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书》二百二十五卷　北宋欧阳修、宋祁撰

书名和篇目　此书凡本纪十卷、志五十卷、表十五卷、列传一百五十卷，合二百二十五卷。本来和《旧唐书》一样也叫《唐书》，今存各种南宋刻本、明刻本的卷首大题（即书名）还都不加“新”字。正式在卷首大题加“新”字作《新唐书》是始于清武英殿本。但《新唐书》这个名称的出现倒还是很早的，书成三十年后吴缜对此书作纠谬即称之为“新书”，题所撰曰《新唐书纠谬》；司马光撰《通鉴考异》引用此书本纪、志、传时也称之为新本纪、新纪、新志、新传；以后《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著录此书也都径称为《新唐书》，以与《旧唐书》区别。今天写文章时如前面已提过《新唐书》，后面也可省称为“新书”。

撰修　有了后晋时官修的《唐书》，北宋时为什么重新官修一部《新唐书》？这在《新唐书》卷首的仁宗嘉祐五年（1060）六月曾公亮进书表里讲得很清楚，是认为后晋所修的“纪次无法，详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实零落”，并说这是由于撰修者身处五代，“衰世之士，气力卑弱，言浅意陋，不足以起其文，而使明君贤臣、俊功伟烈，与夫昏虐贼乱、祸根罪首，皆不得暴其善恶，以动人耳目，诚不可以垂劝戒、示久远”。后来绍兴元年吴缜进《新唐书纠谬》表中也说，后晋撰修《唐书》者“缀缉旧闻，次序实录，草创卷帙，粗兴规模，仅能终篇，聊可备数，斯盖时异光华之旦，人非宏杰之才，辞采不足以发挥幽潜，书法不足以耸动观听，记述取舍，乖戾舛差”。可见这是当时共同的看法，即认为《旧唐书》撰修者水平不高，书的质量差，所以要重修。总之是出于学术原因，而不是像唐代重修实录那样是出于政治原因。

重修《唐书》的建议是宰相贾昌朝向仁宗提出的。第二年，即庆历五年（1045）五月，仁宗下诏开局重修。关于参加修撰的人员，曾公亮进书表提到了一些，但并不完备，精熟宋、元史的清代学者钱大昕编写过《修唐书史臣表》，收入所著《廿二史考异》卷五六里，按《新唐书》撰修的年月备列提举官、刊修官、编修官姓名。提举官即主持重修工作的，照习惯由宰相担任，先后担任的有贾昌朝、丁度、刘沆、王尧臣、曾公亮。刊修官有点近似后世的总纂、总编，前期以宋祁为主，后期则多由欧阳修承担。编修官协助刊修官撰修，人数多一些，比较重要的有吕夏卿、宋敏求、刘羲叟、范镇、王畴。这个阵容是很强大的，两个刊修官都是当时的大文豪，编修官中不少是唐史专家。如吕夏卿“学长于史，贯穿唐事，博采传记杂说数百家，折衷整比，又通谱学，创为世系诸表，于《新唐书》最有功”（《宋史》卷三三一本传）。宋敏求“补唐武宗以下六世实录百四十八卷，他所著书甚多”，“王尧臣修《唐书》，以敏求习唐事，奏为编修官”（《宋史》卷二九一本传）。即使这样，撰修工作仍费时十七年之久，在仁宗嘉祐五年六月修成全书，正值曾公亮担任最后一任提举官，遂领衔呈上进书表。关于撰修的分工，宋人赵彦卫说“本朝修《唐书》，曾鲁公提举，欧阳公分修帝纪，宋祁公修列传，而志、表则范镇、王畴、宋敏求、吕夏卿、刘羲叟分修”（《云麓漫钞》卷五），又史载刘羲叟修《唐书》时“专修律历、天文、五行志”（《宋史》卷四三二本传）。书成题名时当然不能这么琐碎，因欧阳修主撰纪、志、表，宋祁主撰列传，所以并题二人名，但这已是破例了，“旧制，惟列官最高者一人，欧阳公官高当书，公曰：‘宋公于传功深日久，岂可掩其名，夺其功。’于是纪、志、表书公名，而列传书宋公”（《欧阳文忠公集》附录卷五欧阳发等述《事迹》），今《新唐书》传本即如此分题。又据吴缜《新唐书纠谬》序，书进上后朝廷还付裴煜、陈荐、文同、吴申、钱藻校勘，然后颁行。

