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别对你的秘密情报局太凶残
“我知道你是干什么的。”丹尼士·希利
喊了起来，这位服务于工党的前英国国防部长，在一场我们二人均被邀请参加的私人聚会上对我招呼道。他从门廊那边朝我大步走来，一只手前伸待握，“你是个共产党间谍，你就是干这个的，承认吧。”
于是我就承认了，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个好小伙儿，理应承认一切。然后，每个人都大笑起来，其中也包括我那位略显吃惊的东道主。所以，我也跟着笑了，因为我是个好小伙儿，同别人一样经得起开玩笑。同时也因为对方是丹尼士·希利，他或许是工党里的一头巨大怪兽，一名政坛斗士，但他同时是一位相当有分量的学者，一个人道主义者。我很敬佩他，况且，他在跟我说话前，已经喝过好几杯了。
“你这混蛋，康威尔。”一位军情六处的中年官员在房间里冲我大声吼道——他曾是我的同僚。此时此刻，一群来自华盛顿的内部人士正齐聚一堂，参加由英国大使举办的外交招待会。“你真是十足的混蛋。”他本来没想到会撞见我，不过现在，他很高兴能够有机会把他对我的看法亲口告诉我。照他看来，我玷污了情报局的荣誉——我们该死的情报局，就算是有什么该死的理由！——我还让那些热爱自己国家的男人和女人成了小丑，他们还不能为自己辩护。他挺立在我面前，摆出伏首前倾的姿势，已经准备好要痛揍我一顿了。如果当时现场的外交人员没有及时伸出援手来安抚他、没有使他退后一步，第二天一早，报纸和新闻可就有的忙了。
鸡尾酒会上的闲谈声渐渐恢复如常。不过在这之前，我已经确定，触怒他的那本书并非《柏林谍影》，而是它的继任者《镜子战争》。这本书讲述了一名英籍波兰裔特工被派往东德执行任务，组织却最终任其自生自灭的故事。不幸的是，东德恰好是我这名指控者当时所管辖区域中的一部分，那段日子里，我们曾在一起工作。这时，我的脑海中闪过一个念头，想要告诉他，艾伦·杜勒斯——这位最近退休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也宣称，本书比其前任更加贴近现实。不过，恐怕我这样说，只会使他更加暴跳如雷。
“无情无义，这不就是在说我们自己吗？一群无情无义的废物！真是万分感谢！”
我这位狂怒的前同事并非个例。与此相同的、针对我的指责，以没有那么激烈的语调，在过去的五十年间反复不停地出现。这些指责并非出自什么险恶的意图，也不是什么有组织的集体行动，不过是那些认为自己所做的工作是必要的、受到了伤害的男人和女人的抱怨罢了。
“为什么选择我们？你知道我们的真实情况是怎样的。”或者说得更加恶劣些，“你现在既然都已经把我们给榨干取尽了，或许也应该稍稍饶过我们，让我们得些安宁吧。”
一如既往，总会有些鬼鬼祟祟的家伙四处宣称，“情报局”是无法为自己进行任何辩护的；在对抗不利宣传这件事情上，“情报局”根本就无能为力；“情报局”的成功不得颂扬，唯有通过失败被大家所熟知。
“我们绝对跟我们这位东道主笔下所描述的不一样。”莫里斯·奥德菲尔德爵士在吃午餐时，十分严肃地对亚利克·基尼斯爵士说道。
奥德菲尔德是秘密情报局以前的头儿，后来可被玛格丽特·撒切尔给整惨了，不过，在我们见面时，他仅仅是另一个退休了的老间谍而已。
“我一直想跟亚利克爵士进行一次正式会面，”当我邀请他时，他用他那亲昵的北方口音说道，“自从火车从温切斯特出发，我坐到他对面之后，自那时起，我就想跟他好好交谈一下了——如果我当时有足够胆量的话。”
