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并不缺少优秀的作家。
缺少的是值得依赖的读者群体。
KURT VONNEGUT, THE ART OF FICTION
库尔特·冯内古特，小说艺术
采访者
大卫·海曼
大卫·米凯利斯
乔治·普林顿
理查德·罗兹
《巴黎评论》( The Paris Review )
1977年春季刊
这份库尔特·冯内古特的采访稿最初是由近十年中对作者的四次采访拼合而成。受访者对自己的谈话记录感到无比担忧，于是对组合后的采访稿做了大量修改……实际上，以下可以看作一次他对自己的采访。
组合稿中第一次采访（采访于马萨诸塞州西巴恩斯特布尔，冯内古特当年四十四岁）的开场介绍是这样的：“他是一位老兵，一个顾家男人，身型高大，肢体松散，自在舒适。他待在一把扶手椅里，穿着粗硬的粗花呢外套，剑桥灰的法兰绒裤，一件蓝色的布克兄弟上衣，松垮垮地坐着，手揣在裤兜。他暴风雨般的咳嗽和喷嚏席卷了整场采访，这缘于秋季风寒加上一生漫长的烟史。他的嗓音是浑厚的男中音，中西部味道，语调带拐弯。他时不时地现出一种露齿而警醒的微笑，这种微笑属于一位几乎见识过一切但深藏于心的男人，这其中有萧条、战争、严酷的生命危险、愚蠢的企业公关事务、六个孩子、不稳定的收入和迟来的认可。”
这个采访组合中的最后一次发生在1976年的夏天，距离第一次采访已经好几年。这次是这样描述他的：“……他的举止如同一条低调而友善的家中老狗。总的来说，他的样貌是乱蓬蓬的：打卷的长发，留着小胡子，怜悯的微笑，仿佛周围的世界让他觉得既好笑又伤感。他租下了杰拉尔德·墨菲的房子来度过夏天，在走廊尽头的一间卧室工作。在这个房间里，艺术家墨菲，这位生活奢侈的交际达人、艺术伟人之友，度过了最后时日，他死于1964年。冯内古特坐在书桌旁，可以透过一扇小窗看到前院的草坪，他身后是白色的吊篷大床。书桌上摆在打字机旁的是一份安迪·沃霍尔的《访谈》杂志、克兰西·西加尔的《内部地带》
，还有几个抽完的烟盒。
“冯内古特自1936年起长期吸长红牌香烟，在采访过程中，他抽掉了一盒烟的大半。他的声音低沉严肃，谈话途中他不停地点烟吐烟，仿佛是给对话加上标点。其他令人分神的事物，譬如叮当的电话铃和一只叫南瓜的毛烘烘小狗的叫声，并没有打扰冯内古特善意的姿态。丹·韦克菲尔德对他这位肖特里奇高中校友的评价的确不假：‘他总是大笑，对每个人和善。’”
采访者 你是位二战老兵？
冯内古特 是的。我死的时候最好有军礼厚葬，号手奏乐、国旗盖棺、鸣响礼炮、抬入圣地。
采访者 为什么？
冯内古特 这是我一直都很向往的东西，但除非我战死沙场才能得到。
采访者 这种东西是？
冯内古特 同胞的绝对认可。
采访者 你觉得现在不被认可吗？
冯内古特 亲人们说看到我有钱了很高兴，然而他们完全读不了我的作品。
采访者 你在二战中是步兵营的侦察兵？
冯内古特 是的，不过我的基础训练是操控240毫米榴弹炮。
采访者 是个不小的武器。
冯内古特 这是当时最庞大的移动式陆战武器。这种武器有六大组块，每块由履带拖拉机颠簸地载着。收到开火命令，我们先要把大炮组装起来。这根本就是发明现场。我们用升降机和千斤顶把一个组块叠在另一个组块上面。炮弹本身就有大概二十四厘米长的直径，二百七十多斤重。我们建了一条迷你火车铁轨，把炮弹从地面沿斜坡运到约两米半高的后膛。炮闩就跟印第安纳州珀鲁存贷款协会保险库的大门一样。
采访者 发射这样的炮弹肯定让人激动不已。
冯内古特 其实不然。我们把炮弹装好，然后扔进去一包包反应迟缓的炸药。感觉像是受潮的狗粮。我们关上炮闩，用锤子敲击汞雷管，点燃里面的烈性炸药，给湿乎乎的狗粮打火。主要目的应该是产生水汽。过不久就能听见烹饪的声响，特别像料理火鸡。情况极为保险的话，看起来完全可以时不时打开闩门，给炮弹刷上点调料油。后来榴弹炮终于有了动静。最后大力启动反冲机制，将炮弹发射。炮弹会像固特异飞艇一样飘出去。如果有架梯子，我们肯定会在炮弹出膛的时刻往上面大笔挥写“去他妈的希特勒”。这样就会有直升机对它穷追不舍，然后击毁坠地。
采访者 终极的恐怖武器。
冯内古特 普法战争的话。
采访者 但是你最后并不是随这种武器出战，而是去了第106步兵师。
冯内古特 “盒饭步兵师”。他们经常给我们发盒饭。萨拉米香肠三明治和一个橘子。
采访者 战场上吗？
冯内古特 我们还在美国的时候。
采访者 你受过步兵训练吗？
冯内古特 从来没有。军营侦察兵可是精英兵种，看出来了吧。每个军营只配六个侦察兵，没人确切知道他们应该做什么。于是我们就每天上午齐步走到娱乐室，打乒乓球，填候补军官学校的申请表。
采访者 那你在基础训练里肯定也熟识了榴弹炮之外的武器。
冯内古特 如果你训练操控240毫米榴弹炮，那你余下的时间连一部性病宣传片都看不了。
采访者 你到前线做了什么？
冯内古特 我模仿看过的很多部战争片。
采访者 你在战场上对别人开过枪？
冯内古特 这个我想过。我有次的确举起刺刀，全力准备冲刺。
采访者 你冲刺了吗？
冯内古特 没有。如果别人都冲了，我也会冲。不过我们决定不冲。我们一个人也看不见。
采访者 这应该是阿登战役的时候吧？这是美军历史上一次最血腥的溃败。
冯内古特 很有可能。我执行的最后一项任务是搜寻我们自己的炮兵部队。侦察兵通常应该搜寻敌方的东西。但情况差到如此地步，以至于最后我们到处寻找自己的家伙。如果我找到了我们自己的炮兵指挥官，大家都会觉得是很值得称道的。
采访者 你不介意描述一下被德军俘虏的事情吧？