新旧《唐书》优劣之争　《新唐书》的撰修者当然认为重修的《唐书》远胜于《旧唐书》，曾公亮进书表就说“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于旧”，把“文省事增”作为《新唐书》的一大优点。此外，《新唐书》的编修官吕夏卿还撰写了四卷《唐书直笔》，前三卷主要是仿照《公羊传》、《谷梁传》解释《春秋》一字褒贬的方法，来讲述《新唐书》某些行文措词的理由，即所谓“书法”，第四卷“新例须知”则主要讲新书废掉旧书哪些列传，增添哪些列传。据《郡斋读书志》衢本卷七史评类“《唐书直笔》”条说：“此其在书局时所建明，欧、宋间有取焉。”则并非根据修成的新书所撰写，而只是修书过程中的建议，因此其中确有许多和新书不相吻合的地方，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唐书直笔》已经四库馆臣加案语指出“新例须知”中列传增损和新书颇有异同，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八“跋唐书直笔新例”也指出《直笔》中所讲书法和新书不合。但至少说明撰修《新唐书》时确有志于讲究书法，否则吕夏卿不致在四卷建议中几乎用了三卷来讲书法。赵翼《陔余丛考》卷一○“新旧《唐书》本纪书法互有得失”条、《廿二史札记》卷一六“新书本纪书安史之乱”条就找出欧阳修撰写本纪的若干书法。这种书法在《旧唐书》以及前此的纪传体正史里都是不甚讲究的，《新唐书》开始讲究，以远绍《春秋》自期，在撰修者欧阳修等心目中当然也认为是一大优点。

但《新唐书》颁行不久即引起不满。吴缜写了《新唐书纠谬》，在找出新书事实上大量差错的同时，并认为撰修者是“不知刊修之要而各徇私好”，他主张：“史之要有三，一曰事实，二曰褒贬，三曰文采。有是事而如是书，斯谓事实；因事实而寓惩劝，斯谓褒贬；事实褒贬既得矣，必资文采以行之，夫然后成史（案：似当作‘书’）。至于事得其实矣，而褒贬、文采则阙焉，虽未能成书，犹不失为史之意。若乃事实未明，而徒以褒贬、文采为事，则是既不成书，而又失为史之意矣。新书之病，正在于此。其始也，不考其虚实有无，不校其彼此同异，修纪、志者则专以褒贬笔削自任，修传者则独以文辞华采为先，不相通知，各从所好，其终也遂合为一书而上之，故今之新书，其间或举以相校，则往往不啻白黑方圆之不同，是盖不考事实不相通知之所致。”此外，吴缜对“文省事增”的事增也提出异议，他认为增出的事“多采小说而不精择”，而“唐人小说类多虚诞”（均见《新唐书纠谬》序）。吴缜这些看法为后来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所承用，晁《志》说“议者颇谓永叔（欧阳修字）学《春秋》，每务褒贬；子京（宋祁字）通小学，惟刻意文章，采杂说既多，往往抵牾，有失实之叹”（袁本卷二上、衢本卷五），陈《录》说“本纪用《春秋》例，削去诏令，虽太略犹不失简古，至列传用字多奇涩，殆类虬户铣溪体，识者病之”（辑本卷四）。

尽管有些不满的议论，在宋代以至元、明到清前期一直是《新唐书》占优势，其间只有明嘉靖时闻人诠重刻《旧唐书》时文徵明所撰写的叙里，沿用晁《志》、陈《录》旧说作了点扬旧抑新之论。到了清代中期，主张新、旧不可偏废之说才转而占上风。乾隆四年将旧书和新书同时刊刻，恢复了旧书的正史地位，《四库提要》说“正史之中二书并列，相辅而行，诚千古至公之道”。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六九“二书不分优劣”条说“平心观之，二书不分优劣，瑕瑜不掩，互有短长”，又说“新书最佳者志、表，列传次之，本纪最下，旧书则纪、志、传美恶适相等”。赵翼《陔余丛考》卷一○、一一、一二，《廿二史札记》卷一六、一七、一八更花了大量篇幅对旧书和新书的增损优劣作了探讨论述，这些论述对阅读《旧唐书》和《新唐书》都有启发帮助。