基尼斯即将在BBC的改编剧《锅匠，裁缝，士兵，间谍》中，扮演我笔下的秘密特工乔治·史迈利。因此，他希望能够充分体验身旁有一名真实老间谍陪伴的感觉。然而，午餐进程却并没有我期望的那般顺利。在上餐前小点心时，奥德菲尔德高度赞扬了他那老情报局里的道德标准，并用最和善的方式向基尼斯暗示，“此处这位年轻的大卫”玷污了情报局的好名声。基尼斯本身是一名已经退伍的海军军官，奥德菲尔德一见到他就指出，自己在秘密情报局里的军衔级别应该比他要高。基尼斯只能睿智地摇了摇头，同意了奥德菲尔德的这番说法。然后，在上多佛鱼排时，奥德菲尔德更进一步地阐述了自己的论点：
“就是这位年轻的大卫，以及他的个人喜好，”他隔着餐桌向基尼斯解释道，完全忽略了此刻正坐在他身旁的我本人，“使得情报局在招募合适官员和获取资源上都变得更加困难了。他们读他那些书，然后就打消了念头。真是再合理不过的事了。”
基尼斯听到他这样说，垂下眼睑，带着几分悲叹的神情摇了摇头，而我正在买单。
“你应该加入读书会的，大卫。”奥德菲尔德友善地说道，暗示我说加入读书会就可以让我变成更好的人，“我愿意亲自赞助你。真的。你很乐意参加的，对吧？”我们一行三人正站在餐厅的入口处，他接着转向基尼斯说，“真的非常愉快，亚利克。我得说我很荣幸，我相信，我们很快会再见面的。”
“一定会的。”基尼斯诚挚地回答道，两人像老间谍一样握了握手。
对于我们这位离去的客人，基尼斯显然有些意犹未尽，深情地凝视着他的背影，看着他在人行道上踩着重重的步伐离去：一位身材瘦小，却精力充沛、意志坚定的绅士，用随身的伞戳着他前方的道路，渐渐消失在人群里。
“我们喝杯干邑再出发吧？”基尼斯提议，在我们还未回过神来时，审讯就开始了：
“那真是对庸俗的袖扣。所有的间谍都佩戴它们吗？”
不，亚利克，我想只是因为莫里斯刚好喜欢那对庸俗的袖扣吧。
“还有那双招摇的绉鞋底的橘色麂皮靴。那是为了秘密行动吗？”
其实只是为了穿起来舒服罢了，亚利克。这种橡胶鞋底走起路来可是会嘎吱作响的。
“接下来跟我聊聊这个，”他抓起一只空玻璃杯，将它略微倾斜，用自己粗壮的手指轻轻敲打着它，“我之前见过有人这么做，”他表演给我看——手指不断敲着玻璃杯，一边做出若有所思地凝视着杯子的样子——“我还见过有人这样做”——接着，他以同样的沉思神态，用手指沿着杯子边缘打转。“不过，在这次之前，我还从来没见过有人这样做过——”他把手指伸进杯内，沿着内部边缘打转，“你认为他是在找残余的毒药吗？”
他是认真的吗？基尼斯身上有着一股孩子气，仿佛他这辈子都没有这么认真过。好吧，我说道，如果真有那个什么所谓的毒药残渣的话，我想，他刚才肯定已经把毒药给喝进去了，否则怎么会有残渣呢。不过，基尼斯情愿相信自己的判断，不打算理会我的说法。
这算得上是间谍片历史上一个重要的事件，奥德菲尔德的麂皮靴，无论是不是绉鞋底的，以及他戳着前方道路的那把卷好的雨伞，后来都成了基尼斯用来演绎那位匆忙而又年老的乔治·史迈利的银幕特征。我最近没来得及去细查关于那对袖扣的事情，不过我还记得，我们的导演认为那对袖扣有些夸张了，他最后说服基尼斯换上了一些没有那么浮华的东西。
至于这次午餐所留下的其他影响，可就没那么令人感到愉悦了，虽然就艺术层面而言，反而更具有创造意义。奥德菲尔德对我作品的厌恶——我猜想，还有对我本人的厌恶——也深深地扎根在基尼斯充满戏剧性的灵魂里了。他绝不会吝于提醒我，他觉得有必要唤起乔治·史迈利个人情感中的自我罪恶感，或者，正如他想要暗示的那样，那也是我个人本身的罪恶感。
* * *
