子的艺术而必须放弃的那个慈爱的父亲不是她的；他是我的。“我矮小瘦黑，野心勃勃——只有十六岁。十一年以前，”她说。

要是安妮·弗兰克还活着的话，正好是她的年龄。

“在英国之前你在哪里？”

“那说起来话就长了。”

“你经过了大战？”

“我错过了大战。”

“这是怎么一回事？”

她有礼貌地微笑。我让她不耐烦了。“运气。”

“我想我也是因此错过的，”我答道。

“那你有什么代替？”她问我。

“我的童年。你有什么代替？”

她苦笑一下说：“别人的。我想我们该走了，祖克曼先生。我得走了。路很远。”

“我不愿不告而别。”

“我也不愿，但我们最好还是走吧。”

“我想他一定希望我们等他的。”

“是吗？”她奇怪地说，我跟她到起居室里，一起坐在壁炉旁的安乐椅中。她坐的是洛诺夫的椅子，我坐在另外一张。她生气地脱了帽。

“他对我很客气，”我解释，“这次访问真有意思。对我而言，”我补了一句。

“他是个客气的人。”

“他帮你来美国。”

“是的。”

“从英国。”

她捡起我头天晚上洛诺夫去接电话时翻看的一本杂志。

我说：“对不起，我老缠着你……”

她模糊地向我微笑一下，继续翻看。

“只有——你有点像安妮·弗兰克。”

她回答时我全身冷了半截，“以前已有人告诉过我了。”

“已有人？”

“但是，”她说，她的聪明的眼光直盯着我，“只是我不是她。”

沉默。

“但是，你总读过她的书吧。”

“没有怎么读，”她说，“我翻了一下。”

“唉，那可是本好书。”

“是吗？”

“是呀。她是个了不起的年轻作家。她才十三岁，真不容易。这就像看一部加速的影片，一个胎儿迸出了一张脸，看着她长大懂事。你一定要读。突然她发现了思索，突然有性格刻画、人物速写，突然有一件错综复杂的曲折事件，叙述得那么动人，好像改了十几稿一样。而没有那种有意要引人兴趣或故作严肃的有害想法。她就是那样。”为了要压缩我的思想在洛诺夫回来使我不敢开口之前一下子向她说完，我全身汗湿了。“她的热情，她的精神——总是在动，总是在开始做什么事情，不论是自己感到无聊还是使人感到无聊，她都无法忍受——真的是个了不起的作家。而且是个极其令人心疼的孩子。我在想，”——当然，这想法是因在一个可能是安妮·弗兰克的人面前赞扬她而感动狂喜中刚刚想到的——“她有点像卡夫卡的一个热情的小妹妹，他的丢失的小女儿——甚至在脸上也可以看出血缘。我想。卡夫卡的堡垒、密室，他们提出起诉书的秘密阁楼，隐藏的门——他在布拉格所梦想到的一切东西，在阿姆斯特丹对她都是真实的。他创造的，她吃了苦。你记得《审判》中的第一句话吗？我们昨天晚上还谈到，洛诺夫先生和我。还可以做她的书的墓志铭。‘有人一定诬告了安妮·弗兰克，因为有一天早晨她没有做什么错事就给逮捕了。’”

但是，尽管我如此热情，艾米的心在别的地方。不过话得说回来，我的心也在别的地方，真的——在新泽西州，我度过幸福童年的地方。我想，要想办法同你结婚，你是我的打不倒的拥护者，我的攻不破的盟友，我的抵御他们攻击我背叛和张扬家丑的盾牌！唉，嫁给我吧，安妮·弗兰克，在我的生气的长者面前洗清这荒谬的罪状！不尊重犹太人的感情？不关心犹太人的生存？不在乎他们的幸福？谁敢控告安妮·弗兰克的丈夫犯了这样不可想象的罪！

