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说到先秦散文，人们脑海中立即会跳出“诸子百家”、“百家争鸣”等字眼，遥想着诸子著书立说、相互辩难的盛况。那个时代因与我们相距太远而产生了不可言说的美感，令后人无限神往。很难想象在人类的童年时代会产生如此辉煌之文化。先秦散文既以其恢宏阔大之气象创造了中国散文史上的高峰，又凭借其深厚的历史文化蕴藉成为后世文学发展的源头与典范。历代文学运动似乎总要到先秦找到老祖宗，才感觉腰板硬朗底气充实。所谓“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无论是唐宋古文运动还是明代前后七子的文学复古运动，都以先秦散文为创作的灵感源泉和摹仿对象。如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所云：“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参之穀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公以著其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

一

先秦散文之所以有如此辉煌的成就和深远影响，并非空无依傍，而是渊源有自。如果从先秦文化的大背景中去追溯先秦散文的渊源与嬗变，就必然要上溯到中国的巫史传统。鲁迅先生曾云：“连属文字亦谓之文。而其兴盛，盖亦由巫史乎？巫以记神事，更进，则史以记人事也，然尚以上告于天，翻今之《易》与《书》，间能得其仿佛。”（《汉文学史纲要》）先秦的殷周时代是神权和政权合一的时代，宗教祭祀是国之大事，言辞的运用也就大多与原始宗教信仰有关。巫、祝、卜、史等神职人员，作为神权和王权沟通的媒介，负责占卜、祭祀等宗教事务，同时他们也通晓文字，掌管着国家的文书、档案、历法。他们作为当时的智识阶层，是知识文化系统的主要承担者。今天我们所见的甲骨卜辞、铜器铭文以及《周易》中的卦、爻辞，即是殷周巫史所作的记录。从中已大略可以窥见先秦散文的雏形。如《卜辞通纂》第375片：“癸卯卜：今日雨？其自东来雨？其自南来雨？其自西来雨？其自北来雨？”句式整齐，修辞意味浓厚，颇具回环之美。其时巫史不分，史官的职务最初也是宗教性的，后来才逐渐分化出来，专门负责记录君主言行、国家政事以及保管文书档案等。如《汉书·艺文志》所云：“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因“凡有关人事之簿籍皆归其保存”，故而史官逐渐成为“智识之中枢”（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因此，由巫史传统遂孕育出一种“巫史文化”或“史官文化”，在此基础上发展出的文体也就是史传散文。《尚书》是流传至今最早的上古政令档案的汇编文献，可以视为我国早期史传散文的典范。其以记言为主，兼以叙事，语辞古奥典雅。虽然已经后人整理，但还是较忠实地反映了早期史传散文的原始风貌。其后的《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等都是由此一系发展下来的史传散文。

此外，兆源于史官文化而又独成一系的则是后起之诸子散文，包括春秋时的《老子》、《论语》、《孙子》以至战国孟、庄、荀、韩等诸子百家。之所以说诸子散文也是兆源于史官文化，是因为诸子百家之产生乃根源于史官文化的下移。

如前文所述，殷周时期，王朝的史官乃是“智识之中枢”，文化掌握在统治集团手中，即“学在官府”。随着西周王朝的衰微以及春秋时期各诸侯国的争霸，统治者对文化的垄断逐渐被打破，所谓“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左传》昭公十七年），那些原先在周王室或诸侯国任学官的人，因为邦国动荡，散而之四方，专门之学遂流传于世。班固《汉书·艺文志》中有“诸子出于王官说”：“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其云某某家出于某某学官虽未必可信，但云诸子之学渊源于王官之学，则是确论。《论语·微子》里说：“大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汉，少师阳、击磬襄入于海。”从周王室乐官流落四方可以窥见礼崩乐坏、文化下移所带来的文化革新局面，这最终促成了诸子思想学术的发达及散文创作的兴盛。从文化下移到“百家争鸣”，这其间的嬗变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因素是必须提及的，即文化下移所引起的教育普及，士阶层的崛起及养士制度的兴盛，以及自由开放的社会环境和学术空间。下面试分别论述之。