一百多年来，我们的英国间谍与任性妄为的小说家们之间，始终有着令人发狂，有时又颇为滑稽可笑的爱恨纠缠。英国间谍们就像小说家自身一样，他们想要好的形象，想要无尽魅力，不过不要指望他们能够忍受嘲笑，或是忍受那些负面评论。在一九〇〇年代初期，不同风格的间谍小说家们，从厄斯金·柴德斯到威廉·勒丘和爱德华·菲利普斯·奥本海默，正是由他们激起了民众反德的公愤。所以也可以公平地说，最初是他们帮助了秘密情报局的建立。在这之前，一位绅士本不应该去翻看属于另外一位绅士的信件，即使事实上还是有不少绅士会这么去做。在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小说家萨默塞特·毛姆将他笔下的英国秘密特工展现在了众人面前，不过，根据大部分人的说法，这本小说并不是太出色。当温斯顿·丘吉尔控诉他这本《阿申登故事集》违反了《国家机密保护法》时，正面临着同性恋丑闻威胁的毛姆，烧毁了自己十四篇未出版的短篇小说，其余的作品也推迟至一九二八年后才得以出版。
小说家兼传记作家，同时也是苏格兰民族运动支持者的康普顿·麦肯齐，就没这么容易被吓到了。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因伤病退役之后，他转入了军情六处，成了英国反情报组织在中立国希腊的主管头头。然而，他发现派给他的指令，还有他的上级经常都很荒谬，作为一名作家，他理所当然地把这些都拿来作为取笑的素材。一九三二年，依照国家机密保护法，他遭到起诉，并被罚款一百英镑。这主要是因为他那本带有自传性质的《希腊回忆录》里事实上塞满了骇人听闻的轻率言行。不过他这次并没有受到教训，一年之后，他又借由另一本带有讽刺意味的作品《脑子进水》来诉诸报复。我听说，军情五处麦肯齐的档案里有一封写给局长的信，措辞极其严厉，署名用的是英国情报局局长通常会使用的绿色墨水：
“最糟糕之处在于，”局长对身在圣詹姆斯公园另一侧的战友写道，“麦肯齐揭露了情报局通讯专用的一些符号，有些目前仍在使用。”麦肯齐的亡灵要是知道这些。肯定会高兴地搓起双手。
不过，说起军情六处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文学叛徒，自然非格雷厄姆·格林莫属。虽然我很怀疑他是否知道，自己差点就跟麦肯齐一样，要被送上伦敦中央刑事法院的法庭了。关于此事，我最喜欢的是在一九五〇年代末期的一段回忆，那时我在英国情报局最棒的餐厅里和军情五处的一名律师一起喝咖啡。这名律师是个性情温和、爱抽烟斗的家伙。不像一名官僚，反倒更像是家庭事务律师。但那天早上，他却处于深深的焦虑中——他收到了《我们在哈瓦那的人》的样书，已经读了一半。当我开口说，我真嫉妒他的好运时，他却叹了口气，摇了摇头。他说，格林那个家伙肯定要被起诉了。格林利用战时在军情六处工作得来的工作经验，精准描绘了英国大使馆情报主管与外勤特工之间的关系，因此，格林一定会被关进大牢的。
“不过这真是本好书，”他抱怨道，“他妈的实在太好了，就是这样才麻烦。”
我尝试在报纸上搜寻格林被捕的消息，不过他始终逍遥法外。可能军情五处的巨头们最终决定一笑了之——这总比大呼小叫来得好。为了报答他们的宽容大度，格林二十年后送给他们一本《人性的因素》，书中描绘的他们，不仅仅是傻瓜，还是杀人凶手。不过，想必军情六处已经提前警告过他了。在《人性的因素》前言里，他小心谨慎地向我们保证，他并没有违反《国家机密保护法》。掘地三尺找出一本早期版本的《我们在哈瓦那的人》，你也会发现同样的免责声明。
然而历史证明，我们的罪孽最终都会被遗忘。麦肯齐最后获封爵位，而格林则被颁发了功绩勋章。
“先生，在您最新的那部小说里——”有个真诚的美国记者问我，“您的一个角色说，如果他以前能够写作，就不会变成叛徒了。那么，能不能请您告诉我们，如果一开始没能写作，您会变成什么样的人呢？”
