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言
二十年前我还在中央机关研究室工作的时候，当时的中央领导同志几次引用古人“明主治吏不治民”的箴言，并提出要研究一下我国古代吏治问题。这本小书就是根据领导同志的讲话精神整理出来的。转眼二十年过去了，我的工作岗位几经变动；不变的是，翻检当年这份资料仍觉得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于是在朋友们的热心鼓励下，产生了重新出版的念头。
儆心，意思是警惕自己的思想。换言之，就是要有自律意识。《御制人臣儆心录》（以下简称《儆心录》），清初王永吉撰写，颁布于顺治十二年（1655）。顺治皇帝为之作序。王永吉（1600—1659），字修之，号铁山，江南高邮（今江苏高邮）人。明天启五年（1625）进士，任知县。崇祯十五年（1642），擢升为右佥都御史，巡抚山东，官至蓟辽总督。明朝灭亡后，王永吉降清，顺治二年（1645）任大理寺卿，四年（1647）任工部侍郎，八年（1651）任户部侍郎，十年（1653）升兵部尚书。次年转都察院左都御史，擢秘书院大学士。顺治十六年（1659）卒。谥号文通。
王永吉写作此书的背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盖因勋臣谭泰、石汉，大学士陈名夏等先后以骄怙伏法，因推论古来奸臣恶迹，训戒群臣，俾共知炯鉴也。”其中谭泰为满洲正黄旗人，授征南大将军，屡建战功，后被指恣意专横、营私擅政，顺治八年被处死。陈名夏，明崇祯十六年（1643）进士。后投靠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又降清，官至秘书院大学士。因勾结朋党、擅权乱政而被弹劾，顺治十一年（1654）被诛杀。可见，顺治年间的几起大案要案，引发了统治者对吏治问题的思考，使其感到有必要告诫百官以此为鉴。而警示的关键，在于从思想上引起重视，强化为官者的自律意识。
《儆心录》由植党论、好名论、营私论、徇利论、骄志论、作伪论、附势论和旷官论八个部分组成，基本涵盖了古代官场的主要弊端。
其一是植党。指拉帮结派，党同伐异。《儆心录》提及唐朝后期的“牛李党争”颇为典型。当时牛党一方以牛僧孺为首，李党一方以李德裕为首，双方进行了长达四十余年的争斗。一党掌权，便极力排斥对方。唐文宗曾感慨：“去河北贼易，去此朋党难。”历史教训表明，结成朋党之人都以私利代替公心，将小集团的利益置于国家、百姓利益之上。朋党势力尾大不掉还将威胁皇权，往往是一个朝代由盛转衰甚至走向灭亡的先兆。
其二是好名。指空谈浮夸，沽名钓誉。《儆心录》列举了晋人王衍等人的事例。东汉末年，“自然”“无为”的老庄思想蔓延，逐渐形成一股崇尚“清谈”（指承袭东汉清议的风气，就一些哲学问题反复辩论）的风气。西晋大臣王衍身居高位，却喜好高谈阔论。永嘉四年（310），羯族人石勒进逼洛阳，王衍被任命为都督征讨诸军事，迁太尉，率兵御敌。但他并无军事指挥才能。次年，在石勒的再次进攻下，王衍全军覆没，他自己也当了俘虏，被石勒活埋。王衍临死时叹息道：“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王衍一生以悲剧收场，也为实干兴邦、空谈误国做了一个极好的注脚。东汉后期，司隶校尉李膺等人则是另一种情况。李膺与太尉陈蕃以及太学生互相推崇，品评时政。这种议政方式与外戚反对宦官的斗争相呼应，严重威胁到把持朝政的宦官集团利益，结果遭到统治者的镇压，即两次“党锢之祸”（“锢”即终身不得做官之意），李膺身陷其中。《儆心录》将李膺归入好名之列，显然是受封建正统观念的影响，有失公允。
其三是营私。指阴险狡诈，以权谋私。唐玄宗时的李林甫居相位十九年，刻薄阴险，恣意行私，对人表面上甜言蜜语，背后却忌恨陷害。时人称其“口有蜜，腹有剑”。他为维护自身利益，极力打击有才能和被玄宗重用的官员。和他一同为相的张九龄、裴耀卿、李适之等人先后遭他排挤而离任。玄宗晚年政治腐败，与李林甫为相有很大关系。