今天若要判定优劣，只能从史料角度来衡量。如果从史的角度来衡量，则无论旧书、新书都不符合今天的要求，都是不合格的。就新书来说，虽然列传的编排比旧书较有秩序，但总是用封建正统的观念来归类，如把黄巢和发动内乱的军人安禄山、史思明、朱泚等同列，还特地加上“逆臣传”的总名。本纪的所谓“书法”，也都是以维护封建正统的立场来进行褒贬，这和《公羊传》、《谷梁传》之解《春秋》一样早为识者所抛弃，更不能看作是新书的什么优点。从史料角度来衡量，则由于本纪和列传的史料来源不同，不仅旧书纪、传间有矛盾是合理的，新书仍而不作统一也合理，因为统一了反而使异说有湮没的危险，对于今天探讨史实的真相极为不利，吴缜找出这些矛盾是很好的，对此攻击则是不对的。新书本纪学《春秋》写得那么简，甚至把旧书本纪里的诏令统统删掉，这种“文省”都是不对的，这将丢失很多宝贵的史料，如果保存这些史料的旧书不幸真的失传，新书这么做岂不造成绝大的损失！新书在承用旧书列传的同时增添了若干史料，并且增添了旧书所没有的大量的列传，尤其旧书所最缺略的中晚唐人列传，这种“事增”当然是好事，缺点是不注所增史事的出处，也不像《通鉴》那样另有“考异”以说明其史料来源，但不注出处、不作考异本是撰写正史的传统办法，新书不能突破自可原谅。新书列传最大的问题仍是“文省”，硬把旧书列传的文字压缩，往往压掉了有用的史料。再一个大问题是一味追求古雅，把旧书原来文从字顺的文字改成涩体，甚至把原来用骈体文写的诏令、奏议也改成涩体，还喜欢用许多早已死去的古字来更替常用字，弄得满纸佶屈聱牙（《陔余丛考》卷一一“《新唐书》文笔”条就举了很多这类怪例子），这样就容易使原来的史料走样，而读起来困难甚至读不下去倒还是小事。

当然，这样评论不是完全抹煞古人，古人的史学水平总难免受时代所局限。如史与史料的区别，是清代乾嘉时的章学诚首先提出来的，但仍未被同时学者所认识接受，以致像赵翼这样认真读史的学者，在评论旧书、新书的优劣时还未能把史料和史区别开来立论。因此需要在这里重作如上的评论，使读者在接触这个新旧《唐书》优劣公案时能有比较正确的认识，这样对阅读《新唐书》也会带来方便。

怎样阅读　弄清楚新旧《唐书》的优劣，自然知道要以阅读《旧唐书》为主，因为《旧唐书》保存的史料较为原始，不像《新唐书》那样大肆改窜过。而《新唐书》则不应孤立地从头到尾读，应该结合《旧唐书》来读，也就是说，在读《旧唐书》的同时用《新唐书》来对勘补充。说具体点：

