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石

石刻文字极为丰富，主要分碣、摩崖、碑。

（一）碣

《说文》：“碣，特立之石。”李贤曰：“方者谓之碑，员者谓之碣。”（《后汉书·窦宪传》注）碣就是高石柱子，上小下大，形在方圆之间。如秦始皇琅邪台刻石，阮元《山左金石志》云：“石高工部营造尺丈五尺，下宽六尺，中宽五尺，上半宽三尺，顶宽二尺三寸，南北厚二尺五寸。”泰山顶无字石尺寸约略相当。大约在魏晋以后就被碑取代，较晚的碣是吉林省集安县高句丽墓群矗立的《高丽好太王陵刻石》（甲寅，晋义熙十年，414）。现存较早的是石鼓文，虽然较低，但仍是石柱，属于碣，共十鼓，各刻四言诗一首，咏秦国君游猎事，故又称“猎碣”，字体是秦统一文字之前的大篆，属于秦统一之前的刻石，具体年代有争议，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院，这是我国现存较早的刻石。

（二）摩崖

刻于崖壁，天然之石。秦刻石中的碣石，刻于碣石门，可能是摩崖。汉代著名的《石门颂》（全名《故司隶校尉犍为杨君颂》），记杨孟文修理石门道事，汉建和二年（148）十一月刻，王升撰，隶书。王昶称为汉人极作，习隶者必学范本。在今陕西勉县。唐代《纪太山铭》，在泰山东岳庙后石崖，开元十四年（726）玄宗撰文，亲以隶书书之，汉以来石刻之雄壮未有及此者。摩崖刻石因为简易速成，所以名山崖壁随处可见。泰山经石峪《金刚经》，属于大摩崖石刻，富盛名，书法隶楷兼半。

（三）碑

碑之名起于周朝，墓所之碑用木，以引绳下棺。庙门之碑用石，以丽牲（用于祭祀的牲系在碑上，以取毛血），以测日影。西汉开始有碑刻文字，但极少。东汉则忽然勃兴，现在说的汉碑，一般指东汉碑。蔡邕是写碑文的名家。碑的主体碑身部分是长方体的石块，所以又称“碑版”，上有碑首（东汉时与碑身连在一块），下有碑座。最高的明永乐皇帝为洪武皇帝凿刻的纪功碑（阳山碑材），碑身四十九点四米，全长近九十米。碑正面叫阳，背面叫阴，左右叫侧，首叫额，座叫趺（fū）。唐刘禹锡《刘梦得集·奚公神道碑》：“螭（chī，传说中的无角龙）首龟趺，德辉是纪。”说的是较华美的碑。碑额刻标题，碑阳刻碑文，碑阴、碑侧刻题名。这是通例。也有阴阳面各刻一文的，有阳面刻不完接到阴面的。僧人或信士碑，碑额有造像者。

墓碑立在墓前，又叫神道碑，是供人们瞻仰的。曲阜孔林随处可见。东汉时产生了墓志铭，记生卒年月、姓名、事迹，并系以铭（韵文赞语），内容与碑文相似，但埋在墓圹（kuànɡ，墓穴）中。魏晋南北朝时期曾屡次禁碑，原因是立碑刻文多虚美，且浪费钱财。禁碑刺激了墓志铭的发展，所以出土的六朝墓志铭特别多，这一时期墓志铭也极发达（参李士彪《汉魏六朝的禁碑与碑文的演变》，《中国典籍与文化》1999年第4期）。

碑除了大量用于丧葬外，还用于纪功纪事，表彰功德。修桥、修路、建庙、修观，都有碑记其事。

还有刻诗文法书、名人手迹的。

从唐代开始，还有进士题名碑，前面说的明清进士题名碑即是。

古代还把重要经典刻于石碑，作标准本。儒家经典屡经刻石：①汉熹平石经；②魏三体石经；③唐开成石经（在西安碑林）；④蜀石经（孟蜀至北宋刻于成都）；⑤北宋石经；⑥南宋石经；⑦清石经。

佛经刻石最著名的是房山石经，在北京房山区大房山云居寺。从隋代到清康熙三十年陆续刻成，历时千年之久，刻石一万五千余块，分藏石经山上九个石洞及云居寺西南佛塔旁边地穴中。包括佛经一千余部，三千四百余卷。其余摩崖刻石、经幢都为数不少。

道经自唐代亦有刻石，数量少于佛经。

石刻文字在国外要远远早于我国。例如古埃及新王国时代（约前1567—前1085）制作了大量墓碑、方尖碑等，重者达千吨。方尖碑方柱、尖顶，刻有象形文字及图画。古巴比伦国王汉穆拉比（前1792—前1750）把法律条文二百八十二条刻在高二点二五米的石柱上，叫《汉穆拉比法典》（今藏法国罗浮宫博物馆）。波斯大流士一世（前522—前486年在位）期内镌刻的“贝希斯顿铭文”，在石崖上修整出多幅长方形碑面，写刻了约一千二百行之多的长篇铭文（在今伊朗克尔曼沙阿城东三十公里的贝希斯顿村附近）。中国的石鼓文约在公元前2世纪，较国外晚得多。但中国石刻文献数量庞大，内容丰富，独具特色，有很高的史料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