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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一二八”淞沪抗战和伪满洲国的成立

第一节日本发动淞沪战争的阴谋

一打击上海的抗日活动

1932年初，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一二八”事变，发动侵略中国上海的战争，遭到中国军队的英勇反击。这场战争是中华民族反对日本侵略的自卫战争，史称“一二八”淞沪抗战。

“一二八”事变的爆发有着深刻的政治背景。“其远因为东北事件。盖国民哀东北之沦亡，起而作杯葛运动，以经济绝交促暴日军阀之觉悟，弱小民族之心理，亦可悲矣。上海为中国之最大商埠，我国经济之重心地也，杯葛运动一足以号召全国，再则足以制岛国人民之死命” 蔡廷锴、蒋光鼐、戴戟：《淞沪战斗详报》，中华书局1933年版，第7页。。“故日人处心积虑，欲谋取缔我排日运动者久矣” 战地新闻社编印：《十九路军抗日战史》，战地新闻社1932年版，第1页。。

1931年7月万宝山事件发生后，日本帝国主义在朝鲜迫害华侨，中国民众对此不胜愤慨。7月13日上海各界群众召开反日援侨大会，成立反日援侨委员会，揭开了上海反日和抵制日货运动的序幕。“九一八”事变后，上海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运动，沉重地打击了日本在上海的贸易。1930年上海每月平均进口总额的29%来自日本商品，而1931年12月降到3%。中国沿海和长江一带的日本航运业遭到很大打击，其中“日清轮船公司”的轮船全部停航。就主要行业而言，计有125家日本人经营的工厂，从1931年10月开始不得不缩短开工时间或全部停工。到11月底，80%的工厂关闭，12月底达到90%。“这样一来，上海的日本商人从1931年7月到1932年3月底，遭受损失的总额据说高达四千一百二十万四千日元” [日]关宽治、岛田俊彦：《满洲事变》，王振锁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366页。。

上海是日本对华经济侵略的最大据点，20世纪30年代初，它成为日本在华最大的贸易、航运及制造业中心。商贸方面，日本三菱、三井等商业垄断企业，大都在上海设有经营机构，日本商号遍及上海商业部门中。航运方面，日本在上海港占有十个码头，仅次于英国而占第二位。上海是日本在华纺织工业的中心基地，日资纺织厂就有30家。上海的抗日活动使日本政府、侨民、日本驻华外交机构和日本驻上海的海军陆战队极度恐慌。1931年10月5日，日本政府召开内阁会议，就中国中部及南部的“排日运动”商讨对策。会议“结果决定由外务省向国民政府提出强硬之警告，至派舰问题，由外相与海相主持之” 《民国日报》1931年10月6日社论：《反来严重抗议——暴日对东南十数省进攻之先兆》。。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奉政府训令于10月11日向国民政府提出“抗议”，称中国政府实施排日教育，默许排日运动，“特别在最近敌视日本计划并实行报复的排日异常盛行之中部及南部，排日暴动时有大爆发之可能”，并威胁说，如中国政府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中日两国间将有最不幸之重大结果发生” 《异哉日反向我抗议》，《民国日报》，1931年10月6日。。

重光葵后来回忆说：“上海的日本人看到日军在满洲采取强硬态度，消除了满洲的排日运动，也维护了日本的利益，他们认为采用同样的手段在上海也会成功。” 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编译：《重光葵外交回忆录》，知识出版社1982年版第78页。 “九一八”事变后，他们于10月11日、10月27日、11月1日、12月6日连续在沪召开侨民大会，通过宣言和决议，以强硬的措辞声称要惩罚“暴戾”的中国。日侨并多次寻衅闹事，如殴打华人，枪击岗警，撕毁标语，打碎商店玻璃。1932年1月9日，上海《民国日报》在报道8日朝鲜人李泰昌在东京樱田门外狙击天皇的事件时，使用了“不幸只炸副车” 《满洲事变》，第367页。的词句。日侨认为这是一起严重的“不敬”报道事件，要求日本驻沪总领事村井仓松向上海市长吴铁城提出“抗议”。12日，村井向吴铁城提出“抗议”，要求更正，道歉，处罚责任者，并保证以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重光葵还说：“上海也有陆海军的骨干或青年军官组成的团体在活动，这些人与极端强硬派沟通起来好像要发动什么事端，正在频繁地活动。” 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编译：《重光葵外交回忆录》，知识出版社1982年版第78页。由于1931年12月组成的日本犬养新内阁一再声明对中国要采取强硬的政策，这“对于上海的日本人有如火上浇油”。

日本海军陆战队进驻上海闸北后，选中三友实业社作为挑衅目标。在“日僧事件”前夕，日本海军军务局同意了陆战队柴指挥官的计划，即“奇袭北站附近之排日运动的团体根据地，并将其占领，予以封锁，借此消灭排日运动的根据地” 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编译：《重光葵外交回忆录》，第79—80页。。三友实业社之所以被日军选为挑衅目标，原因是“该厂自去年万宝山案发生，及日本侵占东三省之事后，全体工友激于爱国热忱，自行组织义勇军，按日操练，极为认真，颇为日人所嫉恨。而该厂所出三角牌毛巾，因品质精良，将日人在三友厂邻近之东华纱厂所出之铁锚牌毛巾销路，均被三角牌所夺去，是以日人对于该厂恨之已久” 《在引翔港焚烧三友工厂》，《民国日报》，1932年1月21日。。“于是，看到了这种情况的日本军部，乃反而抓住了恶化的对日感情，以‘保护侨民’为借口，在上海制造一次骚动，好把倾注在东北方面的国际视线转移到上海来” [日]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8册，台北“中央日报社”1976年译印，第134页。。

二转移国际社会的视线

日本侵略者在中国东南沿海长江口附近的淞沪地区发动这场战争，直接目的是为了转移国际社会对其侵略中国东北和策划成立伪满洲国的视线。

日本发动侵略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国联理事会作出三次决议，要求日本撤军，绝大多数会员国对中国表示同情。美国不是国联成员，但对国际事务有重大影响力，当日本侵占锦州后，国务卿史汀生发表“不承认主义”的照会，对日本施加压力。日本在国际社会中陷于孤立，这引起日本政府和军部的不安，因此急欲在中国其他地方制造事端，以便转移国际社会对其侵略中国东北的关注。

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东北后，以何种形式来统治这块殖民地，是日本必须立即决定的问题。“九一八”事变发生后4天，即9月22日，日本关东军参谋部就制定了《满蒙问题解决方案》，确定建立以末代皇帝溥仪为元首，领土包括东北四省及蒙古，受日本操纵的新政权。根据这个方案，关东军一手准备将溥仪挟持到东北，一手在东北各省拼凑伪政权，并阴谋在上海挑起事端。日本驻上海领事馆武官辅助官兼上海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应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的电召，10月1日前往沈阳。板垣告诉田中：“我们下一步的行动要占领哈尔滨，使满洲独立。我们已派土肥原大佐去接溥仪来。如果我们办成了，国联要大吵一番，东京政府将感到头痛。我要请你在上海搞点事，以转移各国的注意力。当你们引起骚动的时候，我们将拿下满洲。”田中保证完成任务，并说他“正在训练一个极好的间谍，能在上海收买中国的闹事者，来发动这场假战争” [美]戴维·贝尔加米尼：《日本天皇的阴谋》上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585页。。田中所说的间谍就是川岛芳子川岛芳子原名金璧辉，清肃亲王善耆之女，自幼为日本浪人川岛浪速收为养女，女扮男装，充当日本帝国主义间谍，抗战胜利后被处决。。板垣从关东军的特务经费中提取二万日元交给田中使用。由天皇裕仁的文官党羽木户辛一、近卫文麿、牧野显声等人组成的“十一人俱乐部”也参与策划了“一二八”事变。该组织主张日本在完成对中国东北的征服前，需要有一个“思考间歇”期，以便应付国内外的许多问题。在此时期，日本需要在上海制造一场“假战争”。“九一八”事变后不久，近卫在“十一人俱乐部”会议上通报说：“关东军准备在上海搞一个转移视线的行动，这样可给国联一个满足它要促成和平的愿望的机会，从而‘给国联留些面子’。” [美]戴维·贝尔加米尼：《日本天皇的阴谋》上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579页。

国联决定组成调查团派往中国和日本作实地调查。1932年1月，调查团正式成立。日本乃计划在国联调查团赴中国东北前，扶持伪满洲国成立，迫使国联承认既成事实。1月4日，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同幕僚拟订出具体方案，决定派板垣回国汇报。该方案决定“满洲国”最迟在3月上旬，即国联调查团到达东北之前成立。板垣得到天皇裕仁的破格接见，并留在东京协助制订“假战争”的作战计划。与此同时，日本陆军省、海军省和外务省1月6日根据参谋本部的意图，共同制定出与关东军方案基本一致的《中国问题处理纲要》，其中规定东北从中国主权下分离出来成为一个“国家”，其政治、经济、国防、交通、通讯等受日本的控制，由日本人参与该“国家”中央和地方的行政。10日，板垣和参谋本部安排好了发动“假战争”的准备。他在东京致电在上海的田中：“‘满洲事变’按预计发展，但中央有人因列强反对仍持怀疑态度，请利用当前中日间紧张局面进行你策划之事变，使列强目光转向上海。” [美]戴维·贝尔加米尼：《日本天皇的阴谋》上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608页。田中接电后，将二万日元的特务经费交给川岛芳子，让她具体策划事件。13日，板垣携带《中国问题处理纲要》返回沈阳。于是，关东军加紧了在东北建立伪满洲国的活动。

上海是西方列强在华投资集中、商业利益丰厚的地方。列强在这里的经济、政治关系错综复杂。上海如果爆发战事，将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特别是与上海关系十分密切、对国际事务有重大影响力的英、美、法等国，必将介入其中，这样日本就可以乘国际视线转向上海之机，在中国东北放胆侵略，扶持傀儡政权出台。

三 “日僧事件”

蔡廷锴等指出：“一二八”事变的“近因完全为暴日军阀蚕吞中国之支动作。日僧事件及抵货运动不过如中村失踪及满铁被毁，为其同一自然之导火线耳。” 《淞沪战斗详报》，第7—8页。

“日僧事件”是由田中隆吉和川岛芳子精心策划的，目的在于促使海军迅速出兵。

田中后来承认：“上海有一个叫做三友实业公司的毛巾工厂。这个公司是非常共产主义的、排日的，是排日的根据地，就托她（指川岛芳子——引者）‘巧妙地利用这个公司的名义来杀死日莲宗的化缘和尚。'” 复旦大学历史系编：《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1931—1945）》，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0页。

日莲宗是13世纪兴起于日本的一支佛教流派，近世分为左右两翼。上海日莲宗山妙法寺和尚天崎启升是日本日莲宗极右翼代表人物、海军特务、“血盟团”盟主井上日召的弟子。“血盟团”主张搞恐怖暗杀活动，发动政变“改造”政府，推动日本法西斯化的进程，为此同海军激进分子相勾结，企图发动武装政变。由于作为政变骨干的海军青年军官大部分随舰队调往上海，因而不得不推迟国内行动计划，井上日召遂派天崎启升以化缘为名，到上海与日本海军继续保持联系，一旦上海事情结束，即刻着手国内政变。田中隆吉想“牺牲”与日本海军关系密切的天崎启升，借以激起海军的愤怒，挑起日中冲突，达到既转移国际视线，又镇压上海抗日活动的一箭双雕的目的。在田中隆吉的助手宪兵大尉重藤千春的煽动下，1932年1月18日，天崎启升、水上秀雄和佛教徒后藤芳平、黑岩浅次郎、藤村国吉五人举行宗教仪式的寒中修行，途经杨树浦马玉山路三友实业社时，故意寻衅闹事，同该厂工人义勇军发生冲突，“当时流浪到上海的日本浪人立即跑去拔刀相助，发生了争端” 《重光葵外交回忆录》，第81页。。这些浪人实际上是重藤千春和川岛芳子操纵的上海“日本人在华青年同志会”成员，他们埋伏在既定地点，待时机成熟时出击，结果日僧三人被殴伤，一人伤重身亡。

19日，村井仓松就“日僧事件”向上海市政府提出口头抗议，要求缉凶，并保留其他要求条件。

20日凌晨2时40分，重藤千春在田中隆吉的指使下，指挥上海“日本人在华青年同志会”的32名暴徒，携带枪械、刺刀等武器和硝磺、煤油等引火物，潜赴三友实业社工厂，纵火焚烧毛巾工场厂房，并打死公共租界华捕一人，打伤二人。田中深信“这样一来，日华之间必然引起冲突” 《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1931—1945）》，第50页。。当日下午1时，在田中隆吉的煽动下，约一千余名日侨以“日僧事件”为借口，在公共租界蓬路日侨俱乐部召开第四次侨民大会，决议：“吁请帝国陆海军立即增兵，并要求驻上海的帝国官府（总领事及海军陆战队）采取强硬手段。” [日]参谋部：《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34页。嗣赴日本驻上海领事馆及海军陆战队游行请愿，陆战队指挥官鲛岛具重海军大佐向狂热的日侨保证：“为在万一的情况下保护侨民的生命财产和行使自卫权，我们将决心采取果断措施。而且现有兵力不足，随时准备增兵。” 《满洲事变》，第369页。散会后，日侨在虬江路和北四川路一带闹事，殴打行人，撕毁标语，捣毁商店多家。

田中隆吉眼看着暴动化的状况而暗自高兴，加紧工作，一方面向日本公使馆及“支那派遣军”游说出兵的重要性，一方面进行侧面活动，以手枪胁迫“三井物产”的上海分公司负责人致电东京三井财阀负责人团琢磨，请其主张出动日军。“盖出于三井财阀的派兵要求，是可以促使日本政府拿出决心的一张王牌” 《蒋总统秘录》第8册，第139—140页。。

21日上午，村井仓松见吴铁城，就日人纵火、击杀华捕事件表示遗憾，声明将缉拿纵火的日本浪人，同时递交关于“日僧事件”的书面抗议，并提出四项要求：“（一）市长须对总领事表示道歉之意；（二）加害者之搜查、逮捕、处罚，应迅即切实实行；（三）对于被害者五名须予以医药费及抚慰金；（四）关于排侮日之非法之越轨行动，一概予以取缔，尔其应将上海各界抗日救国会以及各种抗日团体及时解散之。”吴铁城口头答复说，“第二项关于伤害罪之处分，中国律有明文，自当依法办理，一、三两项亦可考虑，惟第四项事关民众运动，其在法律以内者，无权取缔，如有非法行动自当依法制裁。”村井态度强硬，对于第四项尤为坚持，声称若不接受将采取自由行动中央档案馆等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529—530页。。日第一遣外舰队司令盐泽幸一少将同日在上海各日报发表声明，称：“上海市长对于日本提出要求，若非予以满意答复，并将要求各项立即实行，则海军司令官决采相当手段，以保护日本帝国之权利。” 《国新社22日东京电》，《民国日报》，1932年1月23日。鲛岛具重表示，如日领要求中国上海当局“解散抗日团体等条件无圆满答复，即派兵占领南市、闸北及高昌庙之兵工厂”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第531页。。日本外务省举行会议，决定要乘此机会，消灭中国“国内以抗日为目的的一切抗日团体为先决条件”，并命令村井要求中国当局道歉、赔偿、惩凶，并保证不会再有抗日运动华振中、朱伯康编：《十九路军抗日血战史》，神州国光社1947年版，第72—73页。。

日本海军陆战队极力给中日之间紧张的局势火上浇油，22日派人持函前往上海《民国日报》社，就该报21日为三友实业社事件刊载的《日浪人藉陆战队掩护，昨日在沪肆意横行》一文，指为故意破坏日本陆战队名誉，要求“（一）主笔来队提出公文陈谢；（二）揭载半张大的谢罪文；（三）保证将来不再发生此种事情；（四）罢免直接责任记者”，限23日午前5时答复，并威胁道：“若不承认，莫怪也。” 《日海军陆战队突向本报提出四项要求》，《民国日报》，1932年1月23日。 23日下午3时，日侨一千五百余人又在蓬路日侨俱乐部召开大会。日陆战队派军车载运三十余名日军，在途中各车站警戒。俱乐部门口张贴《每日新闻》、《日日新闻》两日文报刊，对《民国日报》颇多指摘。与会者大多数主张日军自由行动，结果一致请村井向上海市政府严重交涉。在日方的压迫下，租界工部局劝告该报停刊，结果《民国日报》于27日被迫关门。

为进一步扩大事态，23日田中隆吉和川岛芳子策划在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在上海的官邸放火，以制造借口。23日、24日，日大队军舰及海军陆战队士兵陆续抵达上海，形势更趋紧张。24日，村井以海军实力为后盾，向吴铁城提出：“如果在相当时期之内得不到满意答复，则保留采取必要行动之权。” 《蒋总统秘录》第8册，第142页。

25日，村井谒见吴铁城，询问就“日僧事件”提出的抗议何日可得到答复，并说日侨态度愤激，若不从速解决，如有意外发生，应由上海市政府负责。27日，村井向上海市政府发出最后通牒，对所提4项要求，限24小时以内（28日下午6时前）答复，否则日陆战队将采取其所认为必要的手段，以实现其要求。同时，为防备中方不接受要求，盐泽下达了有关行使武力的命令。在日方的压力下，吴铁城28日下午1时45分复文村井，表示全盘接受其四项要求。村井对此表示满意。

尽管如此，日海军当局发动战争的决心早就下定，战争已不可避免。

四日海军与陆军争功

日本轻易地占领了“满洲”一事，进一步煽起了它侵略中国的野心，特别是日本陆军在“满洲”的“辉煌”成功，及其取得的庞大临时军费，深深地刺激了经常与陆军对立的日本海军，海军也企图在“属手它的势力范围以内”的上海伺机蠢动。同时，上海当时的紧张局势，更加刺激了日本海军的这种野心日本历史学研究会编，金锋等译：《太平洋战争史》第1卷《九一八事变》，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23页。。日本海军则因为要与其在东三省占领我国土地，屠杀我国民众的陆军争功，“更欲使上海事变扩大，进图占领闸北、引翔、吴淞各区，以作日本的租界地” 《十九路军抗日血战史》，第71页。。“对海军来说，上海发生事端确实是天赐良机，它试图利用这一机会粉碎第十九路军，以威武赫赫之名炫耀帝国海军的存在” 《满洲事变》，第376页。。

日本政府既让海军在上海放手行动，海军便决定以武力解决上海事件的方针和增兵上海。1月22日，日本政府开会，“决定立取适切手段，由大角（岑生）海相相机处置之” 《日联社22日东京电》，《民国日报》，1932年1月23日。；“如中国政府不解散各处抗日团体，及取缔各处抗日运动，即将采用平时封锁办法，将沿海口及长江各埠封锁”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第529页。。“此外，重光葵特别为了此事觐见日皇，考虑上海局势，决议以应付上海事件之紧急计划悉听海相主持，并商定一切事端，悉由驻华日舰队司令盐泽及驻沪日海军官负责解决” 《十九路军抗日血战史》，第65页。。

25日，日本海军省首脑与外务省首脑联合举行会议，“协议如中国方面不表示诚意，不实行日本之要求，决以实力务期要求之贯彻，并协议万一时的具体方策”。26日，海军省召开最高级会议，“决定在一二日中发挥实力，其方法如下：（一）驻沪兵力如不足，可遣第二舰队，（二）就地保护留沪日侨，（三）自吴淞至上海航路由日海军保护，（四）在吴淞口外拘留一切华籍轮船，（五）加派军舰到南京、汉口、广州、汕头、厦门等埠，并使浪人同时暴动” 《十九路军抗日血战史》，第73页。。26日，海军次官左近司政三中将对陆军炮兵监畑俊六中将表示：“陆军在满洲大显了身手，这次在南边轮到海军了。”“陆战队并非昔日之陆战队，有两千人，有野炮和装甲车，没问题。” 《满洲事变》，第375—376页。

日海军的战争准备得到了天皇裕仁的许可和批准。26日，裕仁的最高军事会议在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的主持下，训令在上海的盐泽“行使自卫权利” 《日本天皇的阴谋》上册，第612页。。

27日，日海军省发表声明称：“至于上海事件，国民政府对于日本合理妥当之要求，毫无诚意，不肯承认，据最近情报，并以正式军队与日本为敌。日本海军深望中国停止此种行为，如国民政府不加反省，立即制止不法行为，日本为自卫计，必采取适当措施，以保护日侨及维护既得权益，以期万无遗憾。” 《抗日战史·“一二八”淞沪作战》，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70年版，第6页。

为发动战争，日海军大量增兵上海。1931年10月，海军陆战队在上海有908人，停泊日舰五艘。“日僧事件”发生后，1932年1月21日由日本吴军港向上海派出巡洋舰“大井号”和第十五驱逐队（驱逐舰四艘），运载第一特别海军陆战队457人和大批军火，23日、24日分批抵达上海。24日，由旅顺出发的日航空母舰“能登吕号”也驶抵上海。26日，日本从佐世保军港急调第一水雷战队（巡洋舰旗舰“夕张号”率第二十二、二十三、三十驱逐队，共有十二艘驱逐舰），运载佐世保镇守府第二特别海军陆战队468人，28日午后抵沪。26日，又由佐世保加调战机六架援沪。至此，日本在上海共集结了二十四艘军舰，二十余架飞机，1833名海军陆战队队员及三四千名武装日侨。

28日，日海军省下令航空母舰“加贺号”、“凤翔号”，巡洋舰“那珂号”、“由良号”、“阿武隈号”及水雷舰四艘开赴上海。

日海军陈兵上海，发动淞沪战争的决心下定。在25日召开的由各国驻沪武官组成的租界防备委员会会议上，鲛岛具重说，当日本不得不采取行动时，可由盐泽幸一少将预先向租界工部局要求发出戒严令《满洲事变》，第373页。。28日上午7时30分，盐泽照会各国驻沪武官，称中国对日本的要求无满意答复，日军将于次日晨有所行动。租界防备委员会9时30分开会，决定下午4时发布戒严令，并划定各国警戒区域，其中规定日军负责苏州河以北，北江西路以东，东至杨树浦，沿淞沪铁路一带防卫。盐泽本日下午对《纽约时报》特派员阿本德说，今天即使中国接受日本的最后通牒，日本也要为维护闸北的秩序和那里的6000名侨民而派遣陆战队。“陆军必须保卫我们在满洲的权益。上海没有陆军，所以海军在上海就必须负起同样的任务” 《满洲事变》，第375页。。晚9时，日陆战队士兵以虹口、杨树浦为作战根据地，积极进行战斗部署。

战争如箭在弦，蓄势待发。但日海军发动淞沪战争的战略目标是有限的。上海与东北不同：东北原属日本的势力范围，上海则是国际性大都市。占领上海，势必导致与英、美、法等国的正面冲突，日海军对此是有所顾忌的。从实力上看，日海军陆战队仅有一千八百余人，而驻防上海及其周围的中国十九路军达三万余人，双方力量悬殊。日海军不具备向南京国民政府统治中心的长江以南地区挑起大规模战争的条件。因此，日海军发动淞沪战争的具体目标是要求十九路军后撤20公里，至南翔以西地区。

第二节国民政府的对策

一 “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政策的提出

“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政策源于1931年10月蒋介石、胡汉民、汪精卫在上海发起的和平会议。这次会议就外交政策达成妥协：一、实行统一外交，对外交涉由南京中央负责，广州不办外交；二、如果日军来攻，应该抵抗，用武力来对付它，不要不抵抗；三、不主张对日宣战；四、不主张退出国联《汪精卫报告·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二十四次临时会议速记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囿于“攘外必先安内”的基本政策，坚持“不抵抗主义”，结果丧师失地，国难深重，全国抗日潮流高涨，“不抵抗主义”遭到猛烈抨击，走入死胡同，国民党内部对日政策发生纷争。11月初锦州、天津事件后，国民党当局指导思想开始从“不抵抗”向“一面抵抗，一面交涉”过渡。以戴季陶为委员长的特种外交委员会11月间向国民党中政会提出《处理时局之根本方针》的报告，就对日政策提出三项建议：“第一，中国无论如何，决不先对日宣战；第二，须尽力维持各国对我之好感；第三，须尽力顾虑实际利害，但至万不得已时，虽在军事上为民意而牺牲，亦所不恤，惟必须筹划取得真实之牺牲代价。” 《革命文献》第35辑，第1228页。蒋介石和国民党中政会完全同意这个建议。

12月初，汪精卫对外界发表谈话称：“至于应付目前外交办法，兄弟以为有八个字‘一面抵抗，一面交涉’。”“这次日本的举动，正如强盗明火打劫一般，我们如果遇着强盗入室，唯一的方法，便是一面向他迎头痛击，一面鸣笛报警，协同捉拿。” 《汪精卫在沪接见首都各校代表》，《申报》，1931年12月7日。

锦州失陷后，孙科内阁外长陈友仁主张对日宣战。这一对日外交新政策显然不符合暂时下野的蒋介石的心思。1932年1月11日，蒋介石在奉化武岭学校发表《东北问题与对日方针》的演讲，提出“不绝交、不宣战、不讲和、不订约”的对日方针。他说：“我国外交方略尚未用尽，国力自卫，毫未充实，反与日本首先绝交与宣战，而实与日本以恣行无忌口实，不仅自失其国联盟约、非战公约与九国公约之权利……而且与中国以破坏公约、破坏和平之责任，如此中国诚陷于万劫不复之地。” 蒋介石：《东北问题与对日方针》，《时事新报》，1932年1月21—23日。 “不绝交、不宣战”是针对抵抗而言的，即在不绝交、不宣战的前提下进行有限度的、局部的抵抗；“不讲和、不订约”是针对交涉而言的，即在不讲和、不订约的前提下，与日本进行交涉，寻求妥协。

18日，蒋介石和汪精卫在杭州会谈，否定了孙科、陈友仁的外交政策，同意汪精卫的“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主张。晚上，蒋介石招待汪精卫和孙科就餐，即席表示：“余不入京，则政府必贸然与日本绝交，绝无通盘计划，妄逞一时血气，孤注一掷，国必亡灭。” 《蒋总统秘录》第8册，第132页。他离杭赴京前对新闻记者说：“余无特殊之主张，汪先生之主张即为余主张。” 《民众三日刊》第1卷第28期，1932年1月24日。

“日僧事件”后，蒋介石谈到对日方针时说：“若国际之约束无效，交涉之结果不利，日本帝国主义复怙恶不悛，非完成其侵略压迫之野心不止，则我亦惟本不屈服之决心，始终不与之妥协，而且朝野一致，作最大努力之抵抗。” 《蒋主席讲对日方针》，《中央日报》，1932年1月23日。

23日下午，蒋介石、汪精卫、孙科在南京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对日方案。晚上，孙科、何应钦、朱培德等在励志社商谈应付目前外交问题。对日应否绝交问题，国民政府政要连日交换意见，均趋慎重，汪、蒋一致主张“先行安内，方可攘外”。24日，陈友仁因其对日绝交主张未蒙国民党中央采纳，向孙科提出辞职。同日，蒋介石、汪精卫等在励志社举行中政会特委会，讨论对日绝交问题，主张仍采妥协政策。会议认为陈友仁外交政策，基于隔阂国情，徒为孤注一掷，故决定不采用，对陈提出的辞职不予挽留。28日，汪精卫在国民党中政会上作报告，全面申述外交问题的原则。“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正式成为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同日，中政会决定接受孙科辞去行政院长职务，以汪精卫继任。

“一二八”事变前夕，南京当局确定了“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为处理上海问题的指导思想。

蒋介石虽然在“九一八”事变时实行对日不抵抗政策，但若日本在中国最大的工商业都市和全国经济中心，也是国民政府财政和税收的主要来源地，并且毗邻首都南京的上海发动战争，南京当局是不会不对日抵抗的，否则，一旦日本扼死其经济命脉和占领其心脏部位，蒋介石的统治根基将会丧失。因此，日军如在淞沪滋事，中国必予抵抗。早在“九一八”事变之初，南京国民政府就有此决心。“九一八”事变后，鉴于日军在中国各处挑衅，国民政府判断日本有可能“以兵力与日侨自由行动，利用各种手段，捣乱长江，破坏我之金融基础，而置首都于兵力威吓之下，希图造成从前江宁条约的形势” 戴季陶：《特种外交委员会对日政策报告书》，1931年11月，李云汉编：《九一八事变史料》，台北正中书局1977年版，第325页。，决定如果日军在上海发动进攻，即予回击。1931年9月22日，熊式辉参谋长向蒋介石请求对策谓：“淞沪为通商巨埠，日舰驻泊甚多，交涉万一不能迅速解决，日方扩大行动，对我要塞、兵工厂及重要各机关实行威胁或袭击时，我陆海军究如何行动？”蒋答复说：“应正当防范，如日军越轨行动，我军应以武装自卫可也。” 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以下简称《绪编》（一）]，台北1981年版，第285、286页。 10月6日，日舰大举来沪，且有即日在华界登陆的报道。蒋介石指示上海市长张群：“日本军队如果至华界挑衅，我军警应预定一防御线，集中配备，俟其进攻，即行抵抗。” 《蒋主席致张群市长指示上海防务电》，《绪编》（一），第290页。 1932年1月23日记者采访接替张群的新任上海市长吴铁城，问：“如果日人不顾一切而大举骚扰，则市长之意以为如何？”吴答：“此事中央政府早有命令，如果有人侵入内地领土，决采正常防卫。” 《上海市长吴铁城对日交涉经过之谈话》，《革命文献》第36辑，第1428页。 24日，记者在南京中央党部问汪精卫：“如暴日不顾国际公理，万一有占领上海之企图，将取若何态度？” 《汪精卫谈为自卫当然抵抗》，《中央日报》，1932年1月26日。汪表示当然抵抗。

但南京当局又担心抵抗弄不好会引发中日间的全面战争，破坏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基本政策。因此，在淞沪战争爆发前，南京当局考虑只要日本在上海的挑衅不超过武力侵占上海，不进逼首都南京的限度，在上海即使妥协退让，也要尽量避免冲突。

1月22日，蒋介石、汪精卫在南京召集孙科、何应钦等商讨内外方针，吴铁城向会议报告日人在沪暴乱情况，蒋仍坚持“先安内后攘外”的主张《国闻周报》第9卷第6期。。23日，蒋、汪和孙科再次商讨对日政策，“蒋、汪两氏咸主先行安内，方可攘外”。会议决定命令吴铁城制止民众抗日，“由军政部长何应钦将第十九路军于五日内调离上海，派宪兵第六团接防” 邱国珍：《十九路军兴亡史》，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本，第30—31页。。同日下午，吴铁城同蔡廷锴、戴戟讨论，认为若不接受村井的第四项要求，日海军陆战队必然有所行动，决定如果陆战队侵入华界，准备予以抵抗，并致电国民政府请求对策。行政院长孙科与汪精卫、蒋介石立即详商应付上海事件的办法，结果“佥主我方应以保全上海经济中心为前提，对日方要求只有采取和缓态度，应即召集各界婉为解说，万不能发生冲突，致使沪市受暴力夺取。至不得已时，可设法使反日运动表面冷静，或使秘密化，不用任何团体名义，俾无所借口”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第531页。。国民党中央先后派张静江等一批大员到沪，向上海市政府传达旨意：应以和缓手段避免冲突，让上海得以保全。

在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三令五申下，上海市当局“本中央保全上海经济中心，隐忍避免冲突之原则，筹思缓和应付之办法”。25日晚，吴铁城邀集上海各界谈话，“莫不要求保全地方，请由市政府、市党部明令将各界抗日会严加取缔，一面由民众团体响应自动解散，然后据以答复日领，则中央及地方双方均能顾及” 《上海市政府呈中央当局电》，《革命文献》第36辑，第1430—1431页。。考虑国民党中央及上海地方各界的要求，上海市政府决定完全满足村井21日提出的要求。

27日下午，吴铁城同何应钦、司法院代院长居正、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叶楚伧、前上海市长张群等人在市政府商量对策，决定避免冲突，接受村井所提全部要求。南京当局对此表示首肯。当晚11时，上海市政府密令公安局、社会局会同各区所取消上海各界抗日救国会及其分会。28日，国民政府向上海市政府传达命令：“一切抗日团体，概行取消。” 《何应钦1932年1月28日致上海市政府电》，国民政府军事机关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上海市政府遵命取消了各抗日团体。下午1时45分吴铁城复文村井，表示全盘接受其4项要求。

南京当局为缓和事态，派非战斗部队宪兵第六团接替十九路军在闸北的防务，以缓冲其间，希望中日两军不发生冲突。该团27日晚8时在南京上车，28日正午抵达真如。

二十九路军布防京沪

中国十九路军自发起来抵御日军对上海的侵略。

十九路军是一支具有光荣革命历史的军队。它源于粤军第一师第四团。1920年11月，孙中山回到广州后创建粤军三个师，任命陈铭枢为粤军第一师第四团团长（师长为邓铿），蒋光鼐、蔡廷锴和戴戟等分任副团长、警卫团营长、营长等职。1922年北伐，该团任先锋，屡建战功。是年夏攻克江西赣州。6月陈炯明叛乱，进攻江西的北伐军全部回师攻韶关不克，转入赣南。陈铭枢痛国事之不可为，离职赴宁学佛。1923年陈炯明败退东江，孙中山回粤主政，任命陈铭枢为粤军第一旅旅长，募兵两个团，其中蒋光鼐为第二团团长，蔡廷锴和戴戟等人在该团中分任营、连长。全团下级干部多由原粤军第一师第四团调用。1925年夏，第一旅奉命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师（陈铭枢为师长），即以原粤军第一旅蒋光鼐团为基础，扩编为第二十八、第二十九和第三十团，蒋光鼐任副师长，蔡廷锴任第二十八团团长，戴戟任第三十团团长。1926年夏，国民革命军北伐，第十、十二师在汀泗桥、贺胜桥战役中建立奇勋，第十师并且攻下武昌，第四军被誉为“铁军”。是年冬，第十师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国民政府擢升陈铭枢为第十一军军长兼武汉卫戍司令，下辖第十、二十四、二十六师，蒋光鼐为副军长兼第十师师长；戴戟为第二十四师师长，蔡廷锴为副师长。

1927年春，宁汉分裂，陈铭枢、蒋光鼐、戴戟等人相继离开武汉，第十一军军长由张发奎兼任，蔡廷锴为第十师师长。是年秋，蔡廷锴率第十师脱离张发奎，由江西进入福建，复由陈铭枢统率，重组第十一军，蒋光鼐仍为副军长，戴戟任参谋长，下辖第十、第二十四和第二十六师，第十师师长仍由蔡廷锴担任。1928年春第十一军由闽回粤，补充兵员，第二十六师师长改为戴戟。1929年春，国民党中央召开编遣会议，第十一军缩编为1个师和1个独立旅，蒋光鼐为广东编遣区第三师师长，戴戟为副师长兼第八旅旅长，蔡廷锴为第二独立旅旅长。是年秋，奉国民党中央统一番号令，改广东编遣区第三师为第六十一师，第二独立旅为第六十师。1930年夏，第六十、六十一师奉国民党中央之命北上参加中原大战，蒋光鼐为十九路军总指挥，负责指挥第六十师和第六十一师。此为十九路军名称之由来。后蔡廷锴任十九路军军长兼第六十师师长、戴戟任第六十一师师长。1931年4月，与南京对立的第八路军总指挥陈济棠用武力驱逐拥护蒋介石的广东省政府主席陈铭枢。6月，陈铭枢离粤入赣，被南京国民政府特任为“剿匪”军右翼集团军总司令，参加对红军的第二次“围剿”。11月，将十九路军集中江西吉安，扩编第七十八师，师长为区寿年；第六十一师师长戴戟因病辞职休养，以该师旅长毛维寿升任；第六十师师长为沈光汉；蔡廷锴擢升十九路军军长。蒋光鼐因病住沪，总指挥一职由蔡廷锴代理。十九路军军部随之成立。陈铭枢由于与这支部队有着悠久的历史关系，成为十九路军的政治领袖。

