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对于从事历史研究和教学的人来说，什么是历史、为什么要研究历史、如何研究历史，是经常被问到及需要不断作出解释的问题。而这几个问题，亦正是历史研究认识论中难以回避、不得不阐说的基本问题。然而这几个看似简单的问题，上升到理论层面，却是众说纷纭，仁智各异。
对于什么是历史，尽管解释不一，但历史并非真实的过去，而是对于过去的记录和描述，已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识。若对这一概念作进一步定义，历史归根结底就是记录或描述者（或可称撰写者）站在一定立场上，为着一定的目的，对过去有选择的表述。因此，古今中外便从没有一部史书是对过去进行的公正、客观和完整的记录与描述。对历史作如此定义，似乎会令人丧失对历史之兴趣并怀疑历史研究的价值。然而细想一下即可明白，正因为历史历来如此，历史研究才更具有其魅力和意义。如果历史所记俱为公正、完整、客观之事，则人人皆可凭之了解真实的过去，便不需要所谓历史学家了。正因为历史知识撰述者站在一定立场，为着一定的目的，对过去有选择的表述，而非对过去完整、客观的表达，才需要有人从学术的立场，通过符合学理和专业的方法，剥除重重障碍，去伪存真，帮助人们认识过去。此便是历史学家的职责和存在价值。
既然是认识过去，便会涉及到为什么研究历史的问题。此更是见解不一之问题。古今中外之历史人物各据立场和诉求表达对这一问题之认识，但深具现实关怀的功利意识无不贯彻其中。如中国历史上孔子编《春秋》明是非，是为尊天子，抑诸侯；司马迁撰《史记》，是继孔子《春秋》之作，欲让汉朝据之承弊易变；欧阳修撰《新五代史》是为标举名节，整饬道德；司马光著《资治通鉴》，是为“穷探治乱之迹，上助圣明之鉴”；梁启超则提出“史学救国”的口号。在西方，现实的功利意识同样亦是对历史学功能的主流诉求。如作为英国大学历史系“史学概论课程”教材的英国当代史家约翰·托什（John Tosh）所著《史学导论》，在谈到历史学功用时，虽不明确给出答案，却仍是把历史学的用途解释为“一个有关各种可能性的清单”，并认为人们不仅可以“从熟悉的历史中获得教益”，还可以在直面痛苦时把历史学“作为疗伤的手段”。当然，在西方亦有极端的观点认为不可能从历史学中获得任何教益，而排斥历史学，这同样亦是立足于现实的功用而讨论研究历史之目的。鉴于对历史学功能认识的多种分歧，学者们力图寻求对此问题最为稳妥、最无可争议的表述。从人们理解现在皆是取决于对过去之认识阐释历史学之功用或即如此。
对历史学之功能表述之异，因于表述者对历史认识之立场和诉求之不同，应是多数人皆能明白之事实。但多数人在谈及这一问题时，却往往忽视其中分歧显现最为突出的政治家与“纯粹学者”之不同。政治家最为关注的是现实之利益，为了维护其利益，往往只把历史作为工具，提倡历史学要为现实服务。亦即为了现实利益，对历史进行任意剪裁，选择有利于自己的历史内容，按照符合自己利益的理论模式对历史作出表述、解释评判。“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之说，用在此处最为合适。然而，政治家对于历史功能之认识与实践却影响巨大，渗透进社会的方方面面和人们的心灵，甚至是很多学者的心灵。不仅兼具政治家、思想家和学者身份的人在表述历史学功能时多从其政治立场和目的出发，许多不具备政治家身份的学者亦往往膺从于政治家的思想诉求，怀着一定的现实政治目的理解和阐扬历史学之功能。然而，作为一个不具备政治家身份，或不愿俯从于政治目的的“纯粹学人”，对于历史之认识目的，则决然不同于政治家。其对历史之认识，对于历史学功能之理解，是从学理出发，把探求真知作为目的的。近代史学兴起以后表现尤为突出。进入二十世纪，中国史学流派表现为新史学、新汉学和新史观派之分野，或多或少体现出政治家立场和“纯粹学者”立场并立、交融之现实。