但是，天啊，我无法把她从她的神圣的书中提出来，使她成为这个世界中的一个人物。相反，我的面前是艾米·贝莱特（不管她可能是谁），在翻看洛诺夫的杂志，一边品味着他划的每一道线，一边在等待他是否会在最后一分钟改变他的生活，因此而改变她的生活。其余都是虚构，是我准备向瓦普特夫妇的问题表提出的无可指责的答复。不但不是无可指责的，不但不能卸掉他们对我的指责，恢复我珍惜的无可非议的名誉，这种虚构在他们看来当然比他们已经读到的污辱更加可恶。

霍普从楼梯上下来，穿着外出的衣服，一件带帽的绿色华达呢大衣，雪靴套在毛料裤上。她一手紧紧地捏着扶手，以防跌倒，一手带着一只带换洗用品在外过夜的小包。

洛诺夫在楼梯顶上向她说：“这不行，”他温和地说，“这纯粹是——”

“让我们各人要各人的，好不好。”她说，头也不回；她在感情激动的状态下，艰难地下了楼梯。

“这一点也不是你想要的。”

她停住了——“这是我多年想要的”——然后再一次继续做离家的动作。

“上来。你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

“你就是害怕，”她说，话是从牙缝中迸出来的，“失掉惹你讨厌的人。”

“我听不懂，霍普。”

这个小女人现在已安全地走到了楼梯下，转过身来向楼梯上望去。“你就是担心，没有我在惹你讨厌，你怎么写作，怎么读书，怎么想心事。那么好吧，现在换个人惹你讨厌吧！让别的人不成负担吧！”

“请你回来。”

她不听他的，拎起了包，进了居室。只有我站起身接她。

“脱掉你的大衣，”她对艾米说，“现在你可以这么过三十五年了！”说完她抽噎起来，全身哆嗦。

洛诺夫这时小心地走下了楼梯。“霍普，你这是在演戏。纯粹是放纵自己。”

“我走了，”她告诉他。

“你哪儿也别走。放下包。”

“不！我到波士顿去！可是不用担心——她知道什么东西在什么地方。这里实际上已是她的家了。不会损失什么宝贵的时间的。她可以把衣服挂回到壁柜里去，我一出了门就可以开始惹你讨厌了。你甚至不会发觉有什么不同。”

艾米看不下去了，低头看自己的双膝，这时霍普说：“唉，她不那样想。当然不那样想。我看到过她爱护地抚摸过每一篇小说的每一张原稿。她以为有了她在这里，这一切都要成为艺术的宗教。唉，但愿会这样！让她来想法讨好你，曼尼！让她来做思想的三十五年的后盾。让她看一看到二十七稿时你是多么崇高，英勇。让她为你烧好吃的饭，点晚餐桌子的蜡烛。让她为你准备一切，使你快活，然后到你晚上坐到餐桌上来的时候看你铁青的脸色。晚餐桌上的一件令人意外的高兴的事？亲爱的姑娘，这不过是他一天写作不顺遂以后分内应得的。这也不能叫他开腔。至于旧锡台上的蜡烛？这么多年后还点蜡烛？他想，她真有意思，真庸俗，完全是昨天茶室里一个令人怀念的纪念品。是的，让她一天两次为你洗热水澡烫背，然后一星期不同她说话——更不用说在床上碰一下了。上了床问他，‘怎么啦，亲爱的，怎么回事？’当然你完全知道是怎么回事——你知道他为什么不搂你，他为什么甚至连你在那里也不知道。第五十稿！”

“够了，”洛诺夫说，“够透彻的了，非常准确，而且足够了。”

“抚摸你的这些原稿！唉，她有一天会明白！我在一九三五年两个月内在上下班的地铁中被陌生人抚摸的次数比过去二十年中在这里还多！脱掉你的大衣，艾米——你留下。课堂上的白日梦实现了。你得到了创作家——我得走了！”

“留下的不是她，”洛诺夫再次轻声说，“留下的是你。”

“为了再过三十五年这样的生活，我可不！”