“九一八”事变发生前夕，国民党第三次“围剿”被红军打破。在江西兴国的高兴圩一战，十九路军损失两千余人，军部险些被歼。十九路军非蒋介石嫡系部队，自国民党1927年叛变革命后一直被蒋利用充作内战的工具，辱没了自己光荣的历史，而且实力受损。“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十九路军政治态度发生了变化，9月19日便提出“团结一致打倒日本”的口号。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枪口一致对外”的号召下，全体官兵三万余人在赣州宣誓反对内战和团结抗日。

9月下旬，蒋介石将与粤系势力有深久历史关系的陈铭枢请到南京，商议由陈赴广州调解京粤之争，为表示和解的诚意，蒋答应调十九路军卫戍京沪。9月30日，国民政府任命陈铭枢为京沪卫戍司令。10月，时值京粤政要集会于上海讨论整理内政问题，十九路军由赣调至京沪承担卫戍任务，以增进京粤相互间的信任。11月，十九路军奉令全部（总兵力3.35万人）到达京沪路沿线，部署如下：卫戍司令长官公署及总指挥部驻南京；第六十师驻苏州、无锡、常州、丹阳；第六十一师驻南京、镇江；第七十八师驻上海、吴淞、昆山、嘉定。十九路军参谋长戴戟自12月起任淞沪警备司令。

十九路军调到京沪线以后，第七十八师被指定担任原由财政部税警团承担的淞沪卫戍任务。该部到达后，其第一五五旅分驻南市、吴淞、真如；第一五六旅第四团驻南翔，第五团及旅部驻嘉定，第六团驻太仓。闸北的防地暂时仍由税警团担任，直到1932年1月6日由驻太仓的第一五六旅第六团接替，第六团第三营驻闸北，第一、第二营驻大场。1月11日，第一五六旅旅部由嘉定移至大场。13日，驻南翔的第四团接防吴淞；驻嘉定的第五团除派一个营警戒浏河外，其余向南翔及大场推进；第一五五旅，除依旧警戒南市外，其余警卫虹桥及漕河泾，旅部在真如。两旅的地境以铁道为界，线上属第一五五旅。

十九路军调防淞沪一带后，在上海民众抗日宣传的影响下，坚定了为中华民族图生存、为中国军人争人格的决心。但由于调沪不久，情况生疏，对于日军的真正侵略意图一时还看不清楚。国民政府又未向其提供任何有关的情报，该军在战争爆发前两周才从自己所得的情报中判断日军的侵略已不可避免，所以直到1月15日以后才开始进行应战部署。

蒋光鼐、蔡廷锴、戴戟决定在原十九路军淞沪前线防地进行抵抗。他们分析认为：我军如退出上海，不论在真如、南翔或昆山取抵抗线，实际等于不抵抗；上海为各国通商大埠，我军在原地抵抗，可希望因英、美、法各国利害的冲突，减少敌人的横暴行为；我军军械比日军差，应利用街市作战，以减少敌人飞机大炮的威力。该决定得到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陈铭枢的赞同。

1月19日，蔡廷锴、蒋光鼐召集上海驻军官长座谈，商定：“（一）最近日军或有骚扰，我军须无形的戒备。（二）万一有事发生，第一线兵力之配备若干，区寿年师最低限度死守五天。（三）各防区赶紧构筑工事，后方各驻地亦须预选抵抗线。（四）六十、六十一两师增援时，须于战斗开始后五日内到达上海附近。（五）对上海租界决定态度。（六）由明（廿）日起，各部官兵除因公外，一律不准在租界住宿。” 《蔡廷锴自传》（上），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73—274页。

为鼓舞士气，23日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戴戟发表《告十九路军全体官兵同志书》，表示：“我们不要感觉我们物资敌不过人，我们要以伟大牺牲精神来战胜一切，我们必定能操胜算，我们必定能救中国。”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九一八”——“一二八”上海军民抗日运动史料》，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87页。蔡廷锴、戴戟等还致电南京当局，表示“决在上海附近抵抗。即使牺牲全军，亦非所顾” 《革命文献》第36辑，第1430页。。同日，十九路军在龙华警备司令部召开驻上海部队营长以上干部紧急军事会议。蒋光鼐、蔡廷锴、戴戟等发言，表达与日本侵略者决一死战的决心。会议讨论了抗击日军入侵的计划。晚上7时发出密令，作出部署：“七十八师第一五六旅担任京沪铁道以北至吴淞宝山之线扼要占领阵地，第一五五旅担任京沪铁道线（含铁道）以南至虹桥、漕河泾之线（南市龙华之团即在原地）扼要占领阵地。吴淞要塞司令率原有部队固守该要塞，并切与附近要塞之友军确取联络。铁道炮队及北站之宪兵营归七十八师第六团团长张君嵩指挥。丹阳六十师之黄团限明二十四日开至南翔附近待令，余沈师、毛师为总预备队在原地候命。各区警察及保卫团受各该地军队高级指挥官指挥。”“总指挥部军部移驻真如，警备司令部仍暂驻龙华。”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九一八”——“一二八”上海军民抗日运动史料》，第187页、第192页。第一五六旅旅长翁照垣接上级命令后，下令：“一、第四团在吴淞、宝山一带地区，构筑强固工事而死守之。二、第五团除留一连在浏河担任警戒外，其余即集结于大场，并派驻一营进驻江湾附近，对该方面严密警戒。三、第六团在大场之两营，务推进至闸北，扼要占领阵地，严密戒备。其余遵照命令办理” 翁照垣：《淞沪血战回忆录》，申报馆1933年印，第13页。。第四、第五团遵照命令积极部署。驻大场的第六团两个营抵达闸北后，全团从淞沪线上的北站起，沿宝山路、虬江路、中兴路、天通庵路、青云路等各路口，至八字桥止，构筑防御工事，并预定该地带为第一道防线，由会文路至宋公园路之线为第二道防线。

24日，蔡廷锴等人抵达苏州，在花园饭店召集十九路军驻苏州高级将领沈光汉、李盛宗等举行紧急会议。蔡廷锴在会上表明十九路军抗战的决心，并传达解释了23日发出的密令。参加会议的将领一致表示反对不抵抗和拥护团结抗日。23日、24日会议以后，十九路军各部基本上完成了战略战术的部署，准备随时打击来犯之敌。24日，第六十师第一一九旅第一团开抵南翔附近待命。至25日，十九路军依23日命令大体上部署完妥。25日，第七十八师司令部由南翔进驻真如。蔡廷锴和十九路军总部部分人员也抵达真如。

正当十九路军积极备战之际，蒋介石、何应钦等人却要求十九路军撤退至后方南翔一带，以避免与日军发生冲突，遭到蔡廷锴拒绝。24日，何应钦赶到上海，在法租界张静江公馆召见蔡廷锴，要求十九路军“于最短期间，撤防南翔以西地区，重新布防”。蔡廷锴义正词严地驳道：十九路军驻地“均是我国领土，也不接近日寇地区，要撤退，殊无理由” 《蔡廷锴自传》（上）第275页。。为表示抗日的坚定决心，28日蒋光鼐、蔡廷锴和戴戟发表《敬告淞沪民众书》，内称：“绝不使日兵在中国土地及淞沪万国具瞻之范围扰及我安居，损及我一草一木。” 《“九一八”——“一二八”上海军民抗日运动史料》，第194页。但何应钦仍于28日电令第一五六旅第六团将闸北一带防务移交宪兵第六团接收，俟防务交替完毕，即移驻真如或南翔附近。蒋光鼐、蔡廷锴、戴戟接电后，晚11时在龙华召集十九路军全体军官会议。“席间多数军官均极愤慨，誓愿一死。既而因外交形势已转缓和，双方冲突或可幸免，决计遵令办理” 韦息予编著《沪战纪实》，开明书店1932年印行，第9页。。晚8时，翁照垣接到第六团团长张君嵩的报告，宪兵第六团已有一个营到达真如，因为接防太晚，加上宪兵兵力不敷分配，已经用电话商定宪兵第六团29日拂晓再来接防。同时侦知已有大批日军舰及陆战队士兵抵沪，形势急迫，因此翁照垣令第六团继续严密警戒，不要因即将换防而放松警惕。晚11时10分，戴戟以电话令第七十八师：“敌人欲乘我七十八师第六团与宪兵第六团交替防务之际向我袭击，企图占领闸北”，“由区师长令翁旅长照垣驰赴闸北巡视。着第六团进入阵地，第五团固守原地，相继策应第六团。由翁旅长督饬在闸北之宪兵保卫团警择地戒备，并令黄旅长固转饬第一团监视黄浦江之敌舰，第二团严密警戒沪西” 《淞沪战斗详报》，第25—26页。。同时令第一一九旅第一团由南翔推进真如策应。翁照垣接到命令后随即下令：“第六团应即进入阵地，严密戒备。其他各团应在原地准备。” 《淞沪血战回忆录》，第20页。张君嵩得令后一面准备移交，一面施行严密的戒备。第六团各营依令进入阵地：第一营附步兵炮一排安置在虬江路、广东路、西宝兴路各路口；第二营附步兵炮一排安置在横浜路、天通庵路、江湾路、青云路各路口；第三营派一个连在宝山路协同北站的宪兵一个连及铁道炮队防守北站，其余三个连集结于太阳庙路嘉郡会馆，为团预备队。第一五六旅第六团有一千余人，加上公安警察大队的两个中队和宪兵一个连，驻守闸北的我军总兵力约有一千七百人。

第三节淞沪抗战经过

一闸北抗战

1月28日晚11时5分，上海市公安局接到村井的一封信，内附盐泽致吴铁城及上海市公安局局长公告各一件，“希望中国方面，应将闸北方面所有中国军队及其敌对设施从速撤退” 《绪编》（一），第422页。。日本军事当局发出这项布告的时间是晚11时5分，吴铁城直至晚11时25分才接到该项布告的副本，而日军五分钟后就挑起了战争。诚如翁照垣所说：“这里面的用意是极明了的：就是恐怕中国的当局一例的接受他们的要求，使他们没有进兵占领的机会。” 《淞沪血战回忆录》，第16页。

当晚11时10分，日海军陆战队数十人乘摩托车，携手提式机关枪，占领陆战队附近的天通庵车站。11时30分，日军以天通庵车站为据点，分三路全线进攻闸北第六团防线：一路从天通庵车站入天通庵路，抄京沪铁路上海车站北路之后；一路由吟桂路口日本小学校出发，沿该路西进，旋转入横浜路，与前一路相策应；一路由虬江路直扑北站。各路日军均有四五百人，以装甲车为前导，两侧由摩托车和手提机关枪作掩护，向我军阵地发起冲锋。翁照垣一方面令第六团丝毫不可示弱，另一方面令第五团准备增援。第一五六旅第六团依令向日军展开反击。双方发生激战，日军第一次猛烈的冲锋未能奏效，我军沉着应战，击毙日军三百余人，伤数百人。为抵御日军的第二次冲锋，翁照垣调驻江湾附近的第五团第二营推进至江湾前面劳动大学附近，并由该营派出一个连至八字桥，对日军作佯攻之势，作为牵制，同时掩护在天通庵路、青云路一带的第六团第二营的左翼。十九路军总部接到报告后，蒋光鼐、蔡廷锴、戴戟三人星夜步行经北新泾到达真如车站，设立临时指挥部，依照原定计划，命令后方部队迅速向上海推进。

29日凌晨1时45分，日军约一千五百人仍旧凭装甲车掩护，向第六团正面第一营的阵地发起第二次冲锋，占领附近洋房，用机关枪和手榴弹向我军阵地轰击。我军用手榴弹还击，并和日军展开刺刀战。日军直到五辆装甲车被炸毁后才停止冲锋。我军的损失也较大。在危急时刻，第一营预备队赶来增援。同时第六团左翼阵地天通庵路、青云路、横浜路等路口也遭到日军约五六百人猛烈的攻击。我军同日军展开肉搏，并登上屋顶用手榴弹猛炸日军。日军不支，纷纷向来路退却。凌晨3时，翁照垣令第五团第三营增援闸北。3时50分第三营在青云路至八字桥之间布防。凌晨4时，日机二十余架轰炸闸北。我军用高射炮或步枪击落日机两架。5时30分左右，日步兵在装甲车的掩护下再次向第六团正面阵地冲击。我军应战十余分钟后决定转守为攻。在猛烈的炮火中我军直冲至淞沪铁路东边，准备截断日军的后路。日军惊慌失措，一部分向北四川路溃逃，一部分逃至广东路的洋房内负隅顽抗。在日军的三次冲击中，天通庵车站一度被日军占领，但第五团增援后又夺了回来。广东路口阵地也曾被日军突破，我军经过苦战击退日军。因第五、六团的兵力全部投入前线，翁照垣向区寿年请调援军。区寿年派第一五五旅第三团第二营归翁指挥。上午10时左右，日机投掷炸弹，商务印书馆总厂和东方图书馆被大火焚毁。日军千余人在强大的炮火和装甲车的掩护下，向宝山路、虬江路各路口猛烈冲击，企图占领北站。

北站为上海陆上交通的枢纽，其得失关系到整个闸北的安危。开战后日军本欲由北河南路北口铁门冲入，被防守该处的公共租界上海商团拒绝。下午2时，日军趁北站火起，派大队由虬江路包抄而入。防守北站的宪兵一个连苦战一小时后不支，北站被日军占领。下午5时，第一五六旅第六团派队增援反攻，血战一小时将其夺回，并全力追击日军，日军向杨树浦溃退。此战日军死伤甚重，我军亦死伤数十人。下午6时30分，第六十师第一团第一营开到闸北，归张君嵩指挥，部署在宝兴路及天通庵路之线，同时中央铁道炮队也开回闸北，控制于共和路口，警戒北站西南一带，掩护我军右翼，并向日军轰击。晚7时30分，日军百余人向八字桥附近进攻。我军1个排用机关枪还击，只十几分钟就打死打伤日军二十余人，日军被迫从天通庵路退却。同日，北四川路、宝山路继续发生巷战，我军均占优势，并占领日陆战队司令部。晚7时我军乘胜追击，日军大队退至北四川路以东、靶子路以南，闸北已无日军踪迹。至此，闸北参战的日军被击毙八百余人，我军牺牲百余人。盐泽狂妄不可一世，原以为十九路军决不敢抵抗，夸口四小时内完全占领闸北，结果付出了惨重的伤亡代价却一无所获。

日军进攻没有得手，遂于29日下午通过英、法、美领事出面调停，约定从晚上8时开始，中日双方暂行停战。十九路军明知其为缓兵之计，但也需要加强部署，所以接受了这个要求，命令前线停止战斗，严密戒备。十九路军总指挥部同时将原驻镇江以东的第六十师调到南翔、真如一带，并将第六十一师调沪，原在上海的第七十八师全部投入前线，加强防御。命令下达后，30日，第六十师第一二〇旅推进至江桥镇，第一一九旅（欠第一团）进驻大场，第六十一师第一二二旅到达南翔。

31日，中日当局在上海英国总领事馆谈判，宣布停战三天。在约定的停战期间，日军屡有挑衅活动，我军进行了反击。

盐泽指挥日军进攻闸北失利的消息传到东京后，日海军省立即命佐世保第二十六队驱逐舰四艘，由巡洋舰“龙田号”统率，30日抵沪增援，随舰而来的佐世保第三特别陆战队士兵474人及大宗军火在黄浦码头登陆。31日晨，第一航空队约三十架飞机随航空母舰“加贺号”和“凤翔号”抵达上海。巡洋舰“那珂号”、“由良号”和“阿武隈号”，水雷舰四艘，下午4时30分开到上海，三巡洋舰并载来特别陆战队4000名，随即逐批登陆，运往前线。2月1日下午，日邮船“照国丸”载来第一特别陆战队525人在汇山码头登陆。我军也在调整部署。1月31日第一一九旅集中大场附近，并派出一部至小川沙、浏河警戒，第一二〇旅集中江桥镇附近，第六十一师全部抵达南翔。2月1日下午5时30分，军长蔡廷锴下令：“七十八师附小炮一连（欠第一、四两团）占领虹桥镇——北新泾镇——真如镇——真如车站之线，保持主力于铁道线附近以南地区”；“六十师占领真如车站北端亘——大场镇——胡家庄及其北方之线，保持主力于中央（派出一部至浏河担任警戒，注意敌舰之行动）”；“六十一师之第一二二旅为总预备队，集中南翔候命（六十一师防务交替完毕，概开南翔集中）” 《淞沪战斗详报》，第39—40页。。随后，第六十师接替上海北站、八字桥、江湾至庙行线的防务；第六十一师向庙行、冯家宅急进，接替第一五六旅的防务。

二打退日军第一次总攻

日援军开到后，即不顾停战尚未期满（3日下午6时满期），开始向我军攻击。3日上午8时，大批日军分别向闸北、八字桥、江湾第六十师阵地发起总攻。在闸北，日陆军及海军陆战队协同航空队猛攻横浜路、宝兴路、福生路及北河南路等处我军防线。晚上11时后，进攻更加激烈。我军集中兵力于北站和青云路，沉着迎战。上午10时，二十余艘日舰协助航空队向吴淞炮台进攻。炮台守军奋勇抵抗，一面开炮还击敌舰，一面用高射炮射击敌机。激战两小时，击沉驱逐舰一艘，伤三艘。归第一五六旅第四团指挥的第八十八师高射炮连击落日机一架。我炮台损失大炮三门。日驻沪总领事村井对外吹嘘说：“日本海军陆战队决于三日内占领吴淞要塞。” 《十九路军抗日血战史》，第133页。

下午1时50分，翁照垣接区寿年令，调第一二〇旅接防闸北防务。翁接令后即饬第五、第六团遵照办理。就在与第一二〇旅移交之际，晚6时左右翁照垣又接到区寿年的命令：在第一二〇旅接防后，即率第五团开赴吴淞增防《淞沪血战回忆录》，第56页。。翁照垣即令第五团移防完毕后星夜驰援吴淞，第六团赶往金家角休整。翁本人同旅部人员连夜赶到吴淞。

4日，日军发起总攻。闸北方面，上午7时，日军集中炮火向北站、宝山路、西宝兴路第一二〇旅阵地猛攻，至9时火力更加猛烈，一直轰击到12时，此时日陆战队三千余人发起连续冲锋，均未得逞。下午2时，又以装甲车掩护进行冲击，日机十八架助战，我官兵沉着迎战，用手榴弹炸毁敌装甲车五辆。日军用燃烧弹向我军阵地喷射火焰，我军不能立足，乃退至第二道防线。入夜，火势稍减，我军进行逆袭，恢复原阵地，日军逃去。此次战斗共打死日军一百余人，打伤数百人。吴淞方面，自上午11时13艘日舰围攻炮台，日机二十四架助战，投下大量重磅炸弹，摧毁我炮台大炮六门。炮台守备营官兵死伤极多，要塞司令邓振铨失踪，余下的炮台士兵逃遁一空，炮台失去攻击力。日陆战队数百人欲乘机登陆占领阵地。翁照垣令第四团守炮台湾的第一营派一个排扼守炮台，协助在炮台左右防守的部队，坚决阻止日军登陆。经过激烈的战斗，日军直到下午1时左右才彻底放弃登陆的企图。但吴淞炮台全遭毁坏。日舰直至下午3时才暂停发炮。日机十二架又飞来投弹，延至下午5时离去。是日我军在不断调兵：第六十一师集中南翔（第一一九旅第一团仍在镇江警备）；中央炮兵一个排抵达真如；第八十八师由浙江调至苏州，其中一个团到达前线；宪兵第六团到南市龙华接替第一五五旅第六团；第七十八师派一个团接替中山路防务。

5日，日陆战队和第二十四混成旅团约千余人全力进攻闸北。凌晨1时起，日军用重炮轰击，炮声震撼全市。天明，日机飞来投弹，民房多处着火。敌我双方在天通庵激战，第一二〇旅英勇还击，歼灭日军五百余人，缴获装甲车两辆、机关枪四挺。8时，日军发起全线进攻，来势凶猛，新民路、虬江路、宝山路、横浜桥、青云路、八字桥各处均有激战。至11时日军均被击退。敌我双方死伤甚重。下午1时，日军又大举进攻。青云路口与宝兴路口的横浜桥战斗激烈，我军以一部向敌包抄侧击，击毙日军百余人，至下午4时战斗稍息。我义勇军全歼窜至邢家桥路的日军。本日上午9时，我空军第六、七两队由南京飞沪，10时恰遇九架日机在闸北投弹后飞向真如，企图炸毁国际无线电台，被我空军击中两架。无线电台守军11时30分用高射炮击落一架日机。其余日机逃遁。11时30分，在高昌庙、吴淞、闸北一带，日机四十余架向我机发动夹攻。结果日机被击落两架，击伤多架；我机被击中一架，坠毁一架。盐泽本打算今日总攻可占领闸北，结果仍以失败而告终。在吴淞，上午10时左右4架日机向吴淞镇阵地投下十几枚炸弹，日舰五艘开炮四五十发。是日第一一九旅第一团由镇江抵达南翔，归回建制。第一二二旅（缺一团）到达嘉定罗店，并派一部至浏河、小川沙接替第一一九旅警戒。第八十七师第二六一旅开赴昆山，归第八十八师师长俞济时指挥。戴戟委任第七十八师副师长谭启秀兼任吴淞要塞司令。

6日，闸北方面，拂晓后日军用飞机和大炮向第一二〇旅阵地轰击。10时，日军向虬江路及宝山路、横浜桥、青云路、中山路一带进攻，每路有步兵百余人，装甲车数辆。而天通庵路至中山路阵地战斗激烈，12时日军被击退，敌我均伤亡数十人。下午6时，宝山路的横浜桥我军阵地遭敌弹轰击，燃烧甚猛，我军撤至第二线防守，至晚9时复夺回原阵地。在真如，我空军击落日机一架。在八字桥、江湾一带，日军4000人在大炮和装甲车的掩护下攻击第一一九旅阵地，遭我军迎头痛击，苦战数小时后不支遁回。在吴淞，日机十余架轰击狮子林炮台，伤我官兵20人。下午6时，区寿年调第八十七师高射炮两个连赶来增援，归翁照垣指挥。是日第八十八师独立旅（即税警总团）由松江出动，7日到达虹桥、北新泾之线。

三吴淞之战

日海军屡战屡败，外务省官员认为：“仅靠海军是不可能的，此时陆军如不出兵，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重光葵外交回忆录》，第84页。为此，重光葵2月1日亲自执笔，电请政府立即派足够的陆军援沪。2日，日本内阁召开会议，决定将第九师团（师团长为植田谦吉）按战时编制调往上海。为紧急赴援，先将距离较近的第二十四混成旅团分乘数艘驱逐舰调来上海。将自上海至南部中国海岸的一切日本海军组成第三舰队，任命野村吉三郎中将为司令官，代替盐泽指挥上海战事，盐泽率领的第一遣外舰队归其指挥。第三舰队配属有航空母舰、战舰和驱逐舰四十九艘，野村乘旗舰“出云号”6日驶达上海。原在沪陆战队指挥官鲛岛具重奉命回国，由海军少将植松炼磨继任。自5日至7日，第二十四混成旅团约一万人分批到达上海。我方也在调集援军。6日，军政部电令第八十八师（缺一团）和第八十七师第二六一旅增援上海，归十九路军指挥。7日，第二六一旅午前全部集中昆山，第八十八师（缺一团）进至南翔，独立旅的两个团集中虹桥。

野村因日军不善巷战，在闸北所受损失太大，故决定改变战略，将吴淞作为进攻重点，先以海陆空军会攻吴淞炮台，限二十四小时内攻下。其兵力部署为：第二十四混成旅团主力由张华浜攻击吴淞，一部协同陆战队攻八字桥；陆战队余部仍攻闸北作为牵制。7日上午7时，二十四架日机沿淞沪铁路线飞至吴淞，沿途侦察我军阵地，并投掷大批炸弹。停泊在张华浜码头附近和吴淞对面三夹水等处的二十四艘日舰一齐向吴淞全线开炮，吴淞镇成为一片瓦砾。张华浜附近也有日军重炮八门集中火力向吴淞镇和铁桥头一带我军阵地射击。9时，陆军二千余人分两路出发：一路乘装甲车和卡车由杨树浦底沿军工路开至张华浜；一路乘军舰及铁壳驳船由黄浦江驶至高桥浜，渡至张华浜粮米栈码头登岸。两路会集后，猛扑蕴藻浜第一五六旅第四团第八连前哨阵地。因寡不敌众，第八连伤亡过半。日军乘机推进至蕴藻浜附近。第八连余部从蕴藻浜车站背后绕过车站前端一带商店，在商店前用机关枪扫射日军。日军被截成两段，以为中了我军埋伏，纷纷溃逃，死伤六七百。另一部分日军四千余人以江湾为主攻目标，并以一部分兵力对闸北、八字桥方面施行助攻，初以猛烈炮火轰击第一二〇旅阵地，继之以装甲车为前导，掩护步兵冲锋。我军沉着应战，待日军进至近距离时展开肉搏战，激战数小时，日军死伤惨重。

7日晚10时30分，蒋光鼐下令：第六十师担任北站、闸北、江湾之线，以一部固守北站、闸北，主力集结于大场东北一带地区，相机迎击由浦江进犯之敌，左翼与翁旅切取联络；第七十八师除翁旅（欠第六团）死守吴淞外，其余在北新泾至真如之线，对中山路、曹家渡警戒；第六十一师以一团控制于罗店，派出一部至浏河、小川沙一带警戒江面，主力则应于8日拂晓前集结于刘行至大场一带地区。如浏河方面无敌情时，则相机策应第六十师；第八十八师（计三团）及八十七师第二六一旅（计二团）为总预备队，位置于南翔、虹桥间；宪兵第六团担任高昌庙、龙华一带警戒。第八十八师独立旅第二团担任虹桥北新泾之线警戒，仍归淞沪警备司令戴戟指挥《淞沪血战回忆录》，第72—73页。。各部接令后于8日拂晓前部署完毕。

8日拂晓，日军继续向吴淞进攻，除原有兵力外，新增第二十四混成旅团六千余人。日军向蕴藻浜猛冲，由日舰上起飞的飞机不停地轰炸吴淞。自拂晓至傍晚，日军前后冲锋十余次。我军在战壕中用机关枪手榴弹迎战。战斗激烈时，双方发生肉搏，我军大刀队奋勇杀敌，日军损失惨重。我军还炸毁日装甲车四辆。凌晨5时，七八百名日军从小浜迂回，抄至距蕴藻浜西三里地的纪家桥，企图偷渡，截断我军后路。正在搭浮桥时，我军侦知，由小径抄出袭击，日军惊慌失措，死逃各半。至11时，再派兵来攻，仍无法渡过。在江湾，上午8时日军突然向屈家桥猛攻，打算由此进占江湾、大场，截断吴淞和闸北之间的联络。日军先用野炮轰击，并由飞机轰炸。第一二〇旅守备部队为达到近战歼敌的目的，佯装后退，待日军冲锋至我设伏地点后展开肉搏，击毙三百余名日军，击毁装甲车两辆。闸北方面，日军中午12时由西宝兴路进攻，我军用迫击炮机关枪抵御，双方激战两小时，我军佯退，待敌长驱直入后将其包围，杀伤日军七百余人。我军还击退了八字桥和虬江路日军的进攻。是日十九路军各部均依7日晚命令调整完部署。第二六一旅进至南翔。

在野村指挥下的日军，经过两昼夜的激战，毫无成效，且伤亡甚多，只得收集残兵，企图再战。11日8时，日机八九架在闸北上空投弹，同时日军向我全线阵地炮击。下午5时30分，日军数百人在装甲车的掩护下向八字桥进攻，激战一小时，被迫后退。晚8时，日军在侵入天通庵、青云路我军阵地时被打死二十余人。江湾方面，黄昏时日军约千人分东、南、北三个方向包围体育会路第一一九旅，晚8时爆发激战。而持志大学附近的日军也有数百人向沈家宅、八字桥猛攻，至晚10时始被击退。是日，俞济时率第八十八师的一部来到南翔。工兵、地雷各一队和中央军校炮兵一个连由南京调至前线。十九路军总指挥部由真如移至南翔。

12日上午8时至12时，中日军事当局同意闸北停战四小时，以便救出难民。日军乘机化装成难民，三五人为一队，分向闸北和江湾，冲入我军阵地。闸北我军早有防备，幸免暗算。在江湾，我军开枪击毙二十余名日军，余敌逃散。停战时间一过，日机即轰炸闸北。从下午4时起，日军用大炮猛烈轰击闸北。晚上9时，日军数千人分三路由青云路、天通庵、八字桥向第六十师阵地攻击，发生激战。敌我双方均用大炮掩护进攻，我军打死打伤日军二百余人，日军全线撤退。吴淞方面，日军清晨进攻纪家桥，正面用野炮及飞机掩护，向蕴藻浜冲击，一面分兵抄至曹家桥偷袭第一二二旅。第一二二旅奋勇还击。为牵制进攻纪家桥之敌，第一五六旅第四团令迫击炮连和第三营用猛烈的炮火向蕴藻浜对岸的日军射击。日军终被击退。是日十九路军总指挥部令第二六一旅开至嘉定，以一个团进驻罗店接替第六十一师第四团担任的浏河、小川沙防务；第六十一师担任江湾亘庙行镇沿蕴藻浜至吴淞的守备。第八十八师独立旅附宪兵第六团（缺一营）及南市警察担任南市龙华虹口亘北新泾的警戒，归蔡廷锴指挥。

13日上午，日军三次在蕴藻浜架搭浮桥竹筏，希图偷渡：第一次，4时30分在黑桥东偷渡，被我军发觉击退。第二次，7时借烟幕弹掩护，在南草庵前偷渡，我军用机关枪向依周塘角扫射，逼退日军。第三次，10时仍借烟幕弹掩护在纪家桥偷渡过河，至北岸曹家桥登陆，突破我军防线。我军第一五六旅从吴淞、第一二二旅从杨行、第二六一旅从刘行向曹家桥增援，将渡河日军千余人三面包围。日军突围数十次，均未成功。隔岸日军用重炮轰击援助，我军奋勇还击，双方进行肉搏。下午4时后，偷渡过河的日军死伤过半。血战至9时40分，为我军全歼。战斗之猛烈，为开战以来所未有。“肉搏继续至十二小时，无一分钟之停息” 中国史事研究社编：《淞沪抗日画史》，中国科学公司1933年印，第12页。。是役，我军伤亡一百余人，毙敌近一千余人。日军渡河时落水溺毙者亦不少。日援军第二十四混成旅团遭此重创，一蹶不振。闸北方面，日军从上午8时起向我军防线发起总攻，新民路、虬江路、天通庵路、青云路均有激战，双方各用大炮机枪攻击，至晚9时从未间歇。日机整日在闸北投弹，被我军击落一架。激战时，我炮兵曾炮击北四川路日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和吟桂路日本小学校内日军司令部。江湾方面：9时，日军五六百人由万国体育场、水电路方面向第一一九旅阵地进攻，战斗一小时，日军退走。10时，第一二一旅第一团与日军小有接触，敌旋退却。

14日凌晨1时，日军大队至曹家桥对岸，企图再次偷渡。第六十一师渡河应战，至10时将日军击退。日舰同时炮击吴淞镇。在张华浜，日军13日曾向江湾北方的侯家木桥进袭，被击退，14日拂晓再来袭击，激战数小时，仍不支而退。在闸北，日军继续进攻，战斗颇为激烈。我军挟13日曹家桥胜利之余威，上午7时由江湾派出第一一九旅第三团第二营五百余人，进攻侵入万国体育场的日军，激战一小时后，三面包围日军，11时将日军八百余人全歼。是日义勇军、铁血军二百余人到吴淞镇，归翁照垣指挥。晚9时，第六十一师转令其第一二一旅附小炮连工兵，应速在原守备的江湾、小场庙、庙行镇、蔡家宅之线星夜构筑强固工事，严密布防；第一二二旅附山炮连小炮连，将蕴藻浜北岸由胡家庄至吴淞的守备区交第二六一旅接防，第一二二旅第六团接替第二六一旅罗店、浏河、小川沙的警戒，第六十一师其余部队限15日拂晓前开至胡家庄集结，为师预备队。

野村到沪后，变更战略，两度攻击均未得手。其进攻的主要目标为吴淞，但因吴淞口外停泊有英美军舰，不能任意开炮，乃转向炮台后路的蕴藻浜进攻。7日、8日的猛攻未见成效；13日、14日的偷袭不仅毫无战果，反而损失惨重。至此，野村的进攻计划归于失败。

四粉碎日军“中央突破”计划

当7日、8日日军猛攻蕴藻浜不能取胜的消息传至东京后，日本内阁即决定调号称陆军最精锐的第九师团统率第二十四混成旅团及其他部队，组成“上海派遣军”援沪，总数约三万人，任命赫赫有名的第九师团长植田谦吉中将为司令官。第九师团主力13日午后开始在上海码头登陆，其他部分日军在吴淞铁道栈桥上岸，至15日全部登陆完毕。植田14日来到上海。此时英、美、法、意四国公使开展调停活动，植田一面虚与委蛇，发表谈话称：“日军亦希望沪事和平解决，故现暂停止攻击行动。拟向十九路军发表要求撤退之哀的美敦书，并拟给相当撤退之时间，不答应时，当即以实力决行该军任务。” 《十九路军抗日血战史》，第197页。一面积极调整部署：闸北八字桥方面驻陆战队约八个大队（每个大队约一千人）；江湾至庙行方面驻第九师团约二万人；蕴藻浜南岸至张华浜车站驻第二十四混成旅团约五千人；海军以第三战队（轻巡洋舰三艘）和驱逐舰两艘威胁攻击狮子林炮台及浏河新镇，以第一水雷战队和“能登吕号”航空母舰攻击压制吴淞，以第一航空战队的基地飞机直接协助陆地战斗。