冯内古特 乐意为之。我们当时在跟一战战壕差不多深的沟里，到处铺满了雪。有人说我们可能在卢森堡。我们的食物补给用完了。
采访者 “我们”是谁？
冯内古特 我们的军营侦察队。全体六人。还有大概五十个我们从没见过的同胞。德国人看得见我们，因为他们从扩音器里向我们喊话。他们向我们宣告，美军已经四面楚歌云云。我们就是在那时举起刺刀准备冲刺的。那几分钟里感觉还是很不错的。
采访者 为什么？
冯内古特 像头豪猪似的满是钢刺。我同情那些不得不攻击我们的人。
采访者 但他们还是放马过来了？
冯内古特 没有。他们向我们发射了88毫米炮弹。炮弹飞向我们上方的树梢。巨大的爆炸声在头顶震开。破碎的炮弹片淋洒在我们身上。有人被炮弹击中了，德国人再次催促我们出来。我们没喊“疯子”之类的话，而是说着“好”还有“别激动”什么的。最后德国人终于亮相了，身穿白色的伪装服。我们可没有那种行头。我们的是橄榄绿迷彩服。无论春夏秋冬，都是橄榄绿迷彩服。
采访者 德国人说了什么？
冯内古特 他们说我们的战争到此为止了，我们很幸运，能确信幸存于二战，他们自己会怎么样还很难说。果不其然，他们大约会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被巴顿的第三军团杀害或俘虏。玄机莫测。
采访者 你会讲德语吗？
冯内古特 我经常听父母讲德语。他们没教过我，因为美国在一战期间对跟德国有关的一切都心存芥蒂。我对俘虏我们的德国兵尝试着讲了几句，他们问我是不是有德国血统，我回答：“对。”他们问我为什么要攻打德国，和自己的兄弟过不去。
采访者 你怎么说的？
冯内古特 说实话，这是个既无知又滑稽的问题。我父母已经把我与德国出身彻彻底底地分开了，俘虏我的完全可以是玻利维亚人或藏族人，没有任何差别。
采访者 被俘虏后你被运到德累斯顿？
冯内古特 我们被押送上车，是运输对方军队的同一批货车，也或许就是这些车将犹太人、吉普赛人和耶和华见证人送往集中营。货车就是货车，一视同仁。英国蚊式轰炸机在夜间袭击了我们几次。我猜我们是被当成了某种战略物资。他们击中了一节车厢，我们军营里大多数军官都在上面。每次我讲到厌恶军官，我还总这么讲着，我都提醒自己说，那时候我的上司们可是无一生还。冥冥之中有神灵。
采访者 你们最终到达了德累斯顿。
冯内古特 我们先到了德累斯顿南部的大型俘虏营。他们把列兵从非战斗人员和军官中分出来。《日内瓦公约》，这充满爱德华时代感的公约条款规定，列兵俘虏必须通过劳役来实现自我供给。其余人等则在牢狱中颓废终日。作为列兵，我被押往德累斯顿。
采访者 你对轰炸前的城市有什么印象？
冯内古特 我从未见过如此奇幻的都市，到处是雕像和动物园，就像巴黎。我们住在一个屠宰场里，住处是间看起来不错的新筑的水泥猪棚。床铺和稻草席被安置在猪棚里，作为合同工，每天上午我们为一间麦芽糖浆厂工作。那些麦芽糖浆是给孕妇服用的。该死的防空警报时不时响起，我们能听见别的城市遭到空袭的声音——嘭嘭嘭嘭。我们倒从没想过这座城市也会遭轰炸。这里的防空设施特别少，根本没有军事工业，有的只是一些卷烟厂、医院、单簧管厂。后来，防空警报响了，那是1945年2月13日，我们躲进地下二层的大型储肉地窖。那里十分凉爽，四周挂满屠宰的牲口。等我们再回到地面，城市已经不复存在。
采访者 你们在地窖里没因缺氧窒息？
冯内古特 没有。地窖很大，我们人数也不多。空袭的规模听起来也并不是很大。嘭。他们一开始是投放烈性炸药，先将一切击散，接着撒播燃烧弹。二战刚开始的时候，燃烧弹还算有块头，跟鞋盒一样长，而到了德累斯顿轰炸，它们只有一丁点小。这些燃烧弹就这样摧毁了一整座城。
采访者 你们回到地面的时候发生了什么？
冯内古特 我们的看守兵是非战斗人员，一位中士、一位下士和四位列兵，没有首领，也无家可归，因为他们是德累斯顿人，都是前线的伤兵，被派回老家做些轻活。他们看守了我们几个小时，也不知此外还能做点什么。他们走到一起相互说了会儿话。最终我们越过废墟，和几个南非人一起被安排到郊区住下。作为一项卫生措施，每天我们进城，从地下室和防空洞里挖出尸体。我们走进那种典型的避难所，通常是间普通的地下室，看起来像一节有轨电车，里面坐满了仿佛同时心脏病发的乘客。就是人在座位那儿坐着，全是死的。火焰风暴是很惊人的东西。在自然界并不会发生。中间刮起龙卷风，完全无法呼吸。我们把死人搬出来，装进车里，送到城市里未被废墟填满的大片公园空地。德国人点起火葬柴堆来焚尸，以防霉味和病毒传染。十三万尸体藏在地下。这是一次极为彻底的复活节蛋大搜寻。我们越过德国军队的警戒线去劳动，民众看不出我们在忙什么。几天后城市开始散发霉味，于是新的技能被开发出来了。我们冲进防空洞，不看是谁就直接搜刮兜里的贵重物品，转手交给守卫。接着士兵拿火焰喷射器过来，站在门口把里面的人火化。搜完金银珠宝，马上全体焚烧。
采访者 这该给想成为作家的人留下多么深刻的印象！
冯内古特 的确是个奇幻的场面，而且很吓人。同时也真相大白，因为当时美国平民和陆军不知道美国炮弹兵从事的是饱和性的狂轰滥炸。这个秘密一直保守到二战尾声。之所以烧毁德累斯顿，原因之一就是他们早把别的都烧光了。要不“我们今晚能干点什么？”大家准备好开路，德国人还在打，于是启动了这种焚毁城市的机制。这是个秘密，火烧城市——小便壶烧开了，婴儿车冒着火苗。关于诺顿投弹瞄准器有个传言。你看新闻片，投弹手左右各有一位议员，拿上膛的45式手枪对着他。全是胡诌八扯，其实怎样，几百架飞机，在城市上空飞过，一番轰炸。战后我去芝加哥大学，面试官就曾参与德累斯顿轰炸。他了解到我这段人生经历，说：“唉，我们也讨厌这么做。”这话我一直没忘。