关于文化下移所引起的教育普及。随着文化的下移，“学在王官”变成了“学在四夷”，私人讲学日渐兴盛，教育因此得到普及。私人讲学之风兴起于孔子。孔子出生在文化发达的鲁国，年十五而志于学，醉心于西周文化，尝云：“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他敏而好学，精研《诗》、《书》、《礼》、《乐》，年五十还想学《易》。《诗》、《书》、《礼》、《乐》、《易》“五经”本是周代贵族修习的政典，经孔子的整理传布至民间，使官学得以普及。孔子首次提出“有教无类”的主张，并云“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这样就打破了社会等级的界限，扩大了教育对象的范围。孔门弟子中既有贵族也有庶民，《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由于孔子对文化传播事业的热爱，中原文化得以广被四野。孔子开创了民间私人讲学的先河，其教育事业对文化的普及可谓意义重大。如钱穆先生所云：“孔子是开始把古代贵族宗庙里的知识变换成人类社会共有共享的学术事业之第一个。”（《国史大纲》）同时代的如老子、墨子等亦讲学授业，波及四方。至战国时期，私学更为兴盛。诸子皆聚徒讲学，并形成了学派集团，极大地推动了思想学术的争鸣和发展。

关于士阶层的崛起与养士制度的兴盛。先秦诸子即是以士阶层为主的知识分子。士的产生有一个过程。西周时，士本是贵族阶级中的最末一个等级，战国时期社会政治经济关系发生巨变，周代政治秩序逐步瓦解，宗法制度崩溃。原有的贵族阶级分化，一部分沦落至民间，形成新型的士阶层，即所谓“游士”。他们已不具备贵族的身份地位，而是因为拥有某种知识技能而成为新兴的文化或知识阶层。随着文化下移，教育的普及，士阶层逐渐膨胀，其来源除了没落贵族以外，还有逃亡贵族的后裔、庶民子弟及部分商贾。士可分为学士、策士、侠士、方士、食客等等，可以做大夫的家臣、家宰、门客，从事游说、游侠、卜筮、行商等活动。当时“上无天子，下无方伯”，“邦无定交，士无定主”，各诸侯国为了自己的利益你争我夺，不惜一切招徕人才，纷纷养士。同样，士人要想发挥自己的才干，实现济世之理想，也必须有所依附，于是二者一拍即合，养士制度一时大盛。战国时代齐威王、齐宣王、梁惠王、燕昭王都是著名的文化保护人，平原君、孟尝君、信陵君、春申君及秦相吕不韦更是号称食客三千。其中尤以齐国稷下学宫的设立最为彬彬之盛。史载齐桓公在齐国都城临淄西门附近的稷下设置学宫，招徕学士。齐威王、齐宣王时最盛，一时之选皆集于此。学士可自由出入学宫，或在稷下讲学，宣传自己学派的观点，与别派辩论或者批评国政。《史记·田敬仲完世家》云：“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驺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养士制度为士阶层提供了优厚的生活条件和自由论说的场所，培育了自由议论的风气，这就为学术思想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以学士为主的一些士人，纷纷讲学授徒，著书立说，互相辩难，针对当时的列国形势提出自己的政治或哲学主张，文章、著述遂大量涌现。他们各有其独立深刻之思想，风格多样，自成一家，是为诸子百家。《汉书·艺文志》将之概括为“九流十家”，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儒、墨、道、法等。

