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開幕式發言摘要

華學誠（北京語言大學教授）：

“文獻語言學”這個名稱並不是由我們第一次提出來的。陸宗達先生談什麽是訓詁時説：“早在漢代，就開始了以掃除古代文獻中語言文字障礙爲實用目的的一種工具性的專門工作，叫做訓詁。在這個基礎上，發展出後來所説的文獻語言學。”

衆所周知，西學東漸以來，西方語言學對中國的影響是全面的，中國語言學也因此獲得了長足的發展，收穫了一系列重要成果。但隨着研究的不斷深入，這條單向接受的道路逐步暴露出不少問題，並引起語言學界的反思。以郭錫良先生、王寧先生、魯國堯先生爲代表的前輩學者，號召以中國語言學的優良傳統爲根，取世界語言學的精華而融通之，堅定地走自主創新之路，爲繁榮中國語言學而奮鬥。這一理念迅速獲得學界回應，並有力地促進了中國當代語言學的發展。正是在這一背景下，文獻語言學作爲富有中國特色的歷史語言學科就應運而生了。

我們現在理解的文獻語言學，當然不局限於訓詁，也不局限於傳統語言學，其内涵更加豐富、外延更加寬廣、材料更加全面、方法更加多元。我們要實現的基本目標概括爲五句話，即“立足事實分析語文現象，依據文獻研究漢語歷史，貫通古今探索演變規律，融會中外構建學科理論，凝聚隊伍成就學術流派”。我們要把文獻語言學當做一個學科來建設，要把文獻語言學當做一個事業來推動。

魯國堯（南京大學教授）：

對中國語言學界來説，2015年11月有兩件大事：第一件是2015年11月5日《國務院關於印發統籌推進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總體方案的通知》發布。通知上説：“建設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是黨中央、國務院作出的重大戰略決策，對於提升我國教育發展水準、增强國家核心競爭力、奠定長遠發展基礎，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爲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提供有力支撐。”“到2020年，若干所大學和一批學科進入世界一流行列，若干學科進入世界一流學科前列。到2030年，更多的大學和學科進入世界一流行列，若干所大學進入世界一流大學前列，一批學科進入世界一流學科前列，高等教育整體實力顯著提升。本世紀中葉，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的數量和實力進入世界前列，基本建成高等教育强國。”讀到這個通知我非常興奮、激動。我們經常講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對我們做學問的人來説，最切身、最切實、最切合的就是這一條令人振奮的信息。

還有一個喜訊。今天是11月28日，北京語言大學召開首屆文獻語言學國際學術論壇，同時舉行《文獻語言學》創刊號首發儀式，這是11月裏的第二件大事。這件大事必將在中國語言學界産生深遠的影響。我們國家提出高校“兩個一流”的建設任務，我們語言學科能不能進入“一流”？要努力啊！千里之行，起於足下，今日就是“足下”，“文獻語言學”就是“足下”。我認爲今天這個文獻語言學國際學術論壇的召開和《文獻語言學》的創刊，具有重要的意義。我們恭賀北京語言大學，敬佩中華書局。現在的雜誌很多很多，一流學科要有一流雜誌，《文獻語言學》就要辦成這樣的雜誌。

王寧（北京師範大學教授）：

今天看到很多老朋友，很多忘年交，很多非常有成就的中青年學者，大家在一起討論一個問題，即文獻語言學。文獻語言學是用中國的方法、中國的材料，同時合理汲取國外的東西而形成的一個學科，爲了這個學科大家聚會在一起。剛才華學誠教授已經説了，文獻語言學是上世紀60年代陸宗達先生提出的一個名稱。陸先生在講《説文》學的時候，提出《説文》學可以叫做文獻文字學；1982年陸先生和我在《辭書研究》上發表了一篇題爲《文獻語義學與辭書編纂》的文章，把訓詁學稱爲文獻語義學。當時我們提出這個問題是爲了説明自己的研究工作，跟今天已經不能比了。今天有了新的文獻來源，有了新的方法，同時還有了新的工具，因此這個名稱要加入非常多的新因素和新内涵，涵蓋了更多人的研究。華教授剛剛提出來五句話，第一句話是“立足事實分析語文現象”，這個事實首先是漢語的事實，而且是歷史語言和現代語言兩方面的事實。第二句是“依據文獻研究漢語歷史”，這就是説，我們的語言研究不能僅有歷史比較語言學，還要有中國語言學自己的方法，這個方法就是要憑藉文獻來研究漢語發展規律、依靠文獻本身來探討漢語的發展規律，要探討我們漢語自己的發展規律。漢語的特點及其研究成果，是可以補充普通語言學的，因此我相信文獻語言學在大家的努力下會有非常好的前途。

秦淑華（中華書局編審）：

當《文獻語言學》開始討論時，我們曾有過一刹那猶豫，我們的工作强度遠遠超過在座各位的想象，但大家意識到這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情，再忙也必須做！上世紀80年代初，在北大迎新會上我聽到王力先生説“語言學是科學”這樣一句話，至今没忘。華教授剛才説到辦刊宗旨，明確要立足於語言事實，這是它的科學性之一。咱們國家對語言文獻有多少深入、細緻的挖掘，有多少歷史語言研究是真正基於文獻語言事實並且在正確理論指導下來做的，值得省視和反思。華老師、北語有了辦這個刊物的想法，中華書局應該擔起來。爲學界做一點踏踏實實的事情，爲中國語言學的建設與發展添磚加瓦，是中華書局義不容辭的事情。