我援军第五军也在积极部署。14日，张治中奉军政部命令率第五军（第八十七、八十八两师及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导总队和独立炮兵第一团山炮营，共约1.5万余人）赴沪参战。第八十七师第二六一旅奉蒋光鼐之命接防由胡家宅至吴淞西端曹家桥的蕴藻浜北岸阵地。16日，第八十七师第二五九旅抵达南翔集结待命。当晚11时，张治中率军师部人员、师直属各部及军校教导总队抵达南翔后，立即会晤蒋光鼐，商定作战方针。12时，蒋光鼐下达命令：右翼军指挥官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指挥第六十师、第六十一师、第七十八师第六团、第八十八师独立旅附宪兵第六团及南市一带团警，“应占领由南市、龙华、北新泾、真如亘闸北、江湾、吴淞、宝山月浦镇之线（线上属之），保持主力于真如、大场镇之间，迎击当面之敌，待机出击压迫之于引翔港方面而歼灭之，须以一部有力部队死守南市、龙华作全军右翼之据点”；左翼军指挥官第五军军长张治中，指挥第八十七师、第八十八师（缺一团）、第七十八师第四和第五团，“应占领江湾北端亘庙行镇东端蔡家宅、胡家宅、曹家桥之线，主力控制于大场镇北杨家镇南及刘家行之间，迎击由江湾北方地区来犯之敌，乘机出击向殷行镇附近压迫敌人于黄浦江畔而歼灭之，以一部在罗店、浏河、小川沙方面，担任江面之警戒，相机策应吴凇” 《绪编》（一），第467—470页。。18日晨，第五军和十九路军各部部署完毕。

18日晚8时40分，植田谦吉向蔡廷锴发出要求中国军队撤退的最后通牒。20日，十九路军全体官兵针对植田通牒发出通电，表示“惟有以铁血答复之” 《淞沪战斗详报》，第142页。。

植田策定了“中央突破”计划，重点指向庙行镇南端地区，企图于突破后以主力向南席卷，将十九路军歼灭于江湾和闸北地区；以有力部队向北席卷，将第五军主力歼灭于杨家行和吴淞地区。

20日凌晨7时，日军用飞机和重炮轰炸第八十八师正面的庙行镇一带及第八十七师的正面纪家桥、曹家桥一带。7时20分，植田下达第一次总攻击令，日海陆空军全副武装，于7时30分向吴淞、江湾闸北全线大举进攻。进攻的主要目标在江湾、庙行方面。9时，日军第二十四混成旅团四千余人及第九师团的一部分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由张华浜、虹口、靶子场、杨树浦直逼江湾万国体育会跑马场。第八十八师用大炮还击，机关枪扫射，轰发地雷，炸毁日坦克两辆。11时，日军和我军自淞沪铁路线迄天通庵车站均有激战。下午4时，双方在江湾激战。随后第六十一师增援部队赶到，日军不支而退。入晚，日军以猛烈炮火通宵向江湾镇射击，并冲锋三次，均被我军血战击退。在吴淞，7时左右日舰十二艘炮击我军阵地，日机二十八架在空中助战，在张华浜的日军重炮和野山炮也向吴淞我军阵地轰击。我军开炮还击。炮战一直持续到下午3点多钟，这时日军一千余人在飞机炮舰的掩护下，试图在炮台湾附近的江岸强行登陆。我军用机关枪扫射，日军死伤落河者甚多，不支而退。闸北方面，八字桥一带战斗最为激烈。清晨，日军四千余人在战车和装甲车二十余辆掩护下，分别向天通庵、八字桥第一二〇旅第四团和第一一九旅第三团攻击。我军开始以步枪应战，继之用手榴弹和大刀与日军肉搏，战至11时，毙敌五百余人，炸毁战车四辆，日军不支败退。

21日，日军自早到晚，继续向吴淞、庙行、江湾、闸北总攻，重点仍在庙行、江湾一线。植田限令早晨占领江湾。日军用炮火向第八十八师阵地猛轰，尤以江湾庙行镇一带阵地落弹最多，庙行镇以南阵地工事被毁。自凌晨5时起，日军主力向严家宅、庙行镇之线发起猛烈攻击，飞机十余架助战，我军沉着迎战。7时，日军在坦克、大炮的掩护下大举进攻，被我军用迫击炮击退。其后又发动三次进攻，均未得逞，且死伤甚多。江湾车站附近，入夜后日军集中炮火猛烈轰击该车站，毁坏所有建筑，并乘机三面围攻，来势凶猛。第一一九旅第三团主动放弃该站，转移于八字桥附近。在江湾，第一二一旅第二团阵地遭到日军第九师团主力及第二十四混成旅团猛攻，激战至晚，毙敌千余人，第二团亦伤亡殆尽，阵地岌岌可危，幸该旅第三团适时增援，阵地始告稳定。未几日军败退。在闸北，八字桥、天通庵、虬江路和新民路等处均有战斗。第六十师痛击日军。吴淞方面，上午11时日军在炮火的支援下偷渡蕴藻浜，激战两小时，也被打退。下午3时起，日舰三十余艘、飞机数架，向吴淞狮子林炮台集中轰炸，我军略有死伤。在浏行镇我军用小钢炮击落日机一架，击毙机师田中大尉。

因我军庙行、江湾阵地巩固，日方乃变更战略，22日日军以一万余人进攻江湾，六千余人进攻八字桥作为牵制。三万日军于凌晨3时乘雾冲击江湾西北的麦家宅，企图一举将其占领，并直取大场，以截断闸北、吴淞之间的联络。我第八十八师第二六二旅和第二六四旅奋力抵抗。上午9时，日军突破第八十八师右翼庙行镇以南第二六四旅第五二七团第三营的大小麦家宅阵地一段。10时，形势非常危急，日军前锋过庙行而达李家楼。张治中获悉后，亲自率领军校教导总队（缺一营）赴冯家宅指挥策应第八十八师，并令第二五九旅向庙行镇增援，令守蕴藻浜北岸第二六一旅主力由纪家桥抄敌侧背，令俞济时对敌突入区施行反攻，第六十一师副师长张炎也率兵两个团从竹园墩出击，对日军进行三面夹击。12时，第一二二旅从右翼增援，第二六一旅从左翼向敌包抄，猛袭日军，战至下午1时，日军不支而退。我军乘胜追击，恢复防线。下午2至5时，日军在炮火的掩护下发起三次冲锋，被我军再次击退。晚上，我军由庙行及谈家宅水车头两路反攻庙行以东的日军，拟将其包围消灭。日军拼死抵抗，我军奋力肉搏，血战至8时半，毙敌三千人，其余日军大部分向引翔港方向后退，一部分被包围于庙行东北的金穆宅。庙行镇阵地终于转危为安。此役日军遭到重创，陆军第九师团一部分散兵逃到杨树浦汇山码头一带，企图觅船回国。据一位记者说：“本日庙行之役，与十三日曹家桥之役，实为沪战中我军战绩之高峰；而本日混战肉搏之猛烈，则较曹家桥一役尤甚。” 《淞沪抗日画史》，第13页。 “是役我军于万死一生中打出一条生路，由危转安，竟获开战以来空前之大捷；与敌军以最重大之教训，毁灭敌坦克车两辆，俘获敌装甲车一辆，野炮二十余门，枪械无数。惟我方卫国军士亦牺牲至二千之多。” 《“九一八”——“一二八”上海军民抗日运动史料》，第227页。

是日因日军主力在庙行、江湾作战，吴淞、闸北日军均取守势。上午10时，我军一个团强渡蕴藻浜向日军进攻，日守军恐慌，调日舰水兵协助防守。闸北方面，上午我军用追击迫还击日军的进攻，至正午，日军败退。午后我军乘胜追击，由香烟桥南进，向虹口作大包围，前锋达岳州路、狄思威路及沈家湾，日军向杨树浦退却。我军不打算攻入租界，故止于租界边线。

23日凌晨1时，日援军五千余人，会同22日晚被击退的1.5万余人，驰援金穆宅被围日军。拂晓后，日机六十余架助战。第六十一师的一部及第二五九旅迎头痛击。我军待日军深入后，冲出肉搏，并由江湾派1个团抄敌后路，日军大炮飞机不能发挥作用。至下午2时不支而退。傍晚，日军乘风雨交作时再次攻击，我军待其逼近壕沟时将其击退。

第八十八师连日作战，伤亡很大，阵地部署需要调整。24日拂晓，庙行镇以南至江湾北端严家宅阵地由第六十一师接替，第八十八师撤至葛家神娄宅西塘桥附近休整。由庙行镇经周巷至蕴藻浜南岸之线由第二五九旅接防。24日晨，日军五千人由张华浜登岸，开赴庙行救援被困部队，分两翼向我军进攻。我军由于激战两昼夜未得到歇息，势不能敌。被围日军乘机窜出。我援军及时赶到，协同拒敌，先将被围残敌消灭，再分路攻击援敌，日军全部退过侯家木桥。

25日拂晓，植田下令发起第二次总攻击。日军增援江湾、庙行，向庙行前线第二五九旅、第一二二旅和第八十八师独立旅第二团等新接防线进攻，炮兵用百余门重炮轰击我军阵地，步兵全力进攻江湾西北的小场庙。我军竭力死守。第六十一师正面金家塘一端被日军突破，退至严家宅、小场庙、竹园墩至庙行镇西南之线。庙行侧面第八十八师独立旅第二团阵地经不住五六十门大炮的火力，稍退至塘东宅水车头一带。小场庙我军兵力虽单薄，但并不畏怯，待日军逼近时用机枪扫射，相持至10时，日军派飞机侦察，指示炮击目标，我军始不能支，退至周吴黄宅。张治中令第二五九旅由庙行镇出击策应。12时，援军第一二一旅预备队也赶到。各军分三路合力反攻：由江湾出谈家宅攻敌左翼；由庙行镇沿塘东宅、水车头攻敌右翼；由周吴黄宅攻敌正面，形成大包围之势。日军冲击十余次，终不得逞。我军紧缩包围圈，同日军肉搏。血战至晚9时后，毙敌一千七百余人，其余日军突围败走。至此，植田布置的总攻计划宣告破产。

植田令日军自20日发起总攻以来，激战6日，惨遭失败，主力疲惫不堪，故26至28日虽有冲突，但未起激战。26日拂晓，我军因战略考虑，主动将江湾放弃，移至镇西防守。防线改为北自金穆宅起，南迄杨家楼止，成一直线。第六十一师连日作战，伤亡极大，急待整理，因此总部是日上午11时发出命令，将小场庙竹园墩阵地交第八十八师接防，限晚11时以前接替完毕。

五中国军队退守第二道防线

自22日庙行激战日军惨败后，植田即向东京求援。重光葵和野村也电请增兵。23日，日本内阁开会，决定抽调第十一师团（1.3万人）和第十四师团（约两万人）增援上海，派前田中义一内阁陆军大将白川义则充任上海派遣军总司令，陆军大将菱刈隆为总指挥。29日凌晨7时，白川率领第十一师团先遣兵团到达长江口第一抛锚地区，至此，聚集在上海的日军已达近六万人。而我军仅有五个师作战，兵力不足四万人，防守的战线绵延百余里，战斗已达一个月，人员武器丧耗极多，且补给无望，处境极为困难。

29日，在白川的部署下，日军开始全线总攻。凌晨1时，吴淞口外日舰向我炮台发炮，遭还击后退去。3时，蕴藻浜日军企图偷渡，被我军用机枪击退。5时，江湾方面，日军装甲车掩护步兵千余人向第七十八师谈家宅以东地区攻击，战至8时被击退。后日军增援，战至11时，仍不得手。8时，日军五六千人向庙行镇进攻，鏖战至11时不支退走。下午1时，日军千余人袭击严家宅，战至下午3时退走。是日战斗重心在闸北八字桥、天通庵等地。天通庵附近，敌我相持八小时。第六十师不断派敢死队跃出战壕，短兵相接，迫使日军向狄思威路退却。上午，日陆战队在坦克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向八字桥、青云桥、宝兴路等处我军防线发起进攻，冲锋十余次，三次占领八字桥阵地，但终被我军夺回。日军死伤极大，遗尸累累，联队长林崛大佐被击毙。入晚，双方用大炮对射，至次日凌晨5时才停止。

3月1日，在白川、菱刈隆的指挥下，日军再次发起总攻。上午7时，日舰二十余艘和民船数十只载日军第十一师团主力1万余人驶抵浏河，在炮火和飞机的支援下，施放烟幕作掩护，在我兵力配备单薄的杨林口和七丫口登岸。浏河由第五军教导总队第一营会同冯庸义勇军一百余人防守，兵力单薄。张治中将原守蕴藻浜北岸阵地的第二六一旅两个团调往庙行镇左后方的唐乔田湾作为预备队，准备一旦战事发生，前可策应江湾和庙行镇，后可兼顾浏河。日军登陆后，即连占浮桥镇等地，向茜泾要隘猛扑，教导总队的一连死力搏斗，伤亡殆尽。张治中闻讯，立即派第二六一旅增援，但因汽车只有十一辆，每次只能输送一个营，大部分徒步，迟至12时仅该旅第五一二团第一营到达浏河，协同教导总队第一营顽强拒敌。而日军大部则已占据茜泾要点，故对已登岸的日军无法迫其退却江中。若等待援军，援军又不能准时到达，自吴淞、庙行、江湾闸北至大场、真如的第一道防线则势必遭到包围。并且我正面战场形势极为严峻，第五军正面和十九路军右翼第七十八师正面遭受优势日军的压迫，官兵伤亡很大。下午3时，第七十八师正面自竹园墩南端至江湾以北阵地被突破，第五军右翼被日军包围，预备队皆已用尽。第六十一、第七十八、第八十八三个师已失去战斗力，第六十、第八十七师伤亡极大，总计我军能战斗人员不过三万人。在此形势下，1日晚9时，蒋光鼐总指挥在南翔指挥部下达总退却令：“本路军为避免与敌决战，拟本日午后十一时，将主力向黄渡、方泰镇、嘉定、太仓之线撤退，待机转移攻势。” 《“九一八”——“一二八”上海军民抗日运动史料》，第232页。

总退却令下达后，江湾、庙行、大场等处我军逐渐向后移动，最前线仍继续作战，掩护退却部队，至2日凌晨5时，这一带部队撤至真如。日军直至2日下午才侦知我军退却，遂派部队向前推进，并移其第九师团司令部于真如。闸北我军于2日凌晨4时退却，留少数警察部队及保卫团驻守。日军不明虚实，未敢轻进。至下午1时，日军前锋部队在大炮的掩护下开入闸北。吴淞方面，我军经杨行、刘行、罗店向嘉定方向退去。这样，本日右翼军主力安全撤至江桥、南翔、广福之线，前线在真如和大场之线；左翼军主力脱离日军，撤至嘉定、太仓之线。

3日凌晨1时，第五军正退集娄塘镇、朱家桥头一线，此时日军一万余人由浏河、大场两路排山倒海而来，袭击第二五九旅第五一七团娄塘镇一带警戒部队，但被我军击退。上午8时，日军又以主力分途向娄塘镇一带阵地进攻，第五一七团正面过大，阵地被截断数段，各自为战，与旅部失去联络，伤亡较大，情况危急。张治中立即令驻蓬阆镇独立旅第一团赴葛隆镇增援，令教导总队移驻蓬阆镇策应，令第五一七团原地抵抗不可擅退，令太仓第二六一旅派有力之一部赴薛家泾附近掩护第二五九旅的左翼，令嘉定的第八十八师固守嘉定城并相机策应第八十七师。是役日军企图突破嘉定与太仓中间地区，直下铁路截断第五军及十九路军归路，因此来势凶猛，连占娄塘镇及其附近各村落要点，猛扑朱家桥头我军阵地。我军奋勇拼杀，誓死抵抗，血战终日，日军图谋未得逞，被击毙甚多。我第五一七团也损失过半。第八十八师被优势日军压迫，撤出嘉定城。而嘉定、太仓间的日军仍极力压迫葛隆镇我军，企图截断嘉定、太仓之线，阻止我军归路。下午5时30分，蔡廷锴下令：“我军拟今晚以各部强有力之一部控置于方泰镇、黄渡镇之线，纵长配备，左翼切实与第五军联络。”晚7时，张治中下令：“本军遵令应以主力于今晚撤至石牌、白茆、新市之线，以一部在钱门塘镇——太仓之线占领阵地，拒止敌人，掩护本军之撤退。” 《淞沪战斗详报》，第220—221页。总部令第四十七师在青阳港一带构筑工事。

同日，十九路军暨第五军发表抗日通电，表示：“惟有收合余烬，背城藉一，事之不济，则拼命于沙场，以谢我炎黄祖宗在天之灵，不愿为亡国之民也。” 《绪编》（一），第466页。下午2时，日本对国联宣布停止战争。日军表面上宣布停战，但仍在积极部署：南翔方面为第九师团，嘉定方面为第十一师团，真如方面为第二十四混成旅团，吴淞方面为第四十四联队及陆战队一部，闸北为陆战队主力。

5日，十九路军和第五军全部进入青阳港、陆家桥、白茆新市、常熟之线。下午2时，蒋光鼐下达命令：“本路军拟占领青阳港、昆山城、陆家桥、石牌、白茆新市、梅李镇、福山镇之线，其前端更派出警戒部队节节拒止敌人，如敌人以主力作真面目之攻击，万不得已时，则占领右翼，依据九里湖、凤里村、东湾港、唯亭、杨城【澄】湖至昆城湖及其北端亘常熟至福山镇江岸之线之预备阵地死守待援。” 《绪编》（一），第494页。命令下达后，十九路军、第五军、第四十七师及其所属各部迅速到达指定地点，构筑了第二道防线。

总计参加沪战的日军达7.7万余人，我方参战人数约4.2万余人。十九路军和第五军共伤亡1.4801万人《“九一八”——“一二八”上海军民抗日运动史料》，第248、249页。，日军死伤共1.0254万人《淞沪战斗详报》第一号附表。。

在淞沪抗战中，十九路军和第五军并肩作战，以寡敌众，坚持一月有余，给来犯之敌以狠狠地打击，谱写了一曲我中华民族反抗外来侵略的光辉篇章。

六国民政府的抵抗与妥协

淞沪抗战爆发后，蒋介石手定对日交涉的原则与方法及京沪防御与军政部署。原则：一面预备交涉，一面积极抵抗。方法：一、交涉开始以前，对国联与九国公约国先与接洽，及至交涉开始时，同时向九国公约国声明。二、对日本先用非正式名义与之接洽，必须得悉其最大限度。交涉的程度为：“交涉必须定一最后防线与最大限度，此限度至少要不妨碍行政与领土完整，即不损害九国公约之精神与不丧失国权也。如果超此限度，退让至不能忍受之防线时，即与之决战，虽至战败而亡，亦所不惜。” 《绪编》（一），第431页。京沪防御与军政部署为：十九路军全力守上海；前警卫军全力守南京；何应钦留守南京，所有党政军留守机关人员归何指挥；宋子文留驻京、沪，所有上海行政人员归宋指挥。这表明蒋介石将“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作为淞沪战争的指导方针。

日本在上海挑起战争，国民政府判断日军侵略的范围不限于上海一隅，有进犯我东南地区的可能，超出容忍的“最大限度”，因此在淞沪抗战爆发的翌日，蒋介石、国民党中政会、国民政府外交部、陈铭枢等纷纷表示抵抗日本侵略的决心。1月29日，蒋介石闻知日军进攻上海闸北的消息后，在日记中写道：“倭寇必欲再侵略我东南乎？我亦唯有与之决一死战而已。”“决心迁移政府，与倭长期作战。” 《绪编》（一），第430页。蒋还致电鄂省绥靖公署主任何成濬和师长徐庭瑶：“昨夜倭寇向我上海闸北第十九路防线袭击，至此刻尚在对战中。我军决与死战，其在汉、浔海军必有军事行动，务望严密戒备自卫，万勿为其所屈，第四师应集中武昌严防，切勿分散。” 《绪编》（一），第432页。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开会，指出：“有关主权领土，决不能丝毫让步，对暴力来侵犯时，必须抵抗。” 竟迟：《政府迁洛誓与暴日决斗》，《国闻周报》第9卷第7期。会议推举蒋介石、冯玉祥、何应钦、朱培德、李宗仁为军事委员会委员，决定抵抗日本的侵略，先将政府迁至洛阳，以免受日舰的威胁。国民政府外交部对淞沪事变发表宣言，表示：“对于日本武装军队之攻击，当继续严予抵抗。” 《绪编》（一），第433页。陈铭枢致电蒋光鼐、蔡廷锴和戴戟，内称：“在外交上暂视作局部问题有利，而在军事上中央已具全局应战之决心，惟调集大军不易，此时惟有准备最光荣之牺牲，切不可轻作退后之辱也。” 《绪编》（一），第505页。

30日，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将士电》，他说：沪案发生，“我十九路军将士既起而为忠勇之自卫，我全军革命将士处此国亡种灭、患迫燃眉之时，皆应为国家争人格，为民族求生存，为革命尽责任，抱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之决心，以与此破坏和平，蔑弃信义之暴日相周旋。”并表示他本人“愿与诸将士誓同生死，尽我天职” 《中央日报》1932年1月31日。。此电发表后，影响甚大，“人心士气，为之大振” 《张治中回忆录》（上），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97页。。2月1日，俞济时致电蒋介石要求将所部调沪增援。蒋答：“贵师行动，一听何部长命令，如运沪作战，务希奋勇自强，以保荣誉。” 《绪编》（一），第445页。

国民政府同时积极进行军事部署工作。军事委员会对京沪卫戍作了全面部署：“如日以飞机及军舰向南京轰炸或炮击时，则可下令长江各要塞对日军舰即开始射击。现时并应将海军舰队集结于相当地点，以便抗战，同时敷设水雷及障碍物以便制止敌舰之任意活动。又如日以陆军一二师在上海登陆时，应令十九路及前警卫军全部以全力夹击而歼灭之”，“到达浦口之一旅应设法令其渡江，并调蚌埠四十七师填防浦口可也。” 《何应钦、朱培德致蒋光鼐、蔡廷锴、戴戟电》，1932年1月29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蒋介石指示何应钦：“如日军再攻正式开战时，飞机亦应参加，请照军委会电令办理为盼。” 《绪编》（一），第445页。自2月1日起，蒋介石在徐州主持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对日作战计划。4日，军事委员会通电划分全国为四个防区：第一防卫区，其区域为黄河以北，以张学良为司令长官；第二防卫区，其区域为黄河以南，由蒋介石为司令长官；第三防卫区，其区域为长江以南及浙、闽两省，以何应钦为司令长官；第四防卫区，其区域为两广，以陈济棠为司令长官。并决定：“各司令长官除酌留部队绥靖地方外，均应将防区内兵力集结，以便与暴日相周旋。同时，并电令川、湘、黔、鄂、陕、豫各省出兵作总预备队。” 《绪编》（一），第438页。兵力总计有二百四十万人。“在淞沪前线，除由第三防卫区负责外，并动员第二防卫区兵力为后继部队。同时计划以第一防卫区部队向东三省挺进，牵制日军，使其不能有在上海扩大侵略的余裕” 《蒋总统秘录》第8册，第155页。。同时命令沿江沿海各地严加戒备，并从浦口开始，沿津浦路北上达徐州，西折沿陇海路至洛阳，大筑工事，“战壕密布如网” 苏高中电讯社编：《沪案真相二编》，苏州小说林书社1932年版，第43页。。

2日，何应钦向蒋光鼐等人转来汪精卫的电报，内称：“昨已电广州同志，对于淞沪驻军急速设法增援助饷。军委会亦已决定增派军队淞沪，决不以十九路军独立苦战，敬祈诸兄激励将士始终坚决抵抗。” 《淞沪战斗详报》，第45页。

陈铭枢4日向蒋介石报告日军可能派一个师团的兵力增援。蒋指示：“如倭以两师以上陆军参战，则我方应另定计划与之正式作战，飞机与陆军须预定协同作战计划，突然进攻，使敌猝不及防也。” 《绪编》（一），第446页。 5日，蒋介石就作战计划向蒋光鼐、蔡廷锴发出指示电文说：“兄等恶战苦斗，已经一周，每念将士牺牲之大，效命之忠，辄为悲痛。”并表示“如有必要，中可亲来指挥也” 《绪编》（一），第447页。。国民政府电调在江西“剿共”的蒋鼎文第九师赴沪增援。同日蒋还指示何应钦：“如吴淞要塞陷落，日本陆军登陆参战时，则我飞机应即参加沪战。” 《绪编》（一），第446页。 6日，汪精卫、李济深、朱培德等致电十九路军：“务望激励将士，固守原防，不可轻让尺寸。” 《绪编》（一），第508—509页。

蒋介石6日由洛阳到浦口，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张治中去迎接他，表示愿意率中央部队参战。蒋马上关照何应钦，调动散驻京沪、京杭两线上的第八十七师和第八十八师合编成为第五军，由张治中率领参战。

十九路军炮兵太少，陈铭枢7日请求国民政府调炮兵一个营支援。蒋介石指示何应钦照办。同日，何应钦致电十九路军：“据驻京外国武官得自东京传来确息，日有陆军一师已起程来华等语，预测该敌将由吴淞、浏河等处登陆，进击我侧背，希对该方面特别注意，派有力部队布防；如能乘其上陆之际设法加以痛击，尤为有利。” 《淞沪战斗详报》，第64页。 8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长汪精卫电告十九路军，已饬令财政部拨款五万元慰劳前线将士。

日军增援部队第二十四旅团抵沪后，汪精卫、朱培德为此致电蒋介石征求援沪意见。9日蒋复电道：“增援淞沪，只要渡江无碍，第一师于三日内集中后，即可出发，七师亦可先调，决无问题。” 《绪编》（一），第450—451页。蒋还指示刘峙和胡宗南师长：“第一师速准备一旅步兵，限三日内候令调遣。” 《绪编》（一），第451页。

11日，何应钦派中央军校炮兵一个排开赴南翔，归蒋光鼐指挥。同日，军政部派往上海的地雷队一个中队抵达十九路军总部。军政部并且拨工兵教导队的架桥爆破两个队及中央军校野炮一个连来沪助战。13日，汪精卫发表演说，称：“须从举国一致着手，以广土众民之中国，对富国强兵之日本，纵使有一二城镇不幸而落彼手中，而中国之内，人人皆抵抗，处处皆抵抗，日本虽有二三百万精兵，亦不能遍布也。” 《汪精卫之演说词》，《申报》1932年2月14日。日军第三舰队司令野村进攻吴淞的战略失败后，日援军第九师团统辖的三万人陆续抵沪。14日，陈铭枢按蒋介石嘱咐，电达蒋光鼐：“谍报闸北等处敌方阵地已调陆军接防。若和平无望，敌来犯时，予以一极大惩创，然后别作良图。现已准备加调八十七师孙元良增援。总司令并电韩向方、刘经扶、上官云相、梁冠英共选现役徒手兵三千，输送来补充代募五千新兵矣。” 《淞沪抗日战役第十九路军战斗简报》，《绪编》（一）第514—515页。 15日，汪精卫致电已至全州的张发奎第四军（原计划北上支援黑龙江马占山的抗日部队）：“兄部援黑，志在抗日，今日军近在淞沪，不如放弃援黑，径来淞沪，与十九路军共同作战，较为直截了当。” 张发奎：《第四军纪实》，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49辑，台北文海出版社印行，第404页。

16日蒋介石告诉宋子文：“日既在沪不肯撤兵，我方只有抵抗到底。” 《绪编》（一），第453页。蒋并且致电俞济时转张治中：“今日兄等决定在淞沪原阵地抵抗到底，奋斗精神，至堪嘉慰，望兄等努力团结，为我党国争光。……希与十九路军蒋、蔡两同志，共同团结奋斗，对于蒋总指挥命令，尤当切实服从，万不可稍有隔膜。吾人若不于此处表现民族革命精神，决意牺牲，更待何时！” 《淞沪抗日战役第五军战斗要报》，《绪编》（一），第472页。 18日，植田向蔡廷锴发出最后通牒。该通牒的要求已超过南京国民政府所能容忍的限度。国民政府外交部对此表示：“中国在沪驻军，为保卫中国土地计，迫不获已，亦惟有从事自卫，奋斗到底而已。” 《“九一八”——“一二八”上海军民抗日运动史料》，第225页。何应钦认为“求妥洽而不可得，欲忍辱而不可能，势非积极准备军事彻底抗战，再无交涉妥协之望” 《何应钦致朱培德、熊式辉电》，1932年2月15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蒋介石同意中央驻蚌埠的四队飞机、留江西的两队飞机，全数连同广东方面支援上海的飞机飞沪参战。15日、17日、19日，蒋分别令十九路军接受上官云相、梁冠英和刘峙等部挑选的增援上海的士兵两千人。

为抽调援军赴沪，21日蒋介石指示熊式辉和朱绍良：“第十与八十三师令其星夜开浙，第十八军如不得已，令其先击破攻赣之匪后，再行出发亦可。” 《绪编》（一），第460页。 22日，蒋致电刘峙：“第一师自即日起极秘密，每深夜陆续开动，每夜只开一团至两团为止，到滁州与浦镇间之各车站下车，徒步行军至江边过江。” 《绪编》（一），第461页。 23日，蒋致电朱绍良和蒋鼎文：“限第九师于下月三日以前集中杭州勿误。望严令星夜兼程前进。”24日，蒋又致电刘峙，限第一师于27日前全部集中浦口。鉴于浏河一带河岸，是杂有碎石的沙滩，最适宜于日军登陆，蒋介石于25日致电蒋光鼐注意浏河方面的戒备，“应准备三团兵力为要” 《蒋总统秘录》第8册，第167页。。

日军在实施“中央突破”计划时，在庙行镇遭到我军重创。26日，蒋介石致电张治中和俞济时：“自经二十二日庙行镇一役，我国我军声誉在国际上顿增十倍，连日各国舆论莫不称颂我军精勇无敌，而倭寇军誉则一落千丈也。望鼓励官兵奋斗努力，并为我代为奖慰也。” 《绪编》（一），第463页。同时，蒋对援军作了部署，指示鲁涤平：“戴旅应集结两团兵力于沪杭路，随时应调，对乍浦方面只派二营可也”；令上官云相的第四十七师派1个团赶赴前线，归十九路军指挥；令卫立煌军长“饬八十三师与第十师，尽数乘民船秘密东下至荻港以东芜湖以西登岸候令” 《绪编》（一），第464页。。

3月1日，陈铭枢复电十九路军：“总座（指蒋介石——引者）已令上官师京镇部队限即刻赶赴昆山转太仓，并令该师现在黄渡之一团赶赴嘉定矣。” 《淞沪战斗详报》，第204—205页。此前2月29日，第四十七师第四团已抵达昆山。3月1日该师主力齐集昆山，当晚驰集嘉定、太仓间增援。2日，蒋介石训令蒋光鼐等：“现军既移至南翔、嘉定、太仓一带，为便于长期抵抗起见，急应构筑预备阵地，以资准备。” 《蒋委员冬亥电》，《淞沪战斗详报》，第215—216页。 3日，第九师先头部队抵达常山。4日，第九、第十师赶至杭州附近。

10日，蒋介石决定第二期作战方案，判断日军军事目的“不外占领南京，控制长江流域”，因此决定我军应利用敌之弱点，“以打破敌人进窥南京之企图” 《绪编》（一），第516—517页。。

淞沪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任命陈铭枢担任京沪铁路方面防卫，为左翼军总指挥，蒋鼎文为右翼军总指挥。蒋率第二、第十四军自赣移师沪、杭，在川沙、枫泾、吴江构筑第一线阵地，并于嘉善、平湖、乍浦构筑第二线阵地，积极布防，策应十九路军抗战。

淞沪抗战中，国民政府先后补充十九路军枪弹达1060万余发、手枪弹49.8万余发、各种炮弹7.34万余颗、手榴弹16.7万余枚、步枪1500支、机关枪130架、各种火炮73门。补充第五军枪弹760余万发、手榴弹3万发、各种炮弹1.6万余颗、手榴弹5万枚、步枪1600支、机关枪12挺。“而先后所调援兵，连第五军已达十师以上”，但因种种原因“未能完全到达”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第594、595页。。

以蒋介石、汪精卫、何应钦为主导的南京国民政府在对日进行抵抗的同时，又在寻求妥协。他们力图限制战争的扩大和持久，调集援军不力，仍以主力部队“剿共”；希冀通过英、美等西方大国和国联的介入，及早同日本达成停战妥协。

淞沪抗战爆发的翌日，何应钦就致电各省，警告说：“误用正当防卫转成诱起战争之口实，国际同情亦易随之而失矣。” 《“九一八”——“一二八”上海军民抗日运动史料》，第269页。 30日，第二六一旅旅长宋希濂向何应钦请求参战，遭到拒绝。31日，何应钦致吴铁城等电：“惟我国目前一切均无准备，战事延长扩大，均非所利，各国领事既出而调停，请兄等酌量情形，斟酌接受”，“望蒋总指挥、蔡军长、戴司令通令所部严守纪律与秩序，非有长官命令，不得任意射击，在前线部队，尤须遵守” 《“九一八”——“一二八”上海军民抗日运动史料》，第271页。。

2日，蔡廷锴接何应钦来电云：战事可止即止，“如敌人允撤兵，我亦不反对，除戒备外，暂行停止进攻” 《蔡廷锴自传》（上），第279页。。3日，何应钦在新闻记者招待会上表示：“决不与任何邻邦轻启衅端。进一步言，即遇与邻邦有所争议时，苟可用外交方法解决者，亦决不轻易诉诸武力。” 《何应钦1932年2月3日对时局发表谈话》，国民政府军事机关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自1月29日起，英、美等西方大国在中日之间调停。2月4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只要不丧国权，不失守土，日寇不提难以接受之条件，我方即可乘英、美干涉之机，与之交涉；不可以各国干涉而我反出以强硬，致生不利影响也。” 《蒋总统秘录》第8册，第156—157页。 6日，何应钦致电吴铁城称：“以弟个人观察，能从外交方式，根据英、美调停，早日得以解决，实为计之上者。” 《“九一八”——“一二八”上海军民抗日运动史料》，第274页。

5日，何应钦指示：“我原配属十九路军在江西剿匪之航空队……除对日机加以抵抗外，即对日海军决不抛掷炸弹。” 《“九一八”——“一二八”上海军民抗日运动史料》，第273页。

自5日至7日，日援军第二十四混成旅团约一万人分批抵达上海。十九路军电请汪精卫等派兵增援。汪精卫却对记者称：“对日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系余向所主张，今仍未变。” 《汪精卫对记者谈话》，北平《晨报》，1932年2月8日。

英国驻华舰队司令凯莱（Kelly）和英国驻华公使蓝普森（M. W. Lampson）分别于2月6日和12日提出调解中日冲突的新方案。这些方案不仅满足日方的要求，将东北问题和上海问题分开解决，而且主张中国军队单方面先撤出上海市区。对此，国民政府竟然表示接受。

8日，何应钦电告吴铁城等：“我国对外一切军事，平时毫无准备，兄等所深悉。是以此次淞沪事件，弟曾迭电商酌适可而止，盖期早得收束，为国家多留一份元气也。”“请兄等商在沪外委从速设法先停止战争。至于整个问题，则待外交正式之解决，庶不至益加扩大糜烂而不可收拾也。” 《“九一八”——“一二八”上海军民抗日运动史料》，第275页。

就在十九路军在闸北、吴淞同日军鏖战，日援军源源不断抵沪之际，蒋介石、何应钦等仍坚持同日本谋和。9日，蒋介石向何应钦、陈铭枢指示作战方针时称：“如日陆军既加入参战，则我军应即缩短战线，重新布置，必立于进可战或退可守之地，且使无论和战，皆不失于被动地位为要。” 《绪编》（一），第451页。同日何应钦电告吴铁城：“日陆军源源而来，战事若再持久，我方必失败无疑。请兄力排众议，照迭电乘我军在优越地位时设法转圆【圜】停战，万勿犹豫，致逸良机。” 《“九一八”——“一二八”上海军民抗日运动史料》，第276页。