（1）《新唐书》本纪由于学《春秋》，讲书法，求简，弄得字数不到旧书本纪的三分之一，而且失去了实录的原来面貌，当然不能作为主要依据，而必需依据实录的节本旧书本纪。不过旧书本纪既是实录的节本，在去取上不可能十分精当，有些有用的史料会被旧书本纪弃去不录。而撰修新书时旧书所利用的高祖到武宗以前的实录仍存在，可以被新书本纪所利用。因此从高祖到武宗以前新书本纪比旧书本纪多出的条目当是出自实录，可用来补旧书本纪的不足。至于武宗以下，修旧书时无实录可凭，而新书的编修官宋敏求却补撰有武宗以下六世实录一百四十八卷（《郡斋读书志》未著录，《直斋书录解题》起居注类著录，但今辑本《解题》文字有脱误，不足据，《宋史》卷二○三艺文志编年类则作武宗二十卷，宣宗三十卷，懿宗二十五卷，僖宗三十卷，昭宗三十卷，哀帝八卷，合一百四十三卷），可作为撰修新书武宗以下本纪的依据。宋敏求“家藏书三万卷，皆略诵习，熟于朝廷典故”（《宋史》本传），所补实录在史料采择上自有胜于旧书武宗以下本纪之处，因此武宗以下本纪不能以旧书为主，要新、旧并用。新书本纪有时增出条目，有时还纠正旧书本纪的错误。如僖宗广明元年黄巢攻占长安后，官军反扑，唐弘夫等曾一度突入长安，为黄巢歼灭，其事旧书本纪记于中和二年二月，宋补《僖宗实录》、新书本纪则为中和元年四月（《通鉴》从后者，见卷二五四并《考异》），今据当时身在长安的韦庄所写的《秦妇吟》，证实宋《录》和新书本纪是正确的。这类事例尚多，读本纪时必须注意。

（2）《旧唐书》十一个志，《新唐书》十三个志，即将《旧唐书》的礼仪、音乐二志并为礼乐志，新增仪卫、选举、兵三志，另将旧书的舆服志改名车服志、职官志改名百官志、经籍志改名艺文志，历、天文、五行、地理、食货、刑法六志的名称则一仍旧书。撰写这十三个志，确实花了很大的气力，《十七史商榷》说新书的志和表在全书中最佳是不错的，它不是像列传那样把旧书列传的文字压缩一下，有时再添加点史料就成为新传，而是全部另起炉灶，不仅新创立的三个志，和旧书名目相同或相当的十个志也都彻底重新写过。这十个志在内容上和旧书出入最大的是艺文志，旧书经籍志只记到开元时，新书艺文志则记到唐末，因此查考唐人的著作主要用艺文志。地理志则新书较旧书也有很多增损，旧志总序说“今举天宝十一载地理”，河北道末也说“今记天宝承平之地理”，但记州县沿革时仍间或提到元和、长庆、大中、景福以至天复、天祐时的情况，新志据《十七史商榷》卷七九“天祐”条推测，“叙各道疆域则以开元十五道为正，叙户口则以天宝为正，叙州郡建置沿革则以天祐为正”，但实际上出入仍很多。史念海撰《两唐书地理志互勘》（分载《禹贡半月刊》第三卷二至六期及第九期），可供阅读新、旧两地理志时参考。旧书职官志开头有自高祖到肃宗至德时职官的增损沿革，有正从九品上下阶的职事官、散官、勋官、爵的名目和所作的解释，新书百官志则概行删削，而写了一大段宰相制度和翰林学士制度的沿革，这些都很有用，都应细读，其他职官名称及职掌的大框框虽无甚出入，所述细节及所附加的小注仍多异同损益，也可互相校勘补充。新书食货志较旧书增多一卷文武官禄米、职分田、公廨田、俸料钱等制度沿革的记述，其他记述则两志互有详略，亦间有异同，如租庸调制“非蚕乡则输银十四两”之说就仅见于新志。新书礼乐志乐的部分将旧书音乐志所载乐章全部删去，礼的部分则按吉、宾、军、嘉、凶五礼次序全部重写。此外新书车服、历、天文、五行、刑法五志和旧书也均有详略异同，都得同时参考阅读，不宜偏废。至于新书新增的三个志，选举志写得还算好，和其他记述唐代选举的文献相比较，《通典》选举典只讲到盛唐，《唐会要》选部、贡举二门所录原始史料虽多，也苦于零散而无条理，新书选举志则对将近三百年的始末沿革大体讲出了个头绪，而且所讲又是关系到唐代政治和社会变革的大事，应该认真阅读。兵志讲唐代兵制、马政，当然也是大事，《唐会要》所录兵制史料太零散，《通典》兵典又只讲战例不讲制度沿革，新书增加兵志自很有必要。可惜志中议论多而条理并不清楚，史料也不够充实，如说“唐有天下二百余年，而兵之大势三变，其始盛时有府兵，府兵后废为彍骑，彍骑又废而方镇之兵盛矣”，就和事实不甚相符，彍骑在唐代兵制演变中并不占重要地位，而节度使的部队来源于“健儿长住边军”这点，在兵志中竟完全没有提到，直到唐长孺撰写《唐代军事制度之演变》才予以解决（唐文原载1948年12月《武汉大学社会科学集刊》，吕思勉《隋唐五代史》第二○章第九节已择要引用），可见这个兵志实在不能令人满意。当年新书的编修官吕夏卿就另行撰写《兵志》三卷，见《郡斋读书志》衢本卷六杂史类，可惜没有流传下来。唐长孺则另撰有《唐书兵志笺正》四卷（1957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引用大量文献，对新书兵志的史料来源作了考索，对其中的错误作了纠正，是阅读新书兵志、研究唐代兵制的必备参考书。新书新增的还有个仪卫志，可供研究仪仗服饰参考，不必细读。