在给这个危险的问题搜寻一个安全答案时，我心想，我们的情报组织是不是应该感谢感谢我们这些转向文学界的叛徒。与其他任何可能掀起腥风血雨的方式相比，写作简直像小孩玩积木一样人畜无害。有多少处境困难的间谍希望爱德华·斯诺登当初选择去写小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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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这般，在外交晚宴上面对我这位愤怒的前同事时——他已经是一副随时准备击倒我的样子——我又该如何回答呢？没有必要特地向他指出，我在某些书里描写的英国情报局实际上比我在现实世界里所知道的更有能力。也没必要告诉他，曾经有位极资深的情报局官员将《柏林谍影》描述为“这是有史以来唯一有效的双面间谍行动”。同样没必要说的是，在惹怒他的那本小说里，我之所以描写受到孤立的英国情报部门那场带有怀旧性质的军事演习，是因为比起对他的情报机关发动粗暴的攻击，我兴许是想做一件更有抱负的事。老天爷保佑，万一我坚持声称：“如果你是个努力探索国家灵魂的小说家，那情报局也不失为一个合理的观察对象。”那估计我这句话还没来得及说到后半句，就会被当场掀翻在地了。
至于他说他的机构无法还击，我猜想，是因为西方世界任何一处的间谍机构都不会像我们国家一样，得到了国内媒体如此的纵容，几乎从不见内幕报道。我们的新闻审查系统（不管是出于自愿，还是被模糊但又严苛的法律所强制），我们巧妙拉拢的人际关系，以及英国大众面对这种疑似非法行为的全面监控的集体屈服，都足以令其他自由与非自由世界里的任何一个情报员心生嫉妒。
我没有必要去特意指出，许多前情报官员“获得批准”的回忆录实际上都是为了给情报局披上一张羊皮，以此换取他们希望获得的赞许；而所谓“官方发行的正史”，其实是给那些十恶不赦的罪行罩上恳求宽恕的面纱。更没有必要指出的是，我们国内报纸上所刊载的不计其数的文章，恰恰是我在享受和莫里斯·奥德菲尔德共进午餐的美好时光时，被某些人人为编造出来的。
没准我该这样建议我这位暴怒的朋友：作家描写专业间谍，就跟描写我们这些会犯错的普通人一样，没有任何区别。这样一位作家实际上是在履行最合适其身份的社会义务，甚至——不妨相信我说的——是在履行民主职能，因为在英国，我们的情报局，不论好坏，依旧是我们政治、社会和产业精英们的精神家园。
正是这样，我亲爱的前同事，我所谓的背信弃义也就仅限于此了。还有，亲爱的希利爵士，我的共产主义也仅限于此，回头想想，在你年轻的时候，也不会容忍有人这样说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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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世纪过去了，如今已经很难形容一九五〇年代末期到一九六〇年代初期，弥漫在白厅这条秘密情报权力走廊上的那种互不信任的氛围。一九五六年，我正值二十五岁，正式就职于军情五处，担任一名低阶官员。他们告诉我，要是我年纪再小一点，就不符合入职资格了。我们称为“五处”的这个机构，素来都以成熟完善而自豪。不过呢，再怎么成熟完善，他们还是招募了诸如盖伊·伯吉斯、安东尼·布兰特，以及其他几位如同半被遗忘的足球明星一样的人物，他们成了英国历史记忆中徘徊不散的可悲叛徒。