国民政府为及早结束淞沪战争，通过两条渠道同日方谈判。一条是何应钦在报请蒋介石同意的情况下，派军政部次长陈仪和陆军步兵学校校长王俊直接与日军谋和。王俊10日同日军第九师团参谋长（原日本驻沪使馆武官）田代皖一郎少将谈判。陈仪13日在上海与日本公使馆武官原田熊吉会谈。外长罗文幹遵蒋介石之意致电蔡廷锴：“请兄等仍斟酌外部前开接受英、美调停办法各电，及陈公侠（即陈仪——引者）兄所言、王俊所述办法，择其于我有利者从速进行。” 《“九一八”——“一二八”上海军民抗日运动史料》，第278页。另一条是通过英、美、法公使在中日之间调停，力求达成妥协。蒋介石嘱咐陈铭枢电达蒋光鼐：“与美、英、法使磋商办法，果能办到，则和平可望。” 《淞沪抗日战役第十九路军战斗简报》，《绪编》（一），第514页。

10日，何应钦以“吴淞炮台既失炮战能力，徒以步兵据守，任日海空军之轰炸，殊非得计”为理由，命令十九路军“酌量后退”，具体方案是：“第一步以杨家行、大场、真如为本抵抗阵地；第二步以浏河、嘉定、南翔为本抵抗阵地”；“吴淞、江湾、天通庵之线则作为前进阵地” 《何应钦致蒋光鼐等电》，1932年2月10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11日，何应钦电令蒋光鼐：前线配置的兵力“不宜过厚，须将重兵置于后方” 《革命文献》第36辑，第1669页。。这种方案实际上是让十九路军听从日方的要求，放弃吴淞、江湾、天通庵一线阵地，后撤到浏河、南翔一带。

12日，何应钦向吴敬恒解释“适可而止”的含义说：“至所谓适可而止者，盖本自卫限度，勿使事态扩大，而期得到各国同情，予暴日以悟境，稍戢凶锋，另图解决和平。”“兼之赣、鄂两方，为匪所牵制之部队在三十余师，且均较称精良者，一时俱难抽调。如事态扩大，势须强抽，剿赤措置是否不顾？此又一般人所熟虑者。” 《“九一八”——“一二八”上海军民抗日运动史料》，第276—277页。同日，何又致电蒋光鼐等：“严令南市守军不得有挑战行为。如日兵舰或军队未向我攻击时，不许发挥射击，避免南市糜烂为要。” 《何应钦致蒋光鼐等电》，《历史档案》1984年第4期。

十九路军总部据各方情报判断日军援沪的兵力约有二万人，但连日作战伤亡极大。13日晨日军强渡蕴藻浜，与我军激战，总部决定乘机消灭日军。下午3时总部发出命令，决定当晚全线转移攻势，一举歼灭日军。但该日蒋介石到浦口，召见罗文幹等指示：“沪事以十九路军保持十余日来之胜利，能趁此收手，避免再与决战为主。” 《“九一八”——“一二八”上海军民抗日运动史料》，第278页。何应钦致电十九路军解释道：“蒋介公之意，我军进攻，无论如何牺牲，亦不能达到任何目的。在全盘计划未定以前，仍取攻势防御为要。” 《“九一八”——“一二八”上海军民抗日运动史料》，第278—279页。结果我军丧失了攻敌时机。同日，汪精卫表示：“至于外交方面，中国此次有十分理由，可要求国际联盟、华盛顿九国公约、凯洛格非战公约签字各国干涉日本。” 《汪精卫之演说词》，《申报》1932年2月14日。

14日，何应钦致电吴铁城：“无如回顾国力，除财政问题外，抗日、剿赤两难兼顾。” 《“九一八”——“一二八”上海军民抗日运动史料》，第280页。其时第四军军长张发奎所部先头部队抵达湖南零陵，准备继续开往武汉增援上海。日方威胁日海军将开炮阻止张发奎军渡江。何应钦担心如此武汉“不免形成沪局第二”，商议结果“似以该部暂驻萍乡协同剿赤为宜。且抗日剿赤关系均重，即与该师为国效命之初衷亦仍不稍违也” 《“九一八”——“一二八”上海军民抗日运动史料》，第280页。。15日，汪精卫在徐州各界纪念周发表演讲称：“我们要预备长期的抵抗，同时也要尽力的交涉。” 汪精卫：《政府对日方针》，《革命文献》第36辑，第1570页。 “军事上要抵抗，外交上要交涉，不失领土，不丧主权，在最低限度之下，我们不退让；在最低限度之上，我们不唱高调，这便是我们共赴国难的方法。” 《汪在徐开外委会》，《申报》，1932年2月20日。

2月中旬，蒋介石返回南京，京沪卫戍公署向他提出让邻近上海的军队增援。蒋介石从兵力、运输角度论证日方之强、我方之弱，不肯增援。蒋对敌我形势的估计是没有根据的。淞沪抗战时，中国国防力量固然薄弱，但日本也没有做好全面侵华的准备，对上海的进攻带有局部性和试探性。从兵力上看，日本常备陆军有17个师团，二十六万余人何应钦：《关于日本军备之报告》（1931年11月21日），《革命文献》第35辑，第1255页。。而中国有一百多个师，二百余万兵力。国民政府如果有“攘外”的决心，是可以在上海制止日军扩大战火的。但它念念不忘“围剿”红军，不愿投入主力部队抗日。

就在我军在前线拼死打破日军“中央突破”计划之际，23日京沪卫戍公署参谋邓世增进见蒋介石，催速增援，而蒋却产生将我军撤退念头，说：“预算增援部队须在十日之后，希嘱蒋、蔡诸兄务照原定计划，迅在南翔之线赶筑工事，以期长久抵抗。至撤退时间，由蒋、蔡诸兄查看情形，自行决定。” 《邓参谋世增梗未电》（1932年2月23日），《淞沪战斗详报》，第162页。

上海我军总部考虑到日援军源源不断抵达上海，而我各方援军直到3月5日、6日才能到达，与其坐待败亡，不如乘机与敌决战，即使不能使战局好转，也可将日军主力第九师团击破，从而延长第二次会战的时间。是故25日晚9时，我军总部发出命令，决心破釜沉舟，以全军与日军决战。命令发出后，接蒋介石训令：“第二次决战之期，约在艳东各日（即2月29日和3月1日——引者），我军后方援队，全已运来前线，其他非到鱼日（即3月6日——引者）不能参加战斗。” 《绪编》（一），第462页。我军总部遂令停止出击。

十九路军自开战以来连续作战，兵力已损失一半以上；第五军经庙行、江湾会战后，人员损失四分之一以上，全军已陷于残破不堪的困境，而日援军大批抵沪，为保存战斗力，我军准备于27日晚撤至真如、刘家行、罗店之线。我军面临如此困境，国民政府不仅不积极调集援军，反而将抵达前线的援军分出他用。27日，陈铭枢致电汪精卫，询问：“上官云相师除调两营任黄渡工事外，忽奉令两团守镇江，一团守京，归谷正伦司令指挥，未审何故。戴岳独立旅已抵杭，鲁主席不愿调列参加作战，枢拟前往乞援。” 《十九路军抗日血战史》，第309页。 28日，陈铭枢两次致电汪精卫，对援兵不继表示无奈和不满，他说：“上官云相所部，弁髦命令，不愿赴援，枢病未愈，不能赴杭，戴旅赴援，当亦无望矣！”“前误于军政部之不调兵，兹又误于上官部之不愿作战，惟恃我孤军之决死耳！” 《十九路军抗日血战史》，第316页。

浏河的危急情况，十九路军是知道的，所以请军政部速派2个师驰援，但军政部置之不理。

3月，蒋介石致其兄介卿书，辩解他在此次淞沪抗战中并没有像人们所说的“袖乎（手）观变”或“调援不力” 《绪编》（一），第519—520页。。蒋的辩解是站不住脚的。一个多月间，日海陆空军不断增援上海。十九路军函电请援，国民政府调集援军不力。当时驻无锡、苏州一带的上官云相第四十七师，驻浙江的戴岳旅，驻江北的梁冠英第三十一军以及在杭州、赣东的蒋介石嫡系部队约六十个师的兵力，皆按兵不动，不予支援。就连留沪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也指责国民政府对日作战“事前缺乏准备，临时又无增援” 《二中全会电孔祥熙说明援沪经过》，《大公报》，1932年3月8日。。

淞沪抗战是十九路军自发抵抗引起的，南京国民政府迫于压力，对十九路军给予一定程度的支持，后又派第五军直接参战，从而使淞沪抗战成为第一次在中央政府领导和参与下进行的局部抗战。这与“九一八”事变后的绝对不抵抗主义是有区别的。但这并不表明国民政府对抗战的态度非常积极，也不表明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基本政策发生了变化。它指导淞沪抗战的方针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这个“两面”政策受到“安内攘外”基本政策的制约，并服务于该政策。所以国民政府倡导的“抵抗”，不是坚决、全面、积极的，而是消极、被动的，其基本意图是避免战事扩大，通过局部的、有限的抵抗，在抵抗中积极进行交涉，以争取一个较有利的条件实现妥协停战，然后转向“安内”工作。综观淞沪抗战的全过程，可看出国民政府对淞沪抗战的方针具有抵抗和妥协的双重性。当然，它的妥协退让有一定的限度。当日本态度强硬，超过国民政府妥协的最大限度，即危害到国民政府统治的根基时，它就以抵抗为主；反之，只要在限度以内，它总是力求妥协。

七全国人民及华侨对淞沪抗战的支持

在淞沪抗战中，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抗日救亡运动。

“一二八”事变爆发前夕，中共临时中央洞察日本帝国主义即将侵略上海，1月27日发出《中央紧急通知》，号召党组织动员无产阶级与一切劳苦群众给敌人的进攻以致命的打击，并号召上海工人群众实行总同盟罢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上海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90页。。2月2日，中共发表《关于上海事件的斗争纲领》，号召举行罢工、罢课、罢市、罢岗、罢操，“民众自动武装起来，驱逐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武装海陆空军出境！” 《“九一八”——“一二八”上海军民抗日运动史料》，第261页。

在上海的中共地下组织通过工会、学生会和其他群众组织，积极支持十九路军的抗战。他们通过各社会组织募集前线急需的交通工具、通信器材、工事物资、医药用品等。他们还组织郊区人民分区炊制和输送前线战士每天的两顿伙食。总工会动员募集了几万只空烟罐，赶制“土炸弹”运往前线。

1月30日，中共领导的上海各厂工人举行代表大会，决定自31日起全市工人开始总同盟罢工，并建立上海各厂工人抗日总同盟罢工委员会。加入罢工委员会的有同兴、喜和、日华、公大等三十余厂。中共领导的上海民众反日联合会（简称“民反”）积极支持淞沪抗战。1月31日，“民反”召集有5000人参加的市民大会，决议自即日起开始总同盟罢工，组织工兵代表会议。“民反”义勇军在上海市大约有二三千基本群众，以闸北、沪西、沪东、浦东四个区受党团影响较大的工厂为主。

“一二八”事变发生时，中共临时中央处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统治之下，产生了一些错误认识，如强调在反对日本侵略的同时，必须进行推翻国民党的斗争；将国民党内反蒋派别视为“反革命的在野派别”，必须打倒；否认中间营垒的存在，否认中间阶级的抗日要求，主张以主要力量进行打击。这些错误认识在淞沪抗战中导致了一些错误行为。

中共临时中央对待蒋光鼐、蔡廷锴等爱国将领的态度和对十九路军的分析是完全错误的。临时中央领导人认为蒋、蔡的抗日行动是为了骗取“民族英雄”的荣衔和民众的捐款《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第105—106页。，是“弄各色各样的把戏来愚弄劳苦群众，消灭他们的革命行动，以便进一步的出卖中国” 《中国共产党中央为上海事变第二次宣言》（1932年1月3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第56页。；十九路军将领是反动的、反革命的“抗日军阀” 洛甫：《上海事变与中国的统治阶级》，《斗争》第3期，1932年2月9日。。提出党的策略是“拥护士兵自动抗日的斗争，而反对他们的长官，利用一切机会揭破这些长官的欺骗”；号召革命的士兵与民众联合起来，把军阀的武装变为民众的武装，甚至认为“要作战胜利必须杀掉他们反动的长官” 洛甫：《士兵的反日战争与我们的策略》，《斗争》第2期，1932年1月31日。。这些宣传损伤了共产党的形象，为国民党的攻击留下了把柄。

就在淞沪抗战方酣之际，江西中央红军猛攻赣州，牵制了一部分国民党军队援沪作战，蔡廷锴甚表不满地说：“此次我军与暴日在淞沪激战最烈时，江西的赤匪不特不能为国难所激醒以合力御外，反乘机猛攻赣州，企图夺取赣南重要城市，以捣乱我后方，这种行为，不啻为暴日张目。” 《蔡军长对官兵训话》，《大公报》1932年5月5日。这也为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提供了口实。

中共临时中央还作出了一些脱离实际的决定。2月11日，中共中央在致上海反帝大同盟党团的一封信中说：“目前反日反帝运动的一切宣传及行动，必须与武装拥护苏联，反对世界大战，拥护红军、苏维埃等更紧紧地适合地联系起来。” 《“九一八”——“一二八”上海军民抗日运动史料》，第264页。 2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一二八”事变的决议，主张由武装的工农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十九路军士兵追击到租界内，消灭日军的根据地《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第105—106页。。

上述这些错误有相当一部分在实际斗争中得到贯彻，如左倾领导人计划趁十九路军和第五军3月1日撤离第一道防线之际，翌日发动武装暴动，占领闸北，结果遭到国民党当局的镇压，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一二八”抗战得到了上海各界人士的热烈支持。著名爱国人士宋庆龄和何香凝挺身而出，声援抗战。她们不仅发动和联络海内外力量支援淞沪抗战，而且亲赴前线慰问抗日将士。1月30日上午，宋庆龄和何香凝冒着风雪到真如慰问前线将士。在她们的主持和组织下，仅一天时间就筹设了几十个伤兵医院。何香凝见官兵在大雪天只穿单、夹衣各一套，回沪后立即发动捐制棉衣运动，五天内制成全新棉衣裤三万多套，运给全体官兵穿用。何香凝还组织国难妇女救护训练班赴前线救护伤员。2月6日，宋庆龄到十九路军军部慰问。12日，宋庆龄不惧猛烈的炮火和炸弹的危险，赴吴淞前线，在翁照垣和区寿年的陪同下视察、慰劳将士。

上海各界群众汇入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洪流中。陈铭枢说：“上海孤军抗战之能维持到三十天，固然是为了士兵的勇敢，而尤其重要的原因却是民众的实力上与经济上的援助。” 陈铭枢：《十九路军抗日血战史·序》，第2页。翁照垣说：“这次的抗战，所表现的完全是民众的力量；是民众的力量，借着军队的武器去表现，这是我们认识得非常清楚的。” 《淞沪血战回忆录》，第6页。

1月25日，上海市民临时代表大会发表宣言，表示：“我上海市民，断不丧失毫末，对于抗日救国之运动，誓必直【再】接再励。”并致电南京国民政府，内称：“对于暴日之此种足以亡我中华民国之无理要求，迅行训令上海市政府，予以严词驳复，并决定武力与之周旋，全沪市民甘为后盾。” 《淞沪抗日画史》，第20页。

上海民众一致援助十九路军。上海市民救国联合会义勇军2月2日开赴前线。5日，上海市民联合会致电国民政府，呼吁支援上海军民抗战。17日，该会发表郑重宣言，坚决表示拥护十九路军抗日到底。18日，由上海81个民众团体组成的各团体救国联合会召集全体理事大会，决议派代表北上，敦促张学良带兵出关收复失地；募集上海一个月房租作为救国捐。参加中华国民救国会组织的义勇军，称为国民救国军，约有五千余人，分驻闸北太阳庙、引翔港、宝山路一带，与日军激战数次，颇占优势。由翁照垣旅长指挥的上海市民义勇军，有的在前线奋勇杀敌，有的积极做好战地勤务工作。上海卡车司机胡阿毛，在被日军强迫运输的途中，开足马力将所载的一车日军和武器弹药驶入黄浦江中，与敌人同归于尽。

上海工人阶级站在抗日的前列。1月30日，上海市总工会发布罢工通告。总工会还组织义勇军、救护队、消防队，通令各工会尽力劝募慰问十九路军的物品。上海市总工会义勇军二千余人在李永祥和朱学范的率领下，开赴前线作战。2月1日，在华日本商轮上的中国工人罢工，使日本船舶开不进黄浦江。上海水木业义勇军五百余人5日出发，先在闸北中兴路、大统路与十九路军一起担任运输和建筑工作，11日正式赴前线与日军作战。日兵运输需用卡车和驳船，无法找到中国工人，日人只得用巨金贿通上海某外人洋行，租用大卡车十余辆和驳船二十余只，往来吴淞、杨树浦一带，装运士兵及军火。2月10日该外人以每日五元的工资代雇上海驳船小工300人，派作运兵之用，当即被上海工人拒绝。外人又出巨金雇佣汽车夫数十人，派充往来淞沪之用，也被上海车夫拒绝。上海马迪汽车公司修理部工人要求厂主拒绝修理日军一切车辆，决心不达目的不复工。罢工后赶往我军后方办事处义务修车。

上海工商界发动罢市，捐献财物，维持社会秩序。1月29日，上海市商会宣布“日兵犯境，罢市御侮”。30日，上海市商会通告罢市，下午3时全市实现罢市。商会并发布公告，向社会各界征集慰问十九路军的物品和现金。31日自早至晚，前往香港路四号银行公会市商会办事处捐献物品和现金的人络绎不绝。2月1日，申报馆爱国人士史量才和上海实业界、银行界人士王晓籁、虞洽卿及张啸林、杜月笙等人发起成立上海地方维持会，专职维持商业秩序，调剂金融，接济难民的事务。4日，该会致电政府，请求援助十九路军。自2月3日至5月31日，该会共募得慰问十九路军的大洋二十七万余元。2月5日，上海市商会会长王晓籁到真如十九路军指挥部慰问，将随来的二百多名童子军交给十九路军使用。8日，永安公司派人向十九路军送去大量的白兰地和六十年陈酒。

上海文化界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上海作家2月8日成立中国著作家抗日会。9日下午该会举行第一次执行委员会会议，到会者有戈公振、王礼锡、胡秋原、陈望道、严灵峰、丁玲等人。会议决定设立经济委员会、民众委员会、编辑委员会和国际宣传委员会。经济委员会用募捐的钱购买军需物资，与各民众抗日团体捐募的物资一起，每日用汽车运往前线。民众委员会委员每日轮流随车到前线战壕里，边送物资边向战士宣传鼓励，并将宣传抗日的唱片带到前线。宣传委员会动员全体会员在各种报纸杂志上发表抗日文章，号召全国民众支援十九路军抗战。2月23日，上海文化界反帝抗日联盟举行盟员大会，丁玲等四十余人出席会议，决定扩大组织，发表宣言，发动盟员赴前线慰问杀敌将士。

上海新闻界爱国人士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发挥了号角作用。邹韬奋以《生活》周刊为阵地，积极进行抗日宣传。史量才主持的《申报》也发表了大量抗日的言论。

上海学界也积极行动起来。1月31日，上海各大学教授抗日救国会联合国难救济会，购买食品犒劳十九路军。2月1日，上海各大学抗日救国会发表声援十九路军抗战的通电。上海中央大学医学院、震旦大学医学院及中法药科学院等校学生2日成立“上海各医药学院抗日战地医事联合会”，共有会员180人，3日开赴前线从事救护工作。上海各大学学生义勇军十九路军随营训练班不仅在前线奋勇杀敌，而且做好战地勤务工作。

在淞沪抗战中佛教组织也显示了爱国心。上海市佛教会组织上海各寺院收容难民，筹款慰劳伤兵，并组织救护队赴前线工作。

淞沪抗战爆发后，全国人民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支援抗战活动，或集会游行，发表通电；或捐款捐物，抗日宣传；或组织义勇军、救护队、敢死队；或直接参战，以身报国。

南京中央大学学生数百人赴国民政府请愿，要求调兵援助十九路军。该校义勇军五十余人赴沪抗日。南京工界抗日救国会及工界国民救国会促进会联席会议议决电慰十九路军奋勇杀敌。南京各界抗日会议决定募集物品慰劳十九路军，通电全国主张对日绝交，并要求政府准许民众组织义勇军。北平学生抗日联合会决定电慰十九路军，致电国民政府调劲旅援沪。京剧艺人梅兰芳在北平开明戏院义演三天，所得收入全部寄往上海作为伤兵医院经费。南京中央大学铁血义勇军、西南在野军人抗日救国北上敢死团、四川敢死队等在翁照垣的指挥下，分别担任战地勤务、后方宣传、建筑防御工事、直接参战等任务。湖南省各界在长沙召开有十万人参加的抗日示威大会。津浦铁路工人组织义勇军。冀南豫北人民三万余人组织救国军。华北妇女抗日救护队在北平成立。东北冯庸大学义勇军三个中队由校长冯庸率领，投入前线工作。徐州学生抗日救国会派代表三十余人赴徐州北站向汪精卫请愿，要求国民政府对日绝交；援助十九路军；维护爱国运动。广州市民召开救国大会。中国红十字会张家口分会救护队队长王志谦带领救护员27人赶赴前线。粤商陈炳谦捐款一万元，粤银公会汇款十万元，慰问十九路军。

海外华侨也表现了高度的爱国精神。为支援淞沪抗战，有的写信，有的打电报，有的寄钱，有的寄衣服食物，慰问抗日将士。“战争爆发以后，全国各省的民众无论男女老少，都捐出了很多现金；尤其是遍布全世界各国的华侨，更为踊跃捐输。据总指挥部的报告，收到各处捐款，差不多有三千多万元之巨” 《十九路军兴亡史》，第77页。。有些华侨还亲赴前线，直接参加战地服务工作。1932年2月3日，约二百人的华侨义勇队抵达前方，积极协助十九路军军医处救护伤兵。

国际友人对中国的抗战也给予支持。美国飞行员萧特（Robert Short）志愿帮助中国空军打击日机的嚣张气焰。2月20日，他驾驶波音二一八型驱逐机从虹桥机场转场南京，在龙华上空遭遇所茂八郎等驾驶的三架三式舰战机。经过20分钟激战、萧特击落所茂八郎战机，并击伤另一僚机。22日，萧特与我大队飞机同时出发，由南京飞往杭州，因偶失联络，下午4时20分在苏州上空遇轰炸苏州的日机六架，即以一挡六，与之战斗，打死日飞行员小谷大尉，击落一架日机；萧特也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感动了美国著名记者斯诺，他说：“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中国的群众表现出西方所了解的爱国主义。人民大众崇拜这些敢于笑对死亡的南方青年士兵。……在上海从来没有一支军队这样得到全心全意的支持。” 《斯诺文集》第3集，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364页。

第四节英美等国的调停及上海停战谈判

一英美等国的调停

上海是列强在华利益集中的地方。1931年外国在华投资总额的34.3%集中在上海，约占直接企业投资的二分之一。其中集中了英国在华投资总额的约80%、美国的约60%。日本的进攻对由国联盟约、非战公约、九国公约构成的远东国际新秩序提出挑战，并直接威胁着西方列强在华的经济利益和侨民生命安全，因此对英、美触动很大。英国政府对于中日纠纷的态度是：与各国共同拥护国联权威；自始即调解中日纠纷；保护英国在华利益，制止战争和流血铁：《沪战与英美态度》，《清华周刊》第37卷第2期，1932年3月5日。。美国的政策是：应尽量避免上海公共租界卷入中日之间的冲突；在与各国使节和中日官方代表会谈时，将持公正的立场；保护美国人的合法权利，致力帮助冲突的各方尽快达成谅解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32, Vol. 3（以下简称FRUS, 1932, Vol. 3），Washington,1948, pp. 120-121. 。

美、英等国对日本采取了较“九一八”事变远为强硬的态度。1月27日，美国对日本可能在上海诉诸武力提出警告。28日，美国驻日大使福布斯（W. R. Forbes）会见日外相芳泽，要求日本不要在上海采取侵犯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的权益、财产和生命的行动 U. S .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Papers Relating to Japan: 1931-1941, Vol.1（以下简称FRUS, 1931-1941, Vol.1），Washington,1943, pp.162-163. 。29日，美国国务卿史汀生通过福布斯照会日本政府，指责日军进攻上海的中国居民区和商业区，“这极大地破坏了整个上海港的和平，妨碍了这个港口的商业活动，严重威胁着公共租界的安全”，要求日方立即停止在上海使用武力 FRUS,1931-1941, Vol.1, p.165. 。同日，英国外交大臣西蒙（John Simon）训令英国驻日大使，就日本发动上海事变提出强烈抗议，要求日本政府限制日军的行动。30日，史汀生召见日本驻美大使出渊胜次，表示日本进攻上海已引起爆炸性局面，责任在日本方面，日本不得利用租界作为进攻中国军队的基地 FRUS,1931-1941, Vol.1, p.167. 。

为向日本显示大国在远东的力量存在，英、美向上海增兵。1月30日英国取消远东军队的返回令，使驻沪英军人数达到2800人，黄浦江中的英国军舰终日升火，处于战备状态。2月2日，英国一万吨级的巡洋舰“肯特号”从马尼拉启程驶往上海。迄至2月4日，英国在上海的陆海军总兵力达6600人。1月30日，美国驻马尼拉的亚细亚舰队开赴上海。31日，美国海军又派两艘驱逐舰分别抵达南京和芜湖。2月2日，驻马尼拉的美国陆军第三十一联队约一千二百人乘军舰赴沪。当然，英、美炫耀武力并不是要直接帮助中国抵抗日本的侵略，而是要日本尽快回到谈判桌上来，促成中日停战，避免在西方列强有重大利益的上海和长江流域燃起更大的战火。为此，它们在中日之间积极展开调停活动。

29日，英、美进行第一次调停。英国驻沪总领事白利南（J. F. Brenan）和美国总领事克宁翰（E. S. Cunningham）共同提出停战建议，日中两军间达成了晚8时停止战斗的协定。31日，英、美进行第二次调停。英、美驻沪总领事约中日当局在上海英国总领事馆会晤，磋商避免战祸办法。上海公共租界英军司令弗列明（George Fleming）少将在会上提出：日军退至1月28日以前的状态，中国军队也退至安全地带，设立由中立国军队保护的中立区 FRUS,1931-1941, Vol. 1, p.172. 。“盐泽司令官认为这意味着让租界以外的侨民也要撤退，遂当场表示拒绝” 日本防卫厅研究所战史室：《日本海军在中国的作战》，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20页。。“日领仍以保侨托词，英领反诘颇厉，谓欲保侨而引起战祸，有战祸而侨愈不保，盐泽颇窘，但谓此事须请示日政府，约以3日为期，在此时期内，双方暂缓进攻” 《“九一八”——“一二八”上海军民抗日运动史料》，第210页。。2月1日，英、美驻日大使强烈要求日本政府接受弗列明的调停建议。2日下午，村井通知上海市政府：日本政府不同意英国的调停办法。

同日，西方大国进行第三次调停。英、美、法、意等国对中日双方提出停战办法五项：“（一）双方立即停止各种暴力行动；（二）双方勿再作动员或准备任何敌对行为；（三）在沪中日作战人员，退出彼此作战地点；（四）设立中立区域，分离双方作战人员以保护公共租界，该项区域由中立国军警驻防，各种办法由领事团拟定；（五）两国一经接受该项条件，不先提出要求或保留，即根据非战公约及十二月九日国联决议案之精神，在中立国观察者或参与者协助之下，迅速进行商议，以解决一切悬案。”国民政府4日照会各国，表示完全接受，仅请将“中立区域”字样改为“和平区域”，“中立国”改为“第三国”，并希望第三国不仅观察而且参与谈判《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第599页。。日本政府答复道，对于一、三、四各项可以接受，不接受二、五项。并声明上海事件与“满洲”事件不能混为一谈《申报》，1932年2月6日。。“日本政府不接受中立国观察员或人士帮助解决满洲问题” FRU S,1931-1941, Vol.1, p.180. 。英国外相西蒙得到日军大量增援上海的消息，立即电请史汀生将停战办法第五条改为只限于上海，不涉及东三省。史汀生不同意。

2月6日，英国驻华舰队司令凯莱表示愿意出面调停，并提出中日停战及划定和平区等办法：日军撤回1月28日原防，中国军队撤出闸北和宝山，退出的区域由中立国军队驻防 Butler, Rohan ed.: Documents on British Foreign Policy,1919-1939（以下简称DBFP），Series 2, Vol.9, London,1965, p.570. 。英方调解方案的重点在于上海租界的安全。7日，凯莱乘旗舰“肯特号”开进上海港，立即向盐泽和中方探询停战意向。盐泽告诉凯莱：如果中国军队撤退20英里，他才会将日军撤至虹口 FRU S,1931-1941, Vol.1, P.191. 。重光葵拒绝凯莱的方案，坚持要中国军队先退出闸北。中国政府认为凯莱方案“大体公允”，就在凯莱提案的翌日，汪精卫发表谈话，表示“大体接受” 《汪兆铭就对日政策发表谈话》，1932年2月7日，《国闻周报》第9卷第7期。。但由于日本的拒绝，调停没有结果。8日，中国报纸披露日本要求在上海、汉口、天津、广州、青岛各大通商口岸划一个宽15至20英里的非驻兵区《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罗文幹对于日本侵略上海发表谈话》，《国闻周报》第9卷第7期。。这增加了国民政府在上海对日退让的难度。

8日，英领事偕凯莱访晤重光葵。重光葵自恃日援军第二十四混成旅团已抵沪，态度强硬起来，要求中国军队撤退15至20英里方可停战。9日，凯莱和野村在“肯特号”舰上会谈。野村表示日军“正如贵长官所说，对以铁路沿线为界大体上没有异议，但不可能撤至新公园附近。闸北的中国军队应撤到安全距离以外” 《满洲事变》，第395页。。

10日法国公使韦尔顿（H. A. Wilden）由南京抵沪。12日英国公使蓝普森（M. W. Lampson）和美国公使詹森（N. T. Johnson）也来到上海，各以私人资格进行调停活动。蓝普森联合美、法公使提议：华军应自动先退出上海市所管辖的区域，然后日军可退到公共租界及虹口一带《顾维钧致罗文幹电》（1932年2月12日），《革命文献》第36辑，第1537页。。下午6时，宋子文、顾维钧、郭泰祺和吴铁城先后往访英、美公使，詹森“所谈不多，彼且无确实具体意见”。蓝普森“所提之案，我军由吴淞、闸北沿京沪路撤退至真如站以西，换言之，上海市区域皆不驻兵，主张全由警察负治安之责。吴淞方面，日军亦撤退回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原防位置” 《上海市政府致何应钦等电》，《历史档案》1984年第4期。。在沪的外交委员会委员认为，蓝普森提案是一个“抑我就日之案，我方绝无考虑接受之余地” 《吴铁城致罗文幹电》，《革命文献》第36辑，第1450—1451页。。12日晚，三国公使邀请意大利代办齐亚诺参加会议，一同协商停战意见。会议决定以2日各国对中日所提五条办法为基础，特别注意中日两军间设中立区域这一点。13日，郭泰祺告诉蓝普森，中方原则上主动先撤军，但问题是撤退到什么距离？由谁担保日本撤军和日军不占领中国军队撤退的地区。 DBFP, Series 2, Vol.9, p.575. 14日，英、美、法公使及意代办与重光葵接洽。重光葵态度强硬，表示十九路军必须先行退出吴淞、闸北，再举行谈判，否则至少亦须日军占领吴淞后，始有和解可能。各公使提出折中办法，主张中日军队同时撤退，中国军队退离租界五英里，日军退入租界内，中立区域由中国警察维持秩序。日方对此表示拒绝。第五军增援后，中方态度也变得强硬，不打算撤军。

日本拒绝英、美等大国的停战提议，并对上海发起大规模的进攻，致使上海战火愈燃愈大。鉴于形势的发展，国联行政院不得不进一步采取强硬态度。16日，除中日之外的国联理事会十二位理事向日本送交一份紧急警告书，提醒其所负国联盟约第十条规定的责任，即“凡轻视第十条之规定，蹂躏联合会会员领土完整及变更其政治独立之举动，联合会各会员均不能认为有效”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第605页。。

日本完全置国联的紧急警告书于不顾。18日上午9时，淞沪警备司令部参谋长张襄应蓝普森的邀请，在英领事馆与日军参谋长田代皖一郎会谈。双方对于各自军队撤退的远近意见不一。日方要求中国军队撤退地区永久非军事化，永远撤除吴淞、宝山炮台装备。中方虽愿在两军之间开辟一个非军事区，但表示决不放弃吴淞。 DBFP, Series 2, Vol.9, p.582. 日本代表态度强硬，要求中方将吴淞、闸北军队撤退20公里，被严辞拒绝，谈判破裂。田代谓日方所提条件将于晚上9时左右用书面通知，希望中国急速答复。是晚8时40分，植田谦吉向蔡廷锴发出最后通牒，同时村井也向吴铁城发出同样通牒，要求中国军队在20日7时前从前线撤退。国民政府认为“日本之无理要求，甚至有吴淞炮台不得重新设备，是直以庚子各国对于大沽炮台前例相加，故中国当然不能接受” 《中央国府扩大纪念周》，《申报》，1932年3月2日。。

此前12日，中国代表依据盟约第十五条第九款，请求召集国联特别大会处理中日纠纷。国联理事会不顾日本代表的极力反对，20日决定将中日冲突移交国联大会处理；3月3日为大会开会日期。23日，美国国务卿史汀生以给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波拉（William E. Borah）信的形式，申述维护中国门户开放政策及九国公约、非战公约的重要性，重申“不承认主义”立场，表示美国政府“不能承认任何影响我们政府及人民在华权利的任何局势，或任何该两国所订立的违反此等公约条款的条约或协定”。他希望“世界其他各国政府能作一个类似的决定”，在法律上否认“以压力或破坏条约的方法所获得的任何名义或权利之合法性……使中国被剥夺的权利及名义得以回复” FRUS,1931-1941, Vol. 1, p.87. 。24日，美国政府将这封信转交给国联秘书长、中日两国政府及英法等国。同时，美国政府还决定派代表出席即将召开的讨论中日问题的国联特别大会，希望促成中日双方的停战谈判，尽早结束上海战争。但另一方面，就在日本准备加派第十一、第十四两个师团援沪时，史汀生又对日本驻美大使出渊表示，美国政府不鼓励制裁日本的行动 FRU-S,1931-1941, Vol.1, p.202. 。

28日晚，中国外交代表顾维钧应凯莱之请，偕军事当局代表到英舰“肯特号”，与日海军司令野村及日首相私人代表松冈洋右会晤，由凯莱居间调停，磋商三小时。最后商定五点：“（一）双方同时撤兵；（二）日本不提议永久撤除吴淞或狮子林炮台之问题；（三）中日合组委员会，邀第三国视察员参加，监视双方撤兵；（四）撤退区域由中国继续行使警察行政权；（五）中国军队退至真如，日本军队退至公共租界及越界筑路地段；完竣后，中国军队退至南翔，日本军队退回舰上。” 《淞沪抗日画史》，第14页。又商议如中日政府对此赞同，即由双方外交、军事代表举行正式会谈，签订协议。29日，中国代表通知凯莱，中国政府答复赞同，并请其转达日本当局，倘日本政府也同样赞同，则可立即举行停战会议。

