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志》二十卷 宋宋敏求撰
《长安志图》三卷 元李好文撰
以上两书，明以来一向合刻，因此放在一起来讲。宋敏求是《唐大诏令集》的编集者，传见《宋史》卷二九一，关于其著作只说“补唐武宗以上六世实录百十八卷，它所著书甚多”。《郡斋读书志》袁本卷二下著录其所著《东京记》三卷、《河南志》二十卷，卷五上附志著录《长安志》二十卷，《直斋书录解题》辑本卷八同，《宋史》卷二○四艺文志作《长安志》一十卷（当为“二十卷”之误），又《东京记》二卷、《河南志》二十卷。《东京记》记开封，已佚。《河南志》记洛阳，原记亦不存，其内容则大体保存在元人所修《河南志》内，《藕香零拾》刻有徐松辑自《永乐大典》之本。惟《长安志》仅存。《四库提要》谓：“是编皆考订长安古迹，以唐韦述《两京记》疏略不备，因更博采群籍，参校成书，凡城郭、官府、山川、道里、津梁、邮驿，以至风俗、物产、宫室、寺院，纤悉毕具，其坊市曲折，及唐盛时士大夫第宅所在，皆一一能举其处，粲然如指诸掌，司马光尝以为考之韦《记》，其详不啻十倍。今韦氏之书久已亡佚，而此志精博宏赡，旧都遗事借以获传，实非他地志所能及。”所论尚为详允。志卷一为总序，述分野、土产、土贡、风俗、四至、管县、户口，卷二述雍州、京都、京兆尹、治县官，卷三至五述历代宫室，卷六述唐宫室，卷七至一○述唐皇城及京城各坊，卷一一至二○述京兆府所管长安、万年等二十四县，均以唐代遗事旧闻为多。宋敏求为著名的藏书家（详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卷一），又是研治唐代文献的专家，志中所记多有不见于其他唐代文献者，今日都可作为第一手资料引用。
《长安志图》三卷，《四库全书》本有李好文自序，谓：“及来陕右，由潼关而西至长安，所过山川城邑，或遇古迹，必加询访。尝因暇日出至近甸，望南山，观曲江，北至故汉城，临渭水而归，数十里中举目萧然，瓦砾蔽野，荒基坏堞，莫可得究。稽诸地志，徒见其名，终亦不敢质其所处，因求昔所见之图，久乃得之，于是取志所载宫室池苑、城郭市井，曲折方向皆可指识了然，千百世全盛之迹如身履而目接之。图旧有碑刻，亦尝锓附《长安志》后，今皆亡之，有宋元丰三年龙图待制吕公大防为之跋，且谓之‘长安故图’，则此图前世固有之，其时距唐世未远，宜其可据而足征也。然其中或有后人附益者，往往不与志合，因与同志较其讹驳，更为补订，厘为七图。又以汉之三辅及今奉元所治，古今沿革废置不同，名胜古迹不止乎是，泾渠之利泽被千世，是皆不可遗者，悉附入之。总为图二十有二，名之曰《长安志图》，明所以图为志设也。”结衔题“至正二年秋九月朔中顺大夫陕西诸道行御史台治书侍御史东明李好文序”。此序已将此书撰作时间、缘由、依据等讲说详尽，但《四库提要》却推断此书为李好文至正四年再任陕西行台治书侍御史时所撰，并认为此书本不为《长安志》而作，图、志两不相应，又据《千顷堂书目》怀疑此书原名《长安图记》，明李经与《长安志》合刻时始改今名。今对照自序，皆不攻自破，岂《提要》撰作时所据为缺失自序之本，因而臆说如此。
版本 宋敏求《长安志》据李好文《志图》序所说当本有图，同为宋敏求所撰《河南志》据元人增续本之有图也是佐证，但宋刻《长安志》原本已失传，元刻《长安志》和《志图》也无可寻觅，今所传都是明以来的合刻本，宋《志》的图均早已佚失。其中（1）通行的是清乾隆四十九年毕沅灵岩山馆校刊本，收入所刻《经训堂丛书》中，又有清光绪十三年同文书局影印《经训堂丛书》本，民国时陕西通志局据毕刻铅印本。此本虽附校语（名为“沅案”，实出幕客孙星衍手），仍多误字（有极明显的尚未校出），且所据底本实非善本。《志图》实存二十一图，佚失卷上极重要的“唐宫城坊市总图”、“唐皇城图”、“唐京城坊市图”三图（全部共计二十四图，李氏自序云二十二图者，是把“唐骊山宫图”上、中、下图并为一图而言）。（2）明成化四年郃阳书堂刻本。杨氏海源阁的藏书志《楹书隅录》卷二著录此本，有黄丕烈跋，谓：“李好文《长安志图》、宋敏求《长安志》，近日灵岩山馆曾有刊本，其所据依者乃汪文升家藏钞本也。汪本藏吾郡香严书屋中，昔孙伯渊（星衍）居毕弇山（沅）幕，校刻此书，曾借之，改易行款，并所脱叶而连之，其大误者也。余向收璜川吴氏钞本，借香严本勘之，行款已改易，然缺叶痕迹尚存。……余续收嘉靖辛卯武功康海序、知西安府南埠李侯（经）刻本，彼此参校，所失叶在焉……参校才毕，适某书友以郡中某故家藏成化刊本来，取香严本勘之，知即出于是本，特失去成化重刊一叶，久不知汪钞本为何本耳。”据此，则毕刻出香严书屋藏汪文升钞本，汪钞出明成化本，而成化本实非善本而有脱叶。（3）明嘉靖十一年李经刻本。《四库全书》本即抄自李经刻本，《提要》“《志图》”条谓：“此本乃明西安府知府李经所锓，列于宋敏求《长安志》之首，合为一编”，惟《四库全书》仍将两书分别著录。仅取《志图》与毕刻对勘，除同缺“唐宫城坊市总图”第三图外尚缺“奉元州县图”，且连目也不存，仅多出李好文自序一首，另外卷下也无《泾渠图说序》，可见李经刻本仍欠精善。（4）又民国二十四年西京筹备委员会印陈子怡《西京访古丛稿》，其中有《宋次道长安志系明人重辑本》一篇，认为《长安志》原本已失传，今本系明人重辑。但明前期人一般无辑书本领，明本多脱缺不尽原本旧式是事实，重辑则决不可能（又陈氏此文谓“经训堂本付梓时以康刻为底本，而以《四库》本校勘之”，但今经训堂毕本止有后加的乾隆五十二年王鸣盛序，并未说根据何本，当信黄丕烈跋所说，此《隅录》黄跋盖为陈氏撰文时所未见）。