关于自由开放的社会环境和学术空间。百家争鸣造就了中国历史上思想最具有开创性，文化极为辉煌的一页。春秋战国时期也因此被西方学者称为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关于“百家争鸣”出现的原因，早在战国时代许多知识分子就探讨过。孟子曰：“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滕文公下》）庄子曰：“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返，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天下篇》）尽管他们都慨叹“圣王不作”，“天下大乱”，但包括孟子、庄子在内的诸子百家又何尝不是在这种“道德不一”的“乱世”中才得以萌芽、发展起来的？余英时在《士与中国文化》一书中曾指出诸子百家“哲学的突破”，乃是起于文化秩序的“崩坏”，也就是对于“礼坏乐崩”的一种直接或间接的反应。实际上，这种局面的出现不仅仅起于文化秩序方面，更是根源于社会秩序方面。旧的宗法制业已崩溃，奴隶制度亦随之解体，这种社会秩序的巨变必然刺激思想的激烈变革。随着殷周神学桎梏的打破，人文思潮和理性精神日益勃兴。而其时新的大一统体制还未形成，还没有统一的意识形态，学术尚未定于一尊，这就给人们提供了宽松、自由的社会环境和学术空间。所谓“道术将为天下裂”，人们可以对旧有的思想价值体系进行怀疑、辩论，畅想驰骋，“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阐述各自对世道治乱的见解、哲思，因而有了百家争鸣的盛况。思想的发展必见诸文字，这种“哲学的突破”最终也带来了散文创作的繁盛。如陈柱所云：“战国诸子，始各以其学术鸣。其所为文章莫非鼓吹学术之作……亦思以其学术救时者也。故此时代之文学，可谓为学术而文学，非为文学而文学者也。昭明所谓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也。然文学者学术之华实也，有诸中者形诸外。故此一时代为吾国学术最发达时代，而亦为吾国文学最灿烂时代。”（《中国散文史》）

二

以上是从先秦文化的大背景中对先秦散文的产生及其嬗变进行了追溯。具体到先秦史传散文和诸子散文两个系统，又各有其发展阶段及特点，同时二者传承到后期还能互相影响，吸取长处。

史传散文中，《尚书》《春秋》代表了其发展的早期水平，并由此奠定了史传散文以记言或记事为主的传统，即主要借助于历史事实和人物言行阐述史家的观点，而不是论辩说理。如孔子所云：“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司马迁《太史公自序》）但此时的史传散文还不具备很强的文学性，尚局限于史官文书簿籍的形式。如《春秋》还仅限于提纲式的历史大事记的形式，被王安石讥为“断烂朝报”。至战国时期，史传散文则有了一个长足的发展。其原因也要追溯到文化下移所引起的政治、文化革新。如前所述，“天子失官”，王室的史官沦落至民间，各诸侯国都有了自己的史官，教育的普及也使私人修史成为可能。而社会政治秩序的急剧动荡与变化，则推动着各诸侯国的史官乃至私人去总结治乱兴衰的根源，这势必推动史传散文自身文体的革新与发展。史传散文不再局限于官修史书的旧有模式，无论是史笔还是文笔都更为自由娴熟。《左传》、《国语》、《战国策》可以看作此期史传散文的代表。《左传》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叙事完整的系统史著。它以“言事相兼”，尤以叙事见长。刘熙载《艺概》中称述其叙事“纷者整之，孤者辅之，板者活之，直者婉之，枯者腴之，剪裁运化之方，斯为大备”。注意人物言行的细致描绘和情节的剪裁安排。在语言上既继承了史官简洁的笔法，又流畅生动。要之，《左传》无论在记言、记行，还是记人、记事上都有其独特的艺术成就，其文学性已远远超过了以往的史传著述。“春秋谨严，左氏浮夸”（韩愈《进学解》），也恰恰从反面说明了这一点。但《左传》在总体上还是继承了史家“属辞比事”，寓褒贬于记事的“春秋笔法”，辞约意丰，以记叙为主，而非以思辨见长。而其后的《国语》、《战国策》则受战国剧谈雄辩之风的影响，史传叙事的面孔逐渐淡化，思辨论说之风日见浓厚，已颇近于诸子。如《国语》的一些篇章已有了长篇大论，侧重于说理分析，讲究辞采，多铺排渲染。尤其是《战国策》，汇集了战国游士的纵横谋策之术，文辞恢诡恣肆，酣畅淋漓，被誉为“文辞之胜”（李格非《书战国策后》）。它极具诸子散文的纵横气息，在风格上更近于子书。无怪乎后世著录隶属不一，或入于史部，或入于子部。其文学价值实则远大于其史学价值。其他如《晏子春秋》，是关于晏子生平、传说的汇编，表现出史传散文向传记文学的发展特征，被誉为传记文学之祖。

