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地位的变化
The Changing Status of Women

帝制时代的中国，男人和女人生来就是不平等的。在史前时代，当中国社会处于母系氏族时代时，这一点其实无关紧要；然而有史以来，女人却成了社会中最受歧视和盘剥的社会群体。过去的几个世纪里被强调过无数次的儒家关于女性的理想，在班昭（约45―约117）——班固的妹妹——那里得到了完全不同的表述，她这样描述所谓贞洁烈女的言行：

谦让恭敬，先人后己，有善莫名，有恶莫辞，忍辱含垢，常若畏惧，是谓卑弱下人也。晚寝早作，勿惮夙夜，执务私事，不辞剧易，所作必成，手迹整理，是谓执勤也。正色端操，以事夫主，清静自守，毋好戏笑，洁齐酒食，以供祖宗，是谓继祭祀也。三者苟备，而患名称之不闻，黜辱之在身，未之见也。三者苟失之，何名称之可闻，黜辱之可远哉！

其实在帝制时代早期，女性地位要比后来高很多。汉代至唐代的女性经常可以很自由地与男性交往，离婚对她们而言并不是什么可耻的事情，而且女性对于贞操的态度，无论是在婚前还是在婚后都比较开放。即使是到了宋代晚期，一个上层社会的女性如果没有兄弟的话，她也可以继承她父亲的财产。13世纪以后，对女性的压制开始变得严重起来。新儒学在宋代晚期成为主流的社会思潮，这强化了从前班昭提出的以父权制为准绳的对女性言行的严苛标准。随着蒙古人的统治在1368年被推翻，对中国本土的生活方式的推崇得到强势复兴，提倡禁欲的新儒学关于女性的理想在整个中国社会得以普及。女性的贞操成为一种虚幻的崇拜：一个女人如果被强奸了的话，自杀就是唯一可以证明她美德的选择；寡妇再嫁会受到谴责，儒学家们还经常为“寡妇是应该殉葬来表达对已故丈夫的忠诚，还是应该活下来侍奉公婆和养育孩子”的问题进行争论。

无论如何，这就是帝制时代晚期中国社会的旧式理想。然而，现实却往往与理想相悖。明清两代，寡妇再婚几率其实很高，有时候这是出于经济的需要，有时候是因为公婆逼迫她这么做，这样公婆就可以占有她的嫁妆和她已故丈夫的那份财产。此外，对生活在农村的底层人来说，女性贞操并不是最重要的美德。

到了帝制时代晚期，一些女性的地位才逐渐得以提升。从16世纪晚期开始，教育设施和书籍出版逐渐得到普及。从某种程度上讲，女性从这时开始才有机会分享当时越来越普及的教育资源，尽管有数据表明当时女性的识字率大概只有1%～10%。上层社会的女性无疑更有机会接受教育，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一些女性还成了著名诗人、书法家和画家。据说，这些成为诗人、书法家和画家的女性也很容易成为女学者。这一时期，包括诗人袁枚（1716―1798）和改革家兼官员的龚自珍（1792―1841）等少数男性开始认识到，诸如“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老话很没有道理，他们对男尊女卑的宗法观念提出批评，并呼吁给予女性以更多的受教育机会，呼吁社会抛弃关于女性贞操的苛责。

学术界直到近期才开始进行关于帝制时代晚期女性史的研究，但这些研究中所涉及的概念仍基本是假设性的。实际情况似乎是，直到19世纪晚期，女性解放的倾向仍旧没有在社会中发挥什么效力，到了清代早期，女性地位甚至下降到了中国历史上的最低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