其四是徇利。指利欲熏心，见利忘义。西晋时一位不愿做官的隐士鲁褒著有《钱神论》一文，讽刺、揭露了金钱的“神奇”作用：钱这个东西，“无远不往，无幽不至”，“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想做官可以用钱买，犯了罪可以用钱赎，训练军队也得靠钱。《钱神论》还引述谣谚说：“钱无耳，可使鬼。”又说：“凡今之人，惟钱而已。”必须承认，金钱具有两面性，如果一味追求，则金钱“祸人甚矣哉，古来人臣之败名、丧德、亡身、覆宗，蔑不由此”。
其五是骄志。指狂妄自大，骄傲自满。骄志的流弊很多，但《儆心录》作者所举王安石矜才学而骄的事例是不妥的。王安石是宋代改革家，在担任宰相期间，他实行一系列有利于农业生产、抑制豪强、发展教育和提高军队战斗力的措施，旨在富国强兵，扭转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儆心录》称王安石“竟至执拗（固执倔强）”，语出朱熹《三朝名臣言行录·丞相温国司马文正公》，文中引用司马光的话说：“人言（王）安石奸邪，则毁之太过，但不晓事又执拗耳，此其实也。”司马光反对新法，是王安石的政敌。《儆心录》作者以这句话作为评判王安石的标准，也代表了他自己的观点。这是今天的读者应当加以鉴别的。
其六是作伪。指弄虚作假，伪装自己。《儆心录》提及的西汉胶东相王成，虚报浮夸，搞假政绩。而唐代的卢杞和宋代的丁谓，均为宰相，却虚伪圆滑，口是心非。其中丁谓是被时人称为“五鬼”中的一人。这些是品行不端导致虚伪的例子。
其七是附势。指巴结权贵，趋炎附势。这是封建官场中的一大恶习，但文中所云“吕惠卿、陈升之之附王安石”的情况却比较复杂。王安石变法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招致一些非议，朝中形成了变法和保守两派。后来变法之争演变为两派官员的相互倾轧，而变法派内部也出现了分裂。吕惠卿、陈升之先后与王安石产生矛盾。他们都曾支持过王安石变法，一概地说他们附势，恐非尽然。
其八是旷官。指失职渎职，玩忽职守。《儆心录》归纳总结了庸官不作为或乱作为的几种情况：有因便己（只图自己方便）而旷官，有因诿众（诿事于众人）而旷官，有因背公（贻误公事）而旷官，有因肆志（放纵自己）而旷官，等等。本书将旷官的问题提出来，并指出“必不得已而有夺之、废之、诛之之事”，说明历史上对不作为、乱作为的旷官，也是要追究责任的。
以上罗列的八种现象是古代官场的常见病，也是腐败的诱因（有的本身就是腐败）。这些问题愈到封建社会后期愈显突出，比如《儆心录》作者生活的年代——明清之际，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士农工商世袭身份的打破等等，所有这一切在当时传统封闭的社会“死水”中掀起阵阵波澜。这种嬗变所带来的一个负面效应，就是人性中的私欲更加膨胀，腐败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但这些变化对腐败只是起了“催化剂”的作用，并不是根本原因。
封建官场腐败的根源在于封建制度本身，以及寄生其中的官僚体制。腐败的实质是滥用公共权力，产生的背景是私有制度，并与剥削阶级、国家存在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封建最高统治者以天子自居，建立的是“家天下”的私人王朝；统治阶级压迫和掠夺广大劳动人民，造成社会贫富两极分化。这是最大的腐败。封建王朝也讲吏治，但这种吏治是帝王为维护其统治，与官僚集团围绕各自利益展开的冲突。这个冲突是有限度的，因为封建王朝需要庞大的官僚队伍来支撑，尽管这支队伍的吏治是败坏的。这从根本上决定了吏治弊端乃至腐败是不可避免的。此外，封建官场腐败还与官僚体制的以下几个显著特点有关。
一是严密的人身依附关系。这种关系的源头可以追溯到西周的宗法制。宗法制是古代社会依靠血缘关系对族人进行管理，进而彼此依存的一种制度，对国家的政治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比如天子和诸侯在某些仪式中对相同血缘或近亲血缘的诸侯给予优待，以维系彼此间的亲戚关系。后来逐步演变成封建官场普遍存在的人身依附关系。上司掌控下属的政治生命，下属的奖惩黜陟完全由上司决定。衙门内部及官员之间互相联络，一损皆损，一荣皆荣。这种关系在家族中依靠血缘维系，在国家层面即官场则主要靠金钱、情感维系。这就为权钱交易、拉帮结派提供了温床与土壤。