（3）《旧唐书》无表，《新唐书》恢复了《史记》、《汉书》有表的老传统，编撰了宰相、方镇、宗室世系、宰相世系四种表。这种所谓“旁行斜上”的表当然无从通读，只能粗粗地翻一遍，知道表里有点什么，以后需要时去查。这四种表中，宰相表是继承《汉书》百官公卿表制作的，按年记载某月某日宰相的任免，有姓名和具体职称，宰相一格下面还附有三师、三公各一格，记载三师、三公的任免，以后有表的纪传体史几乎都仿照此格式编制宰辅表（《宋史》、《明史》）、宰相表、三公表（《元史》）以至七卿表（《明史》），来表明中央执政者之任免递嬗。不足之处是唐代的宦官从玄宗开元时起已成内朝权力之执掌者，成为和外大臣宰相并称的内大臣，新书没有编制个详细的宦官表，把重要的内职如内侍监、枢密使、左右神策中尉等按年月日姓名表列出来（旧书宦官传、新书宦者传所传的人总嫌太少，不能完全说明问题）。另外，翰林学士后来也有“内相”之称，比徒有虚衔的三师、三公重要得多，新书也没有在宰相表里给它增加一格位置。这些可能是修新书时没有考虑到，也可能是史料缺乏，不像宰相任免有实录、本纪可资依据。现在新书的宰相表和本纪是大体相同的，但使用时也要随时参阅本纪包括旧书以注意其有无违异。方镇表是根据中晚唐藩镇割据的特殊情况编制的，并溯源到盛唐，分别各个藩镇，按年详记其沿革，包括名称的增损更易和管区的盈缩，把纷如乱丝的藩镇割据初步清理出头绪，研究唐史尤其研究中晚唐史检读有关节度使的列传时要随时参考这个方镇表。不过这个表所记沿革“与旧地志所列至德后四十七使及杜氏《通典》州郡门皆有互异处”（《十七史商榷》卷八三“方镇表与他家互异”条），和《唐会要》卷七八“节度使”所记也有出入，使用应该注意。这个表的缺点是没有把各镇历任节度使的姓名列上，直到近代吴廷燮撰作《唐方镇年表》才弥补了这个缺陷。宗室世系表和宰相世系表性质相同，不过宗室世系表是就李唐宗室分房表列世系，宰相世系表是按任职的先后分别列出各姓宰相的先世后裔，每一格列一代，如第二格为第一格之子、第三格为第一格之孙则二表相同。我国自魏晋时代士族地主兴起以来，社会上即重视门阀谱牒，《隋书》经籍志在史部专门设立了“谱系”这个类目，著录了许多帝王谱、百家谱、某氏某家谱，到唐代士族地主虽日见衰败，讲门阀、修谱牒之风还未完全消歇，旧书经籍志和新书艺文志里都有谱牒类著录了前代以及唐人所编撰的大量谱牒书，因此新书编制这两个世系表既有必要，也有足够的资料作为凭藉。现在唐人所编撰的谱牒书除林宝《元和姓纂》外都失传了，因此这两个世系表就更可宝贵，和《元和姓纂》有同样的价值，可供研究唐代显贵人物的家族关系以及考证是否士族抑庶族之用。缺点是这一家族中必须有人做过宰相才能名列宰相世系表，没有人做宰相的家族世系在这个表里就无从查考。再一点是当时因为讲究门阀，伪造世系给自己拉些阔祖宗的事情也屡见不鲜，世系表和《元和姓纂》以及出土的唐人墓志上所载世系往往有出入，就有出于伪造的可能，这点在利用世系表时也需要注意。

