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弘扬传统聚落的布局特点

不只是我们人类，即使是动物，也懂得选择适当的环境居留，因为环境与其安危有密切的关系。一般的动物，总会选择最安全的地方作为其栖息之处，而且该地方一定能让它们吃得饱并能养育下一代，像我们常说的“狡兔三窟”“牛羊择水草而居”“鸟择高而居”等就包含着这样的意思。

人类从风餐露宿、穴居野外或巢居树上逐渐发展到聚落、村庄直到城市，正是人类创造生存环境的漫长历史变迁。中国传统民居聚落产生于以农为主、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历史条件下，世代繁衍生息于农业社会循规蹈矩的模式之中。先民们奉行着“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共存”的传统宇宙观创造生存环境，是受儒家、道教传统思想的影响，多以“礼”这一特定的伦理、精神和文化意识为核心的传统社会观、审美观来指导建设村寨。从而构成了千百年传统民居聚落发展的文化脉络。尽管我国幅员辽阔、分布各地的多姿多彩的民居聚落都具有不同的地域条件和生活习俗而形成各具特色古朴典雅、秀丽恬静的民居聚落，同时又一同受中国历史条件的制约，受“伦理”和“天人合一”这两个特殊因素的影响而具有共性。

在传统的聚落中，先民们不仅注重住宅本身的建造，还特别重视居住环境的质量。

在《黄帝宅经》总论的修宅次第法中，称“宅以形势为身体，以泉水为血脉，以土地为皮肉，以草木为毛皮，以舍室为衣服，以门户为冠带。若得如斯，是为俨雅，乃为上堂。”精辟地阐明了住宅与自然环境的亲密关系，以及居室对于人类来说有如穿衣的作用。

“地灵人杰”即是人们对风景秀丽，物产富饶，人才聚集的赞美。

在总体布局上，民居建筑一般都能根据自然环境的特点，充分利用地形地势，并在不同的条件下，组织成各种不同的群体和聚落。

在中国优秀传统建筑文化影响下的传统村镇聚落，其布局特点突出表现其追崇和谐的人文性和“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形成极富创意的“天趣”。这些都为我们开展住宅小区规划设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成街成坊的街巷式建筑组群布局

传统聚落街巷式建筑组群布局的特点是房连房、屋靠屋。如北京的胡同、上海的里弄。福州的三坊七巷堪称传统民居街巷式布局的典型实例，福州三坊七巷和宫巷如图2-3所示。巷与坊均呈东西向，由于各宅轴线垂直于巷和坊，因而各宅的主要房间则呈南北向，各户入口大门都面向坊、巷而开。出入通过坊、巷可到东西大街。坊巷内各宅院随宅主财力不等而大小不一。一户有在一条轴线上安排几进院落的；也有占两三条轴线，建八九进院落的；有的在侧面或后面还建有花园。各户毗邻且紧紧相连，只有入口面向坊、巷。泉州的旧街区也划分为若干街坊，泉州的街巷两侧是由和线户占有几条轴线的大型室邸和每户只占一条轴线的纵向布局呈狭长的“手巾寮”组成。泉州一带的大型宅邸有着中国传统合院民居的文化内涵，当地称为“皇宫起的古大厝”。这种民居风格独特，面阔、进深都很大，两边有厢房，前面有庭院、通过垂花的“塌寿式”大门进入中庭（天井）。这种大宅朝南，占有好朝向，每户占有一条或几条轴线，面积也很大。是为当时的官吏所用，街巷对面即是朝西北开门的“手巾寮”，是只有一间小厅面阔的三进条形院落，因很像一条长形的手巾，故称其为“手巾寮”，如图2-4所示。它多是夹在河流和街巷之间的南河北街式宅院。这种宅院，由于前后左右都受限制而无法发展，唯一出路就是向上发展，所以“手巾寮”带夹层与阁楼的甚多，其沿街巷的一间厅堂一般为店面或手工作坊，以便为当时“皇宫起古大厝”的宅院服务。一幢“皇宫起古大厝”有三条轴线，九个厅堂。相邻两宅之间以防火巷相隔。而对面的“手中寮”以九条轴线与之相对，每条轴线之间砖砌山墙作为防火墙。这种大小悬殊而混杂布置在一条街巷的布局形式与福州的三坊七巷形成了不同的空间环境。

（2）传统聚落民居的布局形态

①传统聚落民居常沿河流或自然地形而灵活布置。聚落内道路曲折蜿蜒，建筑布局较为自由而不拘一格。一般村内都有一条热闹的集市街或商业街，并以此形成村落的中心，再从这个中心延伸出几条小街巷，沿街巷两侧布置住宅。此外，在村入口处往往建有小型庙宇，成为居民举行宗教活动和休息的场所（图2-5）。总体布局有时沿河滨溪建宅（图2-6）；有时傍桥靠路筑屋（图2-7）。

②在斜坡、台地和那些狭小不规则的地段，在河边、山谷、悬崖等特殊的自然环境中，巧妙地利用地形所提供的特定条件，可以创造出各具特色的民居建筑组群和聚落，它们与自然环境融为一体，构成耐人寻味的和谐景观。

③利用山坡地形，建筑一组组的民居，各组之间有山路相联系，这种山村建筑平面自然、灵活，顺地形地势而建。自山下往上看，在绿树环抱之中露出青瓦土墙，一栋栋素朴的民居十分突出，加之参差错落层次分明，颇具山村建筑特色（图2-8）。