英、法公使28日、29日先后到达南京，与中国外交、军事当局磋商初步停战办法。其要点为：“（一）中日战事应于相约日期同时停止；（二）双方停战后，中国军队撤退十华里，日本主要部队全体退至安全地带，其程序当与中国军队相距二十至三十华里；（三）双方撤退时，由第三国派员分别监视，撤退之阵地亦由第三国派队驻守，此项部队待中日双方开始交涉时撤退。” 《淞沪抗日画史》，第14页。 29日，国联理事会举行公开会议，决定解决上海问题的根本原则：在各国驻上海文武官员的帮助下，迅速缔结有关停战的地方性协定，然后由在上海有特殊利益的各国代表召开圆桌会议，就公共租界、法租界及居民的安全保证措施和为解决其他问题而进行协商。日本驻国联代表佐藤对此表示接受。但日军又对上海展开新一轮的大规模的进攻。中国政府认为日本“即不欲停战，则上海国际会议无从开会，此种策略显欲一面在国际制造有利之空气，一面仍实行武力侵略政策”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第602页。。

3月1日英、法公使离京来沪，携带其方案准备与中日军政当局接洽，而此时中国军队已开始退守第二道防线。2日晚9时，日本发出停战复文，并向中方提出所谓立即停止敌对行为的四项基本条件，由凯莱转交郭泰祺，其条件大意为：“（一）倘中国保证将其军队由上海撤退至若干之距离（距离由中日当局决定），则日本允停战若干时（时期由中日当局议定），在未续有办法以前，中日军队各守原防，关于停战细目，由中日军事当局商定。（二）在停战期内，中日在上海开圆桌会议，由各关系国代表参加讨论，以其对于左段所开中日军队撤退方法，连同恢复并维持上海及附近之和平与秩序办法，以及保障上海公共租界、法租界并界内外人生命财产及利益，得一协定；（三）撤兵（连便衣队在内）应由中国军队开始撤退，至一指定之距离：俟中国军队撤退查明属实后，日本军队即撤至上海及吴淞区域，可一俟平常状态恢复后，日本军队再由上海及吴淞区域内撤退；（四）倘有一方破坏停战条件，他方应有行动之自由；又第一段所开议定之停战期满时，双方均得自由行动。” 《日本复文内容》，《申报》，1932年3月4日。中国当局认为此四项条件与2月28日议定的五点相去甚远。郭泰祺发表谈话称：中国政府拒绝日方四项条件，中国竭力保护外侨的生命和财产安全，“若圆桌会议系为安全问题而召集，则此种会议实无召集之需要” 《中央日报》，1932年3月6日。。3日晨，日军向中国军队发起攻击。

美国政府支持中国的立场，认为日本2日、3日对上海的进攻表明日本缺乏和平解决上海问题的诚意。3日，史汀生召见日本大使出渊，指责日本一面接受国联2月29日的决议，一面继续扩大军事行动的做法，表示美国代表暂时不会出席在上海召开的以牺牲中国利益为代价扩大外国权益的圆桌会议 FRUS,1931-1941, Vol.1, p.206. 。

二《淞沪停战协定》的签订

日本认为中国军队后撤，日本出兵的目的即将达到，但日军正在追击中国军队，担心国联要对日本发起制裁。因此，在国联特别大会开会前夕，3日下午2时，日本发布停战命令。4日，国联特别大会通过关于在上海切实停战、缔结协定及日军撤退的决议。

11日国联大会再次通过决议，重申国际联盟的有关规定，再次强调各会员国领土完整、政治独立的原则，重申3月4日的决议；大会还决定由十九国组成远东委员会解决上海停战问题，并至迟于5月1日前向大会提出第一次报告书。史汀生支持国联大会采取的行动，并训令詹森和克宁翰参加上海和谈。

日本发动淞沪战争的重要目的之一是为了转移国际社会对其侵略中国东北和成立伪满洲国的关注，而3月1日伪满洲国已成立（详下）。要从上海着手对中国进行长期并且必然演变成全面的战争，日本当时还没有作好各方面的准备。这样，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日本不得不坐到谈判桌前，同中国进行以停战和撤军为主的外交交涉。

通过蓝普森等的积极调停，3月14日，重光葵在英国驻上海总领事馆与郭泰祺举行第一次非正式会谈。经过一番争论，决定了作为以后谈判基础的停战撤军三原则：中国军队留驻现在位置，以待签订协定时为止；日本军队撤退至公共租界及虹口、越界筑路地带，一如1月28日事变前的状态。但考虑到容纳的日军人数，部分日军可暂驻于上述区域的毗连地带；由中立国人士组成的联合委员会证明双方的撤军 FRUS,1932, Vol. 3, pp.584-585. 。

19日中日举行第二次非正式会谈，“确定停止中日军队敌对行为，并将日军撤退，而屏弃一切有政治性质之事项。至维持上海租界附近撤退区域内治安，由中国自动宣言，调遣特别保安队来沪，在日军撤退区域内服务”；日军暂驻于公共租界及虹口、越界筑路毗连地方《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第628页。。21日中日代表在各国公使的协助下举行第三次非正式会谈，确定了19日提出的停战撤兵三项原则，并议定从23日起在英国领事馆召开正式停战会议。

停战会议延期于24日在上海英国领事馆正式举行，中方首席代表为外交次长郭泰祺，另有军事代表淞沪警备司令戴戟和十九路军参谋长黄强。日方首席代表为日军第九师团长植田谦吉，另有军事代表陆军参谋长田代皖一郎和海军参谋长岛田繁太郎。英、美、法公使和意代办也参加了会议。会议开始后，植田提出以日本22日另拟的草案为基础进行讨论《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1931—1945）》，第55—56页。。郭泰祺表示会谈应以已确定的停战谈判原则为讨论的根据，日方新提案既不符合会议程序，且含有政治性质，“既与停战无关之新事物甚多，决不能作为今日讨论之根据”。虽然中方对日草案持有异议，但还是勉强同意以日方草案为基础进行谈判。首先讨论第一条，戴戟表示“取缔便衣队及停止一切刺激民众心理之行为等事均有政治性质”，不能讨论。双方对此辩论多时，但便衣队问题仍未解决，遂予搁置。继之讨论日方草案第二条“中国军队在以后另有规定前应留驻于现在驻扎地点”，郭泰祺认为这是对中国军队在中国领土内调动的限制，事关中国主权问题，应修改为“待至常态恢复”。植田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1931—1945）》，第610—611页。。

25日，停战会议继续举行。讨论日草案第二条中“在以后另有规定”字样，双方争论甚久。蓝普森拟出声明：“不言而喻，本协议并不含有对中国军队在中国领土上自由调动有任何长期限制之意。”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第612页。鉴于美、英公使的意见与中方大致接近，郭泰祺答应保留考虑后再议。随后中方说明中国军队驻防地点为：由安亭经蓬阆镇、袁家渡、沙溪、支塘镇、珍门庙，至唐方桥为止。这表明双方就日草案附件一达成了具体协议，此即停战协定附件第一号。接着讨论日草案第三条。植田就中方特别关注的日军撤退时间和撤退区域提出道：协定签字后一星期内日军开始向第二道防线撤退，须六个星期才能撤完；由第二道防线撤退至公共租界及虹口、越界筑路地带，须视情况而定，不能指定时间。至于撤退区域，分为两个地带：（一）前线至公共租界及越界筑路毗连地点；（二）毗连地点至公共租界及越界筑路地段，俟日期确定再行宣布。也就是说，日方打算分两步、两个区域撤军。本来在中日第一、二次非正式会谈中，双方已商定，日军撤退时尽量一步到位，撤至公共租界及越界筑路，如人数实在太多，可允许一部分暂住在公共租界及越界筑路的毗连地带。显然，日方违背了自己的承诺。中方对此当然表示反对，认为协定签字后一星期内撤兵太迟，六个星期撤至第二道防线时间太长，劝日方缩短期限《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第612—613页。。日方提议的第二道防线即公共租界及越界筑路的毗连地带指真如、大场、杨行、狮子林一线。中方坚决反对，认为范围过大。

关于日军撤退区域，“日本陆军主张现在占领地区的大部分、上海、吴淞地区当然在内，连离上海很远的松江也作为占领地不准中国军队进驻。另一方面，海军以保障通到上海的水路安全需要为理由，坚持中国军队须从黄浦江入口的南岸及上海的黄浦江对岸的广大地区撤退”。中方坚持“如果日本不缩短迄今为止的占领地区，就不停战” 《重光葵外交回忆录》，第96—97页。。英、美等国代表认为中国军队将来不能进驻的地区，如果只是上海租界及与租界直接接触且有重要设施的地区，尚无妨碍，日军要维持现在的战线是不妥当的。为此，25日停战会议决定由中国代表黄强和日本代表田代另组军事小组委员会，讨论中国军队驻扎地点和日军撤退区域问题。

在26日的会谈中，中日双方均对日草案第四条及其附件关于共同委员会的组成及任务表示同意。对于第五条，郭泰祺认为日草案中已规定当日军撤退遇疑问发生时，由友邦代表查明，无须用飞机侦察。对于第六条，认为此时既已停战，“防止毁约，实为过虑”，没有讨论的必要《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第615页。。蓝普森也认为应将此条删去。日方不再坚持。最后讨论日草案第七条，日方主张停战协定中、日文并用。郭泰祺主张用中、日、英三种文字。英、法、美代表对此赞同，日方最后也表示同意。同日上午军事小组委员会讨论日军撤退区域问题，“日将狮子林、杨行、大场、真如之线放弃，提出吴淞、江湾、闸北、引翔乡四区为暂驻地”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第615页。。我方拒绝，坚持停战原则第二项，认为吴淞、江湾、闸北等处范围太大，非租界毗连地段，故不能同意《停战协定要点待商》，《申报》1932年3月27日。。日方则坚持分两步撤军至公共租界及越界筑路地带。下午讨论时，日方放弃昆山、吴淞炮台区域，只要吴淞镇、张华浜一带，至江湾、闸北则保留再议。引翔乡毗连租界，为日军飞机场所在地，力主非暂驻该地不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第616页。。随后日方允诺日军从前线撤至公共租界及越界筑路毗连的时间从六周缩短为四周。

至26日，会谈取得的成果为：将日草案第一条具体化为停战协定附件第一号；同意日草案第三条为停战协定第三条；同意日草案第四条为停战协定第四条；删除日草案第五和第六条；同意日草案第七条，改为停战协定第五条。

28日，停战会议继续召开。讨论撤兵期限问题，郭泰棋主张日军应在一定期限内完全撤退，恢复1月28日以前的状态。日方重申第一步退至租界附近，原则上可定期限，至于第二步从租界及越界筑路毗连地区退至租界及越界筑路地段，则不能规定期限，须视地方情势而定，并谓日机可自由侦察中国军队防线。中方认为这将侵犯中国领空权，不能接受。29日，在讨论第一条有关便衣队问题时，中方坚决要求删除关于“便衣队”的规定，结果依蓝普森提议改为“停止一切及各种敌对行为”。关于撤退时间问题，植田谓日军“撤退时间须视撤退地点而定，现地点在小组委员会讨论尚无决定，故已允之四星期亦须加以保留” 《“一二八”战役中日停战谈判纪录（上）》，《民国档案》1991年第1期。。

30日，军事小组委员会继续讨论日军撤退地点问题。日方提出四个地点：闸北方面，为日本公墓至六三花园一带；江湾方面，为万国体育场一带；引翔方面，为杨树浦及其以东远东运动场一带；吴淞方面，为吴淞镇至蕴藻浜、张华浜一带。四处各自分立，不相连接，至于距离若干，驻兵若干，按照地图均有详细规定，另要求于京沪、沪杭两铁路交叉处潭子湾、叉袋角一带驻兵。中方对此坚决拒绝，要求日方考虑江湾跑马厅以东、杨树浦以外、闸北区铁路以东、蕴藻浜以南及铁路以东等地为撤退地点。

31日，停战会议首先通过协定第二条，规定中国军队暂驻现在防线，以待将来解决。但附加一项中方的声明：“本条不能限制中国政府关于其军队自由行动之永久职权。” 《淞沪抗日画史》，第15页。随后讨论日军撤退区域和期限时，中方表示：日方要求的撤退区域过大，且撤退无定期。日方代表则坚持视地方秩序完全恢复之后决定撤兵日期。郭泰祺“即以公共租界与法租界之取消戒严为上海秩序业已恢复之明证，促日方从速撤退”。日代表仍坚持认为秩序未完全恢复《郭泰祺之谈话》，《申报》，1932年4月2日。。同日军事小组会议讨论日军撤退区域问题，结果为“除闸北之三角地面华人欲以铁路以东之一区域代替外，关于其他各地方，双方达到一试行之协定” 《“一二八”战役中日停战谈判纪录（上）》，《民国档案》1991年第1期。。即引翔方面，为引翔港一带；江湾方面，为万国体育场一带；吴淞方面，为吴淞镇至蕴藻浜张华浜一带。实际上日方作了一点让步，对于闸北区域，要求以六三花园日本公墓以东为撤兵暂驻地，放弃江湾镇及吴淞炮台，“自江湾镇至以吴淞河栈桥为中心二基罗地点之间各处，保有一部三角地带为暂驻地点” 《日代表之请训》，《申报》，1932年4月2日。。关于闸北，我方不同意日军退至日本公墓至六三花园一带。这就是说，中方在日军暂驻的“毗连地段”问题上作出让步，即对日方提出的吴淞、江湾、引翔港三处不再表示异议，只对闸北一地表示异议。

此后，日军撤退时间和撤退区域问题是中日双方谈判的焦点所在。

4月2日，停战会议仍讨论日军撤退期限问题，分两步讨论：第一步日军自前线撤至公共租界及越界筑路毗连地区，日方表示于六星期内完成，我方坚持以三星期为限。尔后商定折中办法，规定停战协定签字后一星期内，日军开始撤退，四星期内完成，但日方尚未完全同意。第二步，讨论日军自公共租界及越界筑路毗连地区撤至1月28日以前的原防，此是争论的中心，日方坚持待地方秩序完全恢复后才能进行。在军事小组委员会上，首先讨论日军撤退地点。日本代表除坚持闸北地区外，另要求将吴淞方面扩充，包括吴淞炮台及曹家桥，中方不同意，会议陷入僵局。各国公使谓，日方如欲坚持闸北，则将蕴藻浜北岸吴淞镇一带放弃。日方仍反对。在继续讨论中，日方节外生枝，询问中国军队在苏州河以南与南市、浦东等处的防务情形，中方谓此与停战会议无关，不能回答。

日方询问中国军队在苏州河南与南市、浦东等地的驻防情况，其目的是要求中国军队从这些区域撤走，使上海周围地区非军事化 FRUS,1932, Vol.3, p.673. 。日方在此问题上大做文章，牵扯了停战协定第一条迟迟得不到确定。这成为中日谈判的又一个焦点所在。

4日下午3时，停战会议开会。植田发言，强调撤退期限须视日后情形而定，又谓华军驻防地点与日军撤退至为有关，请求中方说明苏州河以南华军驻防情况。郭泰祺认为该项讨论与本会议议题无关，本会主要讨论停战与撤兵。事关中国主权，中国军队驻在本国领土行动完全自由，不受任何限制。况且此次南市中国军队并未参战。会议争论该问题达两小时之久，没有结果。会议继续讨论日军撤退期限问题，也毫无收获。军事小组会议讨论日军撤退地点问题，江湾和引翔港达成协议，日代表声明放弃京沪、沪杭铁路交叉点潭子湾及叉袋角一带，但闸北及吴淞镇两地仍未达成协议，中方反对日军驻在吴淞河以北地区。

6日军事小组委员会开会，就日军退驻“毗连地带”的具体范围初步确定四处：吴淞方面，为吴淞镇、蕴藻浜、张华浜，包括张华浜车站，东至黄浦江，成一半圆形之地点；江湾方面，东北自殷行镇，西南至万国体育场，成一长圆形地点；闸北方面，在横浜桥东，包括六三花园、日本公墓及天通庵车站，成一三角形地点；引翔港方面，东至黄浦江，南接公共租界杨树浦东端，包括沪江大学及引翔港镇，成一扇面形地点《停战会议昨开小组会》，《申报》，1932年4月7日。。但以上四处双方同意不得妨碍交通，所以吴淞方面的张华浜车站和闸北方面的天通庵车站均可通车。中方声明，如日军撤退期限未定，则此次协议亦作无效。会议决定7日下午2时双方代表及各国武官分头前往实地视察。

7日，植田在停战会议上重提苏州河南及浦东一带中国军队防务问题，郭泰祺当即驳斥。双方相持甚久。对于日军撤退期限，仍坚持各自的立场。最后，蓝普森提出折中办法三种：一、日方发一单独宣言，日军期望于六个月内，地方情形进展至确保安全之时，完全撤退。二、中日共同宣言附加华方声明，非至日军完全撤退，中国认为本协定尚未履行。三、华方发表单独宣言，非至日军完全撤退至公共租界及虹口地区，中国认为国联决议案之精神及本协定尚未履行《英使折中办法》，《申报》，1932年4月8日。。以上三种调解办法，双方代表各自请示其政府后，再行讨论。

8日，军事小组委员会继续讨论日军暂驻地区问题，在6日讨论的基础上进一步达成一致：一、吴淞方面，于蕴藻浜北岸纵横各2000公尺，南至外马路附近，西至康家河及北泗塘河，北达印家宅、孙家楼，东至黄浦江畔，但吴淞镇、淞沪铁路、同济大学、中大医学院、中国公学等处，日军均不得驻扎，其周围边界，则以附近小河为天然界限。二、江湾方面，以淞沪铁路以东的跑马场及殷行乡属之，其周围亦以小河为界。三、引翔港方面，自引翔港西北至军工路之一部，但沪江大学不在此限。四、闸北方面，为六三花园、日本公墓一带，西以横浜东以淞沪铁路为界。吴淞方面，经各代表亲自考察，规定较详。其余三地均未作最后决定，俟11日考察后再行讨论。

9日下午5时，停战会议继续讨论日军完全撤退期限问题。日方表示对英使折中办法第一种可以接受。中方谓三种折中办法对所要求的日军最后撤兵期限问题均未确实解决，且涉及日侨生命的保护和安全等政治问题，不能接受。对于日方准备接受的第一种，中国政府原不同意，但提出修改意见，将第一种办法中的“期望”二字改为“切望”，并将六个月撤兵期限改为三个月。日方坚决不同意，争执多时。我方遂改为四个月，日方仍不答应《撤兵期限》，《申报》，1932年4月10日。。蓝普森提出调停方案：“对中国方面撤回把六个月的时间缩短为四个月的要求，对日本方面希望在日本声明中改成中国所要求的‘恢复平常状态’，以便妥协。” 《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1931—1945）》，第62页。敦劝双方再请示各自政府。本日军事小组委员会讨论浦东及苏州河以南我军驻兵问题，仍无结果。

11日，停战会议军事小组代表赴殷行、江湾、闸北，实地勘察日军暂驻区域。下午3时，军事小组委员会开会，继续讨论浦东及苏州河以南中国驻军问题。双方重复以往的争论，未取得任何结果。但对于吴淞、江湾、引翔和闸北等日军暂驻区域，在地图上详细标出。至此，解决了日军撤退区域问题。

14日上午军事小组委员会开会，日方代表要求中方说明中国军队在浦东及苏州河以南驻扎情形。中国代表认为日方别有用心。随后双方又展开争论，毫无结果。

由于日本不确定撤军的时间表，中国政府11日将争议不决的日军撤退期限问题提交国联十九国委员会讨论。16日，国联十九国委员会开会，经过三天的秘密讨论，于19日通过决议草案十四条。该决议案声明日本对国联“三月两决议案须切实遵守。日军未全撤退前，不能认为履行决议案” 《中央日报》，1932年4月21日。。日本认为，鉴于十九国委员会的性质，它无权审议和决定停战条件，所以坚决反对该决议草案，尤其反对其中的第十一条，即“日本军队的完全撤退，应合理地予以实施，根据当事国之一的请求，将宣布其实施时间到来的权限”交给由在上海的中立国代表和日、中两国代表组成的共同委员会，该委员会采用多数表决制。这等于将日军撤退时间的决定权委托给第三国，日本绝对不会容忍。日本陆军认为这一条款侵犯统帅权《满洲事变》，第400页。。于是蓝普森和国联秘书长德鲁蒙（E. Drummond）等人出面斡旋，提出折中办法，将第十一条改为“共同委员会依照停战协定附件规定表决之办法，对于两国履行协定认为遇有忽略时，有促令其注意之权” 《“一二八”战役中日停战谈判纪录（下）》，《民国档案》1991年第2期。。由此国联决议案的权力大为缩减，不能确定日军撤退时间，如日方不按时撤军，仅有“促令其注意之权”。这实际上成为停战协定附件第三号的主要内容。日本政府对此默认。

22日晚，蓝普森与郭泰祺由沪抵京，协商沪事解决折中办法。25日，外长罗文幹、次长郭泰祺偕蓝普森会晤蒋介石和汪精卫。汪表示，蓝氏的折中方案是中国政府所能退让的最低限度 FRUS,1932, Vol. 3, p.720. 。26日，蓝普森与郭泰祺由京返沪。27日，中国外交部情报司长张似旭与日使馆二等秘书冈崎胜男在上海英国领事馆整理双方历次会议讨论的淞沪停战协定条文。是日上午重光葵通知蓝普森，日本政府对折中办法表示接受。这样，中日双方对停战协定附件第三号达成协议。另外，对停战协定附件第二号中关于日军撤退时间也达成协议，加上4月11日日军撤退区域问题的解决，这就表明双方就停战协定附件第二号达成了协议。

28日下午3时，郭泰祺与日本代表及英、美、法等国公使在上海英国领事馆举行非正式会议，将中日双方已接受的蓝普森的折中方案予以形式上的通过，并入协定附件第三号中。29日，日本在上海的军政要人白川义则、植田谦吉、野村吉三郎、重光葵等在虹口公园庆祝天长节，并举行阅兵式时，被朝鲜独立党员尹奉吉掷弹炸伤，但经中、英、日三国外交当局的接洽，决定停战会议继续进行。

30日，国联大会召开，通过十九国委员会提出的中日停战决议案十四条。

5月1日，外交部训令郭泰祺签订淞沪停战协定。同日，重光葵接到外务省训令，表示虹口炸弹案与停战会议无关，但坚持苏州河以南及浦东不准中国军队驻扎。2日上午，英使通知各国小组会议代表会同中方代表，非正式讨论重光葵的意见。中方表示坚决拒绝，会谈又成僵局。蓝普森派英国军事代表桑布尔（Badham Thornhill）调停。晚6时，桑布尔和中日代表开会，结果达成协议，即中国代表口头声明：在龙华东西一线以北的浦东地区没有中国军队，将来中国当局也无意向该地派兵，但为了维持治安，在必要时保留派遣军队的权利 DBFP, Series 2, Vol.10, London,1969, p.399. 。日本不再提及苏州河以南及浦东中国驻军问题。这样，双方就停战协定第一条达成了协议。至此，停战协议共五条、附件共三号均已谈妥。小组会议从此结束，并将议决各案移交5日的停战会议决定。上海民众得悉淞沪停战协定对中国的利益损害很大，颇为气愤，5月3日，郭泰祺被抗日救国团体代表四十余人殴伤左额。

5月5日，停战会议开会。出席代表，中方为郭泰祺的代表张似旭，军事代表戴戟和黄强。日方为重光葵的代表使馆一等书记官守屋，军事代表田代和岛田。中立国代表均参加会议。《淞沪停战协定》先后由在四川路福民医院的重光葵和大西路宏恩医院的郭泰祺签字。该协定共有五条、附件三号。协定第一条规定：“关于停战情形遇有疑问发生时，由与会友邦代表查明之。”第二条规定：“中国军队在本协定所涉及区域内之常态恢复，未经决定办法以前，留驻其现在的地位。”附件一还规定中国军队的留驻地位为，从安南镇正南苏州河沿北经望仙桥，然后至西北长江口上的浒浦口《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第631—632页。。在中国领土发生的一切停战疑问，中国无权过问，而需要第三国来查明处理；中国无权宣布“常态”的恢复，也无权改变其驻军地位，从此中国失去了在上海的驻兵权。这是对一个独立国家主权的严重损害。国民党后来尝到这种苦果，所以在1936年9月外交部长张群与日驻华大使川越茂会谈时，要求取消上海停战协定（详后）。

协定全文签字后，日方代表宣布日军自5月6日起开始撤退。

日本侵略上海对英、美等西方大国在长江流域的利益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并破坏了远东均势。英、美等国调解上海事变的目的在于维护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远东地区建立的国际新秩序。它们此时的对日态度比“九一八”时期有所不同，采取了一些强硬措施，在一定程度上谴责和牵制了日军的侵略行动，使日军不敢在中国放胆侵略。这在客观上有助于中国军民的抗战。但英美等国将自己的利益置于世界和平的大局和国际公约的权威之上，不从世界安全的大局着想，不考虑帮助中国抵御日本的侵略和中国要求制裁日本的呼吁，不遏止日本称霸世界的野心，结果放纵了日本侵略，引火烧身，自食其果。国民政府利用英、美等大国和国联与日本的矛盾，积极要求它们对中日冲突进行干预，赢得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同情和支持，为中国的抗战营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这是值得肯定的。问题是国民政府一味依赖外交解决问题，坚持“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错误政策，将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寄托于大国的调停，结果以签订丧权辱国的协定而告终。

第五节国民政府迁都洛阳与国难会议的召开

一国民政府迁都洛阳及返京

淞沪抗战爆发时，驻泊南京下关有三艘日本军舰，随后增至七艘。南京当局对日本的战略意图判断失误，认为日军进攻上海仅是其“第一目的”，其战略目标“不外占领南京，控制长江流域” 蒋介石：《第二期抵抗作战方案》，1932年3月10日，《绪编》（一），第516页。；战火将扩大至全中国，“中国重要各地亦随时均有重大危险发生” 《绪编》（一），第434页。。南京当局惧怕日本的原因在于防守首都南京的兵力空虚，其统辖的主力部队均集中在鄂、赣等地“围剿”红军，防卫京、沪、杭的军队，除十九路军外，只有第八十八、八十七两个师的兵力。南京当局担心一旦日军占领上海，向南京推进后，势必威胁中央政府的安全，因此决定迁都至中原腹地洛阳。另外，迁都还可显示国民政府“长期抵抗”日本的姿态，以弥补“不抵抗主义”招致的责难。

1月30日，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决定迁都洛阳。国民政府发表《迁都洛阳宣言》，表示：“兹者政府为完全自由行使职权不受暴力胁迫起见，已决定移驻洛阳办公。” 《“九一八”——“一二八”上海军民抗日运动史料》，第271页。随后，行政院长汪精卫、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宋子文、军政部长何应钦也各自发表谈话，声称日军对首都南京的威胁将危及国家的政务中枢，重申国民政府迁都的目的是出于长期抵抗的决心。

国民政府各院、部、会等机关从1月30日起，陆续从南京移至洛阳。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长汪精卫等国民党政要也于当日动身赴洛阳。蒋介石从南京抵达徐州，准备前往洛阳。2月1日、2日将所有印信及案卷输送洛阳，所有职员一律随同前往。国民政府迁洛后，军政部和外交部留守南京，何应钦、罗文幹和陈铭枢仍留南京办公，由何应钦负责一切事务；汪精卫、国民党中政会在洛阳办公；蒋介石往来于洛阳、南京、徐州、浦口等地，进行全盘决策；宋子文、郭泰祺、孔祥熙等常驻上海，由宋子文指挥。

3月初召开的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议决洛阳为行都，并设陪都于西安，定名西京。

《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地区南京得以暂时苟安，加上“自称革命的新贵们”的国民党政要自迁都洛阳后，失去了奢侈的生活条件和享受，立即垂头丧气，表示不满，希望尽快还都南京。5月14日，汪精卫、居正通电称，国难严重，政府此时不应迁回南京。回京问题，须待国民党四届三中全会决定《国府暂不迁回》，《申报》，1932年5月15日。。6月，国民党某中央委员表示，国都由洛阳迁回问题，外界传将于7月进行，但东北问题未解决，理论上固然不好表示迁回，但事实上行政院原在南京办公，不过送洛阳用印而已《国都迁回有待》，《申报》，1932年6月5日。。这样，还都南京问题暂时搁置。

11月17日，国民党举行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十七次常会，决定12月1日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及各院、部、会迁回南京。12月1日，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举行回京典礼。国民政府迁都洛阳期间，主持召开了国难会议。

二国难会议的召开

日本发动侵略中国东北和上海的战争，使中国面临严重的国难。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情况下，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代表及国民党内非主流派强烈要求国民党结束训政，集合全国人民共谋拯救国难之道，由此掀起了结束训政、实行宪政的浪潮。

1931年11月22日，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推举蔡元培向大会提出一项临时动议说：“现在国难正急，中央亟应延揽各方人才，于中央执行委员会领导之下组织一国难会议，以期集思广益，共济时艰。” 中国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编：《国难会议纪录》，第5页。国民党四大第九次会议对此原则上予以通过，交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办理。12月9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举行第二九八次会议，决定由叶楚伧、戴季陶等七人筹备国难会议，并决议国难会议组织大纲为：“决定国难期内外交财政军事及关于国难一切临时设施方针”；“国难会议决案，由中政会转国府执行之” 《社评：国难会议》，《大公报》，1932年1月24日。。

12月，国民党召开四届一中全会，孙科、何香凝、王法勤、李烈钧等部分中央委员在会议中提出提前结束训政（按照国民党中央以前的决议，训政应于1935年结束）筹备制宪的提案。全会主席团将上述提案合并，整理归纳为两条原则：一、召开国难会议，讨论御侮、救灾、绥靖各事宜；二、国民救国会议的召集，交由国民党中常会筹议办理。12月28日，全会作出决议：由国民政府半个月内召集国难会议，讨论御侮、救灾、绥靖等事宜《一中全会决定》，《民国日报》，1931年12月29日。。1932年1月18日，国民政府发布命令，定于2月1日在南京举行国难会议，由行政院办理。

国难会议会员人选，经国民党中央物色，国民政府和行政院共同分四批公布，共五百二十余人，其中有旧北洋系军人、北洋军阀政府的政要、外交人士、金融人士、工商界人士、文化教育界人士、交通界人士、华侨领袖、满蒙王公及活佛等。首都各界抗日会认为国难会议会员人选未能真正代表民意，曾决定请国民党中央从速召开国民救国会议。

因国难会议会员散处各地，淞沪战事引起交通阻隔，经行政院呈请，国民政府同意国难会议改在2月11日召开。淞沪抗战爆发后，1月30日国民政府迁都洛阳，国难会议筹备不及。在此情况下，又决定改在4月1日举行。后仍因时局混乱，3月22日行政院第十四次会议决定国难会议再展期至4月7日开幕。

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代表对于即将召开的国难会议纷纷表态，要求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结束训政，实施宪政。国难会议平津会员吴鼎昌、左舜生、王造时等人公开披露他们拟向会议提出的重要议案，即对日作正当防御抵抗到底；从速结束党治，实施民治《平津国难会员拟提重要议案》，《申报》，1932年3月18日。。江苏国难救济会请求政府明令允许人民公开组织政团；停发国民党各级党部经费；集合全国人才，组织国难政府；3个月内开始实施宪政；5个月内成立民意机关《江苏国难救济会对于国难会议之表示》，《申报》，1932年2月26日。。全国救国会要求取消一党专政，制定宪法；对日采取抵抗政策；罗致人才，组织国难政府《全国救国会招待国难会议会员提出意见》，《申报》，1932年2月3日。。

3月11日，行政院公布《国难会议组织大纲》，其中第二条称“国难会议委员由国府就全国各界富有学识经验资望之人士聘任之” 《国难会议组织大纲公布》，《申报》，1932年3月12日。。从这一点就可看出国难会议的性质是少数名流参加的咨询会议，对国民党没有约束力。其时某国民党中央委员放出空气说：“国难会议并非立法机关，亦非执行机关，不过讨论出办法来，供中央之参考。” 《时评：召集国难会议平议（上）》，《申报》，1932年1月28日。接着，国民政府公布了《国难会议议事规则》，其中第四条规定，国民党中执委、国民政府委员、各院院长及各院所属部会的部长、委员长均得出席。这反映出国民党想一手包办这次会议。第二十一条规定本会议设置御侮、救灾、绥靖等审查委员会。此条的用意是严格限制会议的议题，不可越雷池一步。3月24日，国民政府明令国难会议4月7日在洛阳举行，并通知各会员，声明“不谈政治” 沈云龙：《国难会议之回顾（上）》，台北《传记文学》第30卷第6期。。

被选为国难会议会员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代表对于国民党限制会议范围表示不满，要求国民党改弦更张，立即结束党治，实施民治。3月底，平津国难会议会员熊希龄等八人抵达南京，向汪精卫询问国难会议的范围，要求结束训政，实现宪政。汪答：中央决定会议范围为御侮、救灾、绥靖，行政院可负责答复。超过此范围，本人不能回答《汪精卫在中央纪念周报告》（1932年4月25日），《中央日报》，1932年4月27日。。并生气地表示：“国民党的政权，是由多年革命流血所取得来的，你们有意要求取消党治，你们就去革命好了。” 李璜：《学钝室回忆录》，台北传记文学丛刊，第180页。上海和平津的多数会员以政府限制国难会议规条，拒绝赴会。上海的张耀曾、王造时、张一麐、沈钧儒等发表通电说：“遵召赴会，为严守制限，置救亡大计不提，则对国家为不忠，对政府为不诚。而政府既已严定会议制限，则此实施宪政之案，又无提出会议余地。思维再四，与其徒劳往返，无补艰危，不如谢绝征车，稍明素志。” 《国难会议沪会员不赴洛》，《申报》，1932年4月6日。平津会员熊希龄等在宣言中则说：“倘赴议而默然，则与同人奔走国难之初衷相违反；倘言而不及根本，则上述三项（指御侮、救灾、绥靖），政府固已优为之矣。” 《大事述评》，《国闻周报》第9卷第14期。

4月7日上午10时，国难会议在洛阳开幕，原定会员有五百二十余人，结果到会者仅144人。“平津国难会员以政府不许讨论政治问题，多不欲与会。平津会员九十余人中，去者不及二十人”，“在沪七十余人之国难会员，去者亦属寥寥” 《国难会议会员》，《申报》，1932年4月6日增刊。。“乃自职权被限，会期复促，政府无邀请全体必须到会之心，亦未期待该会必受重大效果，故反对派之有组织者，相率缺席，多数智识分子，因洞察前途，亦遂认为无到会必要” 《社评：国难会议与当局态度》，《大公报》，1932年4月13日。。

汪精卫在开幕词中一方面强调要振兴民族意识，抵御日本的进攻，另一方面又重申国难会议的范围，说：“在国难会议里讨论御侮、救灾、绥靖与各事宜，所以如果是在这范围以内的问题诸君讨论所及，行政院是当然负责答复，但是如果在范围以外的问题，则恕非行政院权限所能负责答复了。” 《汪精卫致开会词》，《申报》，1932年4月9日。下午2时，召开国难会议预备会，选出王晓籁、张伯苓、高一涵、刘衡静、童冠贤组成主席团，同意汪精卫提名章嘉呼图克图担任国难会议名誉主席。