诸子散文可以说是经历了一个由简到繁的过程。春秋时期的《论语》、《老子》还是简短的语录体、格言式的，文句简约、精妙，颇具素朴之美。这是由中国早期哲学思想的特点决定的。“老孔时代，正是中国哲学思想发育的初期，还没有走到诸子争鸣彼此辩论的时代。因此在他们的文字里，多是说明文的形式，而不是论辩文的形式。”（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随着春秋末期战国初期处士横议、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诸子散文的思辨性、纵横气逐渐增强，由语录体过渡到了论辩文、说理文，同时吸收了史传散文的叙事技巧和描写手法，运用寓言、譬喻等手法形成了说理形象生动的特点。在篇幅上也不断扩大，由零篇断简发展到皇皇巨制。其代表如《墨子》、《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等等。另外，尚有《管子》、《商君书》、《礼记》等著作，皆非出于一时一人之作，成书过程较为复杂，艺术风格亦较驳杂，但也各具其文学特色。

战国时期可以说是先秦散文史上最辉煌璀璨的时期。先秦散文，无论是诸子散文还是《战国策》等史传散文，发展至此已蔚为大观。无论是结构布局，还是表现方法、论辩技巧，都日臻完善，堪称后世文体流变之渊源。

这里试对战国散文，主要是诸子散文的特质作初步的探讨。其特质可概括如下：混沌性，本色性，辩难性，比兴性。

混沌性。所谓“混沌性”是指诸子散文文史哲融为一体的混沌状态。读完诸子散文后我们往往会有“曲终接混茫”的感觉，他们的文章往往哲学史学文学政治不分，显得特别大气。这是因为诸子散文的创作不纯粹是为了审美，更是为了实用，他们要通过自己的文章发表对社会的见解，提出一揽子方案来改革社会政治面貌。此外先秦时文学尚未到达自觉的境界，还处于附庸状态，仅仅是表达思想的工具而已，那种为艺术而艺术的纯文学创作态度只有等待来者了。所以在他们的文章中，我们能看到哲学的思辩、政治的论争和文学的风采，它们常常纠结在一起难分彼此。比如儒家把“仁”作为自己立说的根本，《孟子·离娄上》说：“道二，仁与不仁而已。”道家则正相反，强调因顺自然，老子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表面上是纯粹的哲学论争，其实也反映了深刻的政治内容。“仁”包涵了孝悌、忠恕、爱人及克己复礼，通过压制个性来维护既定的贵族的社会规范和道德原则。道家的“自然说”则主张保全人之天性，否定道德规范和社会秩序。所以哲学的背后恰恰蕴涵着政治的冲突。而诸子深刻睿智的哲思见诸散文的形式后又能充分地展现出其文学和审美特性。如唐代李翱云：“义深则意远，意远则理辩，理辩则气直，气直则辞盛，辞盛则文工。”（《答朱载言书》）比如《庄子》一书历来被认为是诸子散文中最具有审美意韵的，其文汪洋自恣，奇幻瑰丽，充分体现了哲理和诗思的完美结合。后世研究先秦哲学史、史学史、文学史、政治史和思想史的人都能在诸子百家的大宝库中找到各自满意的答案，恰恰反映了诸子散文这种文史哲不分的混沌性。和诸子文史哲不分，行文大气磅礴的散文相比，后世的散文则越往后越内敛，只满足于修身养性、浅吟低唱，趋近于具体而微的盆景了。

本色性。先秦虽然学派林立，但风格各异，所论皆能表现本学派的特色，是为本色性。钱基博《中国文学史》概括各家本色云：“大抵儒家重实际，其文多平实。道家主想象，其文多超逸。法家尚深刻，其文多峭峻。此外如墨杂家之文质，名家小说家之文琐。”其实一家之内不同子书亦各有其风采。如同是儒家，《孟子》与《荀子》即绝然不同。《孟子》气势雄健，感情充沛，有“沛然莫之能御”之风（《孟子·尽心下》）。《荀子》则严谨细密，繁富有致，说理深透。这种本色性正是诸子的可贵之处。如明代唐顺之所论：“秦汉以前，儒家有儒家本色，至如老庄家有老庄本色，纵横家有纵横家本色，名家、墨家、阴阳家皆有本色，虽其为术也驳，而莫不皆有一段千古不可磨灭之见。是以老家必不肯剿儒家之说，纵横必不肯借墨家之谈，各自其本色而鸣之为言。其所言者，其本色也。是以精光注焉，而其言遂不泯于世。”（《荆川先生文集》）唐说至当。盖先秦诸子即使对别派思想有所损益，亦皆能保持本学派的独立性，不致泯灭本派的特色。如果他们剿袭成说，必定会湮没于诸子的喧嚣声中，听不到自己的声音。也正是这种独立的思想、本色的特性，才最终造就出独具异彩、繁盛璀璨的诸子散文。