采访者 另一种反应应该是：“我们是被命令这么做的。”
冯内古特 那考官的反应更人性化。我感觉他认为轰炸是必要的，或许也真是如此。大家从中得到的收获，就是明白了重建一座城市可以多么迅速。工程师们说重建德国需要五百年。实际上花了大概十八周。
采访者 这段经历之后你想马上动笔吗？
冯内古特 城市被摧毁的时候，我完全不了解事件的规模，不清楚不莱梅或汉堡或考文垂是不是也这样。我从没去过考文垂，所以除了电影中看到的，我对轰炸的规模毫无概念。我回家后（从为《康奈尔太阳报》撰稿时起我便是个作家，只不过也就写了这点东西）也动过写战争经历的念头。我去了《印第安纳波利斯新闻报》报社办公室，想看看有哪些关于德累斯顿的报道。有条一厘米长的短文章，讲我方飞机在德累斯顿上空作战，其中两架牺牲。于是我想，好吧，这的确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最次要的细节了。别人的写作材料比我多得多。记得那时候我很羡慕安迪·鲁尼，他当时飞速投身写作，我跟他不认识，但我认为战后他是第一个出版战争题材作品的人，书名是《空中炮手》。老天，我可从没经历过那么时髦的冒险。但我会不时遇上一位欧洲人，彼此聊起二战，我说自己曾在德累斯顿，他们会大为惊讶，总想了解更多。后来戴维·欧文出了本关于德累斯顿的书，书里说这是欧洲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屠杀。我说天哪，我还是见着点什么的！我要试着把我的战争经历写出来，不管是否有趣，都要写出点东西。《五号屠场》的开头略带讲述了这个过程，我曾期待这个故事由约翰·韦恩和弗兰克·辛纳屈这样的人主演。最后，有位女孩，名叫玛丽·奥黑尔，是一位与我同在德累斯顿的战友的妻子，她说：“你们那时只不过是孩子。假装自己是韦恩和辛纳屈那样的人是不合理的，这也是对未来几代人的不公，因为你们美化了战争。”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启迪。
采访者 这几乎转变了整个关注点……
冯内古特 她让我放开了思路，去写我们实际上都是怎样的孩子：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岁。我们都一脸稚气，被俘虏的时候我似乎不需要经常刮胡子。记得好像没这个烦恼。
采访者 再问一个战争的问题：你现在是否还会想起德累斯的燃烧弹轰炸？
冯内古特顿 关于这次轰炸，我写过一本书，叫作《五号屠场》。这本书还在卖，我得时不时出来做做商业推广。马塞尔·奥菲尔斯邀请我在他的电影《正义的记忆》里出镜。他希望我将德累斯顿轰炸描述成一场暴行。我说他不如去找伯纳德·奥黑尔谈谈，也就是玛丽的丈夫，他真的去找了他。奥黑尔和我一起当过步兵营的侦察兵，后来一同被俘虏。他现在在宾夕法尼亚州当律师。
采访者 为什么你不愿作战争的见证？
冯内古特 我有个德国姓氏。我不想跟那些觉得德累斯顿活该被炸的人争论。我在书里说的不过是，德累斯顿，不管愿意与否，就是被炸平了。
采访者 那是欧洲史上最大规模的屠杀吗？
冯内古特 就大量被杀害的人口数来说算速度最快的——十三万五千人在几个小时内死亡。当然慢一点的杀人方式也是有的。
采访者 死亡集中营。
冯内古特 是的——里面最后一共死了几百万人。很多人把德累斯顿大屠杀看作对死亡集中营屠杀的一种正义且规模过小的报复。也许如此吧。刚才说过，我从来不争论这个问题。的确我在书中捎带提过，说在这毫无防备的城市里，所有人都被处以死刑——婴儿、老人、动物园里的动物，还有数以千计的纳粹狂热分子。当然，这些人中，还有我最好的朋友伯纳德·奥黑尔和我。不管怎样，我们都应该算进死亡人数。死伤越多，报复就越到位。
采访者 听说富兰克林图书馆出版社将要出版《五号屠场》的精装版。
冯内古特 是的。需要我给精装版写一篇新的导言。
采访者 你有新的想法要加进去吗？
冯内古特 我说整个星球只有一人从这次空袭中获益，而这必然耗费上千万美元的空袭，却丝毫没有缩短战争半秒钟，没有削弱德军的防御或有效攻击其他任何部分，没有从死亡集中营里解救出一个人。只有一人获益——而不是两个、五个或者十个，只有一人。
采访者 那个人是谁？
冯内古特 我。我从每个死人身上赚到三美元。想象一下。
采访者 你与同辈之间的关系有多密切？
冯内古特 我的作家兄弟姐妹们吗？很亲切，当然了。我跟他们有些人比较难说上话，因为我们所做的不像是同一类事。我对此懵懂过一段时间，不过后来索尔·斯坦伯格——
采访者 那位漫画家吗？
冯内古特 没错。他说几乎所有的艺术领域里，总有一类人对艺术史、过往的创作成败和艺术实验有着强烈的感触，而其他人则不然。我属于第二种人，没得选。我无法与文学祖先们玩耍，因为我从未系统地研究过这些人。我的教育背景是康奈尔大学化学系，接着是芝加哥大学人类学。天呐——我疯狂爱上布莱克的时候已经三十岁，读《包法利夫人》时已经四十岁，四十五岁才听说塞利纳。我因为偶然的运气，在最恰当的时候读了《天使望故乡》。
采访者 什么时候？
冯内古特 十八岁。
采访者 所以你一直是个爱书人？
冯内古特 是的，我是在堆满书的房子里长大的。但我从来不需要为了学分看书，不需要写一本书的论文，不需要在研讨会上证明自己对某本书的理解。我的文学履历为零。
采访者 家里对你写作影响最大的人是谁？
冯内古特 我想是我母亲。伊迪丝·利伯·冯内古特。我们在大萧条的时候几乎赔光家产，我母亲想为通俗杂志撰稿，重新赚上一笔。她参加了晚间的短篇写作班，像赌徒研究赛马表一样研究杂志。