（4）《新唐书》的列传从史料来讲有三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完全根据《旧唐书》列传节略改写，这就专读旧传即可，引用时也只能引用旧传而绝对不能引新传，因为尽可能引用比较原始的史料是从事科研撰写论文必须遵循的原则。一种情况是新传承用旧传，但另外增添了一些史料，有时增添的史料还比较多，有时根据别的史料来写和旧传有所不同，《陔余丛考》卷一二开头一条的标题就说“新书列传内所增事迹较旧书多二千余条”，《丛考》这一条以及《廿二史札记》卷一七“新书增旧书有关系处”、“新书增旧书琐言碎事”诸条还列举了新传增添史料的大量实例。此外清人沈炳震《新旧唐书合钞》中用新传来增补旧传之处也可参考。问题是新传所用的这些新史料是从哪里来的，《廿二史札记》卷一七“新书立传独详处”条曾指出“刘晏、李泌、陆贽、李绛、高骈、高力士六传所增于旧书几至倍蓰，盖刘晏传则本于陈谏所论刘晏之功有二害二利也，李泌传则本于李繁所作《邺侯家传》也，……陆贽传则本于《宣公奏议》也，李绛传则本于蒋偕所撰遗事七篇也，高骈传则本于郭廷诲《广陵妖乱志》也，高力士传则本之《巫山记》也（案：当作《高力士外传》），亦可见景文采辑之勤矣”。当然可以查考者还不止这几个传，如新书安禄山传就很明显抄自姚汝能的《安禄山事迹》，其他也最好再能考出一些，因为史料来源不同，其可信程度也不相同，如《安禄山事迹》、《高力士外传》和《陆宣公奏议》等固都可信，李繁所作《邺侯家传》则新书繁传已说“言多浮侈不可信”，只是“掇其近实者著于传”，其实“近实”与否还不是出于修新传者主观臆断，因此使用有关李泌史料时宁相信旧传而不应随便用新传。还有一种情况是旧书无传而新书增添的传，为数极多，计有卷七七后妃懿宗淑妃郭氏、懿宗恭宪皇后王氏，卷七八宗室李从晦、李戡，卷八一三宗诸子嗣薛王知柔，卷八三诸帝公主（其中惟平阳公主、太平公主二传已分别见于旧书柴绍传、外戚传），卷八八姜宝谊、元仲文、秦行师，卷九一温佶、温庭皓，卷九五高重，卷九九李安静，卷一○六杜咸、赵来章，卷一○七赵元，卷一○八裴稹、裴倩、裴均，卷一一○史大奈、冯子猷、契苾明、泉男生、泉献诚、论弓仁、论惟贞，卷一一二韩思彦，卷一一六王搏、陆希声，卷一一七裴伷先，卷一一八韦维、韩朝宗、宋务光、吕元泰，卷一一九武平一，卷一二○卢袭秀、崔碣，卷一二二韦，卷一二四姚合、姚勖，卷一二五苏诜、苏震、苏斡，卷一三一宗室宰相李夷简、李廓，卷一三二柳冕，卷一三六荔非元礼、李国臣、白孝德、张伯仪、白元光、陈利贞、侯仲庄、柏良器、乌承玼，卷一四三元结、戴叔伦、徐申，卷一四五严郢，卷一四六李栖筠，卷一四八康日知、牛元翼，卷一五一董溪，卷一五九樊宗师，卷一六二独孤及、独孤庠、顾少连，卷一六四卢景亮、王源中，卷一六五郑珣瑜、郑裔绰，卷一六六杜孺休、杜 £，卷一七一石洪，卷一七六皇甫湜、卢仝、贾岛、刘义，卷一七七郑薰、敬晦、韦博，卷一八二萧邺、卢简方、韦琮、裴坦、郑延昌、王溥、卢光启、韦贻范，卷一八三韩偓，卷一八六周宝、王郜、邓处讷、雷满、陈儒、刘巨容、冯行袭、赵德、赵匡凝、杨守亮、杨晟、顾彦朗、顾彦晖，卷一八七王珙、王珂，卷一八九高仁厚、赵犨、赵昶、赵珝、田 ·、朱延寿，卷一九○刘建锋、成汭、杜洪、钟传、刘汉宏、张雄、王潮、王审邽、刘知谦、卢光稠，卷一九一忠义王行敏、卢士叡、李育德、吴保安，卷一九二忠义贾循、雷万春，卷一九三忠义张兴、蔡廷玉、孟华、周曾、黄碣、孙揆，卷一九四卓行何蕃，卷一九五孝友张士岩、焦怀肃、张进昭、张公艺（以上四人附序末）、任敬臣、支叔才、程袁师、武弘度、宋思礼、郑潜曜、沈季诠、许伯会、赵师举、徐元庆、余常安、梁悦、康买得（以上五人附张琇传末）、侯知道、程俱罗、何澄粹、李兴（以上二人附侯、程传末）、许法慎、林攒、陈饶奴、王博武、万敬儒、章全益，卷一九六隐逸朱桃椎、秦系、张志和、陆羽、陆龟蒙，卷一九七循吏罗珦、韦丹、卢弘宣、薛元赏、何易于，卷一九九儒学沈伯仪、彭景直、张齐贤，卷二○○儒学徐安贞、陈贞节、施敬本、卢履冰、王仲丘、康子元、侯行果、赵冬曦、尹愔、陆坚、郑钦说、卢僎、啖助、韦彤、陈京、畅当、林蕴，卷二○二文艺吕向、郑虔、苏源明、梁肃，卷二○三文艺李观、欧阳詹、欧阳秬、李频、吴融，卷二○四方伎袁客师、杜生、邢和璞、师夜光、罗思远、姜抚，卷二○五列女房玄龄妻卢、李畲母、汴女李、坚贞节妇李、符凤妻玉英、高壑妻秦、王琳妻韦、卢惟清妻徐、饶娥、金节妇、高愍女妹妹、杨烈妇、贾直言妻董、李孝女妙法、段居贞妻谢小娥、杨含妻萧、郑孝女、李廷节妻崔、殷保晦妻封绚、窦烈妇、山阳女赵、周迪妻、朱延寿妻王，卷二○六外戚郑光，卷二○七宦者骆奉先、马存亮、严遵美、仇士良，卷二○八宦者刘克明、刘季述、韩全诲、张彦弘，卷二一○藩镇魏博田怀谏、何弘敬、何全皞、罗绍威，卷二一二藩镇卢龙杨志诚、史元忠、李茂勋、刘仁恭，卷二一三藩镇淄青横海程怀信，卷二一四藩镇宣武彰义泽潞邓惟恭、吴少诚、李佐之、李师晦、李丕，卷二一七下拔野古、仆骨、同罗、浑、契苾、多览葛、阿跌、葛逻禄、拔悉蜜、都播、骨利幹、斛薛、鞠、俞折、駮马、大汉、黠戛斯、坚昆，卷二一八沙陀，卷二二○流鬼、儋罗、达末娄、达姤，卷二二一上朱俱波、甘棠、喝盘陀、摩揭陀、那揭、乌茶、章求拔国、悉立，卷二二一下安、东安、东曹、西曹、中曹、石、 ‚捍、米、何、火寻、史、那色波、宁远、小勃律、吐火罗、挹怛、俱兰、劫、越底延、谢 /、帆延、石汗那、识匿、似没、役槃、俱蜜、护蜜、箇失蜜、骨咄、苏毗、多弥、伊吾城、师子、陀拔斯单、俱位、新城、末禄、苫、都盘、勃达、阿没、沙兰、罗利支、怛满，卷二二二下罗刹、婆罗、殊奈、哥罗、拘蒌蜜、扶南、投和、瞻博、千支、哥罗舍分、修罗分、甘毕、多摩苌、室利佛逝、名蔑、单单、罗越、两爨蛮、昆明蛮、松外蛮、西洱河蛮、西原蛮，卷二二三下奸臣蒋玄晖、张廷范、氏叔琮、朱友恭，卷二二四下叛臣朱玫、王行瑜、陈敬瑄，卷二二五下逆臣董昌。以上是据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四一“新唐书目录”条所开列，再加以订补的一个单子（钱氏所列颇有遗漏，尤以附传为多，因为有的附传文字不多，且未提行，统计时很容易被忽略），抄在这里供读者使用。这些传里的史料绝大多数是不见于《旧唐书》的，其来源前人只找到很少一些（见《廿二史考异》同条），大部分应是和《旧唐书》中晚唐列传一样根据私家传、状、谱牒或采访所得，其价值不亚于中晚唐旧传，应该配合有关的旧传仔细阅读。