“唉，霍普。”他伸出一只手来摸她的脸，她脸上仍在掉泪。

“我要去波士顿！我要去欧洲！现在摸我太晚了！我要游历全世界，永远不回来！而你，”她低头看坐在椅中的艾米，“你哪儿也不去。你什么也不会看到。如果你出去吃饭，即使在六个月内你有一次使他接受邀请到别人家去，那只有更坏——在赴宴以前一小时，你就会因为他抱怨那些人发表他们的看法的时候会怎样怎样而弄得十分扫兴，要是你要换个胡椒研钵，他就会问怎么回事，旧的那个怎么啦？要过三个月他才能适应新牌子的香皂。换了香皂，他就要满屋子走来走去地嗅闻，好像洗澡间水池子中死了什么东西似的，而不是换了块棕榈橄榄皂。什么都不能碰，什么都不能换，人人都得安安静静，孩子们不许说话，小朋友们四点钟以前不能来——这就是他的艺术宗教，我年轻的继承人：不要生活！他就是从不要生活中产生他的动人的小说的！你现在就要做这个他不要一起生活的人了！”

艾米从椅子中站了起来，戴上了流苏上挂着毛球的稚气的帽子。她不看霍普对洛诺夫说：“我走了。”

“要走的是我。”霍普哭道。

艾米对我说：“我马上就走，你要搭车进城就一起走。”

“我马上就走，”霍普对她说，“把这顶难看的帽子摘下吧，毕业了！你已二十七岁了！这里已正式是你的房子了！”

“这不是，霍普，”艾米说，终于也哭了，“这是你的。”

她在那屈服的一刹那看上去是那么的伤心和悲哀，但是当然，昨天晚上不是她第一次蜷在他腿上——但是当然，他以前也看到过她脱光衣服。他们一直是恋人！但是我无法想象E.I.洛诺夫脱掉了他的整套衣服，躺在床上，赤裸的艾米跨骑在他的肚子上，我无法想象，任何一个儿子都无法想象。

要是我在学校里教这样漂亮、聪明、迷人的姑娘，我想我是要心猿意马的。

那么你就别教。

唉，父亲，你是这个年龄只有你一半的痴恋你的、崇拜你的、无家可归的女儿的恋人吗？明知你永远不会抛弃霍普，你也屈服了？这可能吗？你？

床？我有床。

现在我确信这不是如此——没有人，没有人真正有床。但是我还是不放弃相信这是如此。

“你按我说的去做！”霍普又命令艾米说，“你留下，照顾他！他不能一个人待在这里！”

“但我不会是一个人，”洛诺夫向她解释，“你知道我不会是一个人。够了，已经够了，为了你自己的缘故，也够了。这只是因为我们有了客人。这只是因为有个新来的客人过夜。有客人做伴，一起吃了早饭，你就激动起来。现在大家都要走了——你就受不住了，你觉得孤独。你觉得害怕，大家都理解。”

“我说，曼尼，她才是孩子——你别把我当孩子对待！如今她才是这里的小媳妇——”

霍普还没有进一步详细形容她，艾米已经擦过她的身子走到大门外去了。

“唉，这个小贱货！”霍普哭道。

“霍普，”洛诺夫说，“别这样。别又来这一套。”

但是她也从屋子里跑了出来，手里拎着包，他却没有去阻拦她。

我说：“你要我——做什么事情吗？”

“不，不要。听其自然吧。”

“好吧。”

“别着急，内森。我们就会一个个地安定下来的。”

这时我们听到了霍普的尖叫。

我跟他到前窗去瞧，以为会看到白雪上的鲜血。结果看到的却是霍普在雪中坐在离房子几步的地方，一边艾米的汽车已慢慢地从车棚中退了出来。除了排出来的滚滚浓烟以外，户外什么东西都是亮晶晶的。仿佛那天早上出了不止一个太阳，而是两个太阳。

霍普望着，我们望着。汽车拐到车道上来。接着车就开上了大路不见了。

“洛诺夫太太跌倒在地上了。”