采访者 她曾经很有钱？
冯内古特 我父亲是个卑微的建筑师，他娶了城里最富有的女孩之一。我母亲从事啤酒酿造业，一开始是利伯拉格啤酒，之后是金牌啤酒。因为利伯拉格啤酒在某个巴黎的展会上得了奖，之后便更名为金牌啤酒。
采访者 那肯定是种很好的酒。
冯内古特 那距离我出生还很久。我从来没尝过。我知道这种酒有秘密配方。我外公和他的酿酒师放配方的时候从来不让别人看到。
采访者 你知道是什么配方吗？
冯内古特 咖啡。
采访者 你母亲学写短篇故事——
冯内古特 而我父亲在顶楼设了一间画室，在里面画画。大萧条时代建筑师没有什么活干——大家都没什么活干。母亲想的没错，即使是平庸的杂志作家，赚钱也易如反掌。
采访者 这么说你母亲对写作采取了一种非常现实的态度。
冯内古特 可以说不愚蠢。顺带一说，她是位极具智慧和修养的女性。她与我就读的是同一所高中，是少有的几位全优学生之一。她高中毕业后进了东部的一所淑女学堂，继而周游欧洲，讲一口流利的德语和法语。我这还保留着她的高中成绩单。“A+，A+，A+……”她真的成了一位好作家，但是她不够庸俗，无法满足通俗杂志的要求。有幸的是，我满腹俗谈，长大后便得以实现她的梦想。为《科利尔杂志》《星期六晚报》《大都市》和《妇女家庭杂志》撰稿对我来说不费吹灰之力。惟愿她能活着见到这一切。惟愿她能活着见到她的孙子孙女。她有十个呢。她连第一个都没见过。我还实现了她另一个梦想：我在科德角住了很多年。她一直想在科德角生活。儿子们努力完成母亲未了的心愿，这种现象或许颇为寻常。姐姐去世后我收养了她的儿子，看着他们奋力实现她的梦想，的确有点玄妙。
采访者 你姐姐的梦想是什么？
冯内古特 她渴望和《来自瑞士的罗宾逊一家》里的家人一样，愉快地同一群善良的动物们生活在一起，与世隔绝。她的大儿子，吉姆，在牙买加的一座山顶上养山羊，已经当了八年农民。没有电话，没有电。
采访者 你和你母亲的母校，印第安纳波利斯的那所高中——
冯内古特 还有我父亲的母校。肖特里奇高中。
采访者 记得那所高中有份日报。
冯内古特 对。《肖特里奇回声日报》。校园里就有间打印店。学生自己撰稿，自己排版印刷。都是放学后来做的。
采访者 你刚刚笑了。
冯内古特 我想起了一件高中的蠢事。这和写作没有一丁点关系。
采访者 虽说如此，你愿意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冯内古特 喔，我只是想起了高中市政课上发生的一件事。老师让我们一个个起立说放学后都做些什么。我那时在教室后面，坐在一个名叫J·T·阿尔伯格的家伙旁边。他后来在洛杉矶做保险生意，最近刚刚去世。话说回来——他一直推我、催我、激我，让我说放学后真去做什么，还给了我五美元讲实话。他想让我站起来说的是：“我做模型飞机，然后打飞机。”
采访者 明白了。
冯内古特 我也去参与出版《肖特里奇回声日报》了。
采访者 好玩吗？
冯内古特 有趣又轻松。写作对我来说一向很简单。另外，我学会了面向同龄人而非老师的写作。大多数刚起步的作家并不为同辈写东西，不被同辈人痛扁。
采访者 所以每天下午你去《回声日报》办公室——
冯内古特 对。有一回写稿的时候，我无意地闻了下腋窝。有几个人看见了，觉得很好笑——之后我就有了“吸纳夫”这个名号。1940届的毕业纪念册里，我被标为“小库尔特·吸纳菲尔德·冯内古特”。从技术上说，我不算一个真正的吸纳夫。吸纳夫是指那些到处去闻女孩自行车座的人。我没做过那种事。“蠢蛋”也有特定的含义，很少有人知道。因为用法随意，现在蠢蛋成了一种意思含糊的脏话。
采访者 蠢蛋的原义确切是指什么？
冯内古特 把一副假牙塞进两瓣屁股中间的人。
采访者 我明白了。
冯内古特 不好意思，塞进他的或她的屁股。我老这么冒犯女权主义者。
采访者 不太明白为什么要用假牙。
冯内古特 为了把出租车后座上的纽扣咬下来。那是蠢蛋这么做的唯一原因。这让他们很兴奋。
采访者 从肖特里奇高中毕业后，你去了康奈尔大学？
冯内古特 我可以想象。
采访者 你想象？
冯内古特 我有个酒鬼朋友。要是有人问他是不是前一晚喝醉了，他总会漫不经心地回答，“哦，我可以想象。”我一直很喜欢这个回答。这承认了生活如梦。康奈尔是个醉醺醺的梦，一则因为酒精本身，二则因为我只修了自己没天赋的科目。我的父亲和哥哥一致认为我应该学化学，因为我哥哥在麻省理工大学化学学得很好。他比我大八岁。也更幽默。他最为闻名的是发现了碘化银引发降水的可能性。
采访者 你的姐姐也很幽默吗？
冯内古特 是的。不过她的幽默略带残忍，倒和她性格里的其他特质有些格格不入。她看见有人摔倒就觉得好笑无比。有一次她看见有位女士从电车里横空出世，这让她笑了好几个星期。
采访者 横空出世？
冯内古特 是的。这位女士肯定是被鞋跟绊住了。是这样的，电车门打开，我姐姐正好在站台边上站着，就目睹这位女士横着出来了——像块板一样直，脸朝下，离地半米多高。
采访者 滑稽剧吗？
冯内古特 一点没错。我们狂爱劳莱与哈代。电影里最逗的镜头之一你知道是什么吗？
采访者 不知道。
冯内古特 让人从看起来很浅，实际却有近两米深的水洼上走过去。我记得有部电影，夜晚中，加里·格兰特在草坪上绕来绕去。他来到一排矮围栏旁，优雅地越了过去，只不过另一边有六米的落差。不过，我和姐姐最喜欢的电影桥段，是有个人将大伙谩骂完毕，华丽地退场，接着大步走进衣柜。他只好调头回来，当然，挂了一身纠缠不清的衣架和围巾。
采访者 你在康奈尔大学取得了化学学士学位吗？