第一輯的編輯時間很緊，需要編纂者與出版者之間協調磨合的事情很多，但我們配合得很好，今天看到了創刊號，請專家們提意見、提建議。特别要提一下的是，刊物的封面是美編室主任親自設計的，刊物所用純質紙是出版部主任選定的用以彩印的紙，我們追求的是文質兼美。

顧青（中華書局總編）：

我談兩點感想：第一，大家知道中華書局人不多，經濟實力也不够强，所以我們衹能要求自己做最該做的事，出最該出的出版物。我知道文獻語言學這個意念在華教授的頭腦中已經存在了很久。很多年以來，他常常在電話中叨叨一下類似的想法，可以説“處心積慮”地要把這個事情做起來。爲什麽我會表態中華書局一定要出這個刊物，因爲我覺得這件事是中華書局應該辦的。中華書局專門做傳統文化典籍整理研究和出版工作，而且要做高水準的書。聽了華教授關於這方面的思路，我覺得這是中華書局的“菜”。因爲是做文獻的，從文獻的角度研究語言對我們整理文獻至關重要。衹有把這中間的一些問題研究好了，文獻整理才能上臺階。國家也非常重視古籍整理。十八屆五中全會關於“十三五”規劃的建議裏邊有四句話好像是給中華書局量身定制的。這四句話是：“構建中國傳統文化傳承體系，保護文化遺産，發展民間工藝，整理中國文化典籍。”“十三五”規劃馬上要做了，從文獻的角度來研究語言非常重要，要納入中華書局的規劃。

再談另一個感想。辦學術期刊很不容易。《文獻語言學》第一輯裏面的文章都非常精彩，各位先生都把好東西拿進去了，而且都是“乾貨”。中華書局看待學術期刊跟别的有些同行可能不一樣。我們認爲有些期刊是可以扔的，有些期刊再也不會重印，但希望中華書局出的學術期刊都具有重印價值。過了五年十年，這個期刊放在案頭上，或者書架上，您還常常覺得這裏面某篇文章很重要，還要看一看，這樣您才會保留它，它也才真正具有保留價值，這是我對《文獻語言學》的期待。作爲一個搞文獻出身的人和一個文獻工作從業者來説，我們看問題要幾十年幾百年地看。我希望這個刊物可以長期辦下去，中華書局願意長期合作、服務下去。一個有價值的期刊是值得承襲和保存的，它的生命力主要體現在品質上，重要標誌是看它活得長不長，這是我們看重的地方。中華書局已經有103年的歷史。前些年，我們提“百年再出發”。我希望《文獻語言學》這樣的學術雜誌能够五年十年五十年一百年地生存下去，因爲文獻語言學這個學科的生命是長遠的。這是我對這個刊物的期待！

崔希亮（北京語言大學教授、校長）：

今年參加了三個活動，對我的影響都非常大：第一是參加中華書局和北京大學聯合召開的《王力全集》出版座談會，發言主要是擺成績、談貢獻，也有反思，會議開得非常成功。第二是參加北師大舉辦的紀念章黄學術思想和陸宗達先生誕辰百年的一個學術研討會，很多先生的發言具有衝擊力，特别是關於繼承與發展方面的觀點，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第三就是參加了人民網大學校長論壇，論壇的主題是建設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背景就是剛才魯國堯先生所提到的國務院文件。在那個論壇上，我提出了一些問題：什麽是一流學科？它的標準是什麽，誰定的標準？西方的標準，還是我們自己的標準？有没有國際公認的一流學科標準？自然科學有，但人文社會科學有没有？大概也有一些，但很多是有爭議的。如果一流學科是指有特色的學科，即我們有而别人没有，比方中國語言文學，那麽這類學科在國際上有没有可比性？第二個是交叉學科，有些交叉學科有可能成爲一流學科，因爲它們都是由不同學科雜交而成的。第三個是新興學科，比方説北語剛辦的語言病理學這樣一個小學科，是應用學科，也是新興學科，在我們國家還没有很多人做。

我想，文獻語言學雖然不是一個新興的學科，正如剛才魯先生和王寧先生所説，它現在已經注入了新的内涵，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它是新生的，《文獻語言學》這個雜誌也是新生的。華學誠教授提出做這件事，我很支持，今天公開表態，今後繼續大力支持。正如顧青總編所説，華學誠教授“處心積慮”謀劃此事很多年了，還有張猛教授、羅衞東教授、石定果教授等也爲這件事情奔走呼號了很長時間。現在時機成熟了，我們可以來做這件事了。

借這個機會我提四點建議：第一，希望文獻語言學這個學科和《文獻語言學》這個雜誌能够有繼承有發展，衹有在繼承的基礎上才會有更好的發展。第二，希望有語文學的功底和語言學的眼光，這是汪維輝教授的話，我借過來用。文獻語言學這個團隊的語文學功底是非常扎實的，再加上現代語言學的眼光，就有兩個翅膀，就能飛起來。第三，要守正出新。這一點與繼承和發展有聯繫，但不完全一樣，守正是前提，出新是目標。最後，在守正出新、繼承發展的基礎上建設有中國特色的語言學。這是多年來我們前輩學者的願望。我們要相信，有了中國特色，有了文獻語言學這樣一些學科的支撐，中國語言學走進世界一流學科是有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