“纯粹学者”对于研究历史的目的之表述与治学目的一般无二。如明儒陈献章云：“士从事于学，功深力到，华落实存，乃浩然自得，则不知天地之为大，死生之为变，而况于富贵贫贱、功利得丧、屈信予夺之间哉！”陈寅恪先生则称：“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蒂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陈献章虽不以史家名世，然治学意旨却与后世史家陈寅恪俱着落于个人之境界与对真理之认知，而不立于现实之功利。在二人心里，研究历史（治史）即治学，而且都是作为“纯粹学者”表达出治学之鹄的。
研究历史的目的不同，则对如何研究历史的理解亦自然不同。膺从政治者如何研究历史自不必论，“纯粹学者”如何研究历史则甚可绎说。“纯粹学者”研究历史之目的既然在于追求真理，则研究历史是追求真理之途径，历史便只是为追求真理而研究的一个对象。但追求真理并非只有研究历史一个途径。追求真理之理应与“格物致知”之理相同。《大学》里“格物致知”之终极关怀虽仍在于天下、国家，然其学理则可阐说治史与治学。追求真理亦即致知，致知在格物，则是说必须选择一定对象进行研究作为途径。从今之治学角度而言，便是选择一门学问入手。然事实上学问之间并无界限。人之初始，生活简单，亦无文字，知识亦仅限于生活经验，谈不上学问一事。随着人们生活内容的复杂化，文化渐兴，人们的知识亦丰富多样，于是便有了对自然、人文进行探讨的学问。然而学问本为一整体，只是随着社会生活的多样化，涵义与容量日增，令人难以尽晓，于是才有了学科划割，治学者亦有了术业分工。如果治学为求真理和“格物致知”相一致，则学者所治之学无不是“格物”之“物”。如此，则无论是选择治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社会科学，抑或是人文学科中的史学、文学、哲学诸科，便皆是以格一物入手，殊途而同归。若仅就研究历史而言，亦无人能遍治古今中外历史，只能分成中国史、世界史，以及其中的一个断代史、国别史或专门史。而实际上，具体到每一位历史研究者，大家研究的入手问题，亦即所格之“物”，多是断代、国别和专门史中一些具体问题。因此可以看出，无论治哪门学问，或研究什么历史内容，都是“致知”或追求真理的一个入手门径。
宋代史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后因历史学学科调整及课程专门化而形成的一个断代中国史研究方向。其研究意旨在于将贯通性的历史横切，细致研究有宋一代或十至十三世纪的中国历史内容。然而，即便是一个断代的历史内容，仍是十分丰富庞杂，宋以后历史尤为如此。一位研究者仍无法涉猎全部，还是只能从某一具体问题入手，亦即仍体现为在认识过程中便形成的学科分工及各自对入手门径之选择。作为勾连人们空间关系的交通问题，亦自然成为研究者探讨整体历史的入门路径之一。然而，即便是一个断代的历史，其内容亦是由时间和空间信息构成的一个整体，其内部结构密切相连，实难完全分割。交通史虽可作为一个研究门径，但其内容实与多项历史相关联。尽管从一开始，史学家们便有整体把握历史的认识初衷，或从某一个入手门径试图对相关历史作纵横之考察，但因缺乏对具体问题的深刻认识，亦只能令人徒兴皮毛肤浅之叹。二十世纪上半叶出现的若干中国交通史通论之作，无不流于这种状况。
新世纪以来，将不同的历史问题联系起来，综合考察，并在方法上实现合理性最大化，是历史研究的新趋势，亦是古代交通史研究的必然选择。所谓将不同历史问题联系起来，亦即从某一历史问题向其他相互关联的历史问题延伸，对历史问题作综合考虑，以追求对历史的整体观照。就古代交通史研究而言，则是充分体现交通本身的关联性，还交通之本来面目，将之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内容互相连接，整体呈现交通之面貌，真正实现从一个门径尽可能整体认识过去的目标。亦即实现“致知”，感悟真理。从具体研究而言，不同议题的连接，必然引发对更多史料的解读与利用，其方法的选择自然亦随之多样化。家齐治宋代交通史，正是遵行这一研究理念。在近十余年来的交通史研究中，不断尝试将交通史与边疆经略、日常社会秩序等议题相互连接，彼此关照。但这一研究亦还只是刚刚起步，其成果综合性程度还是非常有限，只是将交通史与政治史相结合。本书内各专题对宋代交通、政治多有兼涉，故拟书名为《宋代的交通与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