冯内古特 我一直门门挂科，挂到大三。这就是为什么大三读了一半，我非常愉快地参了军，加入二战。战后我进入芝加哥大学，抱着轻松的心情学习了人类学，这门学科差不多都是诗，几乎不掺杂数学。我那时候已经结婚，后来很快有了孩子，也就是马克。当然他后来就精神失常了，还据此写了本很棒的书《伊甸园号快车》。他刚刚有了孩子，我的第一个孙子，叫扎卡里。马克马上读完哈佛医学院的二年级，将成为班里唯一一名毕业时不用还贷的学生——多亏那本书。可以说他的精神崩溃恢复得挺好。
采访者 人类学的研究后来为你的写作增添色彩了吗？
冯内古特 它让我更加确认自己是无神论者，虽说我的父辈本来也这样。宗教在那儿是展览和研究的对象，正如我总用来打比方的鲁布·戈德堡机械。认为一种文化高于另一种文化是不允许的。我们如果谈种族的次数多了就会挨批。真是高度理想化。
采访者 几乎像一门宗教？
冯内古特 完全没错。是我唯一的宗教。到目前为止。
采访者 你的毕业论文写了什么？
冯内古特 《猫的摇篮》。
采访者 但那是你离开芝加哥后很多年才写的书，不是吗？
冯内古特 我离开芝加哥的时候一篇毕业论文也没写——也没拿到学位。我所有的论文想法都被否掉了，加上面临破产，我便找了份工作，去斯克内克塔迪的通用电气公司当公关人员。二十年后，我收到了芝加哥大学新任校长的一封信，他刚翻阅过我的档案。他说，按照学校规定，一部高质量的作品可作为毕业论文提交，于是我得到了硕士学位。他将《猫的摇篮》拿给人类学系，系里认为这部作品一半算得上正经的人类学，就给我寄来了学位证。我好像归在了1972届。
采访者 祝贺你。
冯内古特 不算什么，真的。小菜一碟。
采访者 《猫的摇篮》里的某些形象取自通用电气公司的熟人，是这样吗？
冯内古特 费利克斯·霍尼克博士，心神游离的科学家，就是欧文·朗缪尔博士的夸张版，他是通用电气公司研究室的明星。我对他有点了解。我哥哥曾经与他合作过。朗缪尔的脑回路非常棒。有回他大声问自己，海龟收脖子的时候脊椎是打弯还是缩起来。我把这个写进书里了。有回他在家吃完妻子递来的早餐，还在盘子底下塞了小费。这个我也写了。不过他最大的贡献，是给了我灵感写“冰—9”，一种能在室温下保持稳定的固态水。这个想法不是他直接告诉我的，是来自实验室的一个传闻，跟赫伯特·乔治·威尔斯来斯克内克塔迪有关。那比我的年代要早很久了。那时候我只是个小男孩——听着广播，搭着模型飞机。
采访者 是吧？
冯内古特 不管怎样——威尔斯来到斯克内克塔迪，朗缪尔被叫去主持接待。朗缪尔想给威尔斯解闷，便出了个科幻小说的点子——一种能在室温下稳定存在的冰。威尔斯并不感兴趣，至少没采用那个点子。之后威尔斯去世了，朗缪尔最后也去世了。我想：“谁捡到就是谁的，这主意归我了。”朗缪尔就这样顺便成了第一位获诺贝尔奖的私人机构科学家。
采访者 你对贝娄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有什么看法？
冯内古特 这是让我们整个文学界获得荣誉的最好方式。
采访者 你与他交谈轻松吗？
冯内古特 是的。我大概见过他三次。我在爱荷华大学教书时，有一回负责接应他的讲学。一切十分顺利。我们说起来有个共同点——
采访者 什么共同点？
冯内古特 我们都是芝加哥大学人类学系出品。据我所知，他一次也没做过人类学勘查，我也一样。不过，我们都发明了前工业文明的人类——我在《猫的摇篮》里，他在《雨王亨德森》里。
采访者 所以说他是你的科学家同行。
冯内古特 我根本不算科学家。不过很高兴父亲和哥哥曾经激励我成为这样的人。我即便没能力参与，也体会了科学家们推理和逗趣的门道。我乐意同科学家打交道，一旦他们聊起正在钻研的东西，我立即兴奋异常、有滋有味地听着。比起文学人士，我与科学家共度的时光要多太多，他们大多是我哥的朋友。水管工、木匠和汽车技工，也与我相处甚欢。过去这十年里，我才刚开始认识文学人士，最初是从爱荷华大学教书那两年开始。在那儿我突然间成为纳尔逊·艾格林、何塞·多诺索、万斯·布杰利、唐纳德·贾斯蒂斯、乔治·斯塔巴克和马丁·贝尔等人的朋友。我惊呆了。如今，从我最新出的书《闹剧，或者不再寂寞》所得到的反响看来，大家是想要把我轰出文学编制——让我滚回老家。
采访者 有不好的评论吗？
冯内古特 负面评论只存在于《纽约时报》《时代周刊》《新闻周刊》《纽约书评》《村声》和《滚石》。在梅迪辛哈特人们还是爱我的。
采访者 你觉得为何会有这些恶评？
冯内古特 《闹剧，或者不再寂寞》可能就是本很糟糕的书。我完全乐意这么想。别人都写烂书，我为什么不写写？这些评论特别就特别在，他们想让大家现在承认，我从来都一无是处。《时代周刊》周日版的书评人确实这样做了，他们要求那些过去夸我的评论家现在当众宣称自己曾是多么错误。我的出版人山姆·劳伦斯苦心安慰我，说功成名就的作家都难免受人抨击。
采访者 你那时还需要人安慰？
冯内古特 我从没觉得这么惨过。仿佛自己又回到德国，在货车车厢里站着睡觉。
采访者 那么惨吗？
冯内古特 没有。不过也够惨的。突然之间，评论家想把我像虫子一样踩扁。这也并不是我暴富造成的。他们的潜台词是，我太粗俗，没系统学习伟大文学就来写作；我没教养，因为我欢乐地给通俗杂志当写手。总之，我没做出该有的学术付出。
采访者 你没努力过吗？
冯内古特 我是努力过的——但这属于一个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混在俗人和粗俗行业里的努力。扭曲艺术来赚钱已经够丢人了，我又罪加一等，因为本人名利双收。看吧，真他妈糟透了，我和大伙都遭殃。我的作品全出版了，大家不得不跟我和我的书在一起。
采访者 你想反击吗？