④台地地形的利用。在地形陡峻和特殊地段，常常以两幢或几幢民居成组布置，形成对比鲜明而又协调统一的组群，进而形成民居聚落。福建永定的和平楼（图2-9）是利用不同高度山坡上所形成的台地，建筑了上、下两幢方形土楼。它们一前一后，一低一高，巧妙地利用山坡台地的特点。前面一幢土楼是坐落在不同标高的两层台地上，从侧面看上去，前面低而后面高。相差一层，加上后面的一幢土楼正门入口随山势略微偏西面，打破了重复一条轴线的呆板布局。从而形成了一组高低错落、变化有序的民居组群。

⑤街巷坡地的利用。坐落在坡地上城镇，它的街巷本身带有坡度。在这些不平坦的街巷两侧建造民居，两侧的院落座落在不同的标高上，通过台阶组建各个院落，组成了富于高低层次变化的建筑布局。福建长汀洪家巷罗宅（图2-10）坐落在从低到高的狭长小巷内，巷中石板铺砌的台阶一级一级层叠而上。洪宅大门入口开在较低一层的宅院侧面。随高度不同而分成三个地坪不等高的院落，中庭有侧门通向小巷，后为花园。以平行阶梯形外墙相围，接连的是两个高低不同的厅堂山墙及两厢的背立面。以其本来面目出现该高则高，该低则低，使人感到淳朴自然，亲切宜人。

（3）聚族而居的聚落布局

家族制度的兴盛，使得传统民居聚落的形式和民居建筑各富特色，独具风采。

家族制度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就是聚族而居，很多聚落，大都是一个聚落一个姓。所谓“聚落多聚族而居，建立宗祠，岁时醮集，风犹近古”。这种的聚落形态，虽然在布局上往往因地制宜，呈现出许多不同的造型，但由于家族制度的影响，聚落中必须具备应有的宗族组织设施，特别是敬神祭祖的活动，已成为民间社会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因此，聚落内的宗祠、宗庙的建造，成为各个家族聚落显示势力的一个重要标志和象征。这种宗祠、宗庙大多建筑在聚落的核心地带，而一般的民居，则环绕着宗祠、宗庙依次建造，从而形成了以家族祠堂为中心的聚落布局形态。福建泉港区的玉湖，这里是陈姓的聚居地，现有陈姓族人近5000人。全村共有总祠1座，分祠8座。总祠坐落在聚落的最中心，背西朝东，总祠的近周为陈姓大房子孙聚居。二房、三房的分祠坐落在总祠的左边（南面），坐南朝北，围绕着二房、三房分祠而修建的民居。也都是坐南朝北。总祠的右边（北面）是六、七、八房的聚居点，这三房的分祠则坐北朝南，民居亦坐北朝南。四房、五房的子孙则聚居在总祠的前面，背着总祠、大房，面朝东边。四房、五房的分祠也是背西朝东。这样，整个村落的布局，实际上便是一个以分祠围绕总祠，以民居围绕祠堂的布局形态（图2-11）。

福建连城的汤背村，这是张氏家族聚居的村落，全族共分六房，大小宗祠、房祠不下30座。由于汤背村背山面水，地形呈缓坡状态，因此，这个聚落的所有房屋均为背山（北）朝水（南）。家族的总祠建造在聚落的最中心，占地数百平方米，高大壮观，装饰华丽。大房、二房、三房的分祠和民居分别建造在总祠的左侧；四房、五房、六房的分祠和民居则建造在总祠的右侧，层次分明，布局有序（图2-12）。

广东东莞茶山镇的南社，保存着较好的古村落文化生态，它把民居、祠堂、书院、店铺、古榕、围墙、古井、里巷、门楼、古墓等融合为一体，组成很有珠江三角洲特色的农业聚落文化景观（图2-13）。聚落以中间地势较低的长形水池为中心，两旁建筑依自然山势而建，呈合掌对居状，显示了农耕社会的内敛性和向心力。南社在谢氏入迁前，虽然已有十三姓杂居，但至清末谢氏则几乎取其他姓而代之，除零星几户他姓外，基本上全都是谢氏人口，成了谢氏聚落。历经明清近600年的繁衍，谢氏人口达3000多人。在这个过程中，宗族的经营和管理对谢氏的发展壮大显得尤为重要。南社聚落现存的祠堂建筑反映了宗族制度在南社社会中举足轻重的地位。珠江三角洲一带把聚落称“围”，聚落显著的地方则称“围面”。南社祠堂大多位于长形水池两岸的围面，处于聚落的中心位置，鼎盛时期达36间，现存25间。其中建于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的谢氏大宗祠为南社整个谢氏宗族所有，其余则为家祠或家庙，分属谢氏各个家族。与一般民居相比，祠堂建筑显得规模宏大、装饰华丽。各家祠给族人提供一个追思先人的静谧空间。祠堂是宗族或家族定期祭拜祖先，举办红白喜事，族长或家长召集族人议事的场所。宗族制度在南社明清时期的权威性可以从围墙的修建与守卫制度的制定和实施得到很好的印证。建筑作为一种文化要素携带了其背后更深层的文化内涵，通过建筑形态或建筑现象可以发现其蕴含的思想意识、哲学观念、思维行为方式、审美法则以及文化品位等。南社明清聚落之布局、道路走向、建筑形制、装饰装修等方面无不包含丰富的文化意喻。南社明清古村落的布局和规划反映了农耕社会对土地的节制、有效使用和对自然生态的保护。使得自然生态与人类农业生产处于和谐状态。对于我们现在规划设计仍然是颇为值得学习和借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