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转型
A Demographic Transition

尽管中国古代人口普查报告中有很多数据都是编造的，但人口曲线在一段历史时期里的总体发展趋势还是很明晰的。从东汉（25―220）到唐代（618―907）的七八个世纪里，中国人口数量有时候达到了6000万―8000万，但从未超出这个上限。到了宋代，也就是11世纪，人口数量大约达到了1.08亿，此后在蒙古人发动战争及元代统治时期，人口数量则出现了回落（如表1.1所示）。

从明初的6500万―8000万到1850年的约4.3亿——中国的人口数量在四百五十年间增长了五倍，这堪称人口方面的重大变迁。当然，人口数量曲线在这几个世纪当中也时而走高或走低。在所有的传统农耕社会中，饥饿和时疫总是会定期地和灾难性地夺走人的生命。中国人口数量近几个世纪以来最大幅度的下降发生在17世纪早期到中期的明清更迭时期。这一时期，农民起义及各种征战频发，再加上中国北方在17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暴发了致命的时疫，这些因素一并造成了中国人口数量的骤减。

随着清朝统治在17世纪80年代逐渐得以巩固，中国的人口数量经历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快速上升时期，并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18世纪中国人口增长几乎翻了一倍多——从1700年的1.5亿增长到了18世纪末的3亿，这表明当时人口年均增长率为1%，而传统农耕社会能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持续保持这样的人口增长率可以说是一个特例。18世纪70年代以后，中国人口增长速度虽然逐渐放缓，但在此前人口增长复利的作用下，中国人口到了19世纪中期已达到4.3亿之众。

为什么中国人口在1400年之后，特别是在18世纪能够实现如此快速的增长？没有人知道确切原因，不过人口学家坚信这不仅仅是因为人口出生率有所增长——其实在传统农耕社会人口出生率很多年间都没有太大变化，而是因为人口死亡率有所下降。此外，关于人口死亡率下降的解释也有很多种，一种观点认为这得益于中国长期处于和平与稳定时期——先是明朝结束与元朝的征战之后进入社会和经济复苏时期，后来则是在17世纪晚期和18世纪清朝接连出现的康熙、雍正、乾隆缔造的盛世（历史学家一般将这一历史时期称为“康雍乾盛世”——译者注）；另一些人则认为人口增长是由于医疗卫生实践水平提高的结果，比如早在西方人爱德华·詹纳（Edward Jenner）发明牛痘接种法二百年之前，中国人就已经发明了预防天花的人痘接种法，让人们对天花病毒有了免疫能力，此后中国人死于这种致命疾病的几率得以大大降低；还有一种解释认为从美洲引进的玉米、马铃薯和花生等粮食作物使食物供给更加充足，更多中国人因此能活到成年并繁衍后代。

上述这些尝试对中国特定时期人口数量增长所作的阐释似乎都有些跑题，我们注意到，欧洲人口数量在15世纪到19世纪中期的起起落落（包括在17世纪的回落）与中国人口数量的变化趋势几乎是同步的。法国著名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法国年鉴学派的第二代代表人物，提出了著名的“长时段”理论——译者注）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并为此感到困惑，他指出，“这种同步是一个问题”。此外，俄国人口数量在18世纪也和中国一样出现过成倍增长现象。这一时期，世界上很多地方同步出现人口数量增长这一客观事实表明，人口骤增可能并非某一国家所特有的现象。

布罗代尔曾尝试对此现象做出一种可能的解释，他认为，主要原因可能在于气候的变化。气候学家公认，世界气候总会在或长或短的时期里发生变化。比如，就在大约一万年前，世界还处于更新世冰河时期。再比如，14世纪时，北半球连续出现多个严冬，同时期大西洋冰山的扩散甚至导致维京人无法再横渡大西洋到达北美洲，而北半球的温度在这个时期里变得非常低。

表1.1 中国人口和耕地面积估算表

注：a．用斜体字表示的几个年代的人口数量比起其他年代数据更可靠。

b．耕地面积包括所有种植作物的土地，但不包括牧场。其中大多数耕地每年生产两季到三季粮食，所以这里引用的耕地面积实际上少于“收成面积”。

来源：1．约翰·D．杜兰德：《中国人口统计：公元2年至1953年》，载《人口研究》13, No. 3（1960年3月）:249。

2．何炳棣：《中国人口研究（1368—1953）》，剑桥，马萨诸塞：哈佛大学出版社，1959年，第22页；德怀特·H．珀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芝加哥：阿尔丁出版社，1969年，第193—201页。

3．珀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第209页，第216页。

4．何炳棣：《中国人口研究（1368—1953）》，第63—64页；铂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第16页。

5．何炳棣：《中国人口研究（1368—1953）》，第64页；约翰·S．埃尔德：《人口增长》，载亚历山大·埃克斯坦等编：《共产主义中国的经济发展趋势》，芝加哥：阿尔丁出版社，1968年，第271页；珀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第16页，第207—208页。

6．理查德·E．巴雷特：《中国1953年人口反投影统计的结果（1849—1929）》（手稿）；珀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第16页。

7．约翰·S．埃尔德：《中国近期人口数据：问题与展望》，载《向四个现代化前进的中国（第一部分）》，提交给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论文选集，华盛顿特区：美国政府印刷办公室，1982年，第178页；珀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第216页。

8．珀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第16页。

9．同上，第240页，该数据实际上是1873年的数据。

10．同上，第16页，该数据实际上是1933年的数据。

11．同上，该数据实际上是1957年的数据。

布罗代尔虽无法提供证据证实自己关于1450年后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相关的推测，但他的另一个推测却无疑是非常正确的，即“哪怕是轻微和慢性的气候变化都会带来非常重大的后果”。伊利诺伊大学的杰弗里·N．帕克（Geoffrey N.Parker）也曾指出：

在整个夏季，平均气温每下降1℃，农作物生长期就会延迟3周至4周，并致使农作物能成熟地区的最高海拔高度下降约152米。即使是现在，每延迟收割庄稼1天，每公顷作物产量就会比不延迟收割的产量减少63公斤；在欧洲北部，夏季平均气温每下降1℃，农作物生长期就会延迟30天左右。相较今日而言，在17世纪，人们在很多刚刚开垦的荒地上用比较原始的方法进行耕种时，气候变化对农作物生长的影响更为显著。

中国在17世纪三四十年代（明清更迭时期）曾发生饥荒、政治斗争和人口数量下降等，而且这些事件的发生几乎与欧洲历史上的“小冰河期”（Little Ice Age）同步，而这种“同步”恰可印证上述提及的气候变化效应。17世纪三四十年代是被称为“蒙德极小期”（Maunder minimum）的太阳活动非常衰弱的时期，当时中国中原地带湖泊上冻频率高于历史上有文献记载的任何一个时期。此外，这种气候变冷的趋势与日本17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导致大量人口因饥饿和疾病死亡的“宽永大饥荒”（the great kan'ei famine）也是同期发生的。由此可见，布罗代尔的推测——欧洲和中国在人口数量上实现“同期”增长这一令人困惑的现象可能是全球变暖所造成的——可能是很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