二是所挂靠的是人治而非法治的社会。人治社会权比法大，制度只是一块可以随时更换的招牌。新王朝建立伊始，一些有作为的帝王都会狠抓吏治，规章制度也能较好地发挥作用。但逢衰世或者政治昏暗，规章制度便形同虚设，或者废置无常，如同儿戏。反腐败没有制度上的根本保障，也就无法遏制腐败。
三是融化在官僚体制中的传统亲情文化。具体表现为官员对门生故吏的认同，以及在提携时亲情和友情成为优先考虑的因素。亲情、友情重于职业操守，“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在这种氛围中，为官者的道德耻辱感接近于零。
面对腐败的现实，封建统治者以及有识之士也曾努力寻找解决问题的良方。但是他们看不到或不愿看到官僚体制以及封建制度这个根本弊端，只能用传统的方法即法治与德治进行治理。法治指用法家的严刑酷法，这是事后的惩治。但严惩贪官污吏只能收效一时，不能永久根治。而且在人治社会，高压惩治稍一松懈，官场贪风即会反弹，“诛殛（jí）愈众而贪风愈甚”。德治指用儒家的道德礼教，这是事先的防范。在同一个体制下，官员个人的品行会有天壤之别。德治的目的在于培养官员的为臣之道，而其中首要的就是官员的自律行为。《儆心录》就是培养官员自律意识的一部“教科书”。
对从政者的教育是历朝历代都不可缺少的必修课，即便今天也是如此。而古为今用，又是教育的一种重要方式。因此，《儆心录》仍然具有它的阅读价值。
重读《儆心录》，可以发现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比如植党。今天拉帮结派的现象仍时有发生。有的领导干部热衷于搞亲亲疏疏、团团伙伙，甚至形成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相互交织的利益共同体。结果危害党的团结统一，滋生严重的腐败。再如徇利。曾经披露发生在某省省级层面的拉票贿选案，令人震惊。在贿选案中，有领导干部直接出面授意，有企业主“慷慨”提供财力物力，有下属单位动用公款讨好逢迎，还有“中间人”四处奔走、穿针引线。表现方式不同，但核心都是为了一个“利”字，用他们的行为续写了一部现代版的《钱神论》。还有作伪。比较突出的是官场上“两面人”现象，一些领导干部同时扮演着“天使”与“魔鬼”的双重角色：表面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背后迷信“大师”；台上道貌岸然，台下贪赃枉法；人前正襟危坐，人后骄奢淫逸；嘴上任人唯贤，实则任人唯钱；等等。诚如《儆心录》所言，“所行不同，而为伪之心则一”。阅读此书，思考古今官场的通病，可以使我们加深对治理这些顽症痼疾长期性、艰巨性的认识，并促使我们进一步探讨在新形势下遏制腐败的治本之策。
翻阅《儆心录》，我们还可以看到古代帝王是怎样教育、训导自己的臣僚的。比如教育方式，在说理之后多从正反两个方面举例。这样不但避免了空洞的说教，而且意在表明两种做法将导致截然不同的结果。即在教育中不仅说明要怎样做，而且说明不这样做将会导致的后果，从而把自律与他律结合起来。虽然时代变了，官员自律的内涵也不尽相同，但古代官场的一些规矩和道理仍可供我们批判地吸取，因此也就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此外，《儆心录》语言流畅，立论明确，读后给人一种淋漓尽致的感觉。这也是今天的读者可以欣赏的。
我的整理工作，首先以国家图书馆古籍馆收藏的清刻本为底本，并参照清抄本和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互为比勘。将原文的异体字和繁体字改为规范字和简体字。通假字不改，但在注释中加以说明。在此基础上对原文进行标点、注释，并翻译成白话文。
此次再版，于注释中补充了若干史实，订正了一些疏误；译文也作了一些文字上的调整。感谢中华书局的同志，由于他们的大力支持，使这本小册子得以顺利再版。囿于学识水平，书中尚有不当之处，敬请读者不吝指正。
修晓波
2018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