辩难性。诸子散文大率好辩，他们对本派学说充满了自信与自豪，总想扩张领土，占领别派的阵地，故文章读来元气淋漓酣畅淋漓痛快淋漓，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纵横气”。这种论辩既是时代所赋予的任务，也是各派存在发展的需要，《孟子·滕文公下》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当时的儒墨两家在论辩中势力最为强大，号称显学，而后起之秀法家也不甘示弱，挟横扫千军之笔力，希望钳制儒墨等所谓“邪说”。幸好那个时代还没来得及把思想定于一尊，文化领域内保存着可贵的多元价值论，所以诸子得以放言无惮，互相批评，不存偶像，甚至敢于直面王侯批评国政，因而形成了恣肆纵横的文风、气势。先秦诸子为了在论辩中取胜，往往深入钻研别派学说的优缺点，《庄子·天下》所云：“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虽然，不该不遍，一曲之士也。”在互相学习、辩难的相搏相荡中，诸子散文得到进一步发展。其中《墨子》的类推法、《孟子》的论辩体、《韩非子》的难体足以启迪后世的逻辑学。

比兴性。诸子文章好为寓言、譬喻、类比、联想。章学诚《文史通义·易教下》：“战国之文，深于比兴，即其深于取象者也。”比如《庄子》一书，“寓言十九”。产生这种现象的缘由大抵是受人们的具象思维特征的限制。当时人们只能理解较朴素的东西，过于深奥只会让百姓咋舌惊叹，反而不利于本派学说的传播与发扬光大。因为人们的认识总是由具体到抽象的，在先秦尤其如此，所以诸子行文好为寓言、譬喻、类比、联想。通过这些手法的运用就使事理变得形象生动，富有谐趣，易于被人所理解和接受，从而利于本学派学说的传播。《庄子》一向被认为是诸子散文中运用寓言成就最高的。“寓言十九”，且多用“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取譬设喻，变幻奇特，以谐谑幽默的寓言孕育变化出无穷深邃的哲理，大大增强了其艺术感染力和说服力，可以说将寓言这一文学样式发挥到了极致。

关于战国散文，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上》曾对此有很高评价：“周衰文弊，六艺道息，而诸子争鸣。盖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故论文于战国，而升降盛衰之故可知也……”又云：“后世之文，其体皆备于战国。”其说虽有所夸饰，但亦大致符合战国散文的艺术成就。先秦散文经由史传散文和诸子散文两个系统的发展，最终奠定了中国古代文学的思想和艺术传统，成为后世文学发展之源头与典范。

三

下面谈谈本书的编选体例与原则。

一、本书选录了从《尚书》到《吕氏春秋》等十七部著作中的二百二十余篇作品。选录标准以具有较强文学性和可读性的作品为主，同时兼顾作品在原著中的代表性。

二、在所选每部著作书名之后，列简要解题，概括叙述该书的作者、成书以及书籍内容特点等情况。

三、本书只作注释及句意串讲，不作全文今译。每篇的第一个注释，介绍本篇的内容，概括全文大意。

四、本书的注释分别由董洪利、张量、方麟、李峻岫等四人承担。董洪利负责注释《尚书》、《左传》、《国语》、《论语》、《老子》、《孙子》、《孟子》、《墨子》、《管子》；张量负责注释《荀子》、《晏子春秋》、《战国策》；方麟负责注释《商君书》、《韩非子》和《吕氏春秋》的一部分；李峻岫负责注释《庄子》、《礼记》和《吕氏春秋》的一部分。最后由董洪利负责统审全稿。

任何一个选本都必然会受到选编者个人学术素养、情趣爱好等方面的影响，本书也不例外，其中肯定存在着选目不当等缺陷；另外，由于选编者的水平有限，本书在注释、校勘等方面也可能有不少错误。这些都恳请读者有以正之。

本书编注者
2016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