冯内古特 有那么点。我现在是纽约州艺术委员会的成员，过段时间就有委员谈到给大学英语系发信，为他们提供文学创作的机会，而我说：“发去化学系、动物学系、人类学系吧，发去天文系、物理系吧，发去所有医学院和法学院吧。那些地方最有可能诞生作家。”
采访者 你这么想吗？
冯内古特 我认为，假若一位文学创作者，头脑里能有些文学史之外的东西，会是多么清新畅快的事情。怎么说，文学都不能咬住自己的尾巴。
采访者 我们来聊聊你书中的女性吧。
冯内古特 一位女性也没有。没有真正的女人，没有爱情。
采访者 有必要解释一下吗？
冯内古特 这是一个机械问题。故事叙述很大程度上是机械的，是怎么开展一个故事的技术活。比如，牛仔故事和警匪故事以枪战收尾，因为枪战是结束这类故事最可信的机制。总是倍显呆板的“剧终”两字所表达的意思，只有死亡才能做到。我尽量不在故事里加入深情戏份，因为一旦出现这类内容，再谈其他事情几乎不可能了。读者们别的什么也不想知道。他们为爱癫狂。如果一位有情人赢得真爱，那么故事到此结束，就算第三次世界大战马上就开始，天空漆黑，飞碟冲出来都没有用。
采访者 所以你把爱情排除在外。
冯内古特 我想聊点别的东西。拉尔夫·艾里森在《看不见的人》里也是这样。如果在那部出色的小说里，主人公找到了一个值得去爱的人，一个疯狂爱他的人，那么这故事就完了。塞利纳在《长夜行》里也是如此，他排除了真爱和终极爱情的可能——于是故事才能一直一直一直继续下去。
采访者 没有很多作家会讨论故事的发生机制。
冯内古特 我就是这么粗野的科技主义者，我觉得讲故事和修理福特T型车一样。
采访者 为达到什么目的？
冯内古特 取悦读者。
采访者 你觉得自己之后会不会写爱情故事呢？
冯内古特 也许吧。我的生活有爱情。我真的有。即使我过着充满爱意的生活，一切顺风顺水，有时候也不禁这样想：“天啊，我们能不能谈点别的，就一小会儿？”有件事真的很逗，你知道吗？
采访者 不知道。
冯内古特 全国的学校图书馆都在往外扔我的书，因为被视作淫秽读物。我见过给小镇报纸的信里将《五号屠场》同《深喉》和《皮条客》杂志归为一类。请问哪位能对着《五号屠场》打飞机？
采访者 可什么人都有。
冯内古特 这种人不存在。审查者是看不惯我的宗教立场。他们发现我不尊重他们全能上帝的理念。而且对他们来说，捍卫上帝的名誉是政府的正当职能。我只能说：“祝他们好运，祝他们政府好运，再祝上帝好运。”你知道亨利·路易斯·门肯有回怎么讲宗教信徒吗？他觉得被大家严重误会了。他并不恨这些信徒，只是发觉他们很逗罢了。
采访者 我刚才问过对你写作影响最大的家人，你说是母亲。我以为会说你的姐姐，因为你在《闹剧，或者不再寂寞》里讲到那么多跟她有关的事情。
冯内古特 我在《闹剧，或者不再寂寞》里说到，这本书是写给我姐姐的——每一位成功的创作者创作时，脑海里都有一位听众。这就是艺术完整性的奥秘。如果创作时只面向一个人，任何人都可以达到完整性。我一直没意识到这本书是面向她写的，直到她去世后才发觉。
采访者 她热衷文学吗？
冯内古特 她的文采一流。她看书不多，不过话说回来，亨利·戴维·梭罗晚年不也如此吗。我父亲也一样，他读书不多，但下笔有神。父亲和姐姐的来信文笔太优美了！每次我写的文章和他们一比，就羞愧难当。
采访者 你的姐姐也曾试过以写作为生吗？
冯内古特 没有。另外，她原本还能成为出色的雕塑家。我有次忍不住吼她，说她没把自己的天赋发挥尽致。她回答说，拥有天赋不代表一定要利用它做什么。这对我来说可是震撼性新闻，我以为大家必须得抓紧天赋奔跑起来，跑得最远最快才好。
采访者 你现在怎么看呢？
冯内古特 这个嘛，我姐姐说的似乎是一种女性特有的智慧。我有两个和她一样才华出众的女儿，若是要她们告别沉着和幽默，为自己的天赋最大限度地拼命，那她们肯定要闹翻。我向着最远处全速奔跑的这种样子，在她们看来绝对是场发疯表演。而且这个比喻不能更糟了，因为她们看到的真实景象，是一个人那么端坐了好几十年。
采访者 以打字员的身份。
冯内古特 对，还玩命地吸着烟。
采访者 你戒过烟吗？
冯内古特 两次。一次是冷火鸡疗法，结果现身了圣诞老人。我变得肥胖臃肿，体重接近两百二十斤。戒了快一整年的时候，夏威夷大学请我去瓦胡岛讲学。那一天的夜晚，我在伊犁凯的屋顶平台，喝着新鲜椰子里的椰汁，彼时彼刻，这一连串美好时光要画上个圆满的句号，只需要吸一支香烟。我于是这么做了。
采访者 第二次戒烟呢？
冯内古特 是最近的事——去年。我付给香烟终结者公司一百五十美元戒烟费，疗程是六个星期。和他们承诺的完全一样——戒烟操作简单而且指导有方。我获得了毕业证书和荣誉胸针。我特别开心，特别自豪，不过周围的人都发现我变得狂躁专横。还有，我停笔了，连信也不写了。这回吃亏的显然是我。于是我又开始吸烟。全国制造商协会说得好，“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采访者 你认为创意性写作可以教吗？
冯内古特 可以教，跟教高尔夫球一样。一个行家可以从你挥杆的动作里看出明显的缺点。这种工作我感觉自己在爱荷华大学的那两年里做得不错。盖尔·戈德温、约翰·欧文、乔纳森·潘内尔、布鲁斯·多布勒、约翰·凯西和简·凯茜都是我在那儿的学生。之后他们都出版了精彩的作品。哈佛大学的写作课我教得不好，因为那时我的婚姻面临破裂，而且每周都要从纽约跑到剑桥上班。几年前在纽约市立学院我教得更差。那段时间要同时进行太多其他的项目。我现在再也没有意愿教学了，只懂理论。
采访者 能用几句话概括一下你的理论吗？