8日上午，国难会议开第一次大会。大会设御侮、救灾、绥靖三个审查委员会。汪精卫代表国民政府作关于御侮、救灾、绥靖问题的报告，冠冕堂皇地表示：“近来各方面颇望缩短训政期限，实行宪政，此点余可代表本党与政府同人明白表示，极端赞同”，“并可正式声明，宪政开始，决非谓必须俟地方自治完成以后”，“而将训政时期延长，更无以对国人” 《大事述评》，《国闻周报》第9卷第15期。。外交部代表黄朝琴作外交报告。下午由军政部代表曹浩森作军事报告，财政部代表黄维钦作财政报告。9日原定开大会，因会员提案达二百七十余件，建议书108件，遂决定开分组审查会议，整理提案。晚7时，汪精卫宴请国难会议会员，发表演说，说明在洛阳开会之要义，表示要“用西北作最后的长期的抵抗根据，打破自建立民国以来最严重最危急的当前的国难！” 《汪院长宴国难会议会员演说词》，《国难会议纪录》，第26页。

10日上午，国难会议召开第二次大会。汪精卫作关于军事、外交、财政的补充报告。他表示：“因政府如签丧权辱国协约而亡国，不如不签而亡，反有复兴之可能。故政府于此，亦可和亦可战，即能在最低限度以上可解决，即可和，否则即可战。” 《大事述评》，《国闻周报》第9卷第15期。会议讨论御侮问题，决议：“甲、凡侵害国家政治独立及领土与行政完整之敌国，政府应兼用武力与外交抵抗到底，有违上述原则之条约概不得签订。乙、在政府努力实行上项原则之时期内，全国人民不分党派阶级，概应尽最大之力量赞助政府共同御侮。”“积极联络主张正义维护国联盟约、九国公约、非战公约之各友邦，以期充分获得各国之同情并巩固太平洋之永久和平。” 《国难会议纪录》，第56、57页。并电慰东北李杜、丁超、苏汉章暨全体抗日义勇军将士。下午2时，国难会议召开第三次大会，推定陶希圣等七人为国难会议起草宣言。

11日上午9时，国难会议召开第四次大会。王晓籁、胡廷銮等人提出议案。汪精卫归纳各方提案，认为可分两类：一、即日结束训政，实行宪政，并立即改组政府；二、非国民党五大不能讨论结束训政促成宪政问题《汪院长昨日抵京过徐谈国难会议经过情形》，《中央日报》，1932年4月15日。。会员对此两种观点争执激烈。多数审查委员认为改组政府可能引起纠纷，立即制定宪法恐民治基础不牢。“首以提前结束训政付表决，起立者仅十二人，少数否决，再以应请政府办理地方自治如期结束训政案付表决，大多数起立通过” 沈云龙：《国难会议之回顾（下）》，台北《传记文学》第31卷第1期。。大会最后通过决议：一、政府应切实办理地方自治，如期结束训政。二、宪政未实施以前，提前设立中央民意机关，定名为国民代表会。三、国民代表会有议决下列各事项之权：预算决算；国债；重要条约《国难会议纪录》，第69—70页。。汪精卫对此表示：“以行政院长的资格，固然不能答复一定可以采纳，即以中央委员的资格也没有此权力。” 《汪精卫在中央纪念周报告》（1932年4月25日），《中央日报》1932年4月27日。

下午2时，国难会议召开第五次大会。通过决议：一、国民代表会由各大都市职业团体、海外华侨及各省区地方人民选出的代表300人以上组成。二、国民代表会应于1932年10月10日以前成立，在国民代表会未开会前，政府应依据上列原则修正《国民政府组织法》。会员陶孟和、胡大刚、萧训等提出关于新闻、人身、言论、集会、结社、出版等方面自由的议案，大会就此讨论后通过决议：一、废止各种带政治性质的特别刑法；二、保障司法独立，非法定机关概不得干涉或妨碍人民合法的自由；三、除有妨碍公众安宁秩序的具体表现者外，言论、集会、结社一律自由；三、共产党在未放弃暴动政策以前，不得享有上项自由；政府应立即根据上述各项原则，分别修正现行法规，并制定集会及结社法《国难会议议决设立民意机关》，《申报》，1932年4月13日。。此外，大会还就改造海军整饬海防以抗暴日、“清剿”共产党绥靖地方、军制改革、对日军事策略通过有关决议。会议致电即将赴东北调查的国联调查团，请调查团成员主持公道，“根据事实，为正确之报告，使日本强暴情形得以明白昭著于世界，受正义与公理之裁判” 《国难会议电国联调查团》，《申报》，1932年4月13日。。会议还致电慰问东北义勇军。

12日上午8时，国难会议召开第六次大会。主席臧启芳在闭幕会议上致词，就拯救国难的方法说：“对外一致御侮，无分党派，竭诚拥护现在的政府”；“对内促成民主政治的实现” 《主席臧启芳致词》，《国难会议纪录》，第29页。。大会通过政府克日将张学良撤职查办，所属军队着军委会妥为处理，以便收复东北等地案。此外，大会还就整饬军纪、推进地方自治、改善蒙藏军事政务宗教教育、救灾、统制义勇军并扩大其势力、经济建设、扩张空军等案通过有关决议。并发出四电：慰勉国联中国代表颜惠庆；嘉慰华侨捐款救国；嘉慰上海民众；勖勉全国将士。会议发表宣言，历述日本侵略东北和上海的罪行，表示：“本会议以为中国在此严重局面之下，非集中全国才力共作长期抵抗无以图存。”此外，还提出“在中央应有民意之机关，在地方应谋自治之促进”；“保障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发展生产自是要图”。宣言最后强调：“惟当东北三省及淞沪被蹂躏之余，御侮尤为急务。” 《国难会议宣言》，《国难会议纪录》，第2—3页。

国难会议通过的要求国民党结束训政，实施宪政，成立民意机关，保障人民各种政治自由等决议，反映了在民族危机空前加深的情况下，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对国民党实行独裁专制，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的不满。正因为如此，国民党对国难会议极为不满。它不是真心诚意地开好此次会议。在会议未开之前就限制会议范围和权限；在会议中诘难、阻滞对己不利的决议，“由汪兆铭一手导演，自拉自唱” 沈云龙：《国难会议之回顾（下）》，台北《传记文学》第31卷第1期。。参加会议的会员蒋廷黻认为“政府对于国难会议的态度，全不一致，连行政院本身就不一致，外交部、军政部、财政部，倘以他们对会议报告为标准，显然是无诚意的” 沈云龙：《国难会议之回顾（下）》，台北《传记文学》第31卷第1期。；更有甚者，会后对国难会议极尽诬陷、漫骂之能事。国民党中央委员张道藩4月11日在南京中央党部纪念周作关于国难会议的报告时，诬蔑国难会议会员“其分子复杂，情形紊乱，黄红黑绿，无所不有”，甚至称“主张取消党治者，大抵为有党派背景之政客，或帝王军阀之走狗，平日摧残民治，根本上无谈政治资格”；并主张效法意大利法西斯以党治国《社评：国难会议与当局态度》，《大公报》1932年4月13日。。

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代表对于国民党在国难会议上一手遮天的做法不敢大胆抗争，反映了他们在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争取参政议政，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中的软弱性。国难会议开幕时，陶孟和强调会员应尽其所能“辅弼”国民党；在会议中有的代表不敢要求国民党提前结束训政，实施宪政，改组政府，成立国防政府；更有甚者，臧启芳在国难会议闭幕会议上致词时称：“闭会以后，会议完全结束，今后在国难期间各人可以国民资格来奔走国事，不可再以国难会议会员的名义来说话。” 《国难会议纪录》，第29页。这就是说，国难会议结束后会员不能监督政府。

国民党当局认为国难会议通过的要求宪政、实行民主自由等决议不属于会议范围，因而拒不接受，这些决议也就被束之高阁，成为一堆废纸。如决议中要求10月10日成立国民代表会，结果落空。决议中要求政府不得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而一个月后国民党当局就同日本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

国难会议无论如何是解救不了中国的国难的，拯救国难的真正途径，正如时人所说：“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一个权威超过一切之真正的国民会议，产生一个真正的国民政府，创造出一个名实相符的中华民国。” 《国难会议与名人会议（下）》，《申报》，1932年1月29日。

第六节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提出

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基本点是：对内主要针对中国共产党，对外主要针对日本帝国主义，而且“剿共”被当成抗日的前提。这一政策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成为国民党处理国内外问题的主导政策。

“攘外必先安内”作为处理中国内政外交的基本原则，是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前夕由蒋介石提出来的。1931年2月蒋介石、胡汉民的“约法之争”导致宁粤对立。5月，以汪精卫为代表的反蒋派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与南京中央政府相颉颃。粤、桂反蒋势力通电要求蒋介石下野，还派邹鲁用50万元收买石友三反蒋。7月，石友三打起反蒋旗帜。与此同时，日本帝国主义为侵略中国东北，7月蓄意制造了万宝山事件，在朝鲜境内煽动制造迫害华侨的朝鲜惨案。此外，江西红军接连打破国民党军队对红军的第一和第二次“围剿”。面对内外交困的窘境，7月23日蒋介石向全国发出《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电》，提出：“惟攘外应先安内，去腐乃能防虫。此次如无粤中叛变，朝鲜惨案即无由而生，法权收回问题亦早已解决，不平等条约之取消自无疑义。故不先剿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叛逆，完成国家之统一，即不能攘外。” 《攘外应先安内，去腐乃能防虫》，《大公报》，1931年7月27日。在此通电中，蒋首次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规定“攘外”即反对包括日本在内的所有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安内”即平定反蒋势力和“剿共”。但当时“安内”主要是指平息内部冲突，解决两广问题。国民党当局提出“现在以平定内乱为第一”的方针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册，台湾综合月刊社1973年版，第84页。。9月初，蒋介石暂停“围剿”红军，集中力量打击反蒋势力，从而爆发了宁粤战争。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对日采取不抵抗主义，幻想依靠国联的力量解决中日冲突。这是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基本政策的必然产物。对外妥协退让，对内武力解决是“攘外安内”的两个方面。结果既未能制止日本的侵略，而国民党内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三派仍争权不止。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强调团结的重要，强调只有“安内”才能“攘外”，其目的是为了将反蒋势力压下去，从而巩固自己的统治。10月2日，蒋致电在粤商洽和议之国民党监察委员蔡元培、张继和陈铭枢，表示：“中国只有一个政府，统一中国方能对外、救国。” 《中央发表对粤和平经过》，《申报》，1931年10月31日。 11月12日南京国民党“四大”开幕，蒋介石致开幕词，作《党内团结是我们唯一的出路》的演讲。他说：“全体党员，最近有一共同心理，就是大家都觉得非先团结内部，解决本党的纠纷，不能抵御外侮。” 《四全大会昨开预备会议》，《申报》，1931年11月14日。 23日，蒋在国民党“四大”闭幕式上说：“我们中国国民党要立志救国，先要国家统一，力量集中，尤要在后方没有秦桧那样汉奸，来掣肘或中伤，才能达到御侮却敌的目的。” 蒋介石：《团结内部抵御外侮》，《革命文献》第72辑，第26页。 26日，南京各抗日学生组织举行“送蒋北上”的欢送大会。蒋的代表贺耀组代蒋致辞，谓：“惟希望于诸同学者，须知攘外必先安内，团结方可御侮。” 《京沪学生昨日齐集国府请愿》，《申报》，1931年11月27日。 30日，在外长顾维钧宣誓就职会上，蒋介石发表《外交为无形之战争》的演讲，称：“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故今日之对外，无论用军事方式解决，或用外交方式解决，皆非先求国内统一不为功。盖主战固须先求国内之统一，即主和亦非求国内之统一，决不能言和。” 《蒋介石讲话》，《申报》，1931年12月1日。蒋将“战”与“和”规定为“攘外”的两个方面，“国内统一”为对外“战”与“和”的先决条件。“国内统一”有两个基点：实行“剿共”和打击各派反蒋势力。至此，“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初步形成。

12月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发表宣言，内中强调要消灭“赤匪”，发展生产，安定社会秩序，救济灾民，“而后可以息内患，充国力，专心一致，以御外寇也” 《四届一中全会宣言》，《申报》，1931年12月29日。。

“日僧事件”发生后，上海局势极为紧张，但蒋介石、汪精卫仍一致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想通过对日妥协退让来换取日本不在上海挑起战争。“一二八”事变发生后，十九路军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上海民众也起来抵抗日军的进攻。蒋介石、汪精卫感到局势严重，不得不表示对日本进行抵抗，宣布迁都洛阳，制定防卫计划，派第五军增援。但蒋、汪并无全力“攘外”的决心，只是抱定对日“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希望尽快同日本达成妥协，以便“安内”。

3月4日，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在通过的施政报告中决定，军事方面：“（一）切实施行军事委员会所定全国防卫计划；（二）全国军队，应以国防为主目的，剿匪为副目的，同时并当积极改进，务适于国防之用。”外交方面：“对于日本之交涉，以决不屈服于丧权辱国之条件为主旨，其方法取公开的及系统的行动。” 《绪编》（一），第439页。 5日，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发表宣言，强调“方今之急，首曰御侮”，“至于绥靖剿匪，所以巩固后方，昭苏民厄，亦不容忽视。外交与军事，相辅而行，尤须衡情审变，由统筹民族利害而决策，不以应付国内环境而定计” 《绪编》（一），第440页。。6日，中政会选举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表明，由于日军大规模攻取淞沪地区，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基本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冲击，未被全会接受。

淞沪抗战刚结束，上海停战谈判正在进行、侵沪日军还未撤走之际，国民党当局就关注起“安内”工作。3月14日，蒋介石在对“剿匪”政治宣传人员指示信中明确提出：“倭寇深入，赤匪猖獗，吾人攘外，必须安内。” 《绪编》（三），第34页。 4月，何应钦对记者表示：“剿匪乃当前之重要工作，必须竭尽吾人的力量，将赤匪完全肃清。” 《何应钦谈剿匪新计划》，《中央日报》，1932年4月25日。

《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国民党当局以为沪事已得到解决，遂派大军赴江西“围剿”红军。6月11日，汪精卫在北平外交大楼接见新闻记者，以江西红军在淞沪抗战中不仅不支持抗战反而攻击援军为借口，说：“中央认定不剿共不能抗日，故派蒋委员长、何应钦同志担任剿匪工作，努力进行，务期消灭。” 《抗日必须剿共》，《大公报》，1932年6月12日。 27日，汪精卫在国民党中央纪念周发表演说，称：“现在何应钦同志担任闽赣剿匪总司令，蒋介石同志担任豫鄂皖剿匪司令，努力于剿匪工作，期望将五省共匪消灭，方才可以并力御侮。” 《汪精卫解释长期抵抗意义》，《申报》1932年6月29日。

汪精卫赴庐山前夕，6月14日说：“中国受外力压迫，实已无可再忍。惟攘外必先安内，匪患一日不除，政府一日不能安心对外。” 《汪精卫等乘飞机赴浔与蒋会商军事财政外交》，《申报》1932年6月15日。

蒋介石不顾四届二中全会决议和舆论压力，15日在庐山召开鄂豫湘皖赣五省“剿匪”会议，参加者主要为五省军事负责人，但汪精卫、何应钦、李济深、李石曾、顾维钧、罗文幹等党政要人也纷纷上山，一时庐山成为中国的政治中心。蒋宣布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决定对红军发动第四次“围剿”，以消灭鄂、豫、皖三省边区的红军为第一目标。他认为中国要抵抗日本，必须能自立自强。自立自强有两个基本条件，一是要有自强的地方，即自强的空间；一是要有自强的机会，即自强的时间。“剿匪”即能创造自强的空间，因为政府把“匪区”收复过来，才有足够的空间，供未来对日战争中回旋。他分别召集各省军事长官谈话，“切实表示剿匪须硬干、快干、实干，认为此为最后机会，不可轻失，否则国家前途不堪设想。并谓湘鄂赣皖豫五省为全国中枢，必须早日将匪类肃清，然后始能充实力量对外。” 《蒋决心肃清五省匪共》，《大公报》1932年6月22日。至此，国民党将消灭共产党作为“安内”的主要目标，以“剿共”为先决条件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得以确立。

6月下旬，蒋介石在武汉成立“剿匪”总部，自任总司令，调集63万兵力向各苏区发动第四次军事“围剿”。30日，蒋在总司令部召集各将领训话，声称“要救党救国，御侮对外，须先肃清赤匪” 《蒋召各师旅长指示剿匪机宜》，《申报》1932年7月1日。。7月19日，何应钦在陈英士纪念堂开幕典礼上讲话时强调，“尤其应该全国一致，集中力量，来把赤匪根本消灭，庶几国民革命可无后顾之忧，而坚固其一致对外之壁垒” 《申报》1932年7月20日。。

就在国民党对红军发动第四次“围剿”之际，日军7月侵入热河省境，蒋介石电令张学良尽力抵抗，而自己却留在江西“剿共”前线。7月25日，何应钦在国民党中央纪念周作报告时称：中国目前重要问题为御侮与“剿匪”，“外侮不御会亡国，赤匪不剿也会灭种” 《御侮与剿匪》，《申报》1932年7月27日。。8月11日，蒋介石致电豫省府主席刘峙、鄂省府主席夏斗寅等人，强调组织民团的责任“含有安内攘外两项意义” 《蒋求贤手谕》，《申报》1932年8月14日。。9月18日是“九一八”事变一周年纪念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告国人书，宣称“今日之剿匪，实为御侮之要着” 《中执会九一八告国人书》，《申报》1932年9月18日。。

蒋介石在12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剿除长江流域之赤匪，整理政治，为余之工作中心。如至不得已时，亦必先肃清赣匪以后，乃得牺牲个人以解决东北。” 《蒋总统秘录》第9册，第21页。在14日全国内政会议上，蒋声称：“救国必先改革人心，攘外必先安内，刷政首须痛除积习。”他还说：“我们要求安内，就必须看到我们内部最大的不安是什么地方，第一，就是我们内部政见不一致，第二，就是赤匪的纷扰。” 《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册，台湾文化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685页。 “攘外必先安内，是古来立国的一个信条，如果内部不能安定，不但不能抵御外侮，而且是诱致外侮之源。” 《第二次中日战争史》，第270页。

12月25日，蒋介石致电鄂豫皖“剿匪”总司令部参谋长曹浩森：“倭寇不久必侵犯热河，进犯华北。甚望我剿匪将士如期肃清残匪，俾得候令抗日，克竟大功。否则，残匪一日不肃清，则吾军一日不能脱离匪区。如此，倭寇进犯，虽抵抗，亦不能双方兼顾。不先安内，何以攘外？” 《御侮与剿匪》，《申报》1932年7月27日。

国民党军队对红军的第四次“围剿”被打破后，1933年4月10日蒋介石在南昌对国民党将领讲话时说：“抗日必先剿匪。征之历代兴亡，安内始能攘外，在匪未剿清之先，绝对不能言抗日，违者即予最严厉处罚。” 《蒋勖各将领安内始能攘外》，《申报》1933年4月12日。汪精卫对此的解释是：“现在华北军队的任务在于抗日；江西军队的任务在于剿共，一样为国家出力，一样重要。……剿共即抗日，不剿共即等于不抗日。” 《汪精卫先生关于中日问题之重要谈话》，《南华评论》第4卷第14期，1933年4月22日而就在蒋介石对红军发动第四次“围剿”之际，日军向热河发动进攻，3月4日侵占了热河省会承德。全国舆论纷起指责“安内攘外”政策。蒋介石被迫离开江西“剿共”前线北上保定，为推卸责任，决定让张学良辞职，由何应钦兼代北平军分会委员长职，并调中央军三个师北上，以应付全国要求抵抗的舆论和稳住长城前线战局。但蒋介石仍无对日作战的决心，他声称虽到北方去，但一刻也不会忘记江西“匪患”。

国民党以“剿共”为中心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遭到社会各界的猛烈抨击。鲁迅曾深刻地揭露“攘外必先安内”的实质：“安内而不必攘外”、“迎外以安内”、“外就是内，本无可攘” 鲁迅：《文章与题目》，《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21页。。《申报》发表题名为《“剿匪”与“造匪”》的时评说：“抑且所剿之‘匪’，何莫非我劳苦之同胞，何莫非饥寒交迫，求生不得之良民，枪口不对外，而以之剿杀因政治经济两重压迫铤而走险之人民……此诚为吾人所不解者也。” 《申报》1932年6月30日。还著文指责道：“剿匪可以调动大军，而抗日何以不能抽调劲旅；剿匪可以‘快做’‘硬做’‘实做’，而抗日何以迁延半载有余，但有呼声，终未见其实行，政府对此，诚不知又将何以自圆其说。” 《华北风云紧急之谣传》，《申报》1932年7月5日。《南华评论》发表评论指出：“舍外不攘，则内愈安而愈乱，而外祸便愈演愈烈。” 《汪精卫先生论抵抗》，《南华评论》第4卷第3期，1932年2月4日。《大公报》发表《社评》说：“当兹中国将整个被日本军阀摧毁吞并之时，为民族生存计，为中山主义计，政府必须抱与民更始之决心，另辟平和的解决赤祸之路，夫共党，要之皆中国人也。” 《蒋汪入京》，《大公报》1932年1月21日。还指出：“剿匪要义，在铲除造匪之环境条件，环境变，匪自不存；不然，方陆续造之而不已，则武力讨伐，其效几何？” 《社评：剿匪要义》，《大公报》1932年6月19日。王造时发表《安内必先攘外》的文章，说：“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无论如何是走不通的，只有对日作战，实行抵抗，才能真正统一全国”；政府“只有决心抗日，只有积极抗日，才是唯一出路，才是唯一安内的办法，否则外固没有‘攘’，内更不能‘安’……” 王造时：《荒谬集》，自由言论社1935年版，第115、118页。。陶行知也指出：“中国的国事是弄颠倒了。这国事的颠倒是由于逻辑之颠倒。蒋君介石说：‘攘外必先安内。’孙君哲生说：‘救国必先救党。’我的见解恰恰与蒋、孙二君相反：‘安内必先御外，救党必先救国。'” 《斋夫自由谈》，《申报》1932年1月8日。按：“斋夫”系陶行知的笔名。丁文江在一篇文章中称：“我们对于国民政府，要请他们正式承认共产党不是匪，是政敌。……认清了这一点，才能够明白政敌不是单独军队可以消灭的。” 丁文江：《所谓“剿匪”问题》，《独立评论》第6号，1932年6月26日。

第七节伪满洲国的建立和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

淞沪战争一结束，日本即按照它原来挑起战争是为了转移列强对它侵略中国东北的视线，以便建立伪满洲国的旨意，加紧策划成立伪满洲国的步伐。

一关东军的“建国运动”

“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军部就已提出了对中国东北地区怎样实行殖民统治的问题。1931年4月，日本参谋本部制订的《昭和六年度形势判断》中提出三个阶段的方案：一、组织亲日政权；二、建立“独立国”：三、吞并东北划入日本版图 [日]小林龙夫等编：《现代史资料》第7卷，美铃书房1985年，第161页。。事变发生后的第二天即9月19日，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花谷正与参谋本部作战部长建川美次少将，就如何统治东北激烈争论了一夜。关东军方面主张，吞并东三省把它变为日本的领土；建川则提出，以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为“盟主”，建立一个“受日本支持的政权”。经过激烈争论，关东军方面考虑到客观局势，放弃了直接吞并满蒙的主张，赞同建川的方案。9月22日，关东军确定了组织傀儡政权的第一个方案，即《满洲问题解决方案》。方案规定：（一）在日本支持下，“建立以宣统帝为元首的领有东北四省包括蒙古的新政权，使之成为满蒙各民族的乐园”。（二）国防、外交由“新政权”委日本帝国掌握，并管理主要交通、通讯；有关内政及其他由“新政权”自行统治。（三）为维持地方治安，决定起用熙洽、张海鹏、汤玉麟、张景惠为吉林、洮南、东边道、哈尔滨等地的镇守使。（四）地方行政由省政府任命新政权的县长管理 [日]小林龙夫等编：《现代史资料》第7卷，第189页。。

这个方案是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中国东北的一个基本方案，也是后来建立伪满洲国的一个草图。于是，关东军根据陆军省军务局长小矶国昭的推荐，起用日本满铁调查科松木侠为国际顾问，又起用日本外务省特别顾问驹井德三为财政顾问，共同研究和制订建立“新政权”的具体方案和各项殖民政策。1931年10月21日，松木侠与关东军参谋板垣、石原等制订《满蒙共和国统治大纲草案》，10月23日满洲青年联盟理事长金井章次提出《满蒙自由国建设纲领》，以及1932年1月6日日本陆军省、海军省、外务省根据板垣的汇报，共同制订的所谓《中国问题处理方针纲要》等，都是为《满洲问题解决方案》作具体补充。这些方案的基本点表现为三项根本原则：“一、使满蒙完全脱离中国本土；二、一手统一满蒙；三、表面上由中国人统治，但实质上要掌握在日方手里，至少要掌握军事、外交和交通的实权。” [日]关宽治、岛田俊彦：《满洲事变》，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418页。此后，关东军依据日本政府的旨意，进一步加速建立傀儡政权的步伐。如前所述，为了转移国际视听，板垣致电日本驻上海公使馆陆军辅助武官田中隆吉少校，让他制造事端，“使列强目光转向上海”，遂酿成上海“一二八”事变。

根据这个方案，板垣、石原分头活动，策动各地的“独立运动”，假造民意，以掩盖其侵略活动。日军占领沈阳后，便推出汉奸赵欣伯、袁金铠、于冲汉等于9月24日成立“奉天地方自治维持会”，不久又改称“辽宁省地方维持委员会”。11月20日，改辽宁省为奉天省。12月16日，关东军解散了袁金铠为首的辽宁省地方维持委员会，拉出被日军软禁的前辽宁省政府主席臧式毅出任伪奉天省长，伪奉天省政权正式成立。

关东军侵占吉林后，即策动原吉林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熙洽于9月26日宣布成立伪吉林省长官公署，熙洽自任长官，名义上总揽吉林省军政大权。9月28日，熙洽发表声明：脱离南京政府，宣告吉林省独立。伪吉林省长官公署成立后，委任一批汉奸为各厅官员，并“聘请”一批日本顾问，掌管吉林省军政实权。

黑龙江省由于黑龙江省代理主席马占山奋起抗战，延缓了关东军侵占进度，伪政权成立较晚。直至11月19日，关东军占领齐齐哈尔之后，先操纵当地劣绅成立伪地方维持会，接着又策动原哈尔滨东省特区长官张景惠组织伪黑龙江省政府，并让张于1932年1月1日在哈尔滨发表“独立宣言”。关东军在攻占锦州、哈尔滨后，马占山所部因嫩江桥抗战受挫，退海伦后又腹背受敌，马占山一度动摇，答应与张景惠合作。1月7日，张景惠在齐齐哈尔宣布就任“黑龙江省长”之职。至此，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的伪政权便全部建立起来。

关东军在拼凑各省伪政权的同时，又在策动溥仪到东北任伪满政权的“盟主”。溥仪是清朝末代皇帝，三岁登基，辛亥革命后于1912年被迫退位时才六岁。退位后，他继续在紫禁城里当“皇帝”。1924年11月5日，溥仪被冯玉祥的国民军赶出北京皇宫，以后逃入日本公使馆。1925年2月，溥仪被送到天津日租界居住。溥仪在天津一直住到1931年底，他除了积极“拉拢军阀、收买政客、任用客卿” 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1964年版，第235页。，进行复辟活动外，又受到日本领事馆和日本天津中国驻屯军的亲日、崇日、恐日的教育，使他“一天比一天更相信，日本人是我将来复辟的第一个外援力量” 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第234页。。“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他“从一听见事变的消息时起，每分钟都在想到东北去” 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第265页。。9月30日，关东军派罗振玉和日人上角利一到天津，向溥仪转达了板垣的意见，并递交熙洽的“劝驾信”。信中说，期待了二十年的机会，今天终于来到了，请他“勿失时机，立即到‘祖宗发祥地’主持大计”，还说可以在日本人的支持下，“先据有满洲，再图关内” 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第666页。。这次会见是由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官香椎浩平安排在他的海光寺司令部进行的，香椎见溥仪“犹豫不定”，也借口“天津的治安情形不好”，希望溥仪能“动身到东北去” 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第268页。。

正当溥仪举棋不定之时，关东军又派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秘密到天津策动溥仪去东北。11月3日夜，土肥原以关东军代表的身份与溥仪在静园相见，用欺骗的手法，引诱溥仪上钩。他以“诚恳的语调，恭顺的笑容”向溥仪表示：“关东军对满洲绝无领土野心”，只是“诚心诚意地要帮助满洲人民建立自己的新国家”，希望溥仪“不要错过这个时机”，很快回到祖先发祥地，“亲自领导这个国家”，并声称溥仪作为这个国家的元首，“一切可以自主” 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第280页。。溥仪以为，“这是恢复满清唯一的机会”，“便答应了他的要求”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第369页。。土肥原诱骗溥仪去东北的阴谋活动第二天被报纸揭露出来后，许多人对溥仪提出了忠告、警告，也有人劝他“不要认贼作父，要顾惜中国人的尊严” 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第284页。。土肥原恐溥仪变卦，为了达到目的，即向关东军司令官请求，允许他采取特殊手段胁迫溥仪出走土肥原贤二刊行会编，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土肥原秘录》，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3页。。他利用特务，以给溥仪送礼的名义送去两枚炸弹，并接连不断给溥仪打黑电话，写恐吓信“警告”溥仪，如不离开天津，将有生命危险。接着又于11月8日夜策动了天津暴乱。日本驻军则乘机宣布戒严，断绝了日本租界与华界的交通，同时还把装甲车开到静园门外，名谓“保护”。在一片混乱的烟幕中，11月10日晚，日本人将溥仪私藏在一个敞篷汽车的后备厢里，偷偷地开出静园，到一家日本人开设的敷岛料理店，然后给溥仪换上日本军装，改乘日军司令部的军车，开到英租界码头，登上一只没有灯光的小汽艇。溥宅总管郑孝胥父子俩如约等候在里面，还有吉田忠太郎、上角利一、工藤忠、大谷猛等。在十多名日本兵的护送下，偷渡海河到达大沽口，然后换乘日本“淡路丸”商船，渡过渤海，于13日到达营口市的满铁码头。关东军派来的甘粕正彦把溥仪接到汤岗子温泉疗养区的对翠阁旅馆暂往。当时，由于东北各界抗日斗争十分激烈，国际舆论也对日本非常不利，因而日本内阁令陆军大臣电告关东军：“关于拥立溥仪之事，操之过急会徒然刺激列国，望与中央联系后处理” [日]小林龙夫等编：《现代史资料》第7卷，第267页。。于是，关东军借口汤岗子附近有匪，于11月18日将溥仪等人移居旅顺的大和旅馆，严加封锁，仍由甘粕正彦和上角利一等负责“照顾”，实处于被软禁的状态。

就在溥仪被挟持到东北不久，1931年12月10日，国联理事会通过决议，组织调查团到中国东北进行实地调查。日本政府与关东军准备抢在国联调查团到东北之前成立伪满洲国，造成既成事实。1932年1月22日，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主持召开所谓“建国幕僚会议”，参加者除了参谋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松井源之助、和知鹰二、片仓衷以外，还有土肥原贤二、花谷正等，讨论满铁调查科松木侠起草的所谓“新国家”最高机关的问题、“人权保护条例”、交换备忘录等，进一步策划建立伪满洲国事宜。此后，又自2月5日起先后召开了十次所谓“建国幕僚会议” [日]小林龙夫等编：《现代史资料》，第378—392页。，策划如何建立伪政权，如何控制东北的铁路、矿山、森林、海关、税收、财政，以及用日本人充任伪满官吏、移民、警察制度等问题。

与此同时，关东军指使张景惠出面，于2月16日召集臧式毅、熙洽、马占山在沈阳大和旅馆举行伪“建国会议”，又称“四巨头会议”。会议由板垣主持，本庄、三宅、石原、驹井、土肥原等出席，老牌汉奸于冲汉、袁金铠、赵欣伯等参加。在这次会议上，板垣拒绝臧式毅、马占山的“联省自治”主张。赵欣伯、于冲汉按照板垣的授意提出关东军的“建国”意见，决定成立伪“东北行政委员会”，指定张景惠为委员长，臧式毅、熙洽、马占山，以及内蒙古哲里木盟齐王（齐默特色木丕勒）、呼伦贝尔盟凌升和热河汤玉麟为委员；由该委员会就建立伪满洲国的国体、政体、元首、宣言等诸项问题提出初步意见。17日，伪东北行政委员会成立。18日，关东军以伪东北行政委员会的名义发表宣言，宣布“东北四省和一个特别行政区及蒙古各王公组织一个机关，名曰东北行政委员会。本会成立的同时，通电内外，从此与国民政府脱离关系，东北省区完全独立” [日]小林龙夫等编：《现代史资料》第7卷，第385页。。这个宣言的署名者中，汤玉麟、齐王、凌升并未参加会议；马占山托病返回海伦，也未签字。从2月18日至2月25日，伪“建国会议”继续讨论“建国大纲”的具体内容，对国体、政体仍有意见分歧。2月25日，板垣拿出关东军制定并经日本军部和政府批准的方案，以“东北行政委员会”的名义发表。这个方案具体规定：国名为“满洲国”；元首称号为“执政”；国旗为“红兰白黑满地黄的五色旗”；年号为“大同”；首都定于长春，改称“新京”；“新国家”的政治为“民本主义” [日]小林龙夫等编：《现代史资料》第7卷，第391—392页。。

关东军除指使汉奸连续召开伪“建国会议”之外，还以伪“自治指导部”为中心，自2月15日起，普遍开展“促进建国运动”，千方百计地从事伪造“民意”的宣传。此项所谓“促进建国运动”，每五天一期，分三期展开。第一期为宣传、准备时期，由各省城团体发表通电，主张“脱离国民政府”，建设“新国家”，“推戴”溥仪，各县复电表示“赞成”；第二期为地方运动时期，由省、市、县等各地以“民众名义”，组织拥护建立伪满洲国的游行示威；第三期是组织全省的游行，最后在沈阳组织各省、区代表的所谓“总游行”。以当时沈阳为例，关东军司令部指令伪省市政府、伪“自治指导部”及伪市商会等机构联合组成所谓“民众促进建国大会筹备委员会”，制作了六万多面伪国旗，强令市民悬挂，并用汽车在街巷散发传单。自2月27日至29日，连续三天举行促进建立伪国的“市民大会”、“全省联合大会”、“全满联合大会”。为了增加会议人数，事先预告到会者可领一包点心，白看半日戏，甚至把辽西请赈的灾民二百余人也强迫充作辽西八县“代表”参加大会。会议中假造民意，通过所谓“独立宣言”与“决议”，并选出十一名代表去旅顺迎接溥仪。会后又由数十辆汽车组成游行队伍，以图壮大建立伪国的声势。吉林、哈尔滨、齐齐哈尔各地的“促进建国运动”也都如法炮制，丑态毕露。