“我看见了，”他悲哀地说。

我们看着她挣扎着站了起来。洛诺夫用指节敲敲结霜的玻璃窗。霍普也不回头看一眼，就从小径上捡回了小包，迈着小步，小心地走向车房，进了洛诺夫的福特汽车。她发动了汽车，但车子只呻吟了一声；一次又一次的发动，结果只产生了令人极为丧气的冬天的声音。

“电瓶。”他解释道。

“也许溢油了。”

她又试了一下，结果仍是一样。

“不是，是电瓶，”他说，“一个月来一直这样。你充了电，也没有用。”

“也许要换一个新的了。”我说，因为这是他要谈的题目。

“我不应该换。车子几乎是全新的。除了去城里还去哪儿？”

我们等着，最后霍普下了车。

“有一辆蹩脚货也好。”我说。

“也许。”他到门厅去开了前门。我仍在窗口望着。

“霍普，”他叫道，“现在进来吧。就这样行了。”

“不！”

“那么留下我一个人怎么生活？”

“这个男孩子可以同你一起生活。”

“别胡说八道。这孩子要走了。现在进来吧。要是你滑跤，要跌伤的。亲爱的，路很滑，又冷得要命——”

“我到波士顿去。”

“你怎么去？”

“不得已我就走着去。”

“霍普，现在是华氏二十度。快进来暖和暖和，安定一下。跟我一起喝杯茶。我们再谈去波士顿的事。”

听到这话，她用双手把过夜小包狠狠地扔在脚下的雪地上。“唉，曼尼，你连斯托克布里奇也不愿搬去，因为马路是柏油铺的，那么我怎么能使你去波士顿呢？而且到了波士顿又有什么两样？你还会是老样子，你会更厉害。你在波士顿有这么许多人围着你，你怎么能集中思想？那里甚至可能有人问你的作品的事！”

“那么，也许最好还是留在这里。”

“就是在这里，你也无法思考，如果我在厨房里烤面包片——我必须在发出脆声之前把面包取出来，否则就要妨碍你在书房工作！”

“唉，霍普，”他说，笑了一笑，“这有些过甚其辞了。在今后三十五年内你烤你的面包，不要管我。”

“我做不到。”

“那就学。”他严厉地说。

“不！”她捡起小包，转过身去，向车道走去。洛诺夫关上了门。我从窗口望去，只见她仍一步一步走着。昨晚铲雪车把雪堆得很高，她拐到大道上以后就马上给遮住瞧不见了。不过话也得说回来，她本来并不高大。

洛诺夫在门厅壁柜前，笨拙地在穿套鞋。

“你要我跟来帮忙吗？”我问。

“不，不。吃了那个鸡蛋，我需要活动活动。”他在地板上顿脚，想免得弯腰把鞋拉上。“你一定有东西要记下。我桌子上有纸。”

“用纸记什么？”

“你的狂热的笔记，”他从壁柜里取出一件黑色宽大的系腰带的大衣——不完全是长袍——我帮他穿上。他把一顶黑帽子扣在秃顶上，完全像个永远悲伤的大拉比、大主祭、大祭司。我把从大衣袖子掉出来落在地上的围巾给他。“你今天早上听了一个饱。”

我耸耸肩：“这比不上什么。”

“比不上什么，昨天晚上？”

“昨天晚上？”那么他都知道我知道的事情吗？但是除了我能想象的以外我知道些什么？

“我很想知道我们将来会成什么样子。这可以写成一篇很有意思的小说。你在你的小说中并没有这么客气，这么好，”他说，“你判若两人。”

“是吗？”

“我希望如此。”接着，好像主持完了我的坚信礼，他郑重其事地握了一握我的手。“她朝大路哪一边走的？朝左边走？”

“是的，朝山下走的。”

他在口袋里找到了手套，很快地看了一下表，打开了大门。“这像嫁给了托尔斯泰。”他说，把我留在那里做我的狂热的笔记，他自己就开始去追那个逃走的妻子，她为了寻求一个不那么崇高的事业走上注定要失败的旅途已有五分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