冯内古特 这句话是保罗·恩格尔说的，他是爱荷华大学作家工作室的创始人。他对我说，如果工作室将来有自己的楼，门匾上应该刻这句话：“别总那么认真。”
采访者 这句话有用吗？
冯内古特 这能提醒学生，他们正在学的是怎么搞恶作剧。
采访者 恶作剧？
冯内古特 如果你一页页白纸上印的小黑字能让人哭或者笑，那不正是恶作剧吗？所有的好故事，都是让人们一次又一次掉进圈套的恶作剧。
采访者 你能举个例子吗？
冯内古特 比如哥特小说。每年出版的哥特小说就有几十本，全都卖得不错。我朋友博登·迪尔最近因为好玩写了本哥特小说，我问他故事情节，他说：“年轻女子去一间旧屋工作，被吓得屁滚尿流。”
采访者 还有别的例子吗？
冯内古特 其他的讲起来略显无聊：有人遇到了麻烦，然后解决麻烦；有人丢了东西，找了回来；有人被冤枉，然后成功复仇；灰姑娘变成公主；有人情况很糟，然后越来越糟；有人相爱，一群人阻挠；一个高尚的人被冤枉有罪；一个有罪的人被视为高尚；一个人勇敢面对挑战，成功了，或者失败了；有人撒谎，有人偷盗，有人杀人，有人通奸。
采访者 恕我直言，这都是很老套的情节。
冯内古特 我向你保证，没有一种现代性的故事架构，甚至毫无情节的作品，会让读者真正满意，除非在里面偷偷藏一个老套的情节。我并不吹嘘这些老套情节能精确反映生活，但它们能让读者一直读下去。过去教创意写作的时候，我告诉学生，必须赋予他们的角色急迫的需求——哪怕是想喝杯水。就算麻痹在现代生活的无意义中，他们不时还是会口渴的。我有个学生写了篇修女被牙线卡住的故事，牙线卡进了她左下边臼齿的缝里，一整天拿不出来。我觉得棒极了。故事里有比牙线更重要的情节，但正是因为急着想知道牙线什么时候能取出来，读者才接着往下看。读起这则故事，大家都忍不住用手指在嘴边摸索。绝妙的恶作剧就是这么得逞的。如果去掉了剧情，去掉了人对事物的需求，你就疏远了读者，这是很不厚道的做法。要疏远读者，你还可以不立即告诉读者故事发生的地点，人物的身份——
采访者 还有他们的需求。
冯内古特 没错。为了让读者睡着，你还可以永远不安排人物的相遇。有学生喜欢这样解释，他们不设置角色冲突，因为现代生活中的人避免冲突。“现代生活如此孤独。”他们说。这就是懒。安排冲突是作者的职责，这样故事人物才会讲出让人惊异和醒悟的台词，才会让人有所收获，有所消遣。如果一个作家做不到或是不想这么做，那他就该退出这一行当。
采访者 行当？
冯内古特 行当。就像木匠建屋子，讲故事的人如此这般地安排读者的闲暇，使他们感到没有虚度光阴。和技工修理汽车是一个道理。
采访者 必须要有天赋吗？
冯内古特 所有领域都要天赋。在科德角，我曾做过一阵子萨博车销售员，后来进了他们的机械工程学校，被赶了出来。没天赋。
采访者 讲故事的天赋很难得吗？
冯内古特 二十人左右的写作系里，才华出众的大概有六人。这六人里会出两个，不久之后真能出版作品。
采访者 是什么让这两人与众不同呢？
冯内古特 他们脑袋里除了文学还有其他的东西。说不准他们也是皮条客呢。我的意思是，他们不会被动地等别人发现，而是主动要求人们去阅读。
采访者 你曾经担任过公关人员和营销员——
冯内古特 喔，我可以想象。
采访者 感觉痛苦吗？我是说——你觉得自己的天赋被浪费和摧残了吗？
冯内古特 不。认为那种工作会伤害作家的灵魂，纯属无稽之谈。在爱荷华大学，迪克·耶茨和我曾每学年开设一次讲座，谈作家和自由企业制度。学生们老大不开心。我们会介绍作家可以做的各种杂工，他们万一落魄不至于饿死，也可以赚些外快为写书积累资金。因为出版商不再投资小说处女作，杂志完了，电视也不买年轻的自由职业作家的作品，而基金会只给我这样的糟老头拨款，年轻的写作人只得去做无耻的通俗写手，以此维持生计。不然，当代文学很快就会消失。通俗写作对作家唯一的实际伤害，就是浪费了他们宝贵的时间。
采访者 不开玩笑。
冯内古特 就是一出悲剧。我只能不断给年轻作家出主意，甚至吓人的主意，好让他们的生活能维持下去。
采访者 年轻作家应该拿补贴吗？
冯内古特 必须得采取措施，因为自由企业已经不可能让他们维持生计了。想当年我可是大赚的商人，纯粹因为那时候商机多。我在通用电气工作时，写了一则短篇，《谷仓效应报告》，这是我写的第一篇小说。我投稿给了《科利尔杂志》。诺克斯·伯格是那儿的小说编辑。诺克斯向我指出故事的问题，告诉我该怎么改。我按他的要求改了之后，他用七百五十美元买下了那篇故事，是通用电气公司六个星期的薪水。我又写了一篇，他付给我九百五十美元，然后建议我，是时候从通用电气公司辞职了。我便接受建议，搬到了普罗温斯敦。最后，我的故事涨到了两千九百美元一篇。想想看有多夸张。诺克斯给我找了几个和他一样精于讲故事的代理——肯尼思·利陶尔，他在《科利尔杂志》的前辈，还有马克斯·威尔金森，米高梅电影公司前剧本编辑。这里要讲一下，诺克斯·伯格，这位与我年龄相当的编辑，在他那个年代，是发掘和鼓励优秀青年作家最多的人。这应该还没有书面记录，是只有作家知道的事，而且如果不写下来，很容易遗失掉。
采访者 诺克斯·伯格现在在哪儿？
冯内古特 他在做文学代理。实际上他正在代理我的儿子马克。
采访者 那利陶尔和威尔金森呢？
冯内古特 利陶尔大约十年前去世了。顺便说一下，他二十三岁任拉法耶特中队的上校，是低空轰炸战壕的第一个人。他是我的精神导师。马克斯·威尔金森退休去了佛罗里达州。他总觉得做代理是件让人难堪的事。如果有陌生人问他之前做什么工作，他会说自己是种棉花的。
采访者 你现在有新的导师了吗？
冯内古特 没有。我太老了，不好找前辈了。我现在不论写什么，比我年轻的出版人都直接交去排版，没有异议。编辑也没有异议，谁都没有异议。我写作的时候也不再有姐姐这个倾诉对象。突然之间，生活中一下子有了这么多未完成的任务。