二伪满洲国的成立

溥仪到达旅顺以后，受着甘粕正彦和上角利一的严密监视，不准接见其他人。关东军在制定《满蒙自由国建设顺序》后，于1932年1月29日派板垣到旅顺去探询溥仪的态度；溥仪则表示愿当元首，但须复辟帝制，保留皇帝称号。这与关东军的想法完全相反，板垣不予理睬，仍按照关东军司令部的决定，操纵伪东北行政委员会通过一项决议，要在东北成立一个“共和国”。溥仪听到这个消息，感到失望和愤慨，立刻写了十二条必须恢复帝制的“理由” 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第301页。，令郑孝胥、罗振玉去沈阳交给板垣。2月21日，郑、罗二人在沈阳同板垣进行了会谈，恢复帝制的主张未被采纳。当郑、罗二人将日本人让溥仪出任伪满“执政”的消息带回旅顺后，溥仪暴跳如雷。2月23日，板垣不得不再次跑到旅顺面会溥仪。当溥仪情不自禁地询问“国体”时，板垣答称：“自然这不是大清帝国的复辟，这是一个新国家，东北行政委员会通过决议，一致推戴阁下为新国家的元首，就是‘执政’。”这样折冲三小时未获结果，于是，板垣冷冷地说：“阁下再考虑考虑，明天再谈。”第二天，板垣把郑孝胥、罗振玉找到旅馆，令他们向溥仪传达：“军部的要求再不能有所更改。如果不接受，只能被看做是敌对态度，只有用对待敌人的手段做答复。这是军部最后的话！”溥仪听了这个回答，便怔住了。最后，只好以罗振玉提出的“暂定一年为期，如逾期仍不实行帝制，到时即行退位”为条件，同意就任“执政” 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第304—308页。。溥仪就这样抱着未来“复位登极”妄想，充当了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中国东北的帮凶。

2月29日，伪自治指导部在沈阳召开“全满促进建国运动大会”，按关东军旨意通过决议，拥护溥仪出任“新国家执政”，并派“代表”去旅顺向溥仪“劝进”。3月1日，日本侵略者假借伪满洲国政府的名义发表宣言，宣布“满洲国”正式成立；并于同一天，“敦请”溥仪出任元首的“代表”张燕卿、赵仲仁、葆康、冯涵青、凌升、苏宝麟等九人到达旅顺，进行第一次“恳请”。溥仪按照上角利一和郑孝胥的安排，先叫郑孝胥代表自己接见，然后亲自出场，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第一套答词，表示“推让”，予以“婉辞”。3月4日，“代表”人数增至29人，向溥仪进行第二次“恳请”，溥仪又念了事先准备好的答词，表示暂任执政一年。3月5日，又由张景惠、赵欣伯、谢介石等十人进行第三次“恳请”，溥仪才表示应诺。

经过三次“请驾”之后，溥仪、郑孝胥等人在日本特务的严密监护下，于3月6日从旅顺乘车到汤岗子。此时，板垣和片仓衷等也来到汤岗子。当晚，板垣与郑孝胥、郑垂父子会谈，讨论溥仪与日本关东军司令官缔结密约的事。3月8日，溥仪在一群日本侵略者和汉奸的簇拥下乘火车到达长春。车还未停，站台上迎驾队伍便响起军乐声和欢呼声。溥仪下车后，“看见到处是日本宪兵队和各色服装队列，在队列里，有袍子马褂，有西服和日本和服，人人手中都有一面小旗”。当他看到夹在太阳旗之间的黄龙旗，不禁激动起来，又觉得他的复辟“是大有希望的” 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第312页。。溥仪坐上汽车，被送到从前是道尹衙门的“执政府”。

3月9日，在执政府举行溥仪的“就职典礼”，溥仪身着西式大礼服就任执政。参加典礼的有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满铁总裁内田康哉、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参谋板垣征四郎与汉奸郑孝胥、张景惠、熙洽、臧式毅、罗振玉、张海鹏，以及蒙古王公贵福、齐王、凌升等，共有130人。仪式开始，众“元勋”向溥仪行了三鞠躬，溥仪以一躬答之。臧式毅和张景惠二人代表“满洲民众”献上用黄绫包裹着的伪满洲国国玺和伪执政玺，接着由郑孝胥代溥仪宣读“执政宣言”。典礼完毕接见“外宾”时，内田康哉致了“祝词”，罗振玉代读“答词”，然后到院子里升旗、照相，仅用25分钟就完成了由十五项内容构成的会议程序。

第二天，溥仪召集第一次伪国务会议，板垣在会上宣布伪官吏名单：伪国务总理兼文教部总长郑孝胥，民政部总长兼奉天省长臧式毅，军政部总长兼黑龙江省长马占山（未到任），财政部总长兼吉林省长熙洽，外交部总长谢介石，司法部总长冯涵清，实业部总长张燕卿，交通部总长丁鉴修，兴安总局长齐默特色木丕勒，总务厅长驹井德三，此外还有立法院长赵欣伯，监察院长于冲汉，最高法院长林棨，最高检查厅长李槃，参议府议长兼北满特区长官张景惠。

这些官吏都是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指定的，事前并未同溥仪和四巨头通报。四巨头之一的熙洽，当即以关东军事先未向溥仪执政报告为理由提出质问。关东军统治部长、伪总务厅长驹井德三回答说：“这是日本军司令官本庄繁的指定，现在是责任内阁，为什么要向执政报告。满洲是日本在日俄战时，以十万头颅和多少亿的金钱大牺牲换来的，日本人就是满洲人。这个办法是既定方针，你们要反对是不行的。”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第392页。未出三日，关东军司令官命令把总务厅长改为总务长官参见辽宁省档案馆藏十四全宗档。，负责签署伪国务院文件，掌握一切行政大权。各省仍设日本顾问部，请示事项须经过顾问部批准才能实行。4月，各省设立总务厅，日本首席顾问改任厅长。这样，从上到下形成关东军司令官及其统治部——伪满洲国总务厅长——各省总务厅长操纵一切权力的日军统治体系。中国人充任的执政、总理、总长、省长等官职都是徒有其名的傀儡。

当日，根据板垣的事先安排，溥仪同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一个卖国条约。这项条约是3月6日板垣与郑孝胥在汤岗子秘密达成的，并以溥仪写给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问候信的形式予以确认的。其主要内容有：（一）“满洲国”日后之国防及维持治安委诸日本，而经费由“满洲国”负担；（二）铁路、港湾、水路、航空线等之管理并新路之布施，均委请日本及日本指定之机关；（三）日本军队认为必要之各种设施，“满洲国”竭力援助；（四）日本人可任“参议”和其他中央及地方各官署之官吏，关东军司令官有保荐权、解职权；（五）以上各项在将来两国缔结正式条约时为“立约之根本” [日]小林龙夫等编：《现代史资料》第7卷，第408—409页。。后来，日本与伪满于9月15日签订的《日满议定书》以及其他许多条约、协定，都是以这个密约为基础而进一步具体化的。这个密约实质上是一张地地道道的变中国东北为日本殖民地的卖身契，也充分表现了伪满洲国的傀儡性质。

伪满洲国成立后，日本犬养毅内阁决定，为求“对外关系尽可能不发生障碍”，对满洲国暂不给予国际上的承认，而尽量以非正式的方法，与满洲国之间结成事实上的关系，以此来“努力实现并扩充帝国之权益，造成既成事实” [日]小林龙夫等编：《现代史资料》第7卷，第495页。。后来只是日本法西斯军人发动“五一五”武装暴动后成立的斋藤实内阁，鉴于国际上对日本侵略采取绥靖政策，才于9月15日，即伪满洲国成立后半年，宣布正式承认伪满洲国。

伪满洲国成立后两年，即1934年3月1日，日本帝国主义出于政治需要，把它改名为“满洲帝国”。溥仪由“执政”改称“皇帝”，年号由“大同”改为“康德”。溥仪登上宝座时没穿龙袍，而是身着特别陆军大礼服接受臣下的叩拜，这是日本方面的特别安排，其意义在于溥仪之即位并非恢复满清。溥仪当了皇帝，不论其名称如何改变，一切都得听命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摆布。伪满洲国的成立，是日本帝国主义一手制造的。伪满洲国建立之后，以关东军为代表的日本侵略势力，按照其“表面上由中国人统治，实权掌握在日本人手里”的如意算盘，利用这个傀儡政权，展开了疯狂的经济掠夺。

三日本对东北经济的统制与掠夺

日本帝国主义在策划建立伪满洲国后，便开始公开的、有计划的、大规模的进行对我国东北的掠夺和控制活动。为了把东北变成它扩大侵略的战略基地，输出资本、倾销商品、掠夺资源的重要场所，从一开始便着手拟定殖民地经济政策。1931年12月8日，关东军制定《满蒙开发方策案》，明确了开发满蒙，以利日本经济发展；运用行政手段实行国家统制的基本方针。为达此目的，1933年3月1日，由关东军策划制定的《满洲经济建设纲要》，以伪满洲国的名义予以公布。它提出伪满经济的“国家统制”政策解学诗：《伪满洲国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9页。。所谓统制，实际上就是日本帝国主义用暴力强制维持其既得的经济权益，把伪满经济完全置于关东军的武力控制之下，实行所谓国家垄断，使伪满经济为其侵略战争服务。为此，1934年6月28日，伪满政府又发表《对一般企业的声明》，提出对国防上的重要产业、公共公益事业和一般产业的基础产业要实行特别统制，同时提出划分统制与非统制企业的界限，初步确定伪满经济的统制形式、范围和内容。“所谓国防重要产业或公共公益性重要产业，几乎全部由特殊会社或准特殊会社经营，置于强大的国家权力统制之下。” [日]满洲国史编纂刊行会：《满洲国史》，东京谦光社1973年版，第400页。这种统制形式并在1937年5月发布的《重要产业统制法》中予以确立。特殊会社和准特殊会社是从运营机制上完善日本对伪满经济统制体制的一种特殊经济实体，又是构成伪满产业的核心力量，是日本利用伪政权干预经济的一种垄断资本主义的统治方式。它采取的是一业一会社方式，控制了这些会社的投资和经营，实际上就是控制了整个伪满经济。正是在这种经济统制方针下，日本有计划有步骤地垄断和控制了东北金融、交通运输、工矿企业、农业等经济命脉。

（一）设立伪中央银行，控制金融

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东北的金融侵略由来已久。早在1899年，日本横滨正金银行就在营口设立支行，1909年日本的朝鲜银行也开始在安东设立支行。到1931年，日本在东北的银行，总行、支行、办事处共有58家，名义资本3.1亿元，实缴资本1.3亿元 [日]枥仓正一：《满洲中央银行十年史》，长春满洲中央银行1942年版，第18、19页。。此外，还有俄国的道胜银行，英国的汇丰银行，美国的花旗银行，法国的中法实业银行等。东北的外资银行中，日本投资最多，占72%强，其他国家只占28% [日]横滨银行调查部：《满洲特殊会社制度问题》，1942年版，第11—13页。。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为了操纵东北的经济命脉，自然要首先夺取中国的主要金融机构。9月19日，关东军于一天内在沈阳占领了东三省官银号和中国、交通、边业三银行，在长春占领了吉林永衡官银号和东三省银号、边业银行等的分支机构。21日，占领吉林省城永衡官银号，11月19日占领齐齐哈尔黑龙江省官银号。在东三省官银号、吉林永衡官银号、黑龙江省官银号和边业银行等所谓四行号抢去的金银和财产，据1932年7月1日伪满中央银行所编的合并四行号的总借贷对照表，计有证券一千六百余万元，金、银四百一十万元，财产项目二千余万元，现金三千余万元，合计约为七千余万元清庆瑞：《抗战时期的经济》，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第166页。。而对我国东北金融机关的抢劫远远超过这个数目。

日本帝国主义吞并四行号、垄断金融、控制国民经济后，便积极筹划设立伪满中央银行。1932年3月15日，在关东军的策划下，召开了伪满中央银行筹备会议，关东军统治部长兼伪满总务长官驹井德三宣布，合并各官银号和边业银行，成立伪中央银行。6月11日，伪满颁布《满洲中央银行法》、《满洲中央银行组织办法》。6月15日伪满中央银行成立，7月1日伪满中央银行总行、分支行共一百二十八个单位同时正式开业，原有的四行号被撤销。总裁为荣厚（原吉林省财政厅长），副总裁日人山成乔六掌握全权，各课课长及分支行经理，多半由日本的朝鲜、正金两行和满铁的人员充任。

伪满中央银行是伪满洲国的“国家银行”，是依附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银行，是完全受控于关东军翼下的为日本资本输出和掠夺东北资源服务的工具。它按照日本银行的模式进行货币、信用管理，它发行的货币，从本位、币值，到汇率都是按照“日满货币一体化”进行，实际上是日本银行在华的特种分支机构。

伪满中央银行一开张，首项业务是统一东北货币，即用伪满钞票取代当时流通的一切通货。伪满币采用银本位，定纯银23.91公分为1元，但不铸硬币，只发行不兑现的纸币。1935年1月，伪满币因与银元产生差价，币值动荡，而放弃银值。同年11月，在“日满货币一元化”的原则下，伪满币以1∶1固定比价依附于日元。伪满币初发行时为15,187万元，到1935年底发行额达19894万元，四年间增长了31%。而到1937年底发行额又增到32,991万元，比初发行额增加了117% 孔经纬：《新编中国东北地区经济史》，吉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378页。。由此造成物价日趋上涨，人民收入下降。

其次，利用收回原有货币，肆意盘剥人民。通过强制贬值原货币和限期兑换的办法，极力压低原货币和伪满币的兑价。奉天票五六十元才能兑换1元。尤其官帖比价定得更低，吉林官帖500吊兑换1元。当时，吉林官帖的流通额是103.1亿吊，仅此一项，东北人民即被盘剥伪满币八百多万元滕利贵：《伪满经济统治》，吉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215—216页。。伪满中央银行用了三年多的时间，完成了所谓的币制统一，到1935年8月收回原货币13821万元，回收率达到97.2% 孔经纬：《新编中国东北地区经济史》，第379页。，便停止兑换；余下的近四百万元原货币，多半在僻居乡间的农民手里，他们在无形中又遭到一次劫夺。

伪满中央银行实行货币统一的同时，还通过金融统制，强占四行号的附属企业，并兼并、改组东北原有的行庄。从1933年11月9日公布《银行法》起，到1934年12月末止，对原有行庄进行“整顿”，提出申请的有169家，但批准并发给营业执照的只有88家孔经纬：《新编中国东北地区经济史》第379页。。1935年10月5日，伪满政府又要求资本较小的银行，在一年内实行改组和增资，即改组为股份公司，资本须在10万元以上。到1936年末，改组为股份公司并实行增资的有19家，个人办的银行乃完全绝迹孔经纬：《新编中国东北地区经济史》，第378页。。此外，还通过强制储蓄、生命保险、发行公债等手段，大量搜刮资金。正是由于日本对东北金融业的垄断和掠夺，使东北原有的民族金融业被彻底摧残，同时确立了日本殖民地金融体制，从中国人民手中掠取亿万财富，给东北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

（二）攫取路权，垄断交通运输

日本帝国主义垄断东北交通运输业所依靠的主要机构是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掠夺的重点是铁路。“九一八”事变前，满铁所霸占和经营的铁路有：长春至旅顺的南满铁路和安东至沈阳、大石桥至营口、沈阳至抚顺等支线。海运方面，主要霸占着大连港。对吉林至长春、吉林至敦化、四平至洮南、洮南至昂昂溪等铁路，满铁通过贷款、包工、供应材料等形式进行侵略、渗透，并且在不同程度上攫取了经营实权，但尚未能彻底霸占。

“九一八”事变后，满铁在日本关东军支持下，乘机攫取全东北铁路经营权。1931年10月10日，关东军司令官就指示满铁总裁内田康哉，应利用“九一八”事变的绝好机会，通过“委托经营”的办法，夺取东北原有一切铁路的路权，并按照原来计划和军部的要求，建设一批新铁路。满铁首先拼凑了“沈海铁路保安维持会”，夺取了中国人集资修建的沈海路权。接着于10月23日，由关东军和满铁策划成立伪东北交通委员会，作为日本夺取路权的工具，控制着东北铁路的统治权。

伪满政权建立后，伪执政溥仪于1932年3月10日致函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称：“敝国承认贵国军队凡为国防上所必要，将已修铁路、港湾、水路、航空等管理并新路之布设，委诸贵国或贵国所指定的机关”，从而将路权拱手出卖。同年8月7日，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与伪满国务总理郑孝胥签订《满洲国铁路、港湾、航路、航空及新线修建管理协定》，规定：“满洲国将铁道、港湾、水路及航空线路等管理委托于关东军，关东军将被委托之铁路、港湾、水路经营及敷设委托于满铁。” [日]满洲国史编纂刊行会：《满洲国史》，第363页。 1933年2月9日，伪满国务总理与满铁总裁签订《满洲国铁道借款及委托经营细目契约》、《松花江水运事业委托经营细目契约》、《敦化、图们江铁道外二铁道建造借款及委托经营契约》等。这样，满铁就“名正言顺”地夺取了除中苏合办的中东（满洲里至绥芬河）铁路以外的东北所有铁路的经营权。

对于中东铁路，日本侵略者当然也是急不可待地要夺取到手。日本侵略者通过制造事端、扰乱铁路沿线秩序、禁止国际直通货运、割断中东铁路与苏联铁路的联系、迫害与逮捕苏联籍铁路职工等手段，迫使苏联自1933年6月与日伪举行谈判，至1935年3月23日，不顾中国政府的严重抗议，苏联与伪满正式签订让售中东铁路的协定。按照协定，日伪以1.7亿元的代价，从苏联手中购买了全长1700公里的中东铁路及附属财产满铁史资料编辑组：《满铁史资料》第2卷第4分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333—1337页。。当年末，满铁派出2135人接管了中东铁路的全部业务。至此，满铁垄断了全东北的铁路交通。这时，伪满沈阳铁路总局所管国有铁路已达6857.3公里孔经纬：《新编中国东北地区经济史》，第372页。。

此后，满铁紧密配合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计划，以铁路运输为先行，积极协助日本在伪满的所谓经济开发、大幅度地压缩民用货物运输量、无限制地扩大军事运输和战略物资的输送等方面，充分地发挥着交通运输的军事战略作用，强化了殖民地交通运输的军事机能，同时也为日本掠夺东北资源提供了方便。仅1936年东北物产的输出额就比1935年增加了43% 吉林省金融研究所：《伪满中央银行史料》，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12页。。至于其他交通运输事业、港湾、航空通讯等各主要经济命脉，也伴随着东北地区的沦陷相继被日本侵略者所控制垄断。

（三）夺取矿权，统制重要产业

首先，煤炭工业。由于日本国内资源贫乏，对中国东北的矿藏垂涎已久，早在日俄战争以后，日本凭借武力占领了抚顺煤矿，由满铁经办。以后又陆续把持了辽宁省瓦房店煤矿、辽阳烟台煤矿、吉林宽城子煤矿的经营权。“九一八”事变前，抚顺、本溪湖、烟台、新邱等较大煤矿大部分属于日本人经营。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在东北迅速建立起由满铁与日本财阀资本控制的、以基本原料为核心的军事工业体系，在“九一八”事变期间借助于军事力量占领并侵吞了中国官营和官僚资本经营的企业。接着，又通过与伪满政权签订协定，全面攫取矿业权。1932年9月9日，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与伪满国务总理郑孝胥签订《关于规定国防上必需的矿业权的协定》，其中第二条规定：“满洲国政府将另表所列各矿山的矿业权许给日满两国政府协商指定的日满合办的法人。”根据这个协定，日本夺取了东北及内蒙古计三十八处地方重要矿产（包括煤、铁、石油、铅、锡、镍、水银、白金等）的开采权。1935年8月1日，伪满公布《矿业法》，规定未经开采之矿物为国有，凡欲经营矿业者应呈请产业部大臣批准，从而实行了矿业垄断，为日本垄断资本在东北开发矿产提供了条件。

东北煤炭资源丰富，“九一八”事变后，日本通过各种手段，把东北的所有煤炭开采权控制在满铁、满炭（满洲炭矿会社）手中。满铁系统的煤矿中，以抚顺煤矿规模最大。以1936年为例，当年满铁系统的煤矿产量超过1000万吨，而抚顺煤矿即达到950万吨。抚顺煤在日本煤炭市场上也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1933年至1936年，每年运往日本的抚顺煤都在200万吨以上解学诗：《伪满洲国史新编》，第321页。。日本国内的重要军事、冶炼工业都必须用抚顺煤，并把它视作日本的标准煤。满铁还在1933年控制了原由中国民族资本家开设的奶子山煤矿，改称蛟河煤矿，又控制了原由中日私人资本合营的老头沟煤矿。1934年，满铁又“接管”了瓦房店煤矿，强行“收买”了兴安煤矿和富锦煤矿。据统计，满铁系统的煤产量由1932年的700万吨，到1936年增加到1000万吨以上陆仰渊等：《民国社会经济史》，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第667页。。满炭成立于1934年5月，初资本仅1600万元，伪满洲国和满铁各出资一半。满炭通过各种手段，先后以“敌产”为名，强占复州、八道壕、尾明山、孙家湾四矿，又以“入股”名义控制鹤岗、北票、西安三矿，满铁又将新邱煤矿移交满炭，将它和孙家湾矿合并为阜新矿务所，并着手开发高征、太平、五龙和平安各矿。满炭系煤矿，由1934年开始出煤到1936年，从72万吨增加到193万吨，占当时东北煤产量的1296万吨的14.8%，比重虽不大，但增长速度很快解学诗：《伪满洲国史新编》，第321页。。

其次是钢铁冶金工业。“九一八”事变前，日本资本掌握的有鞍山制铁所和本溪湖制铁所。这两家企业生产的生铁，几乎占当时全中国生铁产量的97.3%。日本侵占东北后，积极建立基础产业以满足其军事需要，由满铁投资在鞍山建立昭和制钢所，原鞍山制铁所并入，实行钢铁连续作业。不久，昭和制钢所通过“合营”、“租矿”等办法，先后控制了鞍山的铁矿和辽阳弓长岭铁矿，成为昭和制钢所的主要矿石来源。1933年6月和1934年12月，昭和制钢所相继推行第一期和第二期增产计划。增产建设项目投产后，到1937年，生铁生产能力从原来的28万吨增加到70万吨；钢的生产能力，从无到有，达到58万吨解学诗：《伪满洲国史新编》，第322页。。本溪湖煤铁公司是东北另一冶金基地，主要生产低磷铁，为日本生产军火的重要原料。在向日本运送生铁方面保持上升势头，1932年至1936年，从7.4万吨增长到12.3万吨《昭和制钢所调查月报》，1940年4月号，第28—33页。。在日本侵略掠夺政策指导下，钢铁冶金业竭力扩充生产规模，除上述两家大型企业外，还有鞍山钢材会社、日满钢材工业会社、满洲住友金属工业会社、满洲大谷重工业会社、满洲久保田铸铁管会社、满洲电线会社、满洲进和钉兵会社等，均由日本人投资，日本资本完全垄断了东北的钢铁冶金工业。

第三，石油工业。日本石油资源十分贫乏，需求量却非常巨大，仅海军每年就需用重油100万吨。日本国内石油只能满足需要量的十分之一，其余全部要从国外获得。所以，在日本“一滴油比一滴血还要贵”。这样，对东北石油资源的掠夺就更加迫切了。东北虽隐藏有丰富的石油资源，而日本人组织庞大的力量勘探未经发现，遂转向抚顺的油页岩的开发，并探明抚顺油页岩总储藏量约55亿吨，可炼3亿吨石油，足够日本海军使用三百年。这对日本来说，无疑是一个重要的石油来源。此项炼油工程早已为满铁垄断。满铁经过20年的持续试验，于1928年建立了年产5.5万吨的炼油厂。该厂1929年正式投产，1930年生产石油5.7万吨滕利贵：《伪满经济统治》，第140—141页。。“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的石油资源全面掠夺。1933年6月5日，伪满设立“满洲石油炼式会社”，资本2000万元，由伪满政府、满铁和日本其他财阀出资。该会社设立后，在大连建立炼油厂，1935年建成并开始生产，但仍然以抚顺油页岩开发为重点。根据日本军部和政府的要求，满铁在1934年对抚顺炼油厂进行扩建，并增加新的设备。1935年抚顺炼油厂产原油15万吨，紧接着在1936年又进行第二次扩张，预计年产石油30万吨，超过了全日本年产石油25万吨的产量滕利贵：《伪满经济统治》，第324页。。不久，伪满制订第一次产业开发五年计划，仍然把掠夺石油列为重点。另外，日本还在抚顺进行煤炭液化提取石油的研究，并建立抚顺煤炭液化厂，由于提取过程复杂，产量有限。

第四，电力工业。日俄战争后，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在东北建立电力工业，至1930年，在东北有日资关系的电力企业达31家，资本总计5311.8万日元杜恂诚：《日本在旧中国的投资》，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306页。。“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大力开展电力工业建设。1934年11月，伪满成立日满合办的满洲电业株式会社，总部设在长春，统一经营满铁以外的火力发电厂。该企业不仅合并一些日资电力企业，如满洲电气会社、营口水道电气会社、北满洲电气会社等，而且吞并了不少中国人经办的企业，如奉天电灯厂、长春电灯厂、哈尔滨电业局、吉林电灯厂、齐齐哈尔电灯厂、安东发电股份有限公司等。至1936年，该会社资本达9000万日元。翌年又增资为1.6亿日元，扩建旧厂和在阜新、甘井子等地兴建新厂。该会社在东北电力工业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它的发电容量约占整个东北的40% 王承礼：《中国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纲要》，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版，第118页。。另外，日本还在东北先后建立两座大型水力发电站。在日伪的竭力推动下，东北电力工业发展特别迅速，这是日本在东北军需产业片面膨胀的结果。

综上所述，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以后，不仅原在东北的满铁垄断资本急剧扩张，而且新投入的日本资本大量涌入。它们迅速地垄断了东北的军需工业、重工业和其他基础工业。但是，这些工矿业多半是满足日本工业需要的原料工业，已完全纳入了日本殖民体系，是为日本的侵略与经济服务的。

（四）强占海关，控制对外经济贸易

海关是国家的经济门户，直接控制着对外贸易，影响到经济的发展和对外经济关系，关税又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后，也千方百计地夺取海关。“九一八”事变前，中国海关受上海总税务司管辖。上海总税务司管辖下的东北海关有大连、安东、营口、沈阳、滨江、延吉、瑷珲七个关及下属七个分关、十个分卡。同时，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关务署又在安东、营口、滨江、延吉、瑷珲五个海关设立监督公署，但不掌握实权。日本侵略者为霸占海关，先占领东北各海关公署，接着于1932年2月17日组织伪东北行政委员会之后，通知东北各海关监督，由该委员会管辖东北各省海关，“训令”各海关监督及税务司照常服务，并称各关已派有日本顾问一名，驻关监视各关一切政务贾德怀：《民国财政简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85页。。3月下旬，伪满财政部又通过各海关日本顾问通告各海关及其往来银行，停止向上海总税务司解款，改向伪满财政部缴纳其海关收入。

伪满政权强取海关的行动，遭到了国民政府及东北各海关税务司、中国银行东北各分支行的抗议与拒绝，但伪满政权却在日本支持下，以武力劫夺各海关。从6月26日至30日，伪满政权连续将大连、滨江、营口、安东、珲春、延吉等六个海关夺取到手，驱逐各该关税务司及关员，重建以日人为主的各关，并开始办公。8月，又强行接收奉天海关，10月将东北海关一律改称税关。1933年1月，再强行接收绥芬河海关，至此东北海关全部被日本帝国主义劫夺。此外，伪满政权还在承德、图们和山海关设立本关，并新设分关、分卡有十四处，以便利日本对东北的贸易。

日本帝国主义强行劫夺海关，利用海关，通过关税政策，控制东北的对外贸易，以保证日本商品的倾销和对东北资源的掠夺。“九一八”事变前，东北的对外贸易是中国唯一出超地区，1927年—1931年平均每年出超1亿关两，1931年达1.69亿关两。日本占领东北后，1932年尚有1.2亿日元（近1亿关两）的出超许涤新等：《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6—387页。。后由于日本垄断东北的贸易和伪满政权实行优惠日本商品的政策，所以从1933年开始输出大量减少，而输入则不断增加，从出超变为入超。据统计：1933年为0.616亿日元，1934年为1.855亿日元，1935年为1.857亿日元，1936年为0.879亿日元，1937年为2.419亿日元许涤新等：《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第387页。。

伪满贸易的大量入超，实际是对日本、朝鲜、台湾贸易的结果，而对其他国家贸易都是出超，对中国关内的贸易也是出超。在东北的进出口贸易中，日本在“九一八”事变前已居首位，“九一八”事变后更占据了最大份额。东北对日输出，1932年为2.35亿元，占输出总额的38%，到1936年则为2.85亿元，占输出总额的47%，即在东北向外输出总额中，有将近一半是输往日本。在输入贸易中，1932年日本输入为1.97亿元，占输入总额的58%,1936年则为5.34亿元，占输入总额的77%。在东北对日本贸易总额1932年为4.33亿元，比率为45%，1936年为8.2亿元，比率增为63% 王承礼：《中国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纲要》，第121页。。

在进出口货物方面，东北输入的工业品中大部分是消费品，如纺织品、食品和日用百货等，1932年输入的消费工业品占总输入额的77.7%，以后虽稍有降低，但在1937年以前，一直不低于60%。输入的机器设备基本上都是供给日本在东北的各种工矿交通企事业。东北输出的商品中，农产品、各种工业原料和矿产品占了绝大的比例。农产品和化学工业原料1931年占输出总额的75%,1936年达79% 杜恂诚：《日本在旧中国的投资》，第382页。。供应日本军备的铁矿和生铁是日本掠夺的重点，出口量有很大增长。这些情况充分表明东北对外贸易的殖民地性质。

（五）强占耕地，掠夺农产品

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以后，对东北的农业同样采取了殖民主义的统制政策。首先利用政治、军事的力量，垄断和掠夺东北的土地。“九一八”事变时，关东军所到之处，对大量土地加以“敌产”、“逆产”名目，予以没收，侵占了东北大量土地。接着又授意满铁在东满、北满一带强制收买农田，到1935年满铁在东北侵占的土地达100万公顷之多孙健：《中国经济史——近代部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25页。。伪满政权成立后，除接收这些“敌产”、“逆产”土地作为“官产”外，又通过地籍的整理，将旧有官地（包括清室保留地、吉林旗属官地和驿站官地、吉林官仓仓田、辽宁省官地、东省特别区官有地、国有荒地和林地）“处理”成为国有。其中除相当大量土地被划作军事用地外，余下拨作日本移民用地。伪满政权还于1932年4月公布《外人租用土地章程》，规定外国人在东北能获得永久的承佃权，并成立日满土地开拓会社，攫夺东北土地。1933年6月，伪满更公布《商租权登记法》，规定日人在东北从事农工商各业所需用之土地，得自由商租，期限30年，期满可以延长，这实际上就是从法律上承认日人对商租土地的永久占有。

在掠夺土地与公布所谓租用土地“立法”的同时，日本帝国主义组织了向东北的大量移民活动。1932年初，日本拓务省拟定《满洲移民计划大纲》，确定了移民侵略方针。同年6月，日本议会通过《移住适用地调查费》等法案，8月又通过《第一次五百名满洲移民费追加预算》，拨出了用于移民的经费。由日本退役军人组成的第一批武装移民团429人，于1933年3月到达佳木斯附近的永丰镇。这种武装移民到1936年7月为止，共移来五次，2900户计7296人姜念东等：《伪满洲国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40—341页。。这五次武装移民带有试验性质和准备性质，真正大规模的移民侵略开始于1936年的“百万户移民计划”，企图在二十年内向我国东北移民100万户500万人。由于日本移民大量侵占东北土地，致使广大东北农民失去了大量土地，被迫流落他乡，沦为日本移民或移民会社的佃户，受其奴役和剥削。

日本对东北农业的掠夺除了移民霸占土地外，还大量掠夺农产品。东北是中国著名的产粮区，农产品丰富，特别是大豆等特产品和玉米等，向来是日本所竭力获取的物资。“九一八”事变前五年，平均每年向日本输出大豆三品（大豆、豆饼、豆油）达163万吨，占大豆三品总输出量的40% 姜念东等：《伪满洲国史》，第370页。。“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为了解决国内的粮食问题和战争物资动员的需要，积极推行将东北变为其粮食供应基地的政策。在农业生产上，强令农民种植水稻、棉花、烟草以及鸦片等，增加杂粮生产，剥夺了农民的种植自由。在农产品流通上，日本垄断了东北农产品的收购，以极其低廉的官定价格迫使农民出售它所需要的农产品。如大豆平均价格，“九一八”事变前吉黑两省，每斗价1.3元上下，辽宁则为1.7元左右；而“九一八”事变后的1934年，沈阳豆价每斗0.6元，外县0.55元左右，吉黑两省每斗0.5元桑润生：《日本军国主义对我国东北农业的掠夺》，《社会科学战线》，1987年第2期。。这表明农产品被日本以极其低廉的价格搜刮去了。东北农产品被收购后大量输往日本。1934年，输往日本的玉米价值达290多万元，占当时主要农产品输出总额的58% 姜念东等：《伪满洲国史》，第370页。。从1932年—1936年，每年输往日本的高粱、小米各占总产量的40%和90%以上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538页。，从而使东北粮食生产完全服从于日本的需要。

此外，日本还在东北诱骗农民种植鸦片，毒害广大民众。“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东北推行鸦片专卖政策。1932年9月16日，伪满政权公布《鸦片收买法》，同年11月30日公布《鸦片法》。1933年成立鸦片专卖公署，下设专卖署和分署32处，遍布东北主要城市和地区。在日伪鸦片专卖制度的诱发、包庇下，东北各地鸦片种植成风，如黑龙江的密山、虎林、饶河、马鞍等地，种五谷者绝少，除去烟苗，别无他物。据统计，1934年东北境内种植鸦片的县达35个，烟田面积达35万亩，仅热河一省烟田面积即达17万亩。据伪满政权年报统计，1933年至1937年鸦片栽种遍及伪满七省三十县一旗，总面积达68.5万亩。这还不包括秘密栽种面积姜念东等：《伪满洲国史》，第423页。。鸦片大量种植给日伪统治者带来高额利润。据伪满政权官方公布的统计，鸦片的收买量逐年增加，从开始时的每年250万两，到1937年增至800多万两；鸦片专卖利润1933年是700万元，到1937年达到5000多万元。然而，实际数字远远超过官方统计。据当时任伪专卖总署署长卢元善供称，1937年鸦片销售量是1200多万两，获纯利润约9232万元滕利贵：《伪满经济统治》，第234页。。

鸦片专卖造成了烟毒泛滥，吸食鸦片者日益增多。仅伪满登记的吸食鸦片者，1933年为56804人，1937年增加到811,005人，五年间吸食者增加了十四倍陈本善等：《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史》，吉林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35页。。日本推行的鸦片毒化政策，不仅掠夺了东北人民的大量财富，而且使东北人民蒙受了巨大的身心危害。