我抱着极大的期待进了情报组织。这份挖掘情报的工作虽然微不足道，却养成了我迄今为止都无法满足的大胃口。我的专案主管们个个亲切友善，做事很有效率，体贴入微。他们唤起了我的使命感，复苏了我作为一个英国公学学生消失已久的吃苦耐劳本分。作为一名被派驻奥地利的国家安全局情报人员，我对那些总是神出鬼没的文职工作者怀有敬畏之心。他们会周期性地降临我们这个单调乏味的格拉茨驻地，给这里添上一层神秘色彩，要不是有他们，这里什么都不会有。后来，直到我进入了由他们驻守的要塞之后，才算猛然回到了现实世界。
大约拥有两万五千名党员的英国共产党已经日渐衰败，还得依靠着军情五处的情报共同运作才能维持。监视这样的一个组织，完全不能满足我的远大抱负。况且，局里又自然而然地滋生了双重标准。不管怎么说，军情五处都是英国公务员和科学家们私生活的道德仲裁者。在当时的审查程序下，同性恋与其他被认为属于异常的行为，都是可能被人拿来勒索的弱点，因此，这一类人便被禁止从事机密工作。可是，局里却似乎乐于忽视自己内部成员之间的同性恋行为，局长本人就与自己的秘书公开在工作日同居，周末又和妻子住在一起。在工作日里，甚至还专门为此留了字条，指示夜间值班官员，万一他的妻子打电话过来时，应该如何应付。无论如何，还是请老天垂怜那位在登记处工作、裙子要么太短要么太紧的打字员女士，以及那个向她眉目传情的已婚科员吧。
局里的高层都是从一九三九到一九四五年的光辉岁月里幸存下来的老年人，中间阶层则是由逐渐缩水的大英帝国殖民地回调警官和地区官员组成。面对那些拼命想把自己国家抢回来，甚至不惜采取莽撞行动的当地人，他们或许有着丰富的镇压经验。但是，面对他们自己几乎都不怎么了解的祖国，情况就显得有些令人不安了。对他们而言，英国工人阶级是反复无常而又令人难以捉摸的。工会在他们眼里，只是共产党的掩护组织罢了。
与此同时，像我这样年轻的间谍“猎人”，一方面渴望得到更大的猎物，却又接获命令，告诉我们不要浪费时间，不必费心去寻找苏联控制的“不法之徒”。因为——根据无懈可击的权威消息，在英国领土上并没有这样的间谍在展开行动。至于具体是谁说的，消息从谁那儿传来，我却始终都不知道。反正，在这儿待四年时间也够了。一九六〇年，我申请调往军情六处，成了我那些极其不满的老板口中“公园对面那帮混蛋”中的一员。
不过，还是请让我借此书写之际，向军情五处表达感恩之情——尽管这份恩情我无法完全偿还。我受过最严谨的写作训练，它并非来自任何中学老师或者大学教授，更不是从写作专业学校那里学来；它来自柯曾街上流住宅区，来自军情五处总部顶楼那些受过古典式教育的高级官员。他们一副幸灾乐祸的老学究模样，抓起我的报告，对我那些炫耀式的从句和毫无必要的副词表达了极力的藐视。然后在我朽木不可雕也的文章页边空白处打上分数，以及诸如“行文累赘——注意省略——论证缺失——结论草率——你真的是这个意思吗？”之类的评论。我遇到过的编辑们都没他们这般严苛，或者说没他们这般正确。
到了一九六一年的春季，我已经完成了军情六处的入门课程。学会了一身我从来都不需要，也很快就会忘光的本事。在结业典礼上，局里的训练主管——那位身穿一身花呢套装、身材结实、面色红润的老手，眼含热泪地叫我们回家待命。他们也许还要花上一段时间来整备，因为——他发誓说，他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竟然会说出这样一番话——有位已经在局里任职多年，而且也备受信赖的同僚，最近被揭穿了身份。此人竟然是苏联的双面间谍，他的名字是乔治·布莱克。
布莱克叛国案的规模，即便以今日的标准来看，都算得上是极其重大的事件：事实上，有数以百计的英国特工（布莱克自己也不记得有多少人）的身份曝光；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秘密监听行动，例如（当然，并不仅限于此）柏林监听隧道，还没有发射信号就被炸毁了；还有军情六处的整个人事系统、安全屋地点、战斗指令与全球的外派站点，都被全面破解。布莱克无论在哪个利益集团里都是最有能力的外勤特工，同时也是个追随信仰的人，在身份曝光之时，他已经先后信仰了基督教、犹太教和共产主义。在被监禁在苦艾丛监狱的时候（众所周知，他后来成功越狱），他还向他的狱友们讲解《古兰经》呢。