采访者 感觉像不像走钢丝，而底下没有防护网？
冯内古特 手里也没有平衡杆。我有时候还挺慌的。
采访者 你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
冯内古特 你知道有种学校和剧院大门用的逃生锁吗？如果有人撞击大门，门会飞速弹开。
采访者 知道。
冯内古特 大部分逃生装置都是冯杜柏林牌的。“冯”就是冯内古特。很久以前的那场芝加哥易洛魁剧院大火，我一位亲戚就被困在剧场里，后来他跟别人合作发明了逃生锁。“柏林”就是普林斯勒。我忘了“杜”是谁了。
采访者 好的。
冯内古特 我还想说，幽默大师往往是家里最小的孩子。记得在晚餐桌上，我是最小的那个，为引起大家注意，我的唯一办法就是搞笑。我得去专攻。我曾经聚精会神地听搞笑电台，就为了学怎么讲笑话。到现在我长大了，写的书全是笑话集锦。
采访者 你最喜欢的笑话是什么？
冯内古特 过去我常跟姐姐争论哪个是世界上最好笑的笑话。当然了，是仅次于飞身冲进衣柜的那个。我俩要是正巧凑到一起，几乎就可以跟劳莱与哈代这种爆笑组合媲美。《闹剧，或者不再寂寞》大致就是这么一回事。
采访者 最后你们选出世界笑话冠军了吗？
冯内古特 最后选了两个。但是我们这样一点也没有准备，两个都不太好讲。
采访者 试一下吧。
冯内古特 唉，你不会笑。没人笑过。其一是老笑话“两只乌鸦”。“两只乌鸦”是两个涂黑脸的白人，名字叫莫兰和麦克。他们扮成俩黑人懒悠悠地对话，录成唱片。话说，这其中一位开口了：“昨晚我梦见吃了一块绒布蛋糕。”另一位说：“是吗？”前面那位接着讲：“我醒来一看，毯子没了。”
采访者 嗯。
冯内古特 我都说了你笑不出来。另一个冠军笑话需要你配合。我问一个问题，你必须回答“不”。
采访者 好的。
冯内古特 你知道为什么奶油比牛奶贵很多吗？
采访者 不知道。
冯内古特 因为奶牛不爱蹲在那些小瓶上。看，你又没笑。但是我以名誉向你担保，这些可是上乘笑话。精工细作。
采访者 比起卓别林，你似乎更偏爱劳莱与哈代。是这样吗？
冯内古特 我疯狂崇拜卓别林，不过他与观众太有距离感，才华太突出。他是一位在自己的领域像毕加索一样杰出的天才，让我心生畏惧。
采访者 你还会写短篇故事吗？
冯内古特 也许吧。八年前我自以为写下了最后一则短篇，当时为了应邀加入哈兰·埃里森编辑的文集。故事名叫《太空大操》。我猜我是第一个用这个字做题目的作家。写的是在仙女座为一艘弹头装满精液的宇宙飞船点火的故事。由此我想起了印第安纳波利斯的一位好友，也是我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唯一剩下的朋友威廉·费利。我们一起在二战打仗，那时大家都必须献血，他问可不可以献一品脱的精液代替。
采访者 如果父母没有赔光家产，你现在会做什么？
冯内古特 我会成为印第安纳波利斯的一位建筑师，和我的父亲和祖父一样，而且也会非常快乐。我仍怀有这种人生憧憬。不管怎样，有件事值得一提，当今最优秀的青年建筑师之一住的房子，是父亲1922年为我家建造的，那年我正好出生。我的姐姐、哥哥和我的姓名首字母，都写在了正门三扇小窗的含铅玻璃上。
采访者 所以你怀念这些旧日时光。
冯内古特 是的。每次去印第安纳波利斯，我脑里都反复回响着同一个问题：“我的床在哪？我的床在哪？”要是我父亲和祖父的魂在这城市里，也一定会问他们设计的房子都去哪儿了。他们的大多数作品都聚集在市中心，而那里现在已改成了停车场。他们肯定也搞不懂那么多亲戚都去哪儿了。他们在谱系庞大的家族里长大，而这个家族如今已经热闹不再。我还稍微体验过大家族的福利。去芝加哥大学的时候，我听说人类学系主任，也就是民俗社会学的讲师罗伯特·雷德菲尔德，是我一位实在的远房亲戚，这有多妙就用不着他告诉我了。
采访者 还需要补充些什么吗？
冯内古特 对了，我刚发现了作家的祷词。我听说过为水手、国王和军人等所写的祷词，但是作家的祷词从没听过。我能说一下吗？
采访者 当然了。
冯内古特 这段祷词的作者是塞缪尔·约翰逊，写于1753年4月3日，这是他为编撰的第一部英语词典签合同的日子。这天他为自己祈祷。也许应该定四月三日为“作家日”。祷词是这样的：“噢上帝，一路支撑我的上帝，请赐予我能力进行这项劳动，执行我这一生的整个任务。当我结束工作，献出智慧恩赐的成果，那最后一日，请以基督耶稣之名宽恕我。阿门。”
采访者 听起来像一个发挥才能，跑得最快最远的愿望。
冯内古特 是的。他可是著名的写手。
采访者 你自己也算写手吗？
冯内古特 某些方面吧。
采访者 哪些方面？
冯内古特 大萧条时代的孩子。到现在可能得讲讲这次采访是怎么做出来的了，不过直言恐怕会扫兴。
采访者 有什么你尽管说吧。
冯内古特 《巴黎评论》对我进行了四次不同的采访。这四次采访被拼接成一份，让我过目。他们处理得差强人意，于是我请了另一位采访者，把所有采访整合为一。这位采访者就是我。于是在无限融洽的气氛中，我采访了我自己。
采访者 我明白了。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如果你是美国出版委员，你会如何改善当前的糟糕局面？
冯内古特 我们并不缺少优秀的作家。缺少的是值得依赖的读者群体。
采访者 所以？
冯内古特 我提议每位失业人士必须上交一份读书报告，凭报告领取补助支票。
采访者 谢谢你。
冯内古特 谢谢你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