总之，“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东北经济的统制与掠夺，将东北经济纳入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体系中，使东北经济沦为殖民地经济。

四日本在东北的文化统治与奴化教育

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推行“剑与火”的政治统治、经济掠夺的同时，也把殖民地思想文化统治的锁链强加给东北人民，极力摧残中国民族文化与教育，推行愚民与奴化政策，实行殖民地文化统治。

（一）建立并加强殖民地文化统治

1932年伪满洲国刚成立时，日本殖民主义者便在伪政府统治机构中建立了思想文化统治的中枢——资政局弘法处。它是由积极从事侵华的日本法西斯分子笠木良明策划和领导的，其任务有三项：一、“宣传建国并施政之精神”；二、“涵养民力，善导民心”；三、“普及自治思想”。实际上，它围绕建设伪满洲国所谓的“独立的新国家”，进行分割中国的反动宣传，向人民灌输东北独立的思想，打击和镇压东北人民的抗日力量。1933年，日本殖民者为了强化统治机构，废资政局，在伪满国务院总务厅下设立情报处。它成了伪满言论文化的中心统治机关，一元化地管辖新闻、出版、通讯、广播等事业。

在新闻通讯方面，日本侵略者于1932年12月1日建立伪“满洲国通讯社”，着手垄断东北新闻通讯机构与事业，排斥和取消中国人民的新闻、通信自由。1933年9月，又建立“满洲电信电话株式会社”，把持了伪满的广播事业。1936年9月，日本殖民者又以“一个国家一个通讯社”的垄断政策，建立了为其严格管辖东北新闻、通讯机构的“满洲弘报协会”，把报道、言论、经营三方面统一起来，实行严格的“官制统治”在出版方面，1932年10月，伪满公布《出版法》，规定凡是危及伪国存在、“惑乱民心”的读物，一律禁止出版；同时对带有民族意识的书刊，一律查禁或销毁。据伪满文教部记载，1932年3月至7月，就在东北焚书650余万册。在禁止出版的同时，还禁止关内报刊书籍输入。1934年6月29日，伪民政部一次就通令禁止三十六种报刊输入东北。其中主要是我国关内的报刊，计有：《大公报》、《申报》、《时报》、《新闻报》、《北平晨报》、《华北日报》、《京报》、《平报》、《世界日报》、《社会日报》、《北京日报》、《上海民报》、《广东市民日报》、《豫北日报》、《徽州日报》、《益世报》和《良友》、《循环》杂志等十八种，占禁止输入报刊的一半。此后查禁书刊种类年年增加。据《满洲年鉴》记载，1935年至1938年四年间，伪满禁止发行的报纸为7445份，扣押56,091份，禁止发行的杂志为2315份，扣押13,664份，禁止普通出版物3508册，扣押924,852册 [日]福富八郎：《满洲年鉴》，满洲日日新闻社1941年版，第442页。。相反地，日本国内宣扬军事法西斯思想的出版物却源源不断输入，年年增加。1936年，日本向伪满出口书籍58.7万余册，1937年就增至380万册姜念东等：《伪满洲国史》，第436页。。

日伪打击中国民族出版事业、禁止关内书刊输入的同时，还加紧建立殖民垄断的出版机构。1937年2月，建立了伪满洲图书株式会社垄断出版事业，专门出版、发行与销售伪满的学生课本和宣传伪满“建国精神”与政策的书籍。

在电影方面，日伪于1933年8月成立伪满洲国电影国策研究会，控制东北的电影。凡日伪认为有损于日本帝国主义和伪满政权、有损于日本侵略军、有损于所谓“皇室”、有损于日伪官吏统治的，特别是有关反战思想的和有关共产主义思想的影片，一律禁演。仅1936年一年就禁演影片178部。有些影片虽未禁演，却遭随意剪截，1936年剪截影片达二千八百余米，1937年增至二万余米。但是，宣扬武士道精神的日本电影却充斥伪满影院，可以说，伪满的影坛是日本电影的天下。据统计，1936年日本输入东北的影片是154部，1937年升至232部陈本善：《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史》，第418页。。

此外，对小说、戏剧、音乐、美术等方面也进行统制，利用汉奸文人美化日本侵略，鼓吹战争狂热，丑化我国各族人民，咒骂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以此来腐蚀、奴化在伪满统治下的中国人民的思想。

（二）实行殖民主义的奴化教育

东北的教育事业也遭到日本侵略者毁灭性的摧残。关东军侵占东北后，以“排日”的罪名，下令所有学校一律停办，关闭了各级各类的学校。直到1932年伪满洲国建立后，才开始对各级学校进行所谓的整顿、恢复，但进展缓慢，质量低下，以至迟迟达不到“九一八”事变前的水平。

“九一八”事变前，东北有小学1.36万余所，小学生74.71万人，教职员2.44万余人。至1933年恢复的小学仅有九千一百余所，学生50.21万余人，教师1.63万余人。儿童的入学率在1935年末仅占23%。中学：“九一八”事变前有194所，学生3.85万余人，教职员二千四百余人。伪满政权建立后恢复很慢，到1937年开学的仅有173所，学生3.36万余人，教师（职员除外）一千六百余人。大专院校：“九一八”前有三十所，1933年开课的只有两所，1935年只有五所，1937年也只有十所陈本善：《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史》，第418—419页。。

日本侵略者在对东北教育进行破坏的同时，竭力建立以愚民奴化为核心的殖民主义教育体系。1932年3月伪满洲国建立后，在伪国务院设文教部，作为掌管教育的最高行政机构。先后担任伪文教部总长的有郑孝胥等人，但实权都操在日本人手中。伪文教部设立后，于1932年7月在长春召开教育厅长会议，具体规定伪满洲国教育以重仁义，尚礼让，发扬王道精神，及于人民生活方面以期共享和平之幸福，于友谊方面尚节义自重，对世界民族讲亲仁亲邻，共存共荣，达到大同为方针。只要除去其中“重仁义”、“尚礼让”、“尚节义”、“大同”等欺骗性的词句，其反动实质是很清楚的。它是一条典型的殖民主义教育方针，是根据日本帝国主义实行法西斯统治，进行经济掠夺，扩大侵略战争的需要而制定的，是把教育限制在为宗主国服务和培养廉价劳动力之上的。

按照这个殖民统治的教育方针，日伪教育政策的着重点是，废除中国原有的教学秩序、内容和教材，代之以日伪的课程设置和教材，并竭力散布殖民主义的教育思想。首先，日本侵略者在各级各类学校里废除了中国原有的大部分教材，甚至连一张中国地图也不准挂，不让看。然后，组织力量编写、出版大量的进行奴化教育的新教材。在所谓新教材出版之前，小学讲授“修身”、《孝经》、《论语》，宣扬忠、孝、节、义等封建道德。中学也以宣扬“建国精神”为主，讲授“国民道德”，并且把日语和“东洋史”列为重要的课程。大学讲授“国体本义”，宣扬日本立国精神“唯神之道”。到1934年及1935年，日伪陆续新出版的“暂行国定教科书”达二十七种，四十七册。通过这些教材，歪曲与篡改中国历史，改变中国的疆域，宣扬所谓“建国精神”、“王道政治”、“日满亲善”等谬论，用以毒害与腐蚀东北青少年的思想和民族意识。同时在课程设置上，日语被列为小学、中学、大学的主课。各类学校一律开设日语课，而且课时远远超过语文、数学等主科。日语从小学一年级就开始开设，初小和中学每周六课时，高小七至八课时；而汉语，小学每周不过六课时，中学仅有三课时。1936年，日伪又在社会上实行日语检定考试制度，规定经考试日语合格者可以分别取得特等、一等、二等、三等的资格。一些国民学校的学生可以参加考试，合格者发给一定的“语学津贴”，毕业后可以优先录用，用以引诱青少年重视日语并接受其奴化教育。日本帝国主义为推行其奴化教育，对各级教师进行残暴的“整肃”，把大批籍贯属于关内各省的教师排挤出学校，并对爱国师生实施疯狂的镇压和迫害，甚至捏造“莫须有”罪名，把大批正直、富有爱国心的知识分子投入监狱，施以重刑，乃至枪杀，妄图震慑爱国师生的反日情绪，维持反动的殖民地教育秩序。1933年，日军宪兵队对沈阳市第三中学突下毒手，一次捕杀爱国师生35人。同年5月至7月，吉林市学生因散发抗日传单，先后被逮捕、杀害六七十人。1934年5月，长春市二中及其他学校教员，一次被日伪特务机关逮捕了九名，其中四名被杀害，其余的下落不明。1935年，日伪当局在安东教育界大逮捕、大屠杀更是令人发指。日伪宪警以组织“保国会”为名，将安东省教育厅和安东市、凤城、庄河、宽甸、辑安、桓仁、通化、临江、岫岩等县的教育局长、职员及中、小学校校长，一律逮捕。然后把他们分别押进各地宪兵队，上大挂、灌凉水、烙铁烧、坐老虎凳等，无所不用其极，追索抗日救国会组织。据事后统计，这次大逮捕共抓捕安东地区教育界知名人士、中小学校长、教师及部分商、财界人士五百余人，被判死刑和在狱中被折磨致死者达到二十余人，另有八十余人被判无期以下徒刑，其中一半以上后来瘐死狱中王希亮：《日本对中国东北的政治统治》，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8—179页。。由于日本侵略者对东北广大爱国中小学教师的迫害，到1935年末，中小学教师人数陡然减少了九千余人。

五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关东军对我国领土的疯狂侵略，激起东北爱国军民的愤怒与反抗。从日本关东军的铁蹄踏入沈阳之日起，东北军民就向日本侵略者展开不屈不挠的反抗斗争。随着日本的侵略范围的迅速扩大，反抗的烽火也很快燃遍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以东北军官兵为主体，有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以及地方民团、保安队、警察、民间秘密结社、绿林武装等各阶层群众参加组成的义勇军、救国军、自卫军等抗日武装蜂拥而起，在白山黑水之间燃起了民族自卫的抗日烽火，从城镇到乡村到处发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怒吼。

（一）东北军爱国官兵奋起抗日

“九一八”事变后，一部分东北军爱国官兵出于民族义愤，拒绝执行当时国民政府绝对不抵抗的命令，奋起抗战。马占山领导的“江桥抗战”是“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队给日本侵略者的第一次回击。

日本占领辽宁、吉林两省主要城市后，开始向黑龙江省进犯。在这紧急时刻，黑河警备司令兼步兵第三旅旅长马占山奉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张学良命令，统帅黑龙江部队，并代理省主席职务，奋起领导江桥抗战。

江桥抗战从11月4日开始到19日结束，历时十六天，分为江桥第一线战斗和三间房战斗两个阶段。11月4日中午，关东军一个中队在飞机支援下，向江桥中国守军阵地左翼猛攻，并将大兴车站炸毁。守军奋起自卫，将敌击退。18时，关东军一个大队在七架飞机、四列铁甲车和数门火炮掩护下，向守军卫队团阵地正面发起猛攻，双方展开激烈战斗。5日，日军调整部署，把张海鹏伪军调到第一线。守军以步兵正面迎击，骑兵两翼包抄，激战至晚，将敌击退。6日凌晨，敌增援部队到达又大举进犯，上面飞机，下面大炮，晚间有探照灯指示炮兵射击。江桥守军浴血奋战，关东军第十六联队几乎被全歼，骑兵第二旅团也伤亡惨重。守军终因装备低劣、兵力单薄，6日晚马占山下令将守桥部队主力后撤至三间房阵地，继续阻击敌人。

从7日开始，江桥抗战进入三间房阻击战阶段。关东军一面调集在东北的日本精锐部队向前线集结，一面以强硬态度要求马占山下野，并撤至齐齐哈尔以北，被马占山严辞拒绝。关东军见威胁无效，遂向三间房阵地进攻。12日，关东军以七千余人在飞机和火炮掩护下，向三间房阵地发起猛攻。我守军各部官兵奋勇还击，马占山亲到阵地指挥作战，血战至下午，敌不支，被迫退却。16日，关东军以步、骑、炮兵四千余人在飞机和坦克掩护下发起全线攻击，守军勇猛抵抗，两军陷入混战状态。后关东军增援部队陆续到达，18日晨，关东军以三个联队的兵力向三间房主阵地实施猛攻，并形成包围态势。守军经过浴血苦战，终因伤亡过重，无力支持，当日下午6时，马占山令各部撤出阵地，晚间退至齐齐哈尔。19日，又率全军二万余人退到海伦。至此，历时十六天的江桥抗战结束。

除江桥抗战外，东北军爱国官兵还在锦州、哈尔滨等地抗击日本侵略军。辽宁省警务处长黄显声和沈阳市警察局监察长熊飞（熊正平），在锦州重新改编三个公安骑兵总队，1931年10月消灭了汉奸凌印清和日本特务仓冈繁太郎等组织的“东北民众自卫军”，11月又消灭了张学成在日本关东军扶植下组织起来的“东三省自治军”。接着，又与张树森的骑兵第三旅、常经武的步兵第二十旅及张廷枢的步兵第十二旅，一起沿大凌河布防。12月22日，日军出动三个旅团的精锐部队向辽西和锦州进犯，中国守军和公安骑兵总队在营（口）沟（帮子）线田庄台、北宁线白旗堡、大（虎山）通（辽）线白山等处，多次与敌人展开激战，在一定程度上阻挡了日军的进攻，延缓了锦州沦陷的时间。

在哈尔滨，日本侵略军遭到了东北军李杜、丁超等部的抗击。日本关东军为占领东三省特区哈尔滨，命令于琛澄伪军进攻哈尔滨。1932年1月27日，于琛澄部伪军在日军飞机掩护下，向哈尔滨上号、南岗、三棵树发起进攻。东北军李杜的第二十四旅、丁超的第二十旅和冯占海的吉林卫队团等部展开猛烈反击，打退了敌人的进攻。于琛澄伪军进犯哈尔滨失败后，1月28日，本庄繁令长谷部照俉指挥步兵第四联队、野炮兵第八联队一个大队向哈尔滨附近进犯。1月30日，东北军第二十二旅旅长赵毅率部在哈尔滨附近的双城，击溃伪军刘宝麟旅，俘敌七百多人，当晚又在双城车站设伏，正值长谷部旅团军列开进双城车站，日军整队下车卸掉枪械、拢火取暖之时，设伏的第二十二旅抓住这绝好的战机，突然从三面向日军发起攻击，日军措手不及，乱作一团，被击毙击伤四十八人。

东北军爱国官兵自发的抗战行动，打击了日军侵略的气焰，捍卫了中华民族的尊严，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

（二）风起云涌的义勇军抗日斗争

“九一八”事变后，以部分东北爱国官兵和警察为骨干，会同各地自发组织起来的抗日民众，形成了遍及东北城乡的抗日义勇军队伍。他们发表通电，痛陈“吾人泥首呼天，求生无路，惟不肯延颈就戮，始起而自卫。我中华裔胄决不甘作亡国之奴，宁可杀贼以致死，不委曲以求全” 辽宁省档案馆藏：《日本侵华专题档》。。表达了誓死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决心。东北义勇军的兴起和抗日斗争，发展很不平衡，没有统一的组织和指挥系统，番号不一，而且不断变换。按地区分，可分为辽宁抗日义勇军、吉林抗日义勇军、黑龙江抗日义勇军等。

辽宁抗日义勇军兴起最早，规模大，斗争也相当活跃。主要有辽西的东北民众自卫义勇军。这支抗日武装系由原辽宁省警务处长黄显声和沈阳市警察局监察长熊飞在阻敌侵锦过程中，以新编公安骑兵总队为基础组成的，初名“辽宁抗日义勇军”，后改名“东北民众自卫义勇军”，总指挥部设于北票。到1931年末，已有义勇军二十二路，每路多者万余，少者一二千，共约六万余人，转战于黑山、营口、盘山、海城、台安、新民、辽中、沈阳、本溪一带，到处英勇地打击日本侵略者。

辽西义勇军的壮大，使日本侵略军惶惶不安。1932年1月3日，关东军侵占锦州后即命令：已进入辽西的第二十师团主要用于对辽西各地义勇军作战，并负责对热河及关内的警戒。关东军第二十师团命令所部混成第三十八旅团骑兵第二十七联队，进驻锦西城“扫荡”辽西义勇军。1月9日，第二十七联队联队长古贺传太郎率队到城西一带“扫荡”，遭辽西义勇军刘纯启等部伏击，联队长古贺传太郎以下数十名日军被击毙。日本侵略者惊呼这是“九一八”事变以来“最大的悲惨事件” 《协和》，1932年第2期。。古贺联队被歼，极大地鼓舞了辽西广大人民群众和各路义勇军士气，抗日武装斗争的规模更加扩大。到4月，经过整顿，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改为军区制，按其活动地区划分为五大军区。原辽西大部地区及沈阳一带的各路义勇军划归第一军区指挥。辽西地区因距北平较近，得到各方接济，发展快，战绩好。他们之中以郑桂林的第四十八路战绩较好，支持较久，但到1933年5月，关东军侵占热河和长城各口以后，各部相继溃散。

在辽西义勇军兴起的同时，邓铁梅在辽南举义，创建了一支以农民为主体的义勇军武装，人数较多，战斗力较强。1931年10月初，原凤城县公安局长、牡丹江警察分署署长邓铁梅，在黄显声的赞同和支持下，在凤城县联络近二百名抗日志士，成立东北民众自卫军，被推举为司令。12月26日夜，邓铁梅率东北民众自卫军袭击凤凰城，捣毁伪县公署、警察局，砸开监狱，救出百余名爱国志士，并全歼守城日伪军，缴获步枪三百二十余支、轻机枪两挺、迫击炮两门以及其他军用物资潘喜廷等：《东北抗日义勇军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46—247页。。凤城大捷后，自卫军乘胜远征庄河县城，守城伪军闻风而逃。1932年春，苗可秀作为救国会代表，与邓铁梅取得联系，并担任东北民众自卫军总参议。在邓铁梅、苗可秀的领导下，东北民众自卫军在安东、凤城、岫岩三角地区打了许多胜仗，给日本侵略军和伪政权以沉重打击，到1932年8月队伍已发展到1.5万人。1932年冬，日伪军向邓部大规模“讨伐”，邓铁梅、苗可秀等率部与敌周旋，一直坚持到1935年6月，邓、苗被俘壮烈牺牲。

在辽南组建的另一支义勇军，是原东北军军官李纯华于1931年12月在海城县成立的辽南义勇军。1932年6月，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将辽南义勇军改编为东北民众抗日救国军第二军区，委任李纯华为司令。11月下旬，又改为东北义勇军第二军团，王化一为军团长，李纯华为代理军团长，队伍发展到万余人。这支抗日武装以海城为中心，东至岫岩、凤城，西至台安、盘山，南至营口、大石桥，北至辽阳、辽中，控制这一带的交通要道和广大农村，并不断袭击敌人的火车、兵站、机场，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

在辽东地区兴起的义勇军，主要有唐聚五领导的“辽宁民众自卫军”。“九一八”事变后，原东边道镇守使于芷山叛变投敌，该部第一团团长唐聚五等起而抗日。1932年4月21日，唐聚五在桓仁县组成“辽宁民众自卫军”，唐被推为总司令，下辖十九路军，计有十余万人。他们活动于通化、新宾、柳河、临江、宽甸、辑安等地区，同日伪作战数百次，威震整个辽东地区。

在辽北蒙边地区也活跃着一支由蒙汉各族民众组成的抗日武装。1931年10月，原东北军少将高文彬衔张学良之命，在通辽成立辽北蒙边宣抚专员行署，并先后争取了蒙古族武装统领刘振玉、李胜、包善一、韩色旺参加抗日，组成辽北蒙边义勇军骑兵队，任命包善一、韩色旺为正副司令。随着辽北蒙边行署和骑兵队的成立，蒙边二十余县的蒙、汉民众武装也日趋壮大。1932年5月，救国会将辽北蒙边地区的义勇军改编为“东北义勇军第五军团”，高文彬任总指挥，下辖七个梯队，共万余人。1932年春，在开鲁县一次伏击战中，击溃一支五百余人的日伪军，击毙关东军松井大佐。同年6月高文彬率部攻打通辽，7月收复康平，从此声威大振。直到12月，关东军大举来犯，才转移开鲁。后高文彬被俘，队伍逐渐溃散。

继辽宁抗日义勇军兴起后，以吉林省境内的东北军为主体组成的吉林自卫军、吉林国民救国军等抗日武装相继创建。吉林自卫军是1932年1月31日在哈尔滨成立，以依兰镇守使李杜为总司令，总兵力约1.5万余人。在保卫哈尔滨的战斗中，自卫军奋力抵抗，与优势之敌血肉相搏，阻滞关东军攻占哈尔滨。哈尔滨保卫战后，自卫军分为两路，一路由李杜、丁超、邢占清率领，仍称自卫军，退守以依兰为中心的吉东一带；一路由冯占海统率，于1932年6月改名“吉林省抗日义勇军”，推冯占海为总指挥，宫长海为副总指挥，并将所部改编为十二个旅及四个支队、三个团、一个营，共五万余人，活动于阿城、方正、五常等地。两支义勇军机动灵活地作战，不断打击敌人。6月，救国军攻占哈市南面重镇阿城，7月占领舒兰县城，9月攻打吉林，终因守敌顽抗，无法攻入市区，后西去热河，转入开鲁，经国民政府北平军分会收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六十三军。

李杜率自卫军总部退到依兰后，不久即遭到日伪军的猛烈进攻。李杜指挥部队迎击，终因敌我力量悬殊，伤亡惨重，撤出依兰，向梨树镇一带转移。吉林自卫军撤到梨树镇后，经过整编，形成以梨树镇为中心的抗日基地，控制了穆棱、宁安、密山、勃利等八个县的全境，力量虽有很大削弱，但仍然威胁着日伪对吉林的统治。同年秋后，日伪军集结重兵“讨伐”自卫军。9月下旬，日伪军首先攻击驻勃利县的抗日自卫军徐国光旅。12月下旬，敌又增调兵力分三路向松花江下游地区的自卫军发起总攻。自卫军奋力抵抗，但无力长期坚守，李杜遂率部向密山转移。1933年1月5日，敌攻占梨树镇，6日夜侵占密山县城。9日，进抵宝清县城，利诱丁超投降。同日，李杜率部三千余人，在虎林地区过乌苏里江，退入苏联境内。自卫军余部则转移到牡丹江西岸，潜伏在苇河、延寿等地区活动。

吉林省境内的抗日义勇军，除李杜、冯占海部外，还有王德林在吉东一带组织的“吉林国民救国军”。王德林原为东北军第二十七旅第六七六团第三营营长，“九一八”事变后愤于关东军入侵与熙洽、吉兴投敌，开始酝酿抗日，于1932年2月8日宣布起义，成立“吉林国民救国军”，王德林任总指挥，中共党员李延禄、周保中先后担任救国军将领。不到半年时间，救国军发展到数万之众，以宁安为中心，在吉东地区坚持反日斗争。11月后，屡遭打击的关东军陆续增派兵力，对救国军发动大规模“进剿”，王德林率部分队伍转入苏联境内。余部经周保中、李延禄的整顿与改编，组成东北抗日救国游击军，继续坚持抗日斗争。

黑龙江抗日义勇军的兴起晚于辽、吉两省，但在整个东北的义勇军抗日历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黑龙江，首揭抗日义旗的是守卫嫩江桥的东北军官兵。1931年11月嫩江桥大战时，马占山下令黑龙江省各县编组民团，以支持长期抗日。马占山率部退守克山以后，“拜泉、青岗、绥化等十余县的民团纷起援马，其他各县亦民团纷起，胡匪亦多揭义旗，请马收编” 陈清晨：《东北义勇军之考察》，载《申报月刊》第1卷第3号。。1932年5月，黑龙江省东部地区民团、义勇军共约七万人，共推马占山为总司令。其后马占山带领义勇军继续转战黑省各地，成为黑省义勇军的主要力量。

继马占山抗日之后，黑龙江省还爆发了苏炳文率部起兵抗日。1932年10月1日，原黑龙江省呼伦贝尔地区警备司令兼哈满路护路军司令、步兵第二旅旅长苏炳文在海拉尔宣布成立“东北民众救国军”，自任总司令，兵力约1.2万余人，主要活动于海拉尔、扎兰屯、呼兰等地，多次同日伪军作战，引起了敌人重视。10月3日，关东军第十四师团中山支队二千余人向位于富拉尔基的民众救国军进攻。苏炳文部与敌激战亘日，敌死伤甚众，向磨姑溪退却，救国军因损伤严重退守二线朱家坎阵地。11月中旬，关东军向朱家坎阵地发起总攻，救国军寡不敌众，撤往碾子山第三道防线。11月29日，关东军分四路向救国军发动全面进攻，12月1日占领碾子山，2日进入扎兰屯。苏炳文见无力挽回败局，遂于4日率部进入苏联境内。

此外，黑龙江境内的一些“绿林好汉”，面对日本入侵，仇恨满腔，民族气节和爱国思想驱使他们走上了抗日救国的道路。如李海清，当日本入侵黑龙江省时，他正在狱中服刑，为了抗日，多次要求释放出狱。出狱后，他联络各地“绿林好汉”，招集三四千人，于1932年2月在肇州举义，成立东北民众自卫军，活动在哈（尔滨）长（春）路以西地带。同年3月以后，该部一度南下，15日攻克扶余，28日攻占农安，兵临长春近郊，致使伪都的日伪统治者惊恐异常。后复活动在肇州、安达、青冈等地，经常与马占山部联合抗敌。1932年4月，又被改编为马部步兵第四团和骑兵第二团，兵力达二万人以上。5月下旬，关东军松平支队开往肇东进攻李海青部主力，两军发生激战，李亲临前线指挥，腰部被炸伤。26日，李率部退出肇东，至丰乐镇一带休整。

东北抗日义勇军是保卫民族独立而战的民众抗日武装，它从1931年10月兴起，经过1932年的全盛时期，曾发展到三十万人以上，到1933年初大部分失败瓦解。东北义勇军的受挫，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客观原因是敌我军事力量对比悬殊，国民党蒋介石坚持推行不抵抗政策，对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不仅不援助反而千方百计加以阻挠，使抗日义勇军孤军无援，陷入困境。其主观原因是东北抗日义勇军缺乏正确的政治领导和统一的军事指挥，未能充分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东北抗日义勇军虽然遭受到挫折和失败，但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历史作用和积极意义是不能低估的，它以自己的英勇斗争谱写了抗战史上震撼中外的重要篇章。

（三）东北抗日游击战争

在东北抗日义勇军奋起抗日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在东北进行了创建游击队的艰苦斗争。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满洲省委根据中共中央“组织东北游击战争”的指示，在支持与援助东北抗日义勇军武装反日斗争的同时，还通过深入农村发动农民和改造整顿义勇军武装，创建中共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自1932年起，中共满洲省委先后在南满、东满、吉东、北满等地建立了十余支抗日游击队。到1933年初，根据中共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中提出的坚持抗日统一战线，坚持广泛的游击战争的指示精神，这些抗日武装又进一步发展，逐渐成为东北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核心力量。

南满地区建立最早的抗日游击队是磐石游击队，亦称南满游击队。1932年春，中共满洲省委先后派张振国、杨君武、杨林到磐石，帮助磐石中心县委筹建游击队。6月，磐石中心县委在原有的小规模武装“特务队”的基础上，正式成立“磐石义勇军”，队长张振国，政委杨君武；全队三十余人。11月，中共满洲省委派军委代理书记杨靖宇到南满一带指导工作，将“磐石义勇军”改编为“南满游击队”，任命孟木民为总队长，王兆兰为副总队长，初向臣为政委，李红光为参谋长。后孟木民、初向臣牺牲，改由杨靖宇任政委，袁德胜为代理总队长。1933年1月至5月，这支游击队与敌人作战三十余次，粉碎了敌人四次围攻，打死打伤日伪军一百三十余人，缴获许多武器弹药。游击队由建队时不足百人，扩大到二百五十余人，创建了以玻璃河套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此后，与海龙游击队汇合，人数迅速增加到二千余人，活动于磐石、永吉、桦甸、辉南、通化、柳河、海龙、东丰、西丰、伊通、双阳等县，成为南满地区抗日武装的骨干。

东满地区在中共东满特委的领导下，1932年先后建立了延吉、汪清、安图、珲春、和龙等数支游击队。在此基础上，1933年1月，东满特委书记童长荣将这些游击队合编为东满游击队，王德泰任大队长，共二百多人，八十多支枪。面对日伪军的多次“讨伐”，东满游击队紧紧依靠群众，同敌人进行了大小数百次战斗，粉碎敌人的进攻，使自己不断发展壮大，1934年初，东满游击队已增至九百余人，武器装备也有较大改善。

吉东地区武装抗日斗争开展较早，是吉林自卫军李杜和吉林救国军王德林部义勇军活动的重要地区。满洲省委和吉东地区党组织非常重视这一地区的斗争，派出大批党团员加入自卫军、救国军，宣传中共的抗日救国主张，掌握和改造已有的抗日武装。在此基础上，先后创建了密山、饶河游击队等抗日武装。

1932年，在中共密山县委领导下，富振声等将勃利、林口、密山等群众武装合并组成密山游击队。1933年初，王德林领导的救国军溃散时，该军参谋长共产党员李延禄以中共秘密掌握的补充团为基础，改编为抗日救国游击军，李延禄为总司令，孟泾清为政委，下辖三个团共约九百人。1933年上半年在宁安、汪清一带开展游击战争，与日伪进行大小战斗十余次，均获胜利，给当地人民群众以极大的鼓舞。随后，救国游击军奉命开辟新的游击区，率部向密山转移。

吉东地区中共组织创建的另一支游击队是饶河游击队。1932年七八月间，饶河中心县委在饶河民众反日斗争的基础上，为创建游击队在宝清县小城子沟开办军政讲习所，以培养反日骨干。讲习所由崔石泉（崔庸健）负责，郑文任教员，宝清、饶河、抚远、虎林等县的三十名优秀青年参加学习。10月，中共党员崔石泉、金文亨、金东天、崔龙锡、许成在、朴英根等六人，以仅有的一支手枪为武器组成反日特务队。经过几个月的艰苦斗争，特务队从六人发展到四十余人，1933年4月21日在大叶子沟正式成立饶河农工义勇军，由崔石泉任队长，金文亨任政委，下辖三个小队，进行抗日游击战争。该队一方面配合高禹山救国自卫军的统一行动，另一方面积极独立地在乌苏里江沿岸开展活动。6月，高禹山救国军瓦解后，饶河义勇军正式独立出来，在李学福、崔石泉、张文偕等人领导下，队伍越战越强，打退了敌人多次“讨伐”，创建了饶河、虎林一带广大的游击区。为粉碎日伪军的冬季“围剿”，饶河游击队经过刻苦训练，成为一支快速行动的滑雪队，活跃在完达山脉东麓的雪原上，是这一地区唯一的一支抗日中坚力量。

在北满地区，中共北满特委在巴彦、珠河、汤原等地先后创建反日游击队。1932年春，中共党员原北平清华大学学生张甲洲，发动在北平就学的东北籍同学张文藻、郑炳文、于九公、张清林等人回东北进行抗日活动。5月16日，张甲洲在巴彦县成立“东北工农义勇军江北骑兵独立师”，张甲洲任总指挥，王家善任副总指挥，孔庆尧任参谋长，下设两个中队，约有二百余人。中共满洲省委很重视这支抗日武装，6月末，先后派省委军委书记赵尚志及夏尚志等人到队进行工作。经过整顿，张甲洲任师长，赵尚志任参谋长，下辖三个大队及模范队。巴彦游击队主要活动于巴彦、呼兰、绥化、庆城、铁力、东兴一带，曾在呼兰附近切断滨北铁路，收复过巴彦、东兴等县城。同年底，因在东兴战斗中受挫，游击队随即溃散。巴彦游击队失败后，赵尚志于1933年春到哈尔滨一带孙朝阳部义勇军任参谋长。当年9月孙部溃散后，赵尚志等七人携枪到达珠河县六道河子。10月，中共珠河县委以他们和珠河县地方自卫队武装为基础，建立珠河反日游击队，赵尚志任队长，全队共十三人。游击队活动于哈尔滨东部一带山地，常常出奇制胜，使敌闻风丧胆。1934年夏，队伍发展到400人，改编为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赵尚志任支队司令，李兆麟任政委，活动范围扩展到松花江下游，成为一支坚强的抗日力量。

与此同时，中共汤原中心县委也在努力创建游击队。汤原中心县委首先在满洲省委巡视员冯仲云的帮助指导下，加紧发展中共组织，培养和吸收一批先进工农分子入党。到1932年夏秋之际，已建立六个区委、两个特支，拥有党员208名，为游击队的建立培养了骨干力量。10月，汤原县委在汤原城北半截河子村成立了一支抗日队伍，因土匪破坏而失败。接着，第二次建立汤原游击队，因警惕性不高发生了兵变。汤原县委总结了两次失败的教训，1933年冬在县委书记夏云杰的领导下，第三次建立“汤原反日游击队”，戴洪宾任队长，夏云杰任政委。游击队以汤原为基地，不断向萝北的鸭蛋河、葛金河一带进攻，并联合汤原义勇军冯志刚部和张传福部，大破汤原城，声势越来越大，到1934年夏，队伍发展到约六百人。汤原反日游击队已经成为汤原地区各种抗日队伍的核心和领导力量。

东北各地抗日游击队相继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自1933年9月至1936年2月，先后建立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至第六军，共六千多人，把东北人民抗日游击战争推向一个新阶段。在这两年半时间里，东北人民革命军实行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歼灭了不少日伪军，粉碎了敌人的频繁“讨伐”。抗日游击区也扩展到南满、东满、吉林和北满的四十余县。1936年2月，东北人民革命军及其他抗日武装根据抗日斗争形势的需要，改编成东北抗日联军。到1937年秋，东北抗日联军已发展到十一个军，共三万余人，开辟了东南满、吉东、北满三大游击区，扩展到七十余县。东北抗日联军在北起小兴安岭山麓，南至长白山，鸭绿江畔，西起辽河，东到乌苏里江的广大地区内，纵横驰骋，到处打击敌人，动摇着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的殖民统治。后来，尽管它在斗争中出现过许多波折，遭受了重大损失，但它始终没有被敌人消灭，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第一章 “一二八”淞沪抗战和伪满洲国的成立

第一节 日本发动淞沪战争的阴谋

一 打击上海的抗日活动

二 转移国际社会的视线

三 “日僧事件”

四 日海军与陆军争功

第二节 国民政府的对策

一 “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政策的提出

二 十九路军布防京沪

第三节 淞沪抗战经过

一 闸北抗战

二 打退日军第一次总攻

三 吴淞之战

四 粉碎日军“中央突破”计划

五 中国军队退守第二道防线

六 国民政府的抵抗与妥协

七 全国人民及华侨对淞沪抗战的支持

第四节 英美等国的调停及上海停战谈判

一 英美等国的调停

二 《淞沪停战协定》的签订

第五节 国民政府迁都洛阳与国难会议的召开

一 国民政府迁都洛阳及返京

二 国难会议的召开

第六节 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提出

第七节 伪满洲国的建立和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

一 关东军的“建国运动”

二 伪满洲国的成立

三 日本对东北经济的统制与掠夺

四 日本在东北的文化统治与奴化教育

五 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