版本　（1）由于《新唐书》历宋、元、明至清初一直占有正统地位，一般人只读《新唐书》而不读《旧唐书》，因此《新唐书》宋以来的刻本远多于《旧唐书》，流传至今较有名的南宋刻本，有十四行残本，旧藏吴兴陆氏皕宋楼，后归日本静嘉堂文库；有同上刻元补版印残本，藏北京图书馆；有十六行残本，旧藏傅氏双鉴楼，建国后归北京图书馆；有建阳书坊魏仲立刻残本，旧藏吴兴刘氏嘉业堂。（2）元刻本，书版明代入南京国子监（即所谓“南监”），修补印行，有些大图书馆收藏有此版的明南监修补印本。（3）明成化南监刻本，后与其他各史刻版配合成“二十一史”印行，世称南监本“二十一史”，现在所见到的一般都是明嘉靖以后到清代初年的递修印本。（4）明万历北京国子监（即所谓“北监”）据南监本重刻“二十一史”，也称北监本“二十一史”，版式改为一律，不像南监本那样存在杂配的痕迹，现在所见到的一般都是明末到清初的递修印本。（5）明崇祯末常熟毛晋汲古阁刻“十七史”本，毛晋是大藏书家，还是我国历史上私人刻书最多的一家，刻这部“十七史”多参考宋、元旧本，不同于当时流行的南北监本。清中期有席氏扫叶山房覆刻“十七史”本。（6）清乾隆四年武英殿刻“二十三史”本，用北监本重刻，不算是好本子，所附考证也出于沈德潜等人之手，和《旧唐书》考证一样不甚高明。殿本的各种覆刻本、影印本、排印本已在讲《旧唐书》版本时讲过。开明本“二十五史”中《新唐书》的参考书目全同《旧唐书》。五局合刻“二十四史”中的《新唐书》则也是浙江书局所刻。（7）商务印书馆百衲本“二十四史”中的《新唐书》是影印几种拼配的南宋本，以静嘉堂藏本为主，配以北京图书馆、双鉴楼及嘉业堂藏本，保存了《新唐书》旧刻的真面目，胜于殿本。建国后又有商务馆缩印精装百衲本和台湾仁寿本“二十六史”影印百衲本。（8）中华书局点校“二十四史”本，底本用百衲本，比《旧唐书》之用岑本高明，其他毛病则一同点校本《旧唐书》。

历史不能割断，分期、断代只是为了研究方便，在研究时往往要上溯前朝或下联后代。如要弄清楚唐初是否还存在关陇集团，就得上溯到形成关陇集团的西魏、北周的史事。有些专题研究时上溯下联得还更远。从这个角度来看，可以说很多纪传史以及其他看来与唐史无直接关系的文献在研究唐史时都有可能利用到。但这样来讲唐史史料学会失之太广、太泛。因此只能讲几部紧接着唐代的纪传史，即唐前的《隋书》和唐后的《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因为这几部书里都有直接记述唐史的史料。下面讲这三部书时也就着重讲其中的唐史史料，而不像前面讲两《唐书》时作全面详尽的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