乔治·布莱克背叛的消息解封两年后，我正在驻波恩的英国大使馆政治组任二等秘书。一天傍晚，我的情报站站长把我叫进办公室，告诉我一个消息——严格地说，是个仅供我个人参考的消息，虽然隔天一早，所有英国人都会从晚报上读到这则新闻：军情六处出色的前反情报主管，一度被认为会成为下一任英国情报局局长的金·菲尔比，也是一名苏联间谍。而且，后来我们才慢慢了解到，他早在一九三七年就被苏联吸收了。
在本书后面的章节里，你会读到尼古拉斯·艾略特对此事的一些说明。他作为菲尔比战时及和平时期的朋友、心腹知己和同事，描述了他与菲尔比在贝鲁特的最后一次相遇，这次相遇使得菲尔比坦白了一部分心声。可能你看过之后会想，艾略特对于此事的描述异常简略，对对方背叛友情的愤怒，或是违背公义的愤慨都惜字如金。理由其实非常简单。间谍们既不是警察，也不是道德现实主义者——虽然他们更乐意相信自己确实是。如果你一生的任务就是说服叛徒加入你的阵营，那么，当你自己身边的一个人——这个人不止是你珍惜爱护的同事，你们之间甚至情同手足，你会放心和他分享谍报生涯的每一个细节，当这个人也被敌方阵营给吸收了之后，你肯定也会感到有苦说不出吧。这是我在写《柏林谍影》时便谨记在心的教训。后来写《锅匠，裁缝，士兵，间谍》时，照亮我前进道路的正是金·菲尔比这盏昏暗朦胧的灯。
间谍生涯和小说写作其实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两者都要随时准备好去窥视人类的罪过，以及通往背叛的种种途径。我们这些曾经身处秘密情报圈的人，从来没有真正离开过它。即使我们在踏入这个圈子之前，并没有情报工作的习惯；在进入这个圈子之后，我们也就无法摆脱这些习惯了。要证明这个观点，我们只要看看格雷厄姆·格林，他那些自己强加上去的、与美国联邦调查局斗智斗勇的逸闻趣事就明白了。或许他那些无礼的传记作者也记录了这些，不过最好还是别看吧。
格林，这位小说家兼前间谍，在他的晚年时期，坚称自己上了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亲共危险分子黑名单。他当然有着充分的理由，鉴于他去苏联的次数数不胜数，以及他一直对同是朋友和同事的金·菲尔比直言不讳地表过忠心，况且，他还曾试图调和天主教会和共产主义之间的矛盾——虽然最后只是徒劳一场。当柏林墙建起的时候，格林站在了不该站的那一边拍照，还告诉全世界，他宁可站在那一边，也不要站过来。事实上，格林对于美利坚合众国的厌恶，以及忧心自己激进言论可能导致后果的严重程度，已经到达了颇为极端的地步。乃至后来当他与美国出版公司的人见面时，坚持会面地点必须在美加边境的加拿大境内。
直到有一天，他终于获得许可，能够请求查看自己的美国联邦调查局档案了。档案里面只有一条记录：他和政治立场不定的芭蕾女演员玛戈特·芳婷保持着来往，且那时她还在为她那个不忠且瘫痪的丈夫罗伯托·阿里亚斯打一场注定要失败的拉锯战。
间谍行动并未带我走进什么秘密领域。逃避与欺骗是我童年时期必不可缺的武器。青少年时期的我们都是某一类间谍，不过我已经是经验丰富的间谍老兵了。当秘密情报世界前来认领我的时候，我才感觉真正回到了家中。至于为什么会如此，还是留到后面“作者父亲的